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刘惠文（河北经贸大学新闻传播系）我国新闻学教育伴随着当代经济的全球化、信息传播的加速度走向 21 世纪。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回顾 20 世纪我国新闻学教育所走过的历程，瞻望新世纪间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这就像是运动比赛中的赛跑那样，没有起点就没有什么终点，没有起步，终极之有无，就必然会觉得无所谓。这也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一样，人不能选择生产力，任何人来到世上只能是在前人所实现的生产力之基础上进行生产，即先是继承或承接前人所创造的生产力，然后才是发展前人的生产力，创造出新的超越前人的生产力，最后才是自己的生产力被后人所继承或承接。黑格尔说，任何事物的发展
2、都呈现出一个自然的过程。依据这样一个有名的“过程论”哲学观点，任何历史也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那么我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当是如此。本文试图对 20 世纪我国新闻学教育作一些简要回顾，以求追溯其源流，还将对 21 世纪我国新闻学教育做一点前瞻，以求能直奔目标。本人虽固然不揣谫陋，然而也可能终因学识有限、阅历不足，未免于会挂一漏万，这样就很难免于违背了撰述之初衷。于是只有祈求读者的明察秋毫和方家的批评指正了。但是，历史是真实的，是谁也不能改变的，时间和空间在绝对条件下是永存的，只可能是在相对条件下才是暂时的。正是因为如此，对于 20 世纪以来我国新闻学教育活动做些约清简要的梳理，说好说坏，受夸挨揍，
3、也将是在所不免，本人终愿循着历史老人的足迹去追寻、去探究，而且始终会不惮于前驱！一、对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回顾1、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启蒙时期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可以说是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启蒙时期” 。首先，我国国民，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市井之徒，最初都是从走向近代的印刷报刊之实物那里窥知新闻纸的效用的。从林则徐的组织幕僚摘译外报，到魏源的展示海外报章资料的海国图志 ，从王韬主张“要与西人报章争短长” ，到康有为上清帝书 （上光绪帝第四书）要求“改时务报为官报” ，从林纾的翻译西学著作到严复译出西学之书既而创办介绍西学的报纸，等等，这些都似属于近代报刊的实物形象之新闻学教育。是类似雨后春笋出土
4、时的萌动，是催春笋出土的春雨及其对泥土的疏松。与此相同时，也有些学者对新闻纸之现象及其发展做出一些理论总结，撰写论文，进行类似的、较为理性的启蒙教育，这其中就有郑观应的日报上、下篇，不仅发表于报刊以日报为标题显现出我国公开研究新闻学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实际价值，而且将其收编入自己的报刊政论文章结集的盛世危言中，还补充材料将其文扩充为上、下篇。除了郑观应的论文日报上、下外，还有陈炽的论报馆 ，王韬的论报纸渐行于中土 ，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等等，这样一批以新闻纸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时论，很是理性地对我国国民进行了新闻学教育的“破块启蒙”工作。就是连专注于“大举革命，推翻满清，天下为公，振兴中华”的
5、孙中山、黄兴等一批民主革命家们以及他们的后来者，最初也明显地是受着这样的新闻学基本知识之教育的。在这种“新闻学教育的破块启蒙时期” ，最明显不过的特征就是，接受新闻信息与接受革命思想教育、接受新闻纸的宣传形式与接受新闻学常识的教育、接受已著并且发表的报刊政论与接受新闻学研究内容和形式及其方法，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启蒙时期，尤其是这种“破块启蒙”的活动，于新闻学教育上所形成的这种习惯或惯例，对今后的新闻学教育的影响和作用甚为巨大。且不必说是后来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与退职官吏陈范所办的苏报的关系及其苏报的政治转向方面，就是由已经觉醒的一代自觉的知识分子群体所主办的
6、俄事警闻 警钟日报等，都是在对新闻学实践有了一定认识之后的具体行动，同时，许多先进的、较早觉悟的知识青年也是从中吸取革命思想和新闻学知识的学术营养的，即便是后来在辛亥革命之前起了巨大舆论鼓吹作用的民呼日报 民吁日报 民立报等，不仅对于一代青年的革命思想教育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一批青年在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当中也深受新闻学活动的影响和教育。这一点，在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迪加斯诺在访问延安后所写的西行漫记 （Red Star over China ）中，就有记载，可为历史之明证。2、我国新闻学的学校教育之发端时期1918 年 10 月 14 日所开学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为我国新闻学正规学校或如当时
7、所称的国立大学的学校教育之肇始。历史业已证明这是我国新闻学学校教育的良好开端。它之所以称为“新闻学学校教育的良好开端” ，是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它肇事于新文化运动之中。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是在 1915 年，次年即将其更名为新青年 ，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指导和辅导青年修养，发起新文化运动。因此，严格地并且是尊重历史地说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说 1915 至 1916 年是其准备的时期，那么至少也应该说在 1917 年起就拉开了其雄伟的序幕，这便是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雄文的发表和稍后的鲁迅之孔乙己等显现文学革命实绩的新小说的揭载为标帜的，而北大的新闻
8、学研究会的孕育和产生，就基本上与新思潮的滥觞同时。其二，它兴起于新学术的创建之时。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以前，有过梁启超的“大倡诗界革命 ”，王国维的开始研读西方哲学著作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著述） ，梁启超、章太炎等提出的新史学观，并且还有蔡元培所采用较为白话文似的语言写作并发表了的政治小说新年梦 ，但那还只能说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或称“破块启蒙” ，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并且对于新学术的确立，还只能是在 1917 年蔡元培就任于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实行学科改革、废除“经科”改为文、史、哲 3 门开始的。照此看来，新闻学是能够跻身于当时新学科之林的，而且如新文学、新史学、新哲学等
9、学科的建立，在当时还多少得了新闻学实践活动的舆论宣传之助力。所以，新闻学的开始研究并实施正规的学校教育，是基本上与当时的新文学、新史学、新哲学等学科同时进行的。其三，它构建了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最初框架和奠定了新闻学实施教育的基本方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由校长蔡元培任会长，由校长室秘书、文科教授徐宝璜任副会长兼导师，另有著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他们均是曾留学国外而又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蔡元培曾是清末翰林，然后弃翰林院编修职而南下兴学执教、组织革命，被时人称做“此为翰林革命第一人也” ，然他负笈海外近 10 年，求学研究于德国和法国，所设学科良多，远非一般学者之可比；徐宝璜是留学于美国的，所
10、学主要为经济学，选修新闻学，归国后应蔡元培之聘担任校长室秘书和文科教授；邵飘萍又名振青、镜青，是以受聘采写北京通讯而著名的记者，后又办有京报 ，兼做社长，曾留学日本，时在北大旁听课程。徐宝璜于新闻学研究会上讲授新闻学大意 ，是为理论新闻学之类，但也旁及新闻的采、写、编、评等，如其中的一章便标题为“新闻之精彩” ，内中就有“新闻如鲜鱼”的名句，可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不知是谁于采访问题时说了句“新闻如活鱼” ，就被视为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这就是古典书刊翻阅得极少的缘故。徐宝璜的讲义和著述，基本上厘定了理论新闻学这样一根支柱。邵飘萍在会上讲授新闻采集法 ，尤重新闻的采访，他的讲义及其后来的撰述如
11、实际应用新闻学 新闻学总论等，也基本上厘定了实践新闻学这样一根支柱。如果再加上后来亦办报刊、亦著述、亦教学的戈公振，他以其于 1927 年正式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及其另外一些讲演或文章，也开始厘定了历史新闻学这样一根支柱，而事实上要在中国治历史新闻学，欲求近代报刊的来龙去脉，还总得查找戈公振或梁启超等的撰述文章资料。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拟订其宗旨为“普及新闻知识，研究新闻学理，以求有贡献于社会” ，是为新闻学教育的一大方针，而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开会式的演讲和期满式的训词中提出“新闻乃全恃经验之事业，今望操此业之人积一身之经验而发为学理，以求贡献于学校教育” ，也是为新闻学教育的又一大方针。普及新闻学
12、知识，并加以提高进而研究新闻学理论，指导和应用于新闻实践，以求贡献于社会，而操办新闻业者，也应总结其办新闻业的经验，将经验生发为新闻学理论，亦即是新闻实践理论，用以提高和指导学校里的新闻学专业教育。其四，既注重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也注重多学科学术的研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不仅自己出版有学术期刊，而且以导师徐宝璜等为首，协办有北京大学日刊等，为新文化运动中新思潮战胜旧思潮而不断开辟舆论阵地。学会还聘请陈独秀、李大钊、任鸿隽等著名学者、教授来做讲演，以扩大学术研究的范围，为不断地接受新知做出了必要的积极准备。3、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初步发展时期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初步发展时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五四新
13、文化运动推动了现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因而新闻业和新闻纸的传播活动就越来越被社会、被人们所见重，于是一般学校也便很注重新闻学的教育，教育家们有的是注意其新闻学专业的学术教育，有的则是专注于新闻学的实践业务教育，有的则又是对此两者都兼而有之，还有的则是趋向于新闻学的平民教育化问题，凡此等等，其教育形式或模式是较为多样的，其教学手法或手段也是各得其所的。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初步发展时期大约从 1920 年至 1949 年，即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正常或正规活动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为时间的上、下限。其中，很具代表性的新闻学教育单位或组织有如燕京大学、平民大学、复旦大学、世界新闻传播学
14、校等。在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初步发展时期，新闻学的正规学校教育和社会的非正规学校教育同时发展，也很有其基本特征：其一，重视新闻学的理论、历史、业务实际 3 个支柱板块的分类教学，这从当时的课程设置以及当时求学者后来撰著的回忆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其二，重视新闻学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新闻业实务的结合，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讨活动，诸如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每年定期都要主办“新闻学术周”活动，聘请本校著名教授和新闻业界名流来做学术报告和讲演，就是特别忙而不能到场的名记者、名编辑，若不能亲自来讲，也要撰写学术文章在“新闻周”内散发，很是活跃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气氛，而且使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与新闻业实际业务结合得
15、很是紧密，这些在 20 世纪 30 或 40 年代出版的一批新闻学著作的书后“附录”中、在各校新闻学系所编的“新闻学讲演集”或“新闻活动周”资料集中就可以看出来。其三，重视对外交流和聘用外国驻我著名记者在新闻学系任教。从注重对外交流的角度和需要对外报道新闻的角度出发，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学里，如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新闻学系等学科系或专业里，是要学习 2 门外语的，其要求就是要能读、听、说、写，即要能用外语及时报道新闻。如赵浩生等从国外回来所做的新闻学的学术讲演中就常提及此点。上海震旦大学新闻学系的系主任、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谢六逸，对能写的能力非常重视。本人的导师就曾经告诉
16、过那时的教学情形，教会中学就至少是要求一门外语过关，且中学生中就要读外文报纸、学习许多外文的文章包括原文的哲学著作等。外国通讯社和大报社驻远东、驻中国各地的外国记者就受聘于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学担任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课程的教授或讲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就受聘于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任教，并且所授的课程还很多。其四，重视新闻学教育与新闻业实践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础兴办新闻业。著名报人同时也是著名新闻学教育家的成舍我，是坚持新闻学教育与新闻学实践结合和互为前提的执著实现者，他办起世界新闻传播专科学校，以此为班底办起世界日报 世界晚报 世界画报等系列；他每赴一地，先办世界新闻传播专科学校，招收学生，发给见习记
17、者证，边学习边在所要办的世界日报地方版见习，甚而至于有时是学生白天采访、编报，晚上听新闻学的专业课，这种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实践一体化的模式，使他成就了世界日报各地版的报纸大系列，就是今天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还说，在洛杉矶华文的世界日报才算是拥有读者的报纸，即使是在拣铅字编排报纸的年代，他要求办报的人员即便是排字工都应该是他所办的世界新闻传播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即如现在运用电脑激光照排也是要求录入人员是其学校的毕业生，成舍我在台湾去世后其业由其女成嘉琳所继承。其五，以各种期刊和学术丛书等开展新闻学教育。其中，有在报纸上开辟专栏，专门介绍新闻学的专业知识，如举办过“记者座谈”等专栏，每日分篇揭载新闻采
18、写、编辑等知识的短文章；黄天鹏等组织编写了一整套的新闻学丛书，从新闻学的理论、历史、业务实践和现状等方面，介绍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并且在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记者协会的旗帜下出版了一些新闻学的学术期刊，这些新闻学的学术刊物与正规学校的新闻学的学术期刊相映成趣，一起唱响了新闻学教育的现代协奏曲。4、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新闻学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一直很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因而也就很重视新闻学的专业教育。然而，由于党才刚刚成立，还来不及实施专门的新闻学教育，所以在党的“一大”决议中只是明确规定了党的新闻宣传工具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这实际上是对党的新闻学活动所作的政治思
19、想方面的明确决定。当时，党为了扩大新闻宣传的影响，也兴办报刊，如曾经于日本留学回国后掀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继续办好新青年 、赴法勤工俭学归国的蔡和森主办向导 、赴苏联任过特派记者并写出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通讯报告的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 ，等等。我们党在创建之初到 20 世纪30 年代于组织工农、实行武装割据、开辟红色革命根据地期间，就很是注重新闻宣传方面的教育，毛泽东甚至宣布凡是打仗阶段遇到旧报刊应该注意收集并及时上缴，而且在 1931年于江西瑞金创办了红色中华报及红色中华通讯社。我们党领导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奋力拯救中华民族危亡，就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日，在延安进行了著名的整风
20、运动，延安整风本来是党建的重要工作，而在延安整风当中党所领导的新闻单位正规地开展了新闻学知识的普及和教育的工作，比如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批关于新闻学的学术论文：什么是五个 W的评论文章，胡乔木的人人要学会写新闻 短些，短些，再短些 ，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连载，似未完）等，而后者的这篇长文则是对这一次新闻学的集中教育、学习所做的一个基本总结。我们党在着手迎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与和平建国、反对内战以及开始解放战争的时期，为了培养新闻宣传工作的必需干部，由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恽逸群等创办了华东新闻干部专科学校和华中新闻干部专科学校，恽逸群讲授类似新闻学理论的课程，范长江等讲授诸
21、如新闻学业务的课程，前者的新闻学讲话共分 5 讲，后来由新华书店华东及华中等分店印行，广泛流传。我们党的中央撤出延安转赴华北大地，在指挥决定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的 3 大战役期间，毛泽东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刘少奇作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就在党的 7 届 2 中全会前夕，中央集中并抽调了一大批记者、作家集训，进行新闻学基本知识教育和新闻学能力素养的训练，为进入全国大城市办新闻业做了专业业务干部的充分准备，这种准备的基础就是进行应急的新闻学的专业教育。同时，我们党在 28 年的率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卓越过程中，在组织新闻宣传方面加强对各地通讯员的新闻学知识的学习和新闻采写能力的培训，一直
22、是没有放松过的，形成了良好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学活动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党在新闻学教育方面的优秀成果。5、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文革”的新闻学教育时期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 1 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国的新闻学教育尤其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开始出现了以党的新闻业、人民的新闻业、革命的新闻业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革故鼎新的崭新局面。尽管当时接管的学校之教学体系还基本上是依旧，但教育思想则正在逐步端正到人民的方面上来，在招生、教学、就业等方面已经有所改进，各学校已有的新闻学系或专业则更由于新闻学专业的更倚重于政
23、治文化，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党的新闻工作者也便被派或被聘到新闻教学单位工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是如此，比如：1937 年到延安的甘惜分就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任教，据他回忆说，主要是讲授新闻学理论课程，住在燕南园，紧挨着宗白华住着；1937 年到延安、建国初期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副社长兼北京分社（当时与人民日报社北京记者站合署办公）社长的何微，就被聘到北大中文系新闻学专业讲授新闻学业务课程，据他回忆说，当时那里所编辑出版的题名新闻与出版的学术报刊就是以其讲义新闻导语为开篇的，在北京分社还组织了记者半夜的集体采访和统稿，报道那些在夜间为大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就是被许多新闻学教科书所引述的
24、通讯当人们熟睡的时候 。1952 年我国在高等教育上进行了院、系大调整，主要是合并许多文科系，充实理工科系，以加强国民经济的建设。到 1956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王中，写出了新闻学原理大纲的简要讲义，在那当时虽然是油印本，而且还不是由他本人负责校印的，而是被应邀讲学的新闻业单位所油印发行的，然而却标志着我国新闻学教育界对于新闻学研讨的新阶段，其中对新闻学理论中的许多范畴进行了初步的厘定，对新闻学活动规律进行了必要的探讨，且提出了新闻业的商品性等敏感问题，这在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理论研究上是一个突破。1957 年我国开展了“反右派”运动，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在新闻业界以批判光明日报社
25、的章伯钧、储安平和文汇报社的徐铸成、蒲熙修等为目标，致使新闻业成了重灾区，而在这个重灾区里的“重中之重”则是在新闻学教育界，组织批判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讲义，被指斥为“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思想” ，这种由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划拨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所集成编撰的批判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小册子,在全国新闻业界及其新闻学界内部发行以至于泛滥成灾。在批判王中新闻学思想还没有“批”完时，到 1960 年甘惜分的新闻学思想也遭到内部批判。从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那是一个“批判”的年代，这在后来甘惜分于出国探亲期间而惊闻王中辞世的噩耗、赶紧写出风雨飘摇忆王中并寄回国内发表了的短文里做
26、了客观的说明，本文就不必赘述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东北解放区的黑龙江哈尔滨办过广播技术的短训班，主要是培训应急的广播技术方面的人员，但当时并没有专业的新闻学教学课程的开设，然而从新闻信息的传输上来说也该视为是新闻学中的又一个分支教育的肇端。而在 1956 年于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办公楼后所办起的广播技术训练班，则被追溯为北京广播学院的前身，抽调了包括温济泽、孟介夫、武子芳、康荫等在内的一批人员前往执教,北京广播学院的建立并成为专业性的新闻传播学院，是对于我国有新闻学教育史以来在解放以前就有的专业新闻学院在新中国的重新承续，是我国广播电视学教育的正规起点。1956 年人民日报社于报纸发表致读者的改版
27、社论,表示要办成一张真正人民的报纸和成为人民的自由讲坛,并且加上新华通讯社等中央和地方的一批新闻单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学习新闻学业务之风,使许多的新闻工作者受到了较为普及的新闻学知识方面的教育,可是,在当时好景实际难长,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到 1958 年的“浮夸风”,再到1959 年的“反右倾”,然后便是 3 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时期,接着又来了“四清”运动,紧接着就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就砍掉了几乎是全国各高校里的新闻学院、系。在回顾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新闻学教育历史的时候,尤其应该称许的是何微,这位老新闻工作者兼新闻学教育者，就在他担任西北政法学院
28、副院长期间,顶风新办了该校的新闻学系并亲自兼任系主任,从那时的“五七”干校或“牛棚”里请出了包括甘惜分在内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的专家、教授前来讲授新闻学理论、历史、业务等课程,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成为了当时新闻学教育方面当之无愧的模范。6、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教育的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是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大发展时期，也是 20 世纪里我国新闻学教育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还应该说是我国新闻学教育开始逐步地趋向于成熟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当然是很显而易见的：其一，作为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历史之重新跨步，基本上是比较稳健的。我国 1977 年恢复“文革”前正常的高
29、考招生制度，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等都恢复了新闻学院、系的正常招生，80 年代初我国恢复解放以前就有的学位制度，新闻学教育界也开始给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而且复旦和人大的新闻学系由王中和甘惜分等教授为导师组成的导师组最先具有了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北京广播学院以康荫为导师组成的导师组具有了硕士授予权，均开始招收研究生，实施我国新闻学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此为新闻学教育的恢复和重新起步阶段，这个恢复和起步就不仅是在原先的基础之上，而是缩回的拳头出手更快、更猛。到 80 年代中期，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或其它系科，或是相继恢复原来就有的新闻学或相关的如编辑出版等学科专业，或是新建新
30、闻学的系科或专业，一下子全国的高校中就有了数以几十计的新闻学系或专业，其中还有理工类学校、民族类学校、警察和军队类学校也办起了此类系科；新闻学活动的实践单位也参与了新闻学教育活动，新华社办起了中国新闻学院，人民日报社也于 9 号楼开办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学系，两社当时的主要领导都出于新闻学专业干部的青黄不接而负有对新闻学教育的时代责任感，特别地热心于办新闻学教育。此为我国新闻学教育快速发展的阶段，而且有些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也很快取得了硕士学位的授予权。到了 80 年代末至今，我国的新闻学教育陆续发展和继续扩张，除了有两所学校停办了新闻学系之外，在新闻学的教育拓展方面都超过了 20 世纪的
31、前面年代，甚至连体育类、经济类、成人教育类及民办类学校都办起了新闻学之系科，原先的有些系科则扩展为学院，而且还引进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和教育，有的也直接建立了传播学系，有些则与 80 年代中晚期兴起的公共关系学、涉外秘书学和广告学等新兴学科结合，组建似乎范围或领域更为广阔的文化传播或称信息传播的系科或学院。此为新闻学教育的进一步扩展和泛化或包容的阶段。其二，新闻学教育的师资队伍的加强和资料管理的系统化以及科研成果的配合教学急用，有着突出的成绩。这些是见之于新闻学教育的课堂、刊物、资料室和图书馆书架上的，用不着详细表述。其三，与新闻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的迅速发展相适应，恢复或成立了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
32、中国记者协会、中国新闻学会及其新闻教育学会等组织，以便于号召全国、开展专业学术活动。其四，吸纳了外来新兴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方法，并将其渗入新闻学教育，就如新、老三论、计算机科学及其网络和大众传播学、舆论学、广告学、民意调查、定量分析法等。其五，利用了文、史、哲、法、社会、经济、心理、语言、民族、文化甚至是数、理、化、工等学科的学术根底或体系来厚实新闻学的学问并以此来实施新闻学教育。其六，新闻学教育由于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和理该适应飞速发展着的信息时代的迫切需要，使得一批有着新闻业实践工作经验者在临近退下来的时候参加到新闻学教育方面来，不仅增加了新闻学教育的师资力量，而且提高了新闻学教育的实
33、践力度。7、港、台的新闻学教育活动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客观情况与澳门不太一样。香港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前属英国所派的总督管理，作为自由贸易港、金融中心和传播信息港的长期建设及其所形成的地位，在我国对它恢复行使主权、进行管理后依然在延续。香港的文化教育在此之前，当然就难以排除一些习惯性的亚文化的色彩，它的高校中的新闻学教育也难以摆脱类似的惯性。然而，作为接受西方文化包括新闻传播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乃至知识体系，成为进出口文化资料或资源的集散地还是可行的，且作为可模仿和可借鉴具体操作也是可以有作为的，可是，如果像物质产品的那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却是不可行的，它更应该着手的是消除以往所受
34、的亚文化的负面影响和与大陆文化的接轨，其新闻学教育也恐怕是特别地需要如此。台湾与香港是有所不同的。台湾的文化教育制度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从大陆的失败逃到了台湾，蒋介石弃许多将军的坐以待毙而不顾却派专机从北平接走了胡适到台湾。在台湾蒋氏家族管理行政、掌握实权的年代里，唯一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经费开支由胡适批了就算数，蒋氏概不过问或干涉。因而，台湾经过向所谓西方民主化过渡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教育制度在原先基础上的西方化的改良，遂于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腾飞，一跃而成为亚洲“4 小龙”之一，这就不能不说是与其文化教育的既注重内质也注重外引（主要是留学美国，且归台服务
35、者多）有很大的关系。在台湾的新闻学教育方面，一是官方和民营并举，二是注重国语的文科学习，三是引进和积极吸取西方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四是电子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实用和运用，应该是其特点，目前可以亲眼实见的就是在用中、英文采访、写作和报道新闻方面，已能证实其新闻学教育的基本功底。客观地说，香港和台湾的新闻学教育，都有可资大陆的新闻学教育借鉴的地方，且后者则更甚于前者。“和平统一” 、 “一国两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归中国了，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台湾问题的真正解决已是为时不远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正在续承的前人所造就的新闻学教育活动，其间的相互吸取长处和优点的互补性也将
36、是指日可待了。正是出于上述的历史回顾性的认识，可以满有理由地说，我国的新闻学教育在走向 21世纪的时候，真是出现了和正在开创着令人注目的可惊可喜的新局面。二、面对 21 世纪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前瞻面对 21 世纪的日益临近和又一个新千年的即将到来，瞻望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广远前景，定然也是可惊可喜的。就要来到的 21 世纪将与即将逝去的 20 世纪一样，将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又一个极不平凡的世纪。无论是从时间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空间文化的角度，无论是从文化积淀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创造的角度，都将是一个全新的未来，一切的可能的和现实的、偶然的和必然的、规则的和非规则的，一个阶段的经济作为根本基础的政治的、文化的
37、以及在此累积的多种思想观念的，都将难分难舍地相互交织在一起。整治和分合将在 21 世纪中难解难分。我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将面对这样的情势。所以，本文于第 1 部分的结束处用了“可惊可喜的新局面”来加以概括和说明。瞻望我国新闻学教育在 21 世纪的前景，当然是可惊的。这将是因为：其一，以现有的国家和地区计算，我国在 21 世纪将接受新闻学教育的人数将是惊人的，如果将这种专业教育像已先存在的新闻学教育泛化一下，受此种教育的人数定当是世界第一，少说一点也相当于一个人口中等的国家和地区那样多的人数，况且尚有许多留学于欧美接受西方传播学教育的人数未计算在内。其二，新闻学教育的层次和模式将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将
38、是相当惊人的，既有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新闻学教育，也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层面上的新闻学教育，还有不同文化交织的背景下的新闻学教育。这样一些新闻学专业教育的层次和模式将并驾齐驱，有协调，有竞争，有合作，有分工，有优胜，有劣汰，将会更加符合新闻学的教育规律，进而更加符合整个教育的一般规律。其三，新闻学教育中做学术的程度也将是惊人的，这就远非 20 世纪之可比。前面本文于历史回顾中曾最先述及新闻学与当时的新文学、新史学、新哲学等学科是几乎同一时间起步的，但在学科体系、历史梳理、实践业绩等方面，就很难与那些学科相提并论。本文并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指证实情而已！曾与甘惜分以忘年交的身份谈论过此事的缘由，觉得不外乎
39、原因有二，若与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贺麟、俞平伯、剪伯赞、宗白华等一批学者比一比在各自领域的学思成就，那么，一条就是学术根底的不够深厚，二条就是在学术钻研的自觉性上很有差距。为什么这样说呢？远时间距离的事情没有亲历，只能靠查找史料，而后半个世纪的事实就不仅是大体上亲历而至少是略有耳濡目染的了，上面所提名了的学者不管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就都是处于“挨批”的境地，但他们仍能专心学术上的攻错，可是新闻学教育界里却不相同，个别人时时被“挑”出来去“批”别人，而别人没有被“批”倒时自己却又挨了新的别人的“批”了，正如有的
40、学者所戏谑的那样“当了一辈子的运动员” 。学术上的成败关键在于学人的自身，而决不是在于别的什么原因；学术自由从来就不是能指望给予的，而是靠学人本身所自守的；对于学术真理的追求胜过对于名利的追求，这才是用大字写成的学术巨人。在这一点上，除了学术前辈应该深刻反思以外，后来者能否吸收教训则更是首当其冲。当代学术的学科界限虽然越来越模糊，但学科理论体系的宏富、知识含量的深广、学思的复杂和深邃，那将不是“五十步笑百步”那样地指日可达的，何况在新闻学教育上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尚还没有厘定和掌握，就更不能盲目相信那写所谓的“泡沫说” “淹没说” “覆盖说” “消失说” “取代说”甚而至于胡诌出什么“传播学是
41、新闻学的哲学”等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即机械唯物主义是据以自然科学物质观来近视地看问题的，它们总是机械地认为新物的产生旧物就灭亡，早晨太阳的出现夜雾就必然退去，可见没有能辨证唯物地看问题，实际上太阳出来了夜雾也不见得就不存在，只是在阳光的照射下人的肉眼瞧不见缭绕的夜雾和闪烁的星星罢了，把这种机械的或称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胡乱串入到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来，且用于新闻学的教育或研讨，不是出于无知、浅薄就是故意害人。所以，通过对我国新闻学教育历史的沉痛反思，吸取其中的养料和教训，定然将会在新的世纪里垒定坚实基础、建设起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关于此将有另文专述） 。瞻望 21 世纪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前
42、景，也当然是可喜的。可喜的这些现象，现在就能见端倪的就是：其一，不管是教授、学者也好，还是“运动员” “挨批者”也好，积累了大量的专业资料，梳理了新闻学的学术脉络，做了很多方面的探究，写下了一批著述，为未来开辟了继续前进的学术道路。其二，引进了大量的新学科或外来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有待于消化、吸收，并须如蔡元培所说应“化为我之一部” ，尽管消化进而吸收还尚嫌说得太早、太急，但引进就如同吃饭时的“喂食” “进食”一样，总为吸收之前兆，循此以往，吸取营养、壮大学科，才将有望。其三，新闻学实践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信息资源共享，越来越多的学人、学者、教授、专家更将能成为“知识富翁” ，
43、而厚积而薄发的研究学术机制就能构建和运作，探求新闻学的学术真谛和新闻学教育之道的人就会多起来，这就恰如鲁迅所说，地面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四，一代学术根底较为深厚、学术品德较为淳朴、学贯中西而不自弃、追求独立自由学思的新人正在崛起。正本清源，总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嘱托。有位著名哲人说得好，而且说得妙：一个新的学术真理被人认识到了，并不是掌握了此种新的学术真理的少数人而把旧认识者都给说服了，旧认识者都举手投降了，而是旧认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寿终正寝了，那些掌握了新的学术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真正地从学术上站立起来了。于是，旧认识就空出了地盘，新真理就给占据了。本人的两位导师曾经
44、这样地交流对话过：我们这一代教书的，比起前一代来，从根底、学思上是有欠缺的，但是 1957 年“反右派”之后，那些根“棍子”也是成天地整人的，继承和发扬我们的学术传统还得靠恢复高考后的能够“耐得寂寞，做得学问”的一代新人。已故的何微就多次说过和写道：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和新闻学的学科教育体制，希望就在青年一代。20 世纪的成绩和缺憾将随着它的逝去而成为过去，历史的陈迹总是催人奋进和催人自新的。21 世纪正在向我们热情招手，她的到来，时代伊始，斗转星移，万象更新，气象万千。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评价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那将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
45、，在热情、品格和多才多艺等方面出现巨人的伟大时代。21世纪就是这样的时代。在我国新闻学教育园地上辛勤耕耘的园丁，将满怀信心和满腔热忱地迎接这样的新时代，用自己的呕心沥血、抛洒汗水、铲除杂草、辛勤耕种、浇水施肥，持之以恒、不懈努力地去催发绚丽多姿的新鲜花朵。本文构思于北京住所，草就于石家庄寓所，改定于北京住所。作者系文学（新闻学专业）学士，法学（新闻学专业）硕士，哲学（哲学专业）博士；河北经贸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特聘教授，新闻传播学系副主任、新闻传播学研究所所长；通信：050061 石家庄市五七路 河北经贸大学新闻传播学系，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5 号院内 287 信箱；电话：0311-6837145 转 3114（寓所） ；010-68434075（住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