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激荡 30 年 目录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史 19782008(上卷)激荡三十年序激荡三十年之一激荡三十年之二激荡三十年之三激荡三十年之四激荡三十年之五激荡三十年之六激荡三十年之七激荡三十年之八激荡三十年之九激荡三十年之十激荡三十年之十一激荡三十年之十二激荡三十年之十三激荡三十年之十四激荡三十年之十五激荡三十年之十六激荡三十年之十七激荡三十年之十八激荡三十年之十九激荡三十年之二十激荡三十年之二十一激荡三十年之二十二激荡三十年之二十三激荡三十年之二十四激荡三十年之二十五激荡三十年之二十六激荡三十年之二十七激荡三十年之二十八激荡三十年之二十九激荡三十年之三十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史 19782008(上卷
2、)我在 FT 中文网(http:/ 年下卷才会出版，所以我在这里提供上卷的电子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史，我不禁激情澎湃，难以抑制！改革那时经济的先行者无所顾忌的释放着激情，极力的探索着那无尽的经济！生存下来的成功者，现在如此的大名鼎鼎，听起来如此如雷贯耳！张瑞敏，柳传志那是一个梦想的时代，那是个创业的时代，那是个观念转变的时代，那是个奋进的时代！那是个企业家的时代！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培根！看看过去的历史，想想现在经济，也许你能更多的收获！我觉得多说无益，不如好好读读这本书！希望读书愉
3、快！本书下载于 TXT 图书下载网，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 激荡三十年序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2006 年 1 月 29 日，中国春节。写于 38000 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拜伦：唐璜 ，第一章第一节一1867 年 9 月 27 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 ”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
4、，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 。2004 年 7 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 MSN 对话中提出写作 1978 年到 2008 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
5、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 10 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 30 年
6、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 “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 ”我在 MSN 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 100 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二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
7、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 年2008 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 13 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 1983 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 3 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
8、。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 1992 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 5 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 ，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 ，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0 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
9、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 “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 。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 。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 ，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 ，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
10、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1978 年，高考恢复，上百万青
11、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 20 岁以上的学生，其中 3 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 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 40%。也是 1978 年前后，从湖南和四川的监狱里先后走出了两个当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来崇尚忧国论道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 ，是时刻准备用热血去唤醒迷乱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子。杨曦光出狱后就参加了全国高考
12、并一举登榜，3 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再两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 2004 年，皈依基督教的他离开人世。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惊心动魄的道路，他出狱后当即借了 300 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随后的 10 年里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为最早的 “中国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 50 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有时还写出一两封让人感慨万千的
13、信件来。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在 1978 年到 2008 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
14、编造最美丽的谎言。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在书稿整理的某一个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过一个很怪异的感慨：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三过去 20 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的
15、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20 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我将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长轨迹，它们是一股根本
16、不可能被绕过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自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一天起，它们便已经是中国企业，在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这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鉴价值的教案。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是以松下、索尼、东芝为代表的日本集团，松下幸之助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际级企业家，而东芝在中央电视台的“TOSHIBA TOSHIBA，大家的东芝”让人至今难忘，这与当时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强势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在各项利益密集的领域，外资的力量以及其经理人群体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及政策的走向。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
17、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也许只有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后，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才可能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观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命题，如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题。在这种框架性结构之外，我还尝试论证，在商业史上，并不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如果当年联想的倪光南和柳传志没有反目成仇，联想有没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条更具技术色彩的道路？如果张瑞敏和他的团队早早地成为了海
18、尔集团的资产控制者，也许他就不会让海尔的资本结构如此繁杂，海尔的成长轨迹或许会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没有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中国政府很可能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那么，中国公司的成长版图会不会全然改变？如果你认为这些设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无法体味到历史的内在戏剧性。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身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
19、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迹的商业圈，但是 30 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超常规所带来的各种效应。真相如水底之漂，迟早会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业界是存在“报应”的。四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过去的 30 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
20、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当我感觉疲惫的时候，我常常用沃尔特李普曼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这位美国传媒史上最伟大的记者在他的 70 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李普曼说得多好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我想我是快乐的。自从 2004 年的夏天决定这次
21、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每当月夜，我便孤身闯入历史的迷雾。我的书屋正对着京杭大运河，河水从我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过一个弯，就是运河的起点处拱宸桥。这一线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间横贯整个华北平原，最后进入北京城，到积水潭、鼓楼一带戛然而至，710 年来，世事苍茫，却从来没能阻挡过它的无言流淌。20 多年前，杭州段运河清澈可见游鱼，20
22、 多年来，楼宇日见林立，水体终而浑浊，现在，当地的政府突然又回过头来搞运河的治理，想要把它开发成夜游江南的一个景点去处。此刻，我正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驶过。据说过了今年，这些水泥船因为噪声太大影响两岸居民而不能在运河里夜行了。我的思绪便常常在这种貌似相关实则相去万千的时空中游荡，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 “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 ”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在这里了。作者简介吴晓波，1968 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出版作品：大败局 （2001 年） 、 穿越玉米地 （
23、2002 年） 、 非常营销 （2003 年） 、 被夸大的使命 （2004 年）等。其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吴晓波同时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联系方式：激荡三十年之一第一部 19781983 年 没有规则的骚动1978 中国，回来了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食指：热爱生命 ，1978 年197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34 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
24、当日的人民日报 ，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 多年后，他回忆说：“记得 1978 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 1978 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 ，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
25、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 、“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 ，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 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性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1978 年 1 月 14 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
26、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久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清样，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我还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说，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讲什么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一下寄来。就是提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几个来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给他，他隔了几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给我。那么后来呢，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鲜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
27、，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 ”5 月 11 日， 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 “斥其砍旗” 、 “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 ”妻子说：“我
28、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5 月 19 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后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此文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 30 年后，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
29、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日后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折冲百回，曲线前行，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这一年底，也就是柳传志读报后的 20 多天，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全会召开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
30、中，全国 300 多万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 万“右派”得到改正，至此， “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的发展主轴自此全面转变。激荡三十年之二在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他就应该是邓小平。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法国思想家、192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
31、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邓小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某个人” 。1978 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该年 3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主席。在当上政协主席后，邓小平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个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 15 到 20 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
32、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 108 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并不切实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不过在当时它确乎让全中国为之一振，所有的人仿佛都听到了时代火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当年，共有 6000 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 150 多人在 35 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 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他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十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两万元创办一家叫做华为的电子公司，
33、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科学大会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显加快了。4 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和增设 55 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学等。很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事实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 1977 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高考的正式举行则是在1978 年。从这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外语考试的语种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
34、拉伯语，考试成绩暂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的参考。没有学过上述语种的可以免试。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还须加试口语；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成绩作为参考。根据邓小平的批示， “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 ”公布考生成绩，是提高招生考试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对于转变社会风气，杜绝“走后门”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发挥了重大作用。有数据显示，第一批报名高考的考生就多达 580 万，远远超过高校的招生计划。扩招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毛祖桓回忆说：“扩招也是临时决定的，当时一开
35、始就让各个学校报，每个学校能招多少人，就这样报了一下，这么定了分数线。那年考得好的学生还比较多，因为是多少届的人压在一起来考大学，所以最后，我记得当时是林乎加当北京市市长，北京就率先扩招，原来比如说 330 分、340 分才过线，后来就说 300 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学，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强、二分之一弱的样子，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后来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进，造成了第二次扩招的态势。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 年全国高考 610 万人报考，录取 40.2 万人。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 ，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1）实现机械化要靠人
36、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的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最首要的前提。从这里，后来的人们可以发现，在 1978 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激荡三十年之三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 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1 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
37、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 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 PDA 掌上电脑“商务通” ；北京176 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后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6年后创办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 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 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跟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广州的华南工学院（1988 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无线电班的教室里济济一堂，学生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们中间
38、年纪最大的已经 40 岁，最小的只有 18 岁，其中，三个年纪相近的同学很要好，最小的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还有两个比他大一岁多的黄宏生和李东生分别来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黄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有少照顾他的学弟们。黄宏生是穿着露出大脚指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是班长，在校的四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很内向，平时不太爱和其他同学玩，特别是见到女生还会脸红，因此一些女同学毕业时还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 ”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 TCL 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40%。当然，
39、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东生们那么幸运。在湖南长沙，坐了十年监狱的杨曦光回家了。他是在 1968 年 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当年，21 岁的他因为写了洋洋万言的中国往何处去 ，而被极左的“文革”领导人康生三次点名，判刑十年。出狱之后，杨曦光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直到两年后，经他四处上告奔波，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对他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他才恢复了“政治的清白” 。此后，他用乳名“杨小凯”再考社科院研究生，并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 （有意思的是
40、，另一个也因为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要等到 1979 年 12 月 31 日才能出狱。他没有去考大学，却办起了一个销售部，以后的 10 多年里，他由“中国首富”而成“中国首骗” 。2004 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去世，牟其中则在 1999 年又被关进了监狱。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丧。他是一个苦孩子，生下来一个月就从乡下被卖到了城里，据说仅值 50 元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收养他的人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开始一共养了 28 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长大的。那一年，养父去世了，牛根生抹干眼泪，接过放牛鞭继续养牛。五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
41、制品厂”当刷瓶工，在那里他一干就是 16 年，然后便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在温州，13 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对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 “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会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只好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继续为客人补好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 ”6 年后，这位修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20 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在南方小镇深圳，一位叫王石的 27 岁文学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 ，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
42、。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1978 年 4 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启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 1977 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工资每月 42 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公里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经常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展开
43、，1978 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施工空暇去了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中方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工作之余，我总会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
44、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节假日则去上英语课。一次周末，广州友谊剧院听音乐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还跑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我一盘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刘先生会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激荡三十年之四1978 年的中国企业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1978 年 7 月 28 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不知道通
45、过怎样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
46、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 2500 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这家工厂的革委会主任谢广之（音）告诉记者，去年，全厂 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 1020 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资，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从今年开始，工厂开始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
47、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 1.75 美元。最后，马修斯断言， “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出现在中国中部。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 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 30 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其中，140 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 “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 “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 1978 年 8 月 28 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发
48、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的观察记：中国正在发展国内的交通事业，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时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钱一份的中国民航时刻表上，就混杂着“幽灵班机” 。例如，在时刻表第 25 页上写着每天有去哈尔滨的班机，早晨 8 点 15 分从北京起飞。但是，实际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没有班机。我到窗口问是什么理由。回答是：“哎呀，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改了吧。 ”乘上飞机后又怎么样呢？无法保证能按时飞到目的地。这次从北京去哈尔滨，起飞就晚了一个小时，在沈阳停留又耽搁了四小时，好不容易到长春转机，又宣布“因为哈尔滨在下雨，今天的班机取消” 。只好在长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还是“今天停航”
49、 。到了哈尔滨，我才知道原因，原来哈尔滨机场没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飞机是在草原上咕噜咕噜地滑行。难怪一下雨，就必须得停航了。同样是在 8 月，一位名叫伊莱布罗德的美国房屋建造商参观了北京、广州等五个城市，他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谈到了对中国的观感， “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发达国家” 。“中国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砖，但也使用一部分预制混凝土板来建房。中国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质量很粗糙，但非常讲实用。往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从 80 岁的曾祖母到小孩。 ”同时，伊莱布罗德也感觉到了刚刚开始发生的变化：“我所到之处，他们都在换自来水管。一些新的工业区正开始建造，不过我没有看到什么污染控制的措施。 ”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也对中国企业的落后深为惊讶。这年 6 月，他参观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