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两极分化”问题的审视及其启示 摘要：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问题是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理论界颇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两极分化；而我国的现实尚未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作为对我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的判断及其发展取向和应取的对策，应以“南巡讲话”的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并以此得到三项启发。 关键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本质论”；“先富后富论”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尤其是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总量大为增加，共同贫穷的状况已经摆脱，但共同富裕的目标尚有距离，现在正处于先富后富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先富则必
2、有后富和未富甚至困难群体的出现。相对而言，贫富差距扩大了，并由此而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凸显了。对于这种状况，某些学者和部分公众产生了过度的忧思和迷惘、怀疑甚至不满，所以有的学者就提出了我国已处在“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困境之说法，并对我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予以否定。由于这些问题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所谓“两极分化”之说予以审视其是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相对于某些学者的“两极分化”之说，有许多学者，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境外西方经济学家，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已处于“社会的两极分化”之中，他们承认中国的贫富差距确在扩大，许多社会问题确实很严重，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然
3、而他们认为两极分化之说不能成立，甚至是一种误导。 一 首先，我们来审视在香港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看法。他在接受人物周刊记者就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认为，说中国“有拉美化倾向”更是“胡说八道”，他主张的理由是“中国农民生活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提升得快”。他还举了一个例证来说明是不是贫富分化：如果某人月收入10000元和另一个月收入1000元相比较，如果前者上升10，则为11000元，而后者上升20，则为1200元，两者相比其差距虽由9000元扩大到了9800元，差距的绝对值扩大了，然而从收入差距的比例来看，却由原来的10：1降低到11：1.2，收入增幅
4、的差距却是缩小了，长此下去后者的收入一定会赶上前者。至于记者问到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很大，是有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所显示的事，张教授则反过来质问说，那些认为中国是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好事之徒”的那些数据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是个什么数据？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关于记者提问到中国失业问题的严重威胁时，张教授认为“这些失业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还认为不能把工人为追求更高收入而挑选企业造成流失和转工称为失业。张教授对我国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和贫富差距的视角不是仅从其绝对值的差额而是从其收入增长幅度的差距的变迁取向、以及从企业员工为挑选更高劳动收入而形成的自由转工现象的性质，来说明中国是否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
5、和“拉美化倾向”问题的，其认知方法应当是科学的。要知道，张五常先生是经常对我国改革开放进行“评头论足”，提出批评也提出建议的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以他的看法应当是比较客观的。 其次，我们再审视在前不久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他当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他在3月8日“两会”期间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提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的观点无懈可击”。 刘吉在10年前（1997.12.13）于人民日报在其所发表的文章中主张对我国私营企业应采取“绝不允许其股票上市”，否则就是“用劳动者的游资去培养一个大资本家”，而且认为这样做就可以阻止我国“会出
6、现新资产阶级”的措施。应当说刘吉的反对两极分化政治态度和治学态度是很明朗的。可是他在我国关于“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明确认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他概然承认“我们现在有贫富差距，差距也比较大”、“既然搞市场经济，差距就是要拉开，这是规律”。刘吉之所以说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他是作了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的：从定性上说，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都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即使下岗工人的生活也比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的中国人生活好多了，哪来的两极分化？而从收入分配的差距来看，即使有的得到多些，有的得到的少些，由此出现的差距是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这不是两极分化，因为没有出现
7、绝对贫困化、绝对富裕化。至于从定量上来看，则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6亿人下降到2003年的3000万人口，贫困人口降低这么多，很大部分人口进入小活水平，以此事实来予以证明。 境内外两位知名学者就他们各自的政治和学术观点来说是很不相同的，然而他们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的客观事实，即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贫富差距的存在而且也有扩大、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的突出等，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 但如果我们把张、刘两位学者的见解和我国境内外某些主张两极分化论者的见解相比较，发现对问题的认识差别的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于如何来看待能反映两极分化的数
8、据以及基尼系数的问题；二是涉及到对两极分化概念内涵的正确理解问题。对于前者现在已有不少文章对某些基尼系数制作取材的不全面性和论证方法上的局限性（主要指某些数据的采集不符合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的特征和在我国采集数据有较大的误差性）提出了争议，所以本文不拟对此再作争议，而着重于对所谓“两极分化”这一概念科学内涵作些探讨，以求得到在我国关于两极分化问题是否存在以及怎样存在及其存在的程度的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 二 所谓“两极分化”，用刘吉的话来说：“什么叫两极分化？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两极分化是马克思提出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无产阶级劳动，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
9、，导致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化，一个越来越往天上走，一个越来越往地下走，此谓之两极分化”。应当说刘吉这段通俗的表述大体上能反映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两极分化概念的内涵。 问题在于虽然马克思有使用两极分化的意思来批判资本主义，然而他并未明确提出两极分化的概念更未为两极分化下过定义。所以不论在资本论的原著之中还是在资本论出版时所附录的“名目索引”中，或者在其他“辞海”或政治经济学辞典以及在南巡讲话公开发表以前出版的其他社会科学类辞典中均找不到关于“两极分化”的词条，所以也就很难找到对其作为概念的定义的权威释义，因此对两极分化的含义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不过，大凡各种
10、释义都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和以后列宁对这些作了发展的论述而作出的。其中较有参考价值的是由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徐禾等所编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资本论的体系作为框架结构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可以作为代表。由于该书编写的年代是在1973年，是在严重“左”的影响下成书的。然而就其内容来看，编者自称是根据资本论的内容和体系，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了些通俗性的解说，因此就对“原理”的“解说”而言，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和列宁原意的。同时由于该书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编写和出版的，所以它也绝没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之嫌，因此用这本教材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两极分化”概念的阐述作为来判断我国当前的两极分化问题
11、的理论参考，应当说是适当的。 该教材有35万字的篇幅，从商品货币开始，直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束（没有什么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共11章63节。在该书中论及“两极分化”一词的只有两处：第一处是在第一章第六节的“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中论及价值规律的三项作用的最后一个作用时，提到了“还促使小商品生产者向两极分化，并在一定条件下引导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所以“从经济上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造成小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该教材中还指出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分化所引起的社会后果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发
12、展。”同时，该教材也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所以价值规律在经济领域中仍然起着一定作用”；而在该教材的另一处即在第四章第五节“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贫困化”中，该教材开宗明义的提出了“这种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在一个极端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个极端是贫困和奴役、劳动折磨等的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趋势”“而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过程”（这大体符合马克思的提法）。而无产阶级贫困化不仅是指“相对贫困化”，即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中，无产阶级的收入与资产阶级的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较起来日益下降”，而且无产阶级贫困化还“表现为绝对的贫困化”，其内
13、容包括“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日益恶化”。主要的是指：“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居住条件恶化、劳动强度的提高以及随劳动条件恶化而来的工伤事故增多等等”，这是根据列宁对贫困化理论予以发展的提法。在该书作为大学教材使用的年代，我国理论界在“左”的政治压力下，对国外资本主义实际情况了解的非常闭塞情况下就已感到“绝对贫困化”之说已很难令人信服，从而已有了“生活条件恶化说”与“劳动力价值以下说”的一些变通解释来予以“补漏”，由此可见所谓由资本积累所发生的“社会的两极分化”一定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尤其是“绝对贫困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绝对贫困化也就不存在“另一个极端是贫困、奴役、劳动
14、折磨等等的积累”。当然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必然又造成资本的垄断，从而发生危机、动乱、革命以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上就是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关于“两极分化”概念内涵所作的通俗解读的主要内容。当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概念的含义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这是其科学性所在，至于是否符合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实际，那是另一个问题了。然而以此来作为评价刘、张两位学者主张中国不存在“社会的两极分化”之说的佐证，则是能够成立的。 三 现在，我们还需要重新学习对两极分化问题所作的论述。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两次提到了“两极分化”一词。一次是在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15、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而是在于两个社会的“本质”的不同。我们可以理解为这里的“本质”是指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发展目标或价值取向的含义不同。接着又就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问题，第二次谈到了两极分化。这里，是从我国不同的地区在发展先后差别角度来谈共同富裕构想实现的过程时说到：“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这就是我们普
16、通所熟知的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论”。接着又就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提出他的看法，这里他举出的是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方法。他还主张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反对吃“大锅饭”的方法。他主张“什么时候突出的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还就到那个时候地地区发展情况作了描述，最后他指出：“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这番高瞻远瞩，具有充分科学性地关于两极分化的论述，对于认识我国今天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极富指导意义。对于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理解：
17、第一，无论在“社会主义本质论”还是“先富后富论”中，都是把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最终达到目标的“过程”来看，而不是作为“手段”来看待的。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手段的，而“两消”则是在生产力发展、发达了的基础上，到达长期目标的必经过程。因为“两消”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条件的，是要逐步即渐变地而不是突变地解决的。否则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陷入共同贫穷的困境，这是已为历史证实了的真理。这也是理论与“左”的理论最重要的区分所在。因为“左”的理论和政策是不顾生产力发达程度而只强调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大搞“一大二公”、“一
18、平二调”的搞“两消”。把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两项社会矛盾，属于同样重要的过程来看待的。然而与马克思一样，他并未对剥削，也未对两极分化作出过定义。我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两极分化的概念的内涵作过了理解。在此我们同样以权威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对“剥削”一词的释义作出其定义：“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在这个辞典的释义与其他版本的辞典的释义相比较中，最重要的区别是关于剥削条件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不是“占有”。而在马克思的
19、资本论中对垄断的含义是有私有垄断和经营垄断两层含义在内。因此垄断产生剥削是必然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剥削含义的全面而正确理解。在学习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时，我们必须把“两消”同样看待，不消灭剥削也就难以消除两极分化，只消除私有垄断而不消除以国有制为基础的经营垄断，两极分化同样也是消除不了的。第三，南巡讲话是构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南巡讲话发表的历史背景是在我国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对于是否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立论基础的、党的十三大所确立的路线，尤其是其中关于发展私营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即承认非劳动收入，主要是指资本收入）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问题。在理论界出现了“姓资姓社”问
20、题的争论，明确表示了：“十三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谁改谁垮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而正在完善的过程当中，所以南巡讲话的精神依然是指导思想。其中的“先富后富论”中虽然是指的地区发展间的差别，但其实质仍是贫富差距，其原理同样适用于我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其实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如果这种差距扩大到两极分化的程度，那就属于“社会的两极分化”性质的问题。至于现在是否已属于“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以及在“什么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否到来和条件是否成熟，这倒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所在。而当时就已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
21、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现在我们社会普遍地关心和重视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四 我们审视了刘吉、张五常两位教授对所谓中国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评述和重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又重温了对两极分化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就我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必须区分两个性质不同的两极分化。第一个是指价值规律作用促使小商品生产的分化，这一个分化是适用于任何市场化进程的社会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它显著作用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发生、成长的阶段，亦即市场经济形成的初级阶段。由于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它对社会生产的调节和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之所以能调节和
22、刺激就是竞争对商品生产者起到分化作用所致，因此它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起到积极作用的。而第二个两极分化是指由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所引起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而导致的社会的两极分化，它是适用于资本主义化的市场化进程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规律，它显著作用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和向垄断变迁的时代，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成熟阶段，其作用是促使资本积累的加速和强化，进而形成资本的集中并向垄断过渡，为向其对立面转化创造条件即造成危机、动乱以至资本主义的解体，但这种作用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充分激化，如果这个条件不充分，那么这种两极分化就难以成立。 不论哪一种两极分化，都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为特征，然而对于
23、前者来说，只有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才会产生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而对于后者来说，它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为条件，强化贫富差距的扩大为结果。由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范围发展到全社会的两极分化，其中关键因素是垄断，垄断是划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分化的关键标志。从经济方面的分化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分化（如贫困、劳动折磨等经济方面外，还有多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等非经济方面的积累）从而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为结果，都是由垄断作用程度所致。所以对这两种性质和程度不一样的两极分化，我们应有深入的认识。 第二，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来看，他已看到了资本的积累并向垄断发展的走向，看到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后列宁更看
24、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列宁强化和发展了贫困化理论，并提出了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之说，预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定义的关键词还是“垄断”。在当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的见解应当说都是科学的。然而他们都以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缓解其自身矛盾的自组织能力为理论前提。由于列宁没有看到过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前后的资本主义的变化，更没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相反的由于二战后“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需要，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加化和绝对化了，从而出现了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理论笑话，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社会的
25、“两极分化”不存在了，至少是淡化了。这给我们的启发：在西方社会，即使人们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有可能消除或缓解社会的两极分化。西方国家可以做得到，那么在我国尤其是存在着一个能代表全社会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所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地解决沿海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来解决所有两极分化的问题，应当是可以做得到的。 第三，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言，必须强调“共同富裕”，必然要实现“两消”的过程，但这又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而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由价值规律作用所产生的收入差别和贫富差距是必然的，否则是难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在我国虽然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似乎也
26、和所说的“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基础差不多了，但问题是我们的“小康水平”只是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而不是一个“全面小康”的水平，所以我们应当说现在虽然可能是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但还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看来“太早办”是不行的。 我们还必须认识所谓两极分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及心理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美国和英国、法国其经济发展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但就基尼系数而言，美国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在2004年为0.46，早已超过所谓0.4的警戒水平，而英国2004年只为0.34，法国目前为0.32。而欧洲一些小国如瑞典、芬兰等
27、，其综合经济实力远逊于美国，然后其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却很高，以2006年来说瑞典为0.25，而芬兰只是0.256。然而美国社会秩序仍然很稳定，但法国近几年国内动乱现象却频频发生。至于就国家的竞争力而言，美国的综合竞争力明显优于瑞典和芬兰。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者，但社会却很稳定，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较为通畅，人人都有致富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美国梦”的核心理念而深入人心，这是社会文化因素，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我国近年的基尼系数也已超过了0.46（有人甚至说已达到了0.6），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竞争能力差距都很大，
28、然而从“大国”、“基尼系数”及社会稳定度而言都很相近。因此美国还是很有一些可供我国借鉴之处的。 就我国国情而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然后“中庸之道”也深入人心，人们普遍对动乱是反感的，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消除了发生绝对贫困化的社会基础，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因而即使近年贫富差距有所扩大，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上涨的潮水将抬起所有搁浅的船只”，所以广大民众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仍很大，因而总体而言社会还是稳定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个稳定水平也和我们的“小康”水平差不多，只是“低水平的”。因此不能掉以轻心，现在应当由突出地提出问题向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由于我国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虽然私营经济存在着“剥削”关系，但由于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不应消灭而且还要鼓励其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以国有制为名的垄断经济，因为“垄断”就能产生剥削，对生产力的发展弊大于利，并为腐败，权力寻租从而扩大社会收入差距，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强烈不满，因此而产生的差距并引起两极分化应当首先予以消除。也正因为垄断经济大都是国有资产，所以国家可以更为方便的消除，由于垄断而造成的分配不公的矛盾，而使广大公众得到更多“实惠”，进而缩小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社会和谐。看来消除垄断、腐败、权力寻租已是确保我国社会实现稳定、和谐、共同富裕之当务之急。第 15 页 共 1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