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交锋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今年5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新书，该书汇集了作者30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19191927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史：从俄国革命党人与的最初接触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与的初步合作；从列、孙相继逝世后的斯大林与之间的利用与反利用，到斯大林与的“闪婚”失败，以及这个过程中张秋白、胡汉民、邵力子、的相继赴苏访问。不仅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而且澄清了一些历史疑团，对大陆和俄国对这段历史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全新的解读。如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契合点是什么？苏俄与国民党在坚持各自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与破裂的必然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
2、义的激烈博弈及前者的最终胜利；国苏合作与国共合作的关系及苏俄牺牲中共的无奈；苏俄对华革命外交中如何承袭了沙俄扩张主义的传统；但苏俄对中国情况缺少基本了解，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判断的失误和最后失败，等等。作者充分利用中、俄等国新近解密档案资料，以平和的叙述和冷静的思考，写就了一部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信史，给读者观察和思考当代国民党和中共现状以深刻的启示。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只是前苏联的一个工具。所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实为“国苏关系”；又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大肆宣传的“国共合作”，实际是“国苏合作”的一部分。 该著从两个层面，详细论述了国苏合作的发展： 其一，国、苏双方不同的
3、利益企求，及合作的机会主义性质。书中指出，1920年列宁指导下的共产国际“二大”，对如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方针是：在苏联和本国无产阶级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期到苏式共产主义”。 其二，鉴于苏联十月革命后，一国社会主义受到反苏的世界各国的包围、封锁和孤立，处境十分困难。于是，在其东方有漫长边界线的中国就成了它第一要拉拢的对象，至少要使北京政府能对苏友好。同时他们也在、其他地方军阀和陈独秀等爱国先进分子中做工作。但是，由于苏俄政府坚持在中东铁路和侵占外蒙古问题上承袭沙皇帝国的野心，北京政府没有就范。 恰巧，当时以为首的国民党的当前利益和目标也是要推翻亲西方并穷兵黩武的
4、北洋政府。于是，“推翻北洋政府”，就成为这几年“国民党同莫斯科关系最早的也是一贯的契合点”，即国苏合作的基础。 不过，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前，满足上述苏俄的沙俄扩张主义企求没有可能，所以，国苏合作，得以维持了数年的时间。但这又预示了这个合作，在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前必然破裂，国民党必然走上反苏的道路。因为国民党要建立的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以“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和平方法，解决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反对、暴力革命。 上述三民主义的理论和理想，很早就引起列宁的注意。列宁一方面赞扬其“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同时又从和暴力革命
5、的理论出发，批判它是“极其反动的空想”，“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就能够在劳动群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1920年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甚至强调“在东方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也要像苏联一样完成激进的，建立苏维埃，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为此，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像列宁一样在会上猛烈批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说它“带有资产阶级性质”。派去参加大会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辩护说：“国民党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三民主义”，它事实上“与苏维埃制度巧合”；“国民党现在正领导广州政府实行苏维埃制度”，“主张成立各地代表参
6、加的国民大会”。他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而强调“国民”、“全民”；认为这样更适应于今天的中国情况，特别在土地问题上，不能采用俄国一律“没收”土地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会对我们今后政策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等国民党领导人坚持三民主义，整个“国苏合作”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终至不能调和而破裂。被马林和鲍罗庭污蔑为“私生子”的中共，也必然被打入血泊之中。 1922年，国民党由于由精心培植的粤系将领的叛变在而“面临死亡”危险时，不得不为接受苏俄援助而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与刚成立一年只有几十个成员的中共实行合作，允许中共党员和团员加入国民党，宣传共产主义，但同时又与苏俄代表越飞谈判，
7、发表著名宣言，迫使苏俄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或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苏俄听从马林建议，通过共产国际作出决议，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借“发展工农分子的国民党员之机，迅速壮大共产党”，特别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争取革命领导权”。 对此，在会见马林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孙说：“中国有一道统，尧、舜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为什么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智慧，从中国经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马林对此十分诧异，说孙“始终坚持用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向士兵反复强调“三民主义是造成新世界
8、之工具”，号召他们为三民主义而战。 马林见辩论无效，就与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在党刊向导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他们批评的文章，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批评孙停留在依靠军阀倒军阀的老路上，而不是依靠工农大众搞革命。这实际上要孙接受、暴力革命路线。（2）批评孙不反帝。孙与的思想相似，认为中国落后衰败，主要是国内问题，把北洋政府推翻了，建立起民国，各国自然会平等待我，所以革命不应以反帝为主。而且孙自身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熏陶，思想上倾向于西方民主制度，还奢望得到西方的帮助，不想如苏俄那样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徒增国内革命的阻力。后来，中共在夺取政权的革命中，也是这样做的：“反帝”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没有付诸行动。
9、 不接受马林及中共的批评。他多次警告马林：“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地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甚至不惜以放弃对苏关系为代价来坚持自己的三民主义。 与此同时，1923年8月，孙还派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苏，蒋向苏共和共产国际多位领导人强调两点：第一，“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第二，假意说：的三民主义“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但强调当前国民党“还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不可能以共产主义宣传群众”。后来写道：“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
10、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想像所能及的。” 蒋回国后给写了一个秘密报告，但此报告至今没有公布，蒋经国回忆此报告内容：“第一，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为害人类；第二，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最大的敌人。当时为着避免和俄国分裂，所以这个报告，没有公布”。可见，在蒋心中，无论“国苏合作”还是“国共合作”，一开始就知道以破裂为结束。 由于的斗争，马林很快被撤出中国。莫斯科调来了带着更多“粮草”、善于妥协让步而手段更加圆滑的鲍罗庭任国民党的总顾问。于是，两种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 1924年1月，在标志国共合作（实为国苏合作）成立的国民党“一大”上，为解除某些国民党元老担心吸
11、收共产党员加入将赤化国民党的心理时，画了一个大圈，为民生主义；其中又画一个小圈为社会主义，包含集产主义+共产主义，说明“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有小耳”。这个阐述富有创意，因为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人民是共同富裕与幸福，符合民生主义的目标。但是对于当时的列宁主义来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的解释虽然有点“自说自话”，不过其作用却十分之大，既维护了三民主义，暂停了党内的反对声，又使国苏合作实现，苏俄的援助就可名正言顺地源源而来。但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指导思想和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并未消除，而是真正开始了。 1924年7月，抓住共青团在国民党内发给其团员的
12、内部文件（在国民党内设立指导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行动的秘密党团）引起的一些国民党要人弹劾中共事件，召开国民党中央第43次会议，会议当着鲍罗庭和中共代表的面，宣读了对中共的弹劾书，明确提出共产国际共产党及其道路是否适宜于中国问题，指出：“以俄为友则可，以俄为宗旨则不可”。再次坚决表示国民党拒绝苏俄道路。为此，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内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来约束和制裁跨党的共产党人的越轨行为。 此举被陈独秀中央视为“中共的一次大失败”，“鲍罗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在马林直接赤化国民党的行动失败后，鲍改用在国民党内“打入楔子”的策略，以对苏俄和中共的态度为标准，把国民党分成左、中、依靠
13、，团结中派，打击，以此来分裂国民党。获悉后很不同意，表示他对党内是非评判标准始终是三民主义；国民党内只有“急进派与稳健派”的情绪不同，而非根本对立。 1925年3月12日，病逝。临终前发表致联共中央信，依然表示：“命运迫使我放下未竟的工作，将其交与恪守国民党的主义和教义的人，由他们去组织真正拥护我的人。” 九天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会，认定“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 之后，为国民党继续争取苏俄的援助，以完成北伐大业，先后由、为首的国民党人，在与苏俄合作时，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他俩被鲍罗庭和莫斯科视为国民党“”，想继续依靠他俩完成北伐。 为对付中共在即将到来的
14、国民党“二大”上扩大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的力量，1925年10月胡汉民率国民党代表团赴苏讨论国民党新的党章。为了维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和三民主义，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竟说国民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以证明中共没有存在的必要。为维护三民主义，他发挥在国民党一大上的说法，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为驳斥共产国际认定“中国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说法，他指出“国民党维护全民利益”，这为发动群众讨伐北洋军阀更为有利。为此，他正式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以排斥中共的地位。 胡汉民的胡
15、辩弄得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莫斯科的领导人啼笑皆非，但为了苏俄继续利用国民党的利益，他们不能直接拒绝胡汉民，敷衍性地表示可以考虑“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正式加入共产国际”。 胡汉民在回国后向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说：共产国际“只视我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考察苏俄真相，“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共产党专政；名为共产党专政，其实是干部派史达林个人专政”。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和革命历史威望，大力在工、农和小资产阶级中发展力量，特别在领导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由于苏联军事顾问团季山嘉代团长的帮助，共产党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于是、等人决定利用苏俄的需要（拉住国民党反帝和
16、北伐北洋政府）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限制共产党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在3月的“中山舰事件”上，驱逐了季山嘉和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的全部共产党员；在5月的“党务整理案”中，又驱逐了在国民党中央和政府中任职的全部共产党人，从而使获得了党政军全部最高权力。 而苏俄及其在华的顾问、代表所以牺牲中共接受这些结果，其主要理由就是“不要吓跑大资产阶级”。用斯大林的话说：对要像“榨柠檬汁”那样，利用蒋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积极性，等到推翻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政府后，再来收拾。而蒋在指挥第一军从1923年11月打下南昌开始，就抢先运用“反利用”策略，在获得江浙财阀和西方各国支持之后，便开
17、始公开反苏，屠杀工会、农会骨干，一路杀到上海。在1923年9月，又派邵力子访苏，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主张，“请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排斥中共。邵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并非两个政党联合的形式，而是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内来的形式”，“革命领导者非国民党莫属”。 这时候，莫斯科及其在华代表与国民党的最大矛盾是北伐胜利地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也就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问题，从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实际执行。两种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斗争终于走到了十字路口。国民党领导人，不管是左、中、右，一致主张贯彻的民生主义原则，和平改良，使地、富、贫雇农都能保持利益，实行“耕者
18、有其田”。但苏俄指导中共在农村进行“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甚至富农等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于是那些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北伐军官的家属，有的被抄家游街后枪毙，有的逃亡到大城市这是、等在与苏俄交涉合作时坚持反对的和暴力革命的方针。 1927年3月，陈独秀不断向莫斯科报告危险局势，同时在北伐军兵临上海时，独立领导上海工人纠察队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夺取了上海，准备与决战，但是被斯大林所阻止。斯大林在4月5日的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公开说蒋“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话音刚落，就在上海发动了反苏的“”政变。莫斯科从国民党“二大”
19、、“中山舰”、“党务整理案”中对中共的叛卖，终于发展到帮助把中共打入血泊之中。 接着，在武汉地区，斯大林又把武汉奉为国民党“领袖”，提供巨额援助，并要中共拥护汪武汉国民党政府，挽救北伐与的命运。汪采取与蒋同样的韬略，但由于两湖地区的，武汉地区的国民党北伐将领纷纷或准备。5月30日，莫斯科终于指示中共自下而上发动，改组国民党中央，成立军事法庭审判“叛变”和将要叛变的国民党军官，组织由共产党员和工农分子组成的“可靠军队”，来代替国民党的军队，试图把中国国民革命直接转化为苏俄的十月革命。 见到这个指示，对共产国际代表说：“是你们破坏了协议！”这里所说的“协议”自然是指孙越宣言和历次国民党领导人强调三民主义治理中国时莫斯科的承诺。汪于是在7月15日宣布分共，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全部退出国民党或改籍国民党员、驱逐鲍罗庭。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以详尽的史料重演了这一段历史。 该书也并非没有可以商榷之处。例如作者在最后作结论时，对1927年中共之败，竟然以中共党员数量较成立时多，说成是国共“双赢”！这恐怕是为当前国共关系改善的政治服务。连都说他们从地上站起来，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在那时同千万个优秀青年一样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岂有“双赢”之说。 不过，总的来说，该著不愧为成功之作、启蒙之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第 11 页 共 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