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及政策建议王中保 收稿日期：2006416作者简介：王中保（1976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资本国际直接投资中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关系的分析得出，海外投资商为获取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其最优投资规模随着东道国客观投资环境的改善而增大；而东道国为保证引资收益的最大化，其对外资的政策优惠水平严格要求随着其自身客观投资环境的改善而降低。我国主要作为引进外资的东道国，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极大改善，我国应给予外商投资以国民待遇，吸引外商投资应从追求数量扩张型到追求质量效益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应从限制外商进入到增进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积极拓展对外投资，以确保我国在资本全球化中获取最大利益。关键词 资本全球化 海外投资商 东道国 利益博弈 利益最大化通过资本国际直接投资中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分析，本文试图为我国获取最大化资本全球化利益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撑。本文首先进行海外投资商投资行为和东道国引资行为的分析，以便为构造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的反应函数提供现实支撑和合理解释，通过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的均衡分析，得出分析结论，并据此提出我国获取最大化资本全球化利益的合理化政策建议。本文包括四个部分：一、海外投资商投资行为的利益分析；二、东道国引资行为的利益分析；
3、三、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利益博弈的均衡分析；四、我国获取最大化资本全球化利益的政策选择。一、海外投资商投资行为的利益分析海外投资商，指来自东道国以外的，具有明确的投资动机和一定的资本、技术或者管理等优势，投资行为具有完全理性的人格化的投资者组成的集合。海外投资商是从东道国的角度而言的，东道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者总是从总体上看待所有的海外投资者。这也是东道国改善投资环境和制定外资政策的出发点，东道国不会针对每个投资者提供不同的投资环境和制定差异性的外资政策。海外投资商会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最优的投资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用以下模型来描述海外投资商的理性行为：MAX：RW（S1，
4、S2，Sn；X1，X2，Xn）S.T. f：XF其中，RW为海外投资商最大化的目标利润；S1，S2，Sn为海外投资商选择投资规模、投资方式组合的各种策略；X1，X2，Xn为影响海外投资商投资的各种因素；S.T.指制约外商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下面从海外投资商的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影响投资的因素等三个方面进行海外投资商投资行为的利益分析：1海外投资商的投资动机：追求利润最大化大量对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的研究表明，海外投资商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大致包括：占领东道国市场、获取特殊且廉价的原材料、利用东道国低廉且素质高的劳动力、实现规模经济、扩展垄断优势或者保持寡头垄断地位
5、等等。这些动机大致可以归为两类：第一，收入型动机。例如，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占领国外市场，确立和扩展垄断优势等提高产出的收益水平；第二，成本型动机。例如，获取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或者规避关税壁垒、降低销售成本，或者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等等。这两类动机虽然形式不同，所导致的投资行为的特点也有明显区别，但是它们最终的目的完全相同，都是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所以利润被确定为海外投资商的最大化目标，理性的海外投资商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厂商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大型企业来说，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不能解释企业的所有行为。于是有人
6、提出企业的目标还有“销售收入最大化”、“经理收益最大化”和“企业的长远发展”等，但是不管是追求销售收入最大化，从而占领市场，还是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谋划，其最终的目的不过是追求企业长期的利润最大化，而经理收益的最大化如果没有利润最大化作为支撑，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海外投资商的内在唯一动机，具有理论概括的合理性和简洁性。2. 海外投资商的投资决策与利益海外投资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决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是否投资？（2）投资多少？（3）怎样投资？。前两个问题归结为投资规模决策，因为投资规模为零就是不进行投资，否则就是进行投资。外商投资规模，就是指一定时期内，海外投
7、资商在东道国投资的资本总额。最后一个问题涉及投资方式，比如投资是采取独资、合资或者合作的形式，合资企业的股权安排，产品的出口创汇的比例，技术转让的条款，利润分配的方式，当地化的成分，企业经营管理中具体决策权力的安排，当地雇员的比例等等。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式不仅影响了海外投资商的利益，而且影响东道国的利益。比如投资规模弥补东道国的投资缺口程度，投资方式符合东道国的需要程度，投资项目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程度，技术转让条款对东道国吸收利用并培养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的有利程度，产品出口比例，投入品的当地化成分多少等等，决定了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贡献能力的大小。下面从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式两方面进行海外投资商
8、的利益分析：（1）海外投资商的投资规模与利益假定外商的投资方式一定，海外投资商的收益就取决于投资规模QW和资本收益率r。假定不考虑资本的流动成本，海外投资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同于追求收益最大化。假设资本的需求曲线为线性的，可以求出海外投资商的最大投资规模。rA m r = Ak * Qr1r2 n0 Q1 Q1+Qw A/k Q图1. 海外投资商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规模如图1所示，mn为东道国的资本需求曲线，横轴Q为资本规模，纵轴r为资本收益率。Q1为东道国的自有资本规模，在没有外商投资的情况下，东道国的资本收益率为r1，东道国的资本总收益为自有资本规模与收益率的乘积Q1*r1。外商的投资规模为QW
9、时，东道国的资本总量为Q1+QW，资本收益率下降到r2，外商投资的总收益为QW* r2，如图中阴影面积所示。资本的需求曲线为：r= Ak*Q，其中A，k为常数。外商投资者的收益函数可写为：RW = QW*r = QW *（Ak*（Q1+QW） （1）要最大化收益RW，得满足d RW / d QW0，得到满足最大化收益RW的最佳投资规模Qwe为：Qwe =（Ak*Q1）/ 2k = （A/k Q1）/ 2 （2） 由（2）式可知，海外投资商的最优投资规模与东道国的最大资本需求规模A/k和自有资本规模Q1之间的资本需求缺口成正比，但是海外投资商的最优投资规模总是小于东道国的资本缺口。（2）式还可以
10、写为：Qwe =（Ak*Q1）/ 2k = r1/2k （3）由（3）式可知，海外投资商的最佳投资规模还与东道国引资前的资本收益率成正比。上述（2）式和（3）式得出的结论只是具有启示意义。而在现实经济中，海外投资商的跨国投资的资本收益率可能与东道国的资本收益率不一致，这一方面因为东道国对待内资的政策与给予外资的政策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因为外资与内资所具有的自身和外在的客观条件不同。其次，资本的收益曲线可能不是线性的。 （2）海外投资商的投资方式与利益 海外投资商对东道国的投资方式涉及的方面很多，现仅分析股权安排、投入品的当地成分、产品的出口比例等方面对海外投资商的利益影响。就股权安排来说，海外投
11、资商是采取独资方式，还是采取合资方式进行投资，以及合资方式下的出资比例，都与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有关。如果外商出资的比例是100%，那么外商投资企业就是独资企业，出资比例低于100%就是合资企业。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对海外投资商利益的直接影响就是海外投资商按照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外商的股权比例越高，分享的利润比例就高。另外，外商在东道国投资的企业的参股比例越高，外商越有动力把母公司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经营诀窍转移到东道国的子公司，充分利用内部化优势和享有内部化利益。再者，外商对在东道国的子公司的参股比例越高，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控制能力也越强，子公司就可以雇佣更多的来自母国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口来自
12、母国的用于生产所用的原材料和投入品，充分利用经营管理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享有“转移定价”的好处。可见，海外投资商在东道国投资企业的参股比例越高，享有的利益也会越多。这就从利益的视角解释了海外投资商倾向于在东道国设立独资企业和控股企业的原因。对于海外投资商的非控股企业，“越来越多的迹象在向人们展示的是，资本合资的产权组合形式实际上往往是跨国公司占领东道市场的一种过渡形式。” 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壁垒、进入、效应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216 海外投资商通过对投资企业的增资扩股或收购等形式逐渐把东道国“挤出”控股权地位。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额占FDI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4%，到200
13、0年已经上升为47.3%，已经占据了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半壁江山。 崔晓红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独资企业已占半壁江山J中国统计, 2001（10） 从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个论点。 东道国的利益分享与其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并不与海外投资商一样是正向的关系。从利润分享的角度，东道国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越高，其分享的利润也越高。但是，另一方面，东道国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越高，海外投资商越不会把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经营诀窍转移到投资企业，这样就导致东道国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越高，东道国获取的技术扩散和溢出效应的利益就越少。当东道国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达到100%时，企业就变
14、成了内资企业，东道国享有的国际直接投资利益也变为了零。可见，东道国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既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有一个最佳的投资比例使得东道国获取最大化的国际直接投资利益。 外商投资企业投入品的当地成分越高，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能力也越强，不仅可以增加当地企业的产出，增加就业，而且可以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帮助下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技能，并且减少了外汇支出。因此，外商投资企业投入品的当地成分越高，东道国获取的利益就越多，相反母国获取的利益就越少。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的比例越高，东道国获取的外汇也越多，就可以改善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而产品如果出口到母国，出口的产品如果是母国也生产的竞争性产品，
15、就会减少母国的同种产品的生产和带动母国就业的减少，母国的利益就会受损，当然母国的消费者可以从得到更多样物美价廉的产品中获益。3. 影响海外投资商投资收益的因素 影响海外投资商投资收益的因素有海外投资商自身的因素，也有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其对海外投资商的投资的态度等因素。海外投资商自身具有的技术等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等影响对外投资的收益，同时海外投资商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式也影响海外投资商的对外投资收益，现在仅就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因素对海外投资商投资收益的影响进行讨论。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因素，是指东道国影响海外投资商收益的各种自然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和。东道国投资环
16、境按照能动性可以分为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1）客观的投资环境因素。主要指东道国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经济结构、基础设施条件、技术水平、地理条件和风俗文化等，这些因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客观性，影响海外投资商的投资利益和决策，但是不会随海外投资商或东道国决策行为的改变而随时发生变化。（2）人为的投资环境因素。主要指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等，如东道国制定的对外开放战略、外商投资的政策、外商投资的法律以及这些法律规定、政策的连续性等。这些因素具有主观能动性，东道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变。一般说来，东道国对外资开放度和优惠
17、度越高，外商投资得到的利益就越多，外商对东道国的投资也会越多。二、东道国引资行为的利益分析东道国，又称为引资国或受资国，指由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引资企业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明确利益目标和完全理性的人格化的主体。这个复合而成的人格化主体的核心是东道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因为东道国政府是引资方利益的主要代理人，其博弈策略主要表现为制定的利用外商投资的各种政策法规。它不仅是对海外投资商进行激励、约束和管理的主体，而且是东道国国内其他利益主体利用外资的基本行为规范的确立者。把东道国内部的各种利益主体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主体，一方面因为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东道国内部的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外部经济问题，任
18、何一方主体的收益和成本都不能全面反映东道国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因此，这种抽象的利益主体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出于分析结构对称的需要，影响海外投资商收益的东道国环境因素是宏观的、整体的，因此，采取笼统的、综合的东道国概念比较合适。当然东道国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博弈关系，而我们在此忽略了东道国内部利益主体之间博弈对东道国外资政策制定和实施造成的非效率影响。1. 东道国的引资动机：发展本国经济东道国内部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它们各自的引资动机会各不相同，但是各种动机的重合部分就是利用外资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东道国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这种动机展现出各种具体的子动
19、机即获取各种具体的子利益：利用外资弥补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资本缺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利用外资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外资改善就业状况和提高就业水平；通过利用外资加强本国与国际经济联系，提高和扩大出口能力，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等。虽然东道国引资获取的子利益内容各不相同，但是从这些子利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角度来看，它们都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存在很好的“可同约性”，当然各子利益对经济发展的权重是各不相同的。正如我国当今利用外资的情形，本国储蓄能力很强，资本缺口不大，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粗放型”经济条件下，转向追求高质量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20、，由此，利用外资就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因此，为发展我国经济，也就会给予引进先进技术很高的权重。通过对各种子利益的整合达到引资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地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最快地促进东道国福利水平的提高。2. 东道国的引资策略与利益前文指出，东道国的客观投资环境因素和人为投资环境因素影响海外投资商的投资决策和投资利益。但是，东道国的客观投资环境因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东道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等是不可主观操纵的，或者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因此，这些因素不能作为东道国的引资利益博弈的策略对象，而只是作为东道国引进外资的约束条件出现的。东道国的人为投资环境因素
21、体现了东道国在引进外资的主观能动性，是引进外资利益博弈策略指向的对象。东道国引资利益博弈的策略就是东道国制定的针对外商投资的各种政策和法规的集合。为便于分析和量化处理，把东道国的引资策略分解为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和“优惠程度”两个方面：（1）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与利益开放程度是指东道国允许外商投资参与本国经济的程度。在宏观经济层面，它表现为东道国允许外商投资在本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所处的地位；在中观经济层面，它表现为东道国各产业对外商的接纳程度或允许外商进入的程度；在微观经济层面，它表现为东道国允许海外投资商在具体企业所占的股权比例，或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控制能力等。具体说来，东道国对外
22、商的开放程度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对外商投资产业的限制。一般说来，东道国往往限制外商进入那些有战略意义和发展前途、需要一定程度保护的朝阳产业，以及关系重大的公用事业。第二，对外商投资所有权的限制。为保证本国企业对经营活动的控制能力，以及对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一揽子要素的获取能力，东道国一般都要对外商在合资企业中的所有权的比例给予一定的限制。第三，对外商投资经营活动的限制。一般说来，要求外资企业承担一定的出口义务，使用和加工本国的原材料，生产制造投入品的当地化，培训本国的员工，全部转让技术诀窍，设立研发机构等。 第四，对外商投资的其他限制。如对外商的进入进行严格的审查，对外商在本地取得资金来源
23、进行限制，对利润的汇出进行限制，对货币的自由兑换进行限制等等。东道国对外商开放的最低限度就是禁止外商投资，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或者说，东道国对外商的约束或者限制过于严厉，以至于外商放弃在东道国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的开放度为0。东道国对外商开放的最高限度是东道国完全开放本国经济，给予外商同本国企业一样充分的产业进入权利和经营活动空间，或者简单说，给予外商国民待遇，这时对外商开放的最高限度可以定义为1。从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上，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资源可以更加自由地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进行配置，从而可以提高总体的经济利益，在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提高双方的收益水平。对海外投资商来说，开放
24、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增加海外投资商的投资机会，而且可以降低投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投资收益，况且东道国后期开放的经济领域是前期保护起来的利润率比较高的行业。因此，海外投资商的投资收益随着东道国开放程度的提高边际递增。对于东道国来说，开放程度的提高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使其获取更多的外商投资以及与此伴随的各种稀缺要素的投入，从而提高收益水平；另一方面，开放程度的提高将使民族企业和国家主权等方面受到冲击而遭受损失。这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东道国的净收益水平。东道国应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本国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控制能力，来选择本国的开放度，以取得东道国
25、自身福利增加的最大化。（2）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优惠程度与利益东道国的开放程度是通过约束和限制外商投资以使其对本国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东道国对外商的优惠策略是通过鼓励和诱导来追求同样的目的。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中极为常用的一种策略。从优惠策略的实际内容来看，除了极为普遍的税收优惠外，还有关税和进出口配额等方面的优惠，以及各种投资奖励。其中，既有对普遍适用的一般性优惠条款，也有专门针对某些地区、产业或者符合东道国某方面特殊需要而特殊设置的优惠条款。东道国的优惠策略就可以从优惠水平和优惠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优惠水平，指相对于东道国本国企业而言，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和财政等方面
26、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的总体水平。第二，优惠结构，指东道国对不同投资地区、投资领域、投资规模、投资质量等方面的外商投资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水平所形成的分布结构。吸引外资的优惠结构策略确立的依据是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方向、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等。一般来说，东道国给予发达地区的政策优惠少，不发达地区的优惠政策多；给予特别需要发展的产业的政策优惠多，不鼓励发展的产业政策优惠少；对经济增长贡献多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多，对经济增长贡献少的优惠也少。东道国外资策略的优惠水平高低，既取决于普适性的优惠水平高低，也取决于结构性优惠的水平，是它们按一定权重加总的结果。为分析的简化，仅仅考察东道国外资策略的优惠水
27、平对东道国和海外投资商的利益影响。东道国对外资优惠的策略空间取值设定在0,1区间。如果东道国对外商投资不提供任何高于本国企业的政策优惠，即对海外投资商实行国民待遇，东道国的外资优惠策略取值为0；如果东道国把引进外资所获取的全部利益都让渡给海外投资商，即向海外投资商提供最大程度的优惠，那么东道国的外资策略取值就是1。显然东道国的外资政策优惠水平越高，海外投资商获利就越大。但是对于东道国的收益水平，外资政策优惠却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政策优惠具有“引资效应”，政策越优惠，东道国吸引的外商投资就越多，随之也获取更多的稀缺要素，从而增进东道国的收益。另一方面，政策优惠又具有“成本效应”，引资政策
28、越优惠，东道国对海外投资商的利益让渡就越多，东道国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而且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相应地使本国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制约了本国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利用外资的间接成本。东道国在开放程度和优惠程度的二维空间选择行动的策略组合，以使得东道国福利增加的最大化。可以用如下函数表示：MAX：Rd（K，B）S.T. RW（QW，S）f（K，B，H，O） K0，1 B0，1东道国通过选择开放程度K和优惠程度B来达到引资收益Rd最大化。 这里的引资收益是指的考虑成本因素的净收益，下文中提到的海外投资商的投资收益和东道国的引资收益都是指净收益。 约束条件是海外投
29、资商的收益函数RW（QW，S），其中海外投资商通过选择投资规模QW和投资方式S来获取投资收益RW，而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式的选择是东道国开放程度K，优惠程度B，客观投资环境因素的有利程度H，和自身优势O的函数。其中K和B都在0，1范围内。三、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利益博弈的均衡分析我们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来描述和分析东道国与海外投资商之间的利益博弈行为。完全信息是指博弈的参与者东道国与海外投资商对博弈过程的各方面信息都很清楚。这一假设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东道国对海外投资商的投资偏好、优势特征和决策函数了如指掌，海外投资商也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因素，以及东道国外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决策函数也十分清楚；其
30、二，两者对博弈过程中，对手对自己每一种行动或策略的可能反应，以及每种可能的策略状态下，双方的收益水平等信息是充分掌握的；最后，双方相互都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地信息充分。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海外投资商和东道国同时行动，虽然行动前两者对博弈的各种信息的掌握是完全充分的，但是并不知道对手实际将选择的博弈策略和最终的博弈格局，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同时假定对手完全理性，来判断对手的实际策略选择，并依此确定自己的最优策略。博弈的标准式表述包括：（1）博弈的参与者；（2）每一个参与者可供选择的战略集；（3）针对所有参与者可能选择的战略组合，每一个参与者获得的收益。这里博弈的参与者有两个：东道国和海外投
31、资商；为简化分析，东道国的战略是只能选择外资政策的优惠程度B，东道国的战略空间可表示为： B0，1。海外投资商的战略是只能选择投资规模QW，海外投资商的战略空间可以表示为：QW0，A/k，A/k为东道国最大的资本需求规模（前文中已经阐述）；下面分析海外投资商和东道国的反应函数。1. 海外投资商的反应函数海外投资商通过选择投资规模，以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以此求出海外投资商的反应函数。从前文对海外投资商的投资行为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1）海外投资商的投资收益是由投资规模、投资收益率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外商投资收益是外商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增函数，有RW /r 0。（2）东道国资本的总
32、规模越大，资本的收益率也越低，因此对于外商投资来说，存在一个使得海外投资商的总收益最大的最优投资规模Qwe。（3）外商投资的资本收益率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东道国的客观环境因素的有利程度H和对外商投资的优惠程度B是决定外商投资收益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外商投资的资本收益率r是H和B的函数，并且r是H和B的增函数：r = r（H, B）且QW/B0，QW/H0为便于分析，定义r（H, B）为一线性函数： r = aB + bH （4）其中a，b均为常数，且a0，b0。海外投资商的投资收益RW与投资规模QW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在初始阶段，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增加，外商的投资总收益是递增的，但是
33、投资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当投资的边际收益为零时，外商的投资总收益达到了最大，这时的投资规模就是最优的投资规模。随着投资规模的继续增加，外商的投资总收益递减。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外商投资收益定义为投资规模的二次函数，以及投资收益率的增函数：RW QWr cQW2 （5）其中c为常数，且c0 将（4）式代入（5）式得到（6）式：RW QW（ aB + bH） cQW2 （6）海外投资商通过选择QW最大化RW，因此RW /QW 0，得到：QW （ aB + bH）/2c （7）（7）式就是海外投资商进行投资决策的反应函数，说明外商的投资规模随着东道国的外资政策优惠B的增加和投资环境H的改善而增
34、加。 Rw Rwe O Qwe Qw图4-3 外商投资收益与投资规模的关系2. 东道国的反应函数东道国通过选择外资政策的优惠程度，来实现引资收益的最大化，从而求出东道国的反应函数。通过前文对东道国引资行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东道国的引资收益Rd是由引资需求规模Qd、引资政策的优惠程度B、外商的投资规模Qw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在其他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存在最佳的外资优惠程度，使得东道国的引资收益达到最大。（2）在最佳的外资优惠程度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外商投资规模，使得东道国的引资收益最大化。东道国的引资收益与海外投资商的投资收益一样是开口向下的投资规模的二次函数。（3）东道国的引资收
35、益还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接受和吸纳能力、东道国的现有技术和管理能力、与海外投资商交易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海外投资商的投资方式，等等。为此，我们设定东道国的收益函数为（8）式：Rd k1（QdQwQw2）B k2QwB2 （8）其中k1 ，k2均为常数，且k10，k20。 东道国通过选择外资优惠程度B的大小达到引资收益Rd的最大化，所以有Rd /B0，得到东道国引资决策的反应函数（9）式。 B k1（QdQw）/2 k2 （9）东道国引资决策的反应函数（9）式中，（QdQw）为东道国资本需求规模与外商投资规模之差，即东道国的资本缺口。所以东道国的反应函数表明，东道国外资政策的优惠程度与东道国的资
36、本缺口成正比，东道国的资本缺口越大，东道国外资政策的优惠程度就越高。3. 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均衡在博弈中，海外投资商和东道国同时行动。双方都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预期对手可能选择的行动，然后以此为前提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海外投资商和东道国都可以准确了解到对手的反应函数。双方的决策过程表现为在对手的反应函数路径上，选择自身利益最大的策略点。由于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双方选择所选择的策略点必然重合，该点就是双方利益博弈的均衡点。该过程的表述，就是求出两个参与人的反应函数所构成的二元方程组的解： Qw （ aB + bH）/2c （7）B k1（QdQw）/2 k2
37、 （9）（7）式和（9）式联立求解得到： Be 2c k1/（4c k2+ a k1） Qd b k1/（4c k2+ a k1）H （10）Qwe a k1/（1+ a k1） Qd b k1/（1+ a k1） H （11） （Be，Qwe）为东道国与海外投资商利益博弈的均衡点，这是唯一的纳什均衡。给定的东道国的政策优惠程度Be，海外投资商的最优投资规模是Qwe；同样，给定海外投资商的投资规模Qwe，东道国最优的政策优惠程度为Be。根据（10）式，可以得到结论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保证引资收益的最大化，东道国外资政策的优惠水平B应随客观投资环境H的改善而降低，随投资环境H的恶化而提
38、高。因此，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与客观投资环境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随着客观投资环境的改善，严格地要求东道国的政策优惠水平下调，否则，东道国客观投资环境的改善，不仅不会增加东道国的收益水平，可能还会使得其收益水平下降。但是若考虑外资政策的调整成本，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因为频繁地调整外资优惠政策，会破坏政策的稳定性和海外投资商的预期，增加外商投资的风险，影响海外投资商的投资热情，从而会降低投资的规模，也会降低影响东道国的投资收益，因此需要权衡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方向与具体调整方式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根据（11）式，可以得到结论二：随着东道国客观投资环境的改善，海外投资商的最优投资规模增大。这从一定程
39、度上说明了，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明显由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吸引的外商投资规模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商投资规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个特例，这一方面因为吸引外商投资还与外资优惠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吸引外资较多的沿海地区的客观投资环境也较优。但是，东道国客观环境的改善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客观投资环境还会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今后较短时期内，全球投资的分布不会有较大改观。四、我国获取最大化资本全球化利益的政策选择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表明，引进外资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了技术和管理水平，创造了更多的就
40、业机会，增加了财政收入，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利用外资获取了颇丰的引资收益。随着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应该积极调整引资策略，从而增进引资收益。同时，我国不仅要引进外资，获取引资利益，而且要作为投资国对外投资，获取对外投资利益，以便在资本全球化中获取最大化的福利增加。 1. 从优惠政策到国民待遇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分析表明，随着东道国客观投资环境的改善，东道国为获取引资收益的最大化，就严格要求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政策优惠水平下调。改革开放后，为吸引大量外商投资，我国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从所得税优惠，到进出口权优惠，再到关税优惠，以及地方给予外资的土地无偿或低廉的划
41、拨等，使得我国对外商投资提供的政策优惠水平，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高的。这一方面是我国改革初期客观的投资环境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向世界表明自己开放决心的有效方式。随着我国利用外资实践的不断深入，这种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第一，优惠政策使我国资本和技术实力本来就落后于外商的国内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加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大大限制了民族企业的发展，这与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第二，优惠政策导致对民族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差别待遇，人为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第三，优惠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成本”，而且由于政策操
42、作的复杂性和随意性的增加，降低了政策本身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大量假外资的存在就说明，优惠政策并不一定能够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第四，从全球资本的投向来看，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各种外资优惠政策，远不如优良的投资环境更能够吸引资本的投入。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保持内外资的公平待遇，有利于降低投资质量不高的“政策偏好型”外商投资的水平，提高我国外商投资质量的整体水平。因此，我国为获取更多引资收益，应调整引资策略，逐步降低乃至取消内外资不平等的外资政策优惠水平。同时，投资优惠政策的调整应与我国的产业政策与地区发展政策结合起来，把外资和内资投向引到我国急需发展的产业和中西部地区。2. 从限制外商
43、进入到增进民族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目前一方面给予外商投资许多政策优惠，外商投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我国对外商投资的许多领域实行准入限制、所有权比例要求和当地化成分要求，外商投资又遭受了“次国民待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我国民族企业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35年宽限期的结束，外资企业在投资领域等方面也将享受“国民待遇”。而国民待遇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惯例，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已经将适用于外国产品的国民待遇原则延伸到外商投资企业的领域。因此，我国为了增进引资收益，应从仅仅保护民族企业入手，转变到逐步降低对我国民族企业的保护程
44、度，增加民族企业的竞争力上来。只有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强，才能加快外国先进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提高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如果民族企业的竞争力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实力相差不大，外资的竞争将对民族企业的发展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如我国的家电行业。相反，如果实力相差悬殊，再加上不公平的投资政策优惠，民族企业将会在竞争中失利。如我国的移动通讯制造行业、洗涤用品行业、饮料行业、彩色胶卷行业等，外资企业都占据国内绝大部分市场，处于垄断地位。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提来升民族企业的竞争力，达到富国强国之梦。第一，我国应该鼓励民族企业通过国外商业贷款取
45、得国外资金，然后购买国外专利取得国外先进技术，再进行吸收和创新，来达到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和民族企业的竞争力的目标。第二，继续鼓励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与我国民族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和向我国进行技术转移。第三，通过制定和完善反垄断法、反不公平竞争法来限制外资企业对我国市场的垄断，保护我国民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3. 从规模扩张到增进质量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体规模不仅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而且近两年还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的外资企业投资规模偏小，资金到位率低；外资企业的技术档次低下，多数是以追求低投入、高回报和短周期为投资原则的中小型投资企业，大部分投资项目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相当一些外资企业给当地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劳动条件恶劣和劳动保护不善；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布局不合理，第一产业投资太少，第二产业集中在一般加工业，第三产业集中在利润丰厚的房地产业。因此我国引进外资的策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