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浅析儒家与亚氏的“中庸”思想的统一fr e e lean）的著名说法，不仅仅是给行为方式提供一个准则，它还教导人们如何正确地对待痛苦和快乐。在痛苦中反应过度成为鲁莽，不及便变做怯懦，只有中间了、适度了才恰到好处，表现为勇敢。对待快乐，如若过度了成为放纵，只有节制才是快乐方面的中道。伦理德性就是关于痛苦和快乐的德性。德性被过度和不及所破坏，而为中道所保全。只有合理把握快乐和痛苦的中道，合理的作用、适度的反应，才能成为勇敢的人和节制的人。合乎中间的品质才是可称赞的。德性不同于技术，技术的目的在制作的结果中实现，伦理目的只能在不间断的实现活动中。 中道说在思辨的德性论伦理学里，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智德
2、性的优先论。在战场上要断定一个士兵的行为，是过度了，不及了，还是恰恰守在自己的战位上，击中靶的，这就须思考，反复地思考。中间属于量的范畴，判断何者过度，何者不及，何者不偏不倚中了目标，恰到好处，首先就须备有一个衡器。而属人的事物中，是是非非，并不存在一种公认的衡器。在这里，中间、过度和不及，每一方都以某种方式和其他两方相对立，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它们自身之间也相互反对，中间又和两个极端相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亚里士多德指出，是由于实践和行为都是个别的，所以相互反对，既在个别事件中有其原因，在我们自身中也有其原因。 判断行为中的过度、不及和中间的困难，既然在我们自身也有其原因，文毕费毕毕业费毕
3、交流文交万篇论文，那么也就可在主观上找到一个准则，使人们掌握了它就具有了善于选择的品质。也正因如此，便产生了对于实践智慧（practical ）和道德智慧(moral )之争。 在这里人们不必仔细去推敲中间和两极之间的种种对立，就可以判定凡是应该的行为，就是合乎中道的活动，过度和不及都是不应该的。其次，怎样才算应该虽然没有一个确定衡度，属人的事务中本就不应要求和数学同样的精确。但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到底有了更多的、较为确定的参照系。在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中，人们可以就对象、时间、地点、数量、目的和方式等诸多方面作出选择,从而成为一个勇敢者、一个节制者。因而，实践智慧（practical ）便在人、
4、事、时上产生了个体差别，因而有了相对独立性。最后，就应该来判断，虽然仍不具备数学那样的确定性，但思维层次却是加深了，把伦理德性的领域拓宽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了解儒家“中庸” 和亚氏“中道”的基本关系和内容，下面，我们来了解它们各自的历史哲学价值。 三、儒学“中庸 ”的中国历史价值 “中庸”是和合文化的哲学升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 国语）。和合文化的特点就是多样的包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天地间万物的生生不息。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的和谐。 “中庸在认识理论上，实现了两过渡：由问神向问人过度，由直观经验向抽象逻辑过渡。“中庸 ”在社会领域，适应了 三转变：
5、家族制向家庭制、分封制向集权制、传亲向传贤的转变；推动了一结合：分散的一家一户小生产与高度集权封建专制的结合；促进了两分离：思想家与政治家、议政与行政的相对分离。”（摘自：“ 中国哲学论谈”）从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统一。比如，突显了宰相在调解皇帝与万民关系中的“中庸” 作用。宰相作用的正确发挥是封建王朝稳定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庸”是修身之法又是治国之道，历来为先进政治家所重视。梁启超、孙中山视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改造“中庸” 入手，曾用 “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 ”领导延安整风。 毛选开篇第一句就是“分清敌我友 ”，即 “中庸”之显。友，即是我
6、与敌之中，团结友就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 四、亚氏“中道” 对西方伦理学的影响 作为古希腊伦理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不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只有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放到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主流即效果论和义务论当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独特性及其在这一主流中的位置。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离不开善概念，其基础是寻求并实现人类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和选择，只要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的，就必然要指向某种善，而且，作为伦理思维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把例如人们倾向于追求善等等一些不证自明的第一原则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以作为我们论证的起点。离开了善，或者把善看成次
7、要的，伦理论证就失去其本意。很显然，伦理学正是一门帮助我们达到对善的客观性理解，并透过我们的一生使之得以实现的学问。由于亚里士多德把善当作伦理思考的起点且首要的关怀，因此，把他的伦理学理解成为一种目的论而非道义论是恰当的。当代那些提倡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的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都有不争的共识。泰勒写道：“按其本性来说，实践理性要想得以运作，就只有在把握（隐含的）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现代理性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为承认这一前提必定会使人困于现状的牢笼之中，以为我们的道德理解只有以抽离现实的方式才能达到对现实的修正。”而，我们可知，实践智慧（practical ）也是一种“中道”的体现。 亚里斯多德关于
8、悲剧成因的“过失” 说也是为了说明悲剧理论中有关“善” 的问题的。“过失”说中的“过失” 本身并非悲剧的要旨所在,关键在于悲剧人物的道德特性。他提出美德的标准在于“中道”:“ 过度和不足是恶的特性,而适中则是美德的特性。”“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 ,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提中道,亦即最好的中道”。“过失”说,是亚里斯多德伦理学方面的中道理论在悲剧中的具体应用，百 ean）和“思辨活动”（contemplation）而为 “真正的善”、“ 最高的善”以及最大或者最高的“幸福” （12）。既如此，相反地，他也便自然要“把那些或者太过或者不及的品质称作恶” （13）了。而在这一点上
9、，孔子本人亦同样将“中庸” 称之为“至德”和“ 至道”；而大学本身，则更将“中庸” 称之为 “至德”与“至善”，者称之作“最大的德” 与“最高的善”只不过在孔子那里，在这一问题上，他所做的还仅仅只是将“中庸 ”的对立面直接称之为 “反中庸”；与此同时，大概是要到了孟子和荀子之时，他们才最终将“中庸” 与“反中庸”的思想和行为泾渭分明、直截了当地分别称之为“人性善” 与“人性恶”而已，这也还是对于“极” 的一种理解罢了。 因而，在总体上，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大致可以说是基本相同或者说是极其相似的。这一点，无论就其中道或者中庸思想学说的基本含义、论证过程、目的性质而言，还是从其个人命运及其思想的影响程度来看，都无一不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仅从政治学这一角度上说，“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论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学著作”，是“ 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学教科书”（14），而且在实际上，它却又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要早大约一个多世纪（15）。我们不禁惊诧于中庸之道原来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惊诧于它不仅属于中国、属于东方而且还属于西方，属于整个人类世界，惊诧于“中庸之道 ”竟乃是一种世界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