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回顾和反思中把握“社会学中国化” 路英浩本文来源于 CSSCI 学术论文网:http:/ 和蚩尤论文网:http:/ 全文阅读链接：http:/ 管子 “七法”篇有“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 ；而表达由内外因素影响所引起变化生成之义的“化”字在易经 、 道德经和庄子等文献中也可见到。按笔者的理解，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有没有“化”这一话题的本意，是想说如“本土化”等词所对应的外语词根“ ation”的 “化”义，中国究竟有没有？这不失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严复译的天演论 ，原文标题中有“evolution”一词，但严复并未直接将其译作“进化”而是解作“天演” ，但天演论下卷“能
2、实”篇中还是有“伏变化之机” 、 “极变化之致” 、 “合而言之天演也”之句；下卷“教源”等篇也多有涉及“化”的字句。尽管严复的译作对当时整个思想界的影响巨大，然而与其所译“群学”等概念一样，他对“化”的译法乃至总体上的译式，毕竟没有成为此后学界主流的译语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某某化”的译语模式，来自日译外来语。关于我国社会科学用语中的许多词汇来自日语这一问题，正如近年出版的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的作者对其频繁地提起（所谓“日语的过滤” ）又反复地将其搁置在一边那样，在一些学科领域中，它常常既为人们所意识，又往往不为人们所计较。不过，应当看到在经济学、哲学等领域中，这个问题已
3、经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如叶坦、葛兆光、海外华裔学者方维规等）结合本学科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考察。话说回来，上述提及的（以及未被提及的）诸多探讨，究其渊源，几乎都涉及到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字汇 。不错，恰恰是在那本出版于 1881 年的词典中，井上采用了几种译式来翻译后缀为“ ation”的英文概念词汇。其中之一是将其译作“某化” ，如开化（civilization） 、归化（nationalization ） 、同化（assimilation） 、渐化（variation）等。和这种译式一道，大量日语外来词以及成为定式的译法，在上世纪之初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通过大批留日学人的移植，很
4、快在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成为一种风行的话语模式，正如“五四”前后， “西化” 、 “欧化”等的提法已经开始流布于学术界甚至民间的日常言语中了。 鉴于这样一层想法，笔者在会间曾表示了对每每提及“社会学中国化”就非得从我国学者最初翻译国外“西学”著作说起之见解的不同意见。林纾、严复等只是极少数的特例，此后在上世纪初经“日语的过滤”被译介到我国的大多数译著，基本上彻底中断及颠覆了严复等人最初在译述实践中所作出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尝试，且概念用语几成清一色“日语汉字” 。一如哲学界有学者所揶揄的“穿一件尺寸不合的长衫”那样，或用吴文藻的话说叫做“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 。有关这一过程在我国社会学术语演
5、变史中的经纬，至今尚未被梳理清楚。虽说东瀛那边为“买了爆竹让邻家放”而耿耿于怀的人可说不少，但这边从“拾了人家的铃铎当本地寺院里的大钟敲”的迷糊中醒悟过来的人却不见得多。故言“社会学中国化”当从我国学者翻译国外“西学”著作说起的见解，总有牵强之嫌。 相对于内容几乎完全不涉及中国研究的早期“西学”翻译著作之不宜称作“中国化” ，以下四种情况，应该承认是与中国有关的。其一是“洋教”在中国的传经（圣经的翻译和传播）过程。梁启超（1925：16）曾注意到，耶稣会初期的教士出于传教目的，对中国的宗教、甚至“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 ；其二是外国商人为了达到在中国推销其产品、打开中国的市场之目的而进行
6、的与中国有关的市场调查、家计调查，以及生活方式研究、消费心理分析乃至有关中国当时的政经、法规公文的分析等，如华特尼的中国人与中国人问题 、AM安德森（1928）的中国的人性和劳工等；其三是与西方的青年会或一些文化机构在中国活动的“当地化”努力有关。一如费孝通（1961：179）在留英记中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来历与甘博尔个人的关系问题所作的详尽介绍那样；其四是出于对殖民地、潜在竞争对手或敌对国等的政治、社会状况的全面把握等需要，国外学者所做的有关研究。在这种背景下，上世纪 3040 年代也留下过对中国华北农村调查、 “满铁”调查等研究成果。 上述四种情况，虽然研究的对象都涉及到了中国人、中国社会
7、以及中国社会特有的问题，且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社会学“视野” ，有些甚至完全是在社会学的名分下进行的，但这些尝试同样也不宜被归入“社会学中国化”的论域之内。借用费孝通的话说，这些基本上是殖民或半殖民地时代的附属品，或者叫“半殖民地上的怪胎” 。前面提到吴文藻所称之为“舶来物”的认识也适用这些情况。总之，早期在中国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抱负的中国学者的本土化之情结，起初恰恰是针对这种“舶来”化或“附属”化的。 综观从费孝通对吴文藻最初提倡“社会学中国化”意图的阐释以及由他们为实践这一抱负所做的诸多努力，总的来说，涉及的要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话语系统的取舍和整合；二是学科内容是否关涉中国问题；三
8、是有关如何把握认识对象的研究方法；四是社会学人才的培养；五是学科研究和目的等。除第三点之外，其他部分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简言之，着力凸显“中国”之主体意识，即中国语言、有关中国的研究内容、立志使“社会学中国化”的本土人才，及“学以致用” （参见沈关宝，2006）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治学目的。 至于第三点，即有关如何把握认识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方法问题，笔者以为，它其实关涉到了“社会学中国化”在当时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当时国内在如何处理“中国社会的事实”的问题上有两种较为通行的方式：“一种是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
9、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 。尤其是后者在当时可谓更加盛行（费孝通，1995：258） 。而针对当时由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的 JL卜凯教授等推崇的做法（即原原本本地按西方通用的问卷对中国城乡进行调查）以及模仿这一方法的定县、北京郊区调查和清河镇调查等的不足，吴文藻敏锐地注意到，在美国开创了芝加哥学派的 R派克的城市“社会调查” （社区研究）的方法论其创新之处在于吸收了社会人类学中“田野作业”的启示。于是 R派克被邀请来华讲学，而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也很快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介绍。吴文藻（1981）本人在 50 年后有一段说明：“大约从一九三三年起，我们开始运用功能派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农村进
10、行调查。国外，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开始采用此种方法研究本国、本民族的乡村社会。 ”从中足可体味到当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已经突入该领域世界前沿的势头。而运用“田野作业”和社区研究等方法所进行的江村研究（费孝通，1939）在马林诺斯基看来是“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 ；马氏的继承者则称代表了人类学发展方向的“微型研究”乃是“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 ，人类学、社会学的“中国时期”等；国内学者则总结道：江村经济 “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融入社会学调查从理论到实践创立了社会学本土化的范例。 ”（刘豪兴，2006：463）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 “社会学中
11、国化”的问题又被多次重提。应该看到，每一次重提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涵义和相应的表述语言。就说重建初期的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一方面有不少人或教条地以为历史唯物论的抽象范畴可作为操作性概念被简单地套用到社会实证调查之中，或将社会学研究理解为一般的工作调研，将其定位在经验论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学界亦开始显露出偏重美国社会学定量化方法的心理，尤其是随着苏联东欧许多社会学文献被译介过来，不少学者甚至流露出不如照搬苏东模式既保险又省事的倾向。在当时的氛围下，费孝通（1982）及时地强调“要结合中国具体实践” ；几乎在同时，袁方（1982）等也有针对性地指出“社会学应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大力开展研究”
12、 ；李庆云（1982）也提到了“开展社会学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社会调查研究” 。此外，曹漫之（1983） 、吴铎（1984） 、赵子祥（1986）等都发表过类似见解的文章，甚至记得此后还有年轻的社会学学子喊出过“站在中国的黄土地上研究社会学”这样的口号。当然，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肇发（1982）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一文中表达的意见：“中国社会学必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能从西方的社会学概念出发。不应让西方社会学先入为主。中国社会学从理论到实际都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有目共睹的是，自 1980 年代中期以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小城镇发展、区域发展等研究成
13、果，在国际社会学界获得了极大的赞誉。今天，我们再次就“社会学中国化”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从心情上说，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从容得多。因此，我们的“自觉”和“反思”也应当更到位和更深刻一些。笔者想结合上述的回顾和反思谈一点感想。首先，还是本文开篇所涉及的话语问题。应该看到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大体上其理论创新过程一般在基础概念、学术用语方面都达到高度的凝练，有的甚至直接就成为理论的一面旗帜，如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 ，冲突学派所说的“冲突”等。许多人可能对我国社会学在概念、术语的独创方面所表现出的“相对的无为”印象较深，但我们不应忽视对诸如 H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介绍和吸收过程中所表现出
14、来的某种矛盾性：即一方面有不少述评或介绍文章给予其相当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则要么不想去弄懂作为“常人方法论”理论基础的现象学，要么是简单地对现象学持否定批判态度。可以说这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在社会学基础理论（主要体现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研究方面的薄弱，甚至从深层次的学术心态来说，还是反映出难以摆脱“工具”心态的摇摆和犹豫。所以要使这个问题有所突破，关键还是要在思想理论的深度方面下一些功夫。 其次，如何以敏锐的眼光去审视和把握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伴随着市场化的过渡和与国际化的接轨，各大城市中从“单位”到“社会”的制度重塑过程正在加速，由此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15、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已有时日，如国外学者华尔德（1986）基于对移民或定居境外的原大陆人员的经验研究，对“单位制”问题提出了颇具魅力的解释，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一种理论。笔者在会上提到了华尔德的这项研究，为了避免误解，在此还想重申一下，首先，笔者并不否认华尔德的这项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意义；其次，笔者也无意强调说华尔德这是抢了似乎只有中国学者才有资格捧的饭碗。之所以说“有点遗憾” ，是基于这样两点感受：其一是如费孝通（1987）针对缺乏研究文革时期人际关系戏剧性变化问题所表达的那种遗憾的心情， “我们自己总以突然时期为借口，这么一突然，就让它突然过去了，自己不研究太可惜了。
16、 ”说“单位制”问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社会事实”应该是不过分的，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地道的中国本土的“社会事实”的研究方面，外国学者又一次跑到了我们的前面，这是不是有点被“怀疑本民族的人从研究本民族能进入社会人类学的堂奥”的 E. Leach 所不幸言中了呢？其二，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国内不少学者关于“单位制”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相对于国内同仁就此主题展开彼此切磋交流，或者说基于商榷乃至交锋基础上的理论、方法论的凝练方面所倾注的热情，远不及对上升为“主义”之华尔德理论的追捧。坦言之，或许后一种情况较前者更值得反思。 再者，应当更积极地思考“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
17、增长，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愈益紧密的经济和人员交往构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深厚的现实基础。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港台地区的社会学家们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心理、人际交往特点等大量深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海外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得了天时地利之势的。港台地区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像大陆那样曾经长期中断，且与欧美学界的交流较为广泛和深厚。因此，在理论尤其是在方法上受过较为成熟训练的港台学者，既以在外语、学术信息方面优于大陆学者的条件，又以比西方学者对大陆文化更能“意会”地理解的优势，在有关中国大陆的许多研究领域中取得了诸多令多方都广为认可的研究成果。笔者较为赞赏港台学者所采取的汉语拉丁化的概
18、念做法，如论中国人的“面子” （mianzi）观等。 在思考“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问题时，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及时转变心态，有必要以“互动”心态取“回应”心态而代之。所谓“回应”心态，这里借用的是史华兹的说法。史华兹（参见张灏，1971：1）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冲突中是毫无活力的，只有在来自外部的刺激下才具有回应的能力这一看法甚为有害” 。就本文讨论的“社会学中国化”或“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问题而言， “回应”心态可理解为往往在某个时期国外社会学有了新的突破或就中国问题有了新的说法之后，国内学者才纷纷加入讨论、评论、补充、检验、修正或证伪。因此，从理论创新的角
19、度来说，它只会导致被动和滞后。所谓“互动”心态，可理解为对当今国际或国内的热点事实，尤其是带有趋势性的社会变迁的雏形等，国内研究者能及时主动地提出特有的概念并作出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解释和论证。尽管这种“互动”是一个与国外学者不断沟通、切磋、商榷、完善乃至推倒重建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是主动的，积极的。或许我们可以将此称为“中国化社会学”的发展。有一个学术实例颇能说明“互动”心态的意义。众所周知，在上世纪 80、90 年代之交，在国际社会学界一种称之为“信息化社会”的概念和理论在一时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时理论界的时髦话语。但深究这一理论出台的背景，可以发现，原来
20、它是当时电子产品开发和生产领先的日本的社会学家与美国、法国等各国的学者专家不断“互动”的结果（参见川崎贤一，1992：177） 。 华勒斯坦（1995：10）在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一致认为下一个（指从 1989 年起的引者注）2550 年间是个全面混乱、分崩离析的时期，是个我们为建立何种新世界体系而进行激烈政治斗争的时期，大多数人所关心的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 ”不管今后全球性变化之时间区间是否真如华勒斯坦所预测的那么所差无几，但是与国际上正在发生着的重大变化充满着更大的模糊性相比，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其明晰性显然要大于前述的模糊性，或许这不会是少数人的基本判断。这样的话，对
21、“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的接榫，无疑将展现一个极为理想的平台。依笔者之见，这就是今天重提“社会学中国化”与以往提及这一话题时的背景和语境的最大区别之所在吧。 末了，笔者想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案头语中两位华裔自然科学家的箴言作为本篇的结语：不要以为中国人处处都不如人，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扭转这种心态；不要总以为别人都做过了，我们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大意） 。 参考文献 曹漫之1983社会学研究必须联系实际J 社会（5） 费孝通 19611983留英记G / 重访英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关于社会学发展的几点看法J 社会（2） 1987社会学的历史使命J 社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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