1、杨跃进：让医患互信，给医生空间“从医这么多年，经历告诉我，医生除了要有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还得有足够的临床水平来预测和防范风险，而且必须通过告知，让患者和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心梗就好比“人体的汶川大地震” ，完全是一场遭遇战健康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上升很快。相对其他疾病来说，心脑血管病的死亡风险较高，心脑血管病患者也是医疗纠纷较多的群体。处理这种高压状态下的医患关系，您有什么好办法？杨跃进：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情告知患者的病情和手术风险。两年前的春节，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老年女性被紧急送到我们医院治疗。当时，值班的内科总住院医师问我，患者在当地就已经发生心梗
2、，送来我们医院时已经“迟到”了 10 多个小时，怎么办？患者的确病情危重，耽误的时间也很长，之前未进行溶血栓治疗，心脏破裂的风险很大。我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跟患者家属说了，并强调我们可以帮她开通冠脉血管，植入支架，恢复血液，但心脏破裂的风险很大，一旦破裂，将难以救治。对此，患者家属表示理解，签订介入治疗知情同意书后，我们顺利完成了介入手术。两天后，这位患者还是因心脏破裂而去世。后来，患者家属到医院讨说法。我告诉他们，医院已经全力组织抢救，尽管是在春节期间，但我们医务人员没有丝毫懈怠；现在这样的结果，医生事先已经有预测，也是目前医学上无能为力的特殊病情。后来，他们总算接受了现实。我常说，心梗就好
3、比“人体内的汶川大地震” ，完全是一场遭遇战。医生能够做的，就是尽全力做到为病人着想，力争对病情准确判断，对不良后果特别是死亡风险有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并将其充分告知患者家属。其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生经常会面临这种选择难题：一方面是患者病情危重急需救治，一方面是医学无计可施，或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从医这么多年，经验告诉我，医生除了有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还得有足够的临床水平来预测和防范风险，而且必须通过告知，让患方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预测风险如同高手点穴，一定要精准地点中穴位健康报：很多专家都在担心，病情危重的患者和充满期待的患者家属以及不很乐观的医疗环境，是不是会影响到医生的工作积极性，让医生
4、不再愿意为患者生命去冒险了？杨跃进：患者家属经常对医生说：“我们千里迢迢奔你们医院而来，就是相信你们的技术。如果病人死在水平这么高的医院，我们难以接受。 ”这番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亲人的自然死亡或许可以接受，但都难以认同手术致死这一残酷现实。所以我想，要改善现在比较尴尬的医疗环境，构建医患互信是基础。对一些病情重、手术风险高，又有希望救治的患者，还应当建立一种科学的独立调节防范机制，既能让患者信任，也能给医生充分发挥技术水平的空间。曾有以为 93 岁的老人请我做心脏支架手术，其风险可想而知。很多医生都劝我不要做。我听从了大家的意见，建议老人药物治疗。可患者家属说：“老人出院在家老犯病，很痛
5、苦。我们信得过你，我们不怕冒险，可不可以做？”在再次冠脉造影后，我与同事们一起讨论介入的风险，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没人表态。我开始逐一分解问题，评估风险，并努力争取到了大家的支持。老人最后顺利进行了心脏支架手术，而且预后良好。健康报：“医闹”的介入常常让医患关系进一步恶化，例如江西上饶“医闹“就造成一名医生被打致重伤，医务人员对此反响强烈。那么，您认为在改善医疗环境方面，我们还应做出那些努力？杨跃进：我设想在每家医院设立术前第三方调解小组，即代表患者和医生双方的利益，又有“裁判员”的权利和责任，其成员由医院所在的区、市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工作机制上，可由医院医疗职能部门组织，医患双方共
6、同来协商解决患者诉求和医疗风险问题。医生对患者的救治一要抢时间，二还要慎重。特别是对于高危患者，应由患者家属向独立调解小组提出他们想达到什么治疗效果，然后又医院组织专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向调解小组提出治疗方案，并真实告知手术风险。如果患者认可，则三方共同签字后实施。这无疑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生的技术精益求精，要能准确的预测、评估和防范手术的风险。预测风险如同高手点穴，一定要精准地点中穴位。要把老百姓留在社区，关键还得重建信任健康报：老百姓之所以抱怨看病难、看病贵，也与医疗资源的分布和利用有关。您曾谈到，我们不需要一个有病的小康社会。那么，我们离健康的小康社会有多远？杨跃进：患者有急重疑难病
7、都想找好大夫，但在紧急状态下，患者不可能自己找专家。这就要求社区、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之间一定要有转诊和会诊机制，建立直通社区的垂直急救、会诊、转诊的功能网络。患者在信任的基础上，按社区医生的帮助合理流向二三级医院，才能真正体现我国现有医疗网络广覆盖的优越性。要把老百姓留在社区，关键还得重建信任，社区医生的技术水平要跟得上才行。就拿心血管病来说，很多患者发病都是在家里。如果社区医生能够很好的第一时间处理病人，就可以主动协助急救系统的转运，极大地降低死亡风险。但假如医生的技术水平不行，不能准确判断病情并给与及时救治，就很可能误诊而是患者失去最佳救治机会。现在我们身处信息社会，各种沟通方式都很发达，使得患者病情导向的理性流向更容易做到。经常有外地医生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有个特殊病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通常在了解情况后，给个合理建议就能方便的帮助他们解决患者的问题。如果当地医生告诉患者，他们咨询了北京的大医院，专家认为这种情况应该这么做，患者肯定很欣慰，心里也很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