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阶段知识扩充,一、古代回避制度 古代的任职回避制度,从东汉时代建立,南北朝时普遍推行,唐宋时期日趋严密,一直沿用到清末。在一千八百余年的吏制建设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是我国古代一项很有特色的官吏制度。官员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大一样,总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地区回避,即官员的籍贯与就任地区不得相同或接邻;(二)亲属回避,即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二、明清时期的督抚制度 明初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这种分理其政的办
2、法,削弱了元代行省过大的权力,避免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但三司并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 明初置督抚,主要是从中央监察地方,以补“三司”不足的角度出发的,但督抚在行使监察权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干涉地方政务,并日益常态化与制度化,在事实上成为地方“三司”的上级,最终完成了其地方官化。清朝建立之后,全面继承了这一制度,并通过不断的调整,使其日趋完善,总督、巡抚遂成为总掌地方军政要务的封疆大吏。,督抚在抑制武臣之专横、维护中央集权、整饬武备、巩固边防等方面曾经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随着督抚制度的确立,不仅在地方政治体制
3、方面出现了新的制衡关系,而且由于督抚的“双层性”,从而使中央和地方之间也出现了新的权力制衡机制。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逐渐得以长期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督抚,在洋务运动中,其政治、经济、军事的权力又进一步膨胀。晚清时期的督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央的权力。,三、明代宦官权力提升的原因 明太祖把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的规定不仅定为祖训,还被制成铁牌立于宫门外,其用意就在于永远地告诫子子孙孙,谨防大权旁落宦官之手,但明代后期宦官专权现象却非常严重。 1.政治需要。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在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就是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太监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
4、时,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2.主怠赖宦。与创始基业的开国帝王们不同,其继承者们往往趋于荒怠、腐化,他们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往往被委以亲信宦官,宦官的权力便得到了不断地扩张。 3.人治随意。缺乏法治的保障,政策的决定完全取决于人主的个人意志,这是明代,也是历代宦官权力失而复得的根本原因。明朝并非没有制度,但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法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四、明代“男女共作
5、”的生产模式 1.在明代,江南地区“男耕女织”并不是唯一的模式,“男女共作”也是重要模式之一。古代的小农家庭,如果一家以五口计,家庭中只有一名青壮劳力,仅凭一人在大田中劳作并不能满足一家人的生活需要。因此,全体家庭成员或多或少都会参与大田劳作,农忙季节更是如此,不过女性与老人、幼童主要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2.男子比较多地参与纺织业。到了明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江南纺织业发展很快,手工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这时候,由于人多地少,赋税高,农业不能满足一家人的生活所需,如松江一带“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江南的许多地
6、方亦是如此。也就是说,一般的农家,在大田的收获不能满足生活所需的情况下,纺织的收入已成为支撑家庭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纺织业也从以前小农家庭经济中的辅助性地位转向了主要地位,某种程度上讲是与“耕”同等重要的地位。纺织业的重要地位,导致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劳动力分工格局发生了变化,男子将大量的业余时间投入纺织当中。,五、白银流通的合法化 明朝中期,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终于取代了明朝政府原来法定的“大明宝钞”,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市场上的商品,无论大小都以银两作为计价的标准。从此白银与秦汉以来一直沿用的铜钱一起,充当市场的通货。大宗商品的交易,用白银支付;小额交易,则用铜钱支付。铜钱和白银的比价,明
7、清两朝,政府规定为铜钱一千准白银一两。但在实际流通中,钱贱银贵往往要一千数百钱才等于白银一两。 白银之所以成为主要通货,是商业繁盛,尤其是棉布、粮食、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远距离贩销的结果。反之当白银成为合法通货之后,对于这种远距离的商货贸易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明中叶以后出现了商帮和江南市镇群落,就正是在白银成为通货和计价标准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商业的繁盛,16世纪下半叶,货币不足以支付商货的交易,政府不得不加大铜和银的生产。,明中叶国内白银产量二三十万两,不足以应付市场流通的需要。而恰在16世纪下半叶,与美洲作物传入中国的同时,来自美洲的白银也来到中国。这为当时正在兴起,而又短缺货币的中
8、国市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是中国与吕宋(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与此同时,产自日本的白银也开始输入中国。在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130年的时间里,从南洋运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加上中日贸易而运入的日本白银,总数达到二亿两的规模,这必然促进市场繁荣,加速经济的白银化。,六、明清时期钱庄的兴起 明清之际,钱铺业发展出了以存放款和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钱庄。钱庄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尤以开埠通商以后的上海为盛。上海的钱庄业,是由绍兴人于乾隆时开设的煤炭肆(店)兼营存放款业务发展而来。乾隆时,上海沙船业务发达,从辽东营口等地运来的豆麦、杂粮、油饼,从闽广则运来土货,交换上海一带出
9、产的棉布,交易额增加,需要现款周转,钱庄的存放款、汇划与交割业务便日益发展起来。上海开埠以后,钱庄更趋发达。全国以及世界各国商船直接开入上海,进出口贸易日益递增,钱庄也越来越多。咸丰八年,上海南市及租界约有钱庄一百二十家,其中有十来家大钱庄,账面资本虽止三五万两,但因其合伙股东富有,对沙船主放款,以载货船只为押品,规模较大,利润丰厚。,大钱庄又经营汇划业务,所出庄票,还为外商所承认,充当外商与华商贸易的中介,买办商人到内地采购货物,得有钱庄出庄票。钱庄的庄票,实际上就具有了货币的性质。咸丰年间,太平军深入江浙,江浙一代富绅巨贾,争至上海租界避难,多达50万人,他们将所带来的资金存入钱庄,因战争
10、军功而发财的官僚兵士,也将钱财存入钱庄,钱庄存款额大增。同时由于上海一时居民骤增,房价地价高涨,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有赖于钱庄的放款;同时沙船从上海运载漕米到天津,回头空船则从辽东满载大豆、豆油、豆饼等货至上海,其所需资金大都还是依赖于钱庄的放款。钱庄商人由此大富。,七、与西欧城市市民相比,明清时期的工商业者所受的封建束缚 1.不仅要负担沉重的苛税与差役,人身自由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就连罢工歇业的权利都没有。 2.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 一直受到专制政府的歧视,明清法律从未明确过工商业者有“平等”“自由”的权利, 这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法律明确保护市民的人身自由、工商经营权利是决然不同的,由
11、此也彰显出两者的社会法律地位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3.西欧的行会在帮助工商业者如何通过斗争,最后执掌市政权力,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方面,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而中国古代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则基本不具有上述一系列的政治职能。明末清初之际,商人会馆的职能,除联系乡情、祀神、义举之外,主要是通行情、计盈亏、评价格、讲商术、联同业等。它与官府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需得到官府批准才能成立,并时常倚仗官府的力量对帮工、学徒进行压制。,4.明清时的大、中城市是在专制皇权统治之下的政治中心,并非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 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也没有自由发展、自主经营的权利,不仅受官府的严密控制,就是对国内市场的开拓也存在种种无法跨越的障碍。 如明清时实行过著名的“禁榷”政策,政府对盐、酒、茶等传统“禁榷”商品及金、银、铜、铁、锡、硝、硫磺等矿冶产品实行不同程度的专卖和控制, 基本上采取官办官销的模式。 5.中国古代城市一直是专制集权统治的政治堡垒,政权始终在封建政府的牢牢控制之下,不存在追求自由的思想需求和土壤。 所以,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中世纪城市代表的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结构与社会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