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哲学类图书的翻译出版 摘要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积极引介出版西方哲学著作。本文从出版经营的角度，通过综合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的哲学类译著书目信息，分析和总结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类著作的特点和成功之处，希望能为今天的出版业以参考。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哲学 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4-03 在中国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传播史上，商务印书馆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
2、49）哲学类译著书目信息的整理，探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特点和成就，希望能为今日之学术出版业以借鉴。 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成就和特点 根据笔者的整理统计，在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1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2中，明确标示由商务印书馆直接翻译出版的哲学类图书3，共计309种（重版重印不计），翻译图书来源国别，多达17个国家，其中数量较多的几个国家是：美国85种、英国69种、德国43种、法国24种、日本40种、希腊4种。涉及作者237人，译者215人。译著内容涵盖西方哲学、哲学史、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子类。在翻译出版上，呈现
3、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1 哲学类译著以丛书出版为主，单本为辅 309种哲学译著中，有216种是归在各类系列丛书中的。其中收入汉译世界名著37种、哲学丛书20种、百科小丛书20种、共学社丛书13种、尚志学会丛书16种、严译名著丛刊8种、大学丛书9种、社会科学小丛书8种、新智识丛书7种、心理学丛书6种、中德文化丛书5种，还包括其他一些零散归入的系列丛书，如家庭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师范丛书南京高师丛刊等。 1.2 重视延长经典译著的生命力 商务印书馆对同一著作原本，往往组织不同的译者翻译，并加入到不同的丛书系列中，以扩大发行面和影响力。如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国内最早的译本是郭沫若在创造周刊上
4、发表的连载查拉图司屈拉，一共6期，全书尚未译完。商务印书馆则于1935年推出了马君武译的万有文库本扎勒图司之言。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肖赣的译本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蔡元培的伦理学原理1912年初版后，1915年即开印第4版，其后又有1924年5月7版，1927年8版，1940年又加入汉译世界名著出精装版。1924年5月初版的汤子庸翻译的英国特雷西著的青春期心理学，先是归入新知识丛书，1933年国难后又再版两次，并被加入师范丛书作为师范生教材发行。 1.3 哲学类译著的出版呈现一定的阶段性 民国前期和民国后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哲学类著作数量不大，1919年前出版的仅有21种，不到总数
5、的7%，19391949年出版的译著总数为39种，不到总数的13%。大规模出版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集中期为19221926年，共出版哲学译著63种，年均出版13种；第二个集中期为19341938年，共出版哲学译著113种，年均出版23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无论是出版环境还是翻译者队伍，都处在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出现了两个出版高潮。到了20世纪40年代，战火烽起，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在业务守势中，难有大的作为。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古典和近代哲学的名家名著，包括柏拉图、培根、贝克莱、笛卡尔、莱布尼茨、穆勒、斯宾塞、叔本华、尼
6、采、伯格森、康德、詹姆斯、杜威、罗素等。既译介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哲学专著，也翻译了一些普及性的哲学大众类读物，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也正是基于这一特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范围，被划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翻译出版外国名著中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此成为商务的一项基本出版任务。 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成功之道 商务印书馆在哲学类图书翻译出版上所体现出的开创性和文化责任感，应该说，是和商务领导层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经营思路分不开的。“五四”前后，一向崇尚“在商言商”的商务印书馆亦感受到新文化的冲击
7、，商务高层在出书方向、机构改组方面均进行了新的探索。1921年商务邀请到馆考察，会同杨端六等提出编译所改组办法，其中一条是“于编译所另设一高等学术研究会，内分哲学、文学、地理历史学、社会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律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工学、博物学等科，聘专门人才，每人担任一科”。“各科委员，以有大学教授之资格者充之”。“委员之待遇，当比照北京大学教授而增减之”。“委员之职务，对内负审查编纂之责任，对外负联络考察之责任”4。以上改组方案从制度上保证了哲学编译出版的学术力量和稳定性。改组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专设哲学教育部，负责人大多是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1922年，在的力荐下，时任北大
8、心理学教授的留美博土唐钺，接掌任哲学教育部部长。哲学教育部对新入行的编辑实行“导师制”，大力培养哲学译著人才。据高觉敷5回忆初入商务的情景，“我觉得好像于大学毕业两年多后考入了一个研究院似的。我把哲学教育部当作哲学教育学科的研究所，主持人唐钺先生无异为我的指导教授。他向年来已为哲教部定购了美、英的多种心理学杂志，对我的学业进修大有效益。我除帮他修改教育大辞书的文稿外，还审阅外来投稿的著作”6。 商务印书馆与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其出版的哲学译著丛书多是与一些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合作出版的。如与蔡元培合作的常识丛书，与南京高师合作出版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书，与梁启超合作
9、的共学社丛书等。商务还支持梁启超等人创设“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自十年份起，每年岁助讲学社五千元，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因讲学社计划先试办三年），以后再另作计议。演讲稿既承交敝馆出版，仍照给讲学社版税。此次罗素演讲稿即照此办法办理”7。后罗素来华期间共学社翻译了一批书，全部编入共学社罗素丛书由商务出版，其中有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王星拱译，1921年）、罗素算理哲学（傅钟孙等译，1922年）、政治理想（程振基译，1921年）、战时之正义（郑太朴译，1921年）等。 商务高层善于把握出版商机，主动发现有价值的哲学著作，寻找合适的译者。苏俄十月革命以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
10、元济嗅到了其中蕴含的出版商机。张元济在1920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朱绍廉现在日本使馆任书记，近丁忧回国。前日过访，今日往晤。谈及国内对于俄国共产主义竟无一书。和文书均经警厅检阅，其紧要处全已删去，必须从俄文译出。余问日人解俄文者多，如有译成之书彼国不能出版者，可否寄来一看？如果有办法，本馆亦可用。”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共产主义在国内的出版保持着关注。此后商务出版的共学社丛书中则包含了大量介绍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著作8。商务后来的编译所长王云五也非常善于挖掘选题，为引进西学寻找合适的原本。据伍蠡甫回忆，“父亲（伍光建）所译西方哲学、史学名著，基本上出于王氏推荐，文学作品则由父亲自己挑选。前
11、者主要有麦尔兹十九世纪思想史、休谟人之悟性论（现译人类理解研究）、路德威格俾斯麦、福雷拿破仑论拿破仑日记等，而马基雅维利霸术（现译君主论），则是先父提出、王氏同意的。”9 商务非常重视整合内部资源，依托馆内有影响力的杂志，实现书刊互动，将杂志的作者转换为图书的作者。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为例，据贺麟回忆，“1925年，我在学生时代，写了一篇题为严复的翻译的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商务印书馆的联系，也是后来从事哲学名著翻译的开始。后来我认识了翻译法国哲学的彭基相先生，他对我这篇文章因感兴趣而保存起来，我们以此成了好朋友。”10 贺麟在学生时代的另外一篇文章西洋机械人生观最近
12、之论战，也发表在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19号）上，此后他和商务印书馆的联系逐渐加深，1936 年，东方杂志要刊行一册新年扩大号，组织他写一篇关于哲学的文章，题为康德译名的商榷（1936年1 月号），此文后来在哲学界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杂志的连带效应，贺麟随后译的黑格尔黑格尔学述，以及在抗战期中写的文化与人生论文集都放心交与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上面连续刊载的一些哲学论文后来亦曾结集入东方文库套系，如1923年范寿康等人转译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入东方文库第25种，1923 年钱智修（当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翻译的柏格逊与欧根入东方文库第39种，同年由杨端六翻译的罗素论文集入东方文
13、库第44种。 在营销和发行上，商务亦积极推广哲学类图书。在1935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的全国读书运动中，商务积极给予支持并将出版的部分书籍半价发售，其中不少新出版的哲学类书籍亦加入促销书单。在为期两周的读书运动期间，列入半价书目的哲学类图书有伍光建译的饭后哲学、庆泽彭译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南庶熙译的现代思潮、瞿世英译的西洋哲学史，还包括“哲学丛书” 系列部分图书。这些图书受到了读书人的热烈欢迎，有人撰文回忆，“我在四月八日这天经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时，只见门庭若市，顾客多得异乎寻常”11。 注 释 1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哲学心理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
14、1 2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3这里的哲学类图书仅指外国哲学，包括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包含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同时不包括国内作者根据国外原著重新编写的图书。 4陈达文.与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86 5高觉敷又名高卓，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界著名的理论家、史学家和翻译家。1926年起他被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为编译，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哲学教育部和总编译处任过职。 6高觉敷.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46 7子冶.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08 8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日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754 9伍蠡甫.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81-82 10贺麟.漫谈我与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28 11上海书店出版社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333 （收稿日期：2012-09-01）第 8 页 共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