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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建设.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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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建设 我国发展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可能性。 一、年代末结束文革后,进入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整体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和快速发展,使得我国的、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年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就明确了一个任务:政府首先从经济领域中退出来,接着从社会领域中退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来自政府的资源。包括政府提供的财政资源、编制资源和政府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权力。形成了来自内外和市场经济的资源。只要改革开放的步伐继续迈进,中国、的发展就将面临着这两种资源,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合理利用资源并保证、的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 二、中国的社会改

2、革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要标志是“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虽然以往的社会改革更多地是停留在口号阶段,但至少已明确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即“政社分开”,将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职责还给社会,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而近年来民政部门推行的“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化”、“村民自治”则使得中国的社会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年代以来推行的政府体制改革后,“小政府、大社会”的逐步形成,许多公共服务的事务政府无力完成,留下空间给、组织发展,从理论上说,这部分事务只有、组织能做好。 三、年代以来,政府提出“法治化”的要求以来,一方面,各种

3、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也包括、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特别是、主体地位的确定,是推动我国、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中国政府对、采取了“监督管理,培育发展”的方针。年和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年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年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日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而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发布和执行,中国、的宏观管理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四、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给社会公民带来

4、变化,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断增长,从依附于单位组织的单位人转化为拥有充份自由的社会人,社会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市民社会的初步发展,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政治控制的放松和市场化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产生了政府控制之外的资源,使非营利组织有可能不依赖政府而独立地生存和发展。 社会需求,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意识的兴起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多种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形成以及单位制的不断弱化,使得社会上出现了游离于传统单位组织之外的多元化利益主体,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等。这些大量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利益主体需要有新的利益表达、诉求的渠道与方式,也需要有新的组织形式在激烈的

5、市场竞争 中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大一统的保障制度的取消使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弱势群体,由此而产生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体制的转换改变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个人价值得到承认,主体意识得以增强。争取个人正当利益己被认为是合理的行为,利益保护意识的增强,使人们的目光投向能够代表、收集和表达他们利益的社团组织,希望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来实现自我保护、利益追求以及价值或信念。此外,对于个人满足感、集体归属感以及成就感等高层次精神需要的追求也激发了社会成员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 五、别是我国加入后,国际经济、政治联系和合作日益紧密,国际、进入我国,对我国、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推动作

6、用。近年来,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逐渐普及和推广,并成为全球通行的标准。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势必加深,对中国、发展的环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增多,国人对非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的认识也会相应提高,国外通过、对中国的援助也会增多,这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六、上世纪年代之后,由于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解决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国际性的乃至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各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越来越重视,普遍加强了支持力度。各发达国家政府,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

7、国家政府,也都对、由敌视、怀疑过渡到支持、扶持态度。这将刺激中国、的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参与国际事务协商和决策,开展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处理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呼唤中国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为民间、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七、公民的整体意识,自律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有利于、发展的主观因素。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的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减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

8、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发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建设,而为中国、的发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 中外、的差异 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的、又都具有各自的特征。例如,按主要活动领域的不同,有些国家的、可以归为“教育为主的模式”,如比利时、爱尔兰和英国;有的是“卫生保健为主的模式”,如日本、 荷兰和美国;另外一些是“社会服务为主的模式”,如奥地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此外,还有“文化娱乐为主的模式”和“平衡模式”等。这些模式反应了不同国家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组织走着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9、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的、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一、历史因素的比较 由于社会发展的进程、民族文化、制度因素等各方面的差异,我国的、与发达国家的、在成长的历史背景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存在与兴起的社会背景而言,西方国家、的兴起是对现代性缺陷的一种改良,属于“后现代”的范畴;而中国、的兴起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兴起同样可以归结为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府神话的破灭和90年代市场神话的消亡,然而中国的“政府失灵”并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失败,后者主要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失效,而前者则是在资源配置上的大一统导致的经济发展的无力。同样的,中国所谓的“市场失灵”与

10、西方的市场失灵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市场失灵”更多地是指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政府权力介入下的市场扭曲,而与完善的自山市场经济的本质缺陷即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实质上是两回事。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相对成熟,不仅表现为其地位较高规模较大、作用较突出、影响较广泛等方面,也表现在它们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起步、成长到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与我国明显不同的是,西方的第三部门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为背景,其中包括公、私域界限较清晰的划分,社会力量良好的发育,各类社会群体在社会公共事业中的广泛介入和参与,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发展以及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有意识的

11、功能让渡,这些都为、的自然成长提供了条件。与西方“第三部门”生成于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相比,中国“第三部门”的产生是基于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形成的路径主要有三条。第一,表现为政府直接让度出部分公共管理职能,交由社会机制来实现,即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机制,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第二,表现为政府让度出的市场空间发展到一定阶段,孕育出一些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或者草根组织,它们与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密切相关;第三条路径是合作型,即政府顺应市场的趋势,引导社会自治模式的形成,如温州市许多行业协会的模式便是政府促动、企

12、业主导的模式,显示出合作的效应。中国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资源由政府逐步向民间流转的结果,是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尝试的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并不缺乏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文化传统和源流。在宋朝,各种“合会”、“善会”等互助与救助型民间组织就开始盛行。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涌现了大量的民间组织,既有各种“会馆”、“行会”的行业协会,也有许多慈善组织,更有大量的学术性、社群性、文艺性的团体,以及各种民间秘密结社,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生力军。但是经过50年代的“大清洗”以及1989年的“重新整顿”,再次发展 起来的、组成成分有了很大的改变,

13、经历了长时期的“一体化”社会,民间的自我组织能力尚未恢复,自上而下成立的组织占有很大比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生背景和独特的演化路径,决定了其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性。体现为:在、的性质上,中国的、与政府的补充性强,分权性弱,其发生领域、活动范围与政府让度出来的空间密切相关;在类型上,执行性强,自治性弱,如国外非营利就业分布集中的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中国、还发展不足,而执行政府部分管理职能的却比较多;在功能上,服务性强,倡导性弱,以承接政府转型转移出的社会服务职能为主,倡导作用非常有限;机制上合作性强,独立性弱,受政府干预较多。另外,现行法律体系使得自下而上的、难以取得合法地位,草根组织的

14、机制尚未被制度化。 二、行政因素的比较 在西方,、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政府主要运用经济与法律两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见,间接参与、的发展。政府资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采取拨出部分税收收入的直接资助方式;二是为那些向、捐款的个人和公司提供减免税的待遇,以及免除审核过的、税收的间接方式。后者实质上是将本应由政府收取的税款用来资助非营利组织。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所以各国政府都是双管齐下,不过英美等国更侧重间接方式,而欧洲国家更侧重直接方式。政府对、的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及对其财务活动的监督上。任何组织申请成为免税性质的非营利组织都要接受政府免税审批

15、部门的严格审查,确保其活动符合法律要求和公共利益。免税审批部门每年还要对成千上万个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情况进行调查,如经查实有营利行为,其免税待遇就会被取消;各级政府特别是州政府,对签订合同的过程和服务项目的实际兑现都制定了详细的条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自立的条件和能力都存在不足。、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般的情况是合作或者对抗,或者是两者的中间情况,这都是对于政府与、隶属不同部门而言的,但我国的情况却比较特殊,、在其生成发育、资源获取、结构特征、管理体系等方面都与行政体制有着诸多关联,可以说它们是从体制内生长出来,同时又在特定制度环境中循着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我国

16、的、有政府推动发展起来的,也有民间自愿组织的,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多数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官民二重性”,正因为前面所提及的民间力量的缺乏,政府选择相对于社会选择占明显优势,中国的、更多地扮演着政府助理或政府延伸机构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政府的合作伙伴或是民间的维权力量。 相对于西方的、而言,中国的、更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以及组织体制的行政化上。双重管理体制是指、一方面要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到相关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另一方面还必须接受自己的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在某些情形下,一些、由于找不到自己的“婆家”而不得不以企业的形式在工商部门进

17、行注册,例如北京的环保组织“地球村”,这类组织无法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这就严重约束 了此类组织的发展。 一部分、存在着功能与成员行政化的现象,使得这些、打上了政府或官方组织的烙印。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例,其主要领导人共7人其中名誉会长6人,均担任过有关部门的要职,其会长崔乃夫则是民政部原部长。 另外一部分公益性组织的上级组织是由财政拨款的单位,它们基本上都是政府作为为群众或社区服务的群众组织而成立和运作,在经费困难的时候难免向政府伸手,争取政府在经费和政策上的支持。如中国妇联下属的“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共青团组织下属的“希望工程”,计生委下属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等。 其他的如村民委员会

18、、城镇的居民委员会等本来应是非政府性的自治组织实际上也都接受行政指导。在中国的社区建设初期,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行政力量迅速构建城市基层组织,这使社区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随着近年来政府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些组织承当起了比以往更多的政府职能。 三、社会因素的比较 萨拉蒙指出,促进志愿领域发展的压力即动力至少有三个不同来源:来自基层的主动积极的热衷者(beloved);来自体制外(outside)的从事志愿活动的公共和私人机构:自上而下(above)的政府政策。而最基本的力量是决心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自己组织起来改善境况或争取基本权益的普通民众,正是他们“担负起对我们自己生活的责任”的强

19、烈愿望成为、的根本动力。然而,但这种具有自主意识的民众却是中国社会所欠缺的,这使我国的民间力量只有很少一部分通过自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我国的、缺乏中产阶级的积极参与。在发达国家中,中产阶级是公益活动的重要支持力量,他们不仅是各种公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也经常是这些、的领导人员和骨干成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即使是这样,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还是很小在今天的美国,80%左右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韩国则有75%的人口属于中产阶级。中国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还很远,与改革前的“上型社会结构”和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

20、“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在财富的拥有量上,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约占有社会全部财富的1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则占据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落后对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公益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制约效应,既缺乏经济上的有力后盾又缺少组织上的“天然领导者”。 改革开放的影响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讲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促进了其发展,提高了其地位和经济收入水平;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对更多资源获取的渴望。而一旦中国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或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不能充分满足其“被拔高了的渴望”时,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中国当今的中产阶级在设计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时,

21、他们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参照点,他们中大多数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为前瞻的社会关怀,似乎没有强烈的道德激情。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缺乏切身的体验与关注,他们自身的利益获得,与特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一切特点,都会使 他们缺乏社会批判精神。”这导致中国中产阶级公益行为的欠缺,中产阶级参与的缺乏是中国、相比较一些国家的、志愿失灵更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中产阶级与特权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使得中国的维权型公益组织廖若晨星。 在慈善观念上,中西方也存在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别。于海教授在加拿大访问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慈善观渗透着实质性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判断。我

22、们讲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是由血缘人伦向外推及的慈善:并且我们的帮助更常落在我们认为值得同情的人身上,这种慈善观使得我们难以产生对素不相识的人和被我们认定为有行为道德责任的人的关怀。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爱有差等的观念使我们的慈善观缺少博爱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抽象的公共品格,而西方的慈善是在众生平等的底线原则给人的生命的一种关怀,这种关怀不仅超越由血缘形成的亲疏关系,也超越由实质的价值观形成的善恶的分际。可以认为,正是中国传统的强烈的血缘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亲亲远远”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与人的交往前所未有地广泛、全面的今天,慈善行为却还基本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这对于、的发展无疑是很不利的。 第 12 页 共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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