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博 士 学 位 论 文 -民 族 主 义 内 涵 嬗 变 与 中 国 现 代化 的 道 路 选 择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相伴而生，互为背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内涵不断变迁，但始终存在一个“同一性”：中华民族的自立与富强。这一民族主义有效地支持了中国革命及现代化进程，但其内涵过于空洞，缺乏文化、思想底蕴。在新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价值、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共享的价值及文明对话过程中发现的全球价值，以坐实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意义建构和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理论前提和目标导向。这一语境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必然是现代的、
2、开放的和面向未来的。而以这种民族主义为支撑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英国比较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发现，人类过往的全部 21 个文明，都是在应对外部挑战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其中多数文明的消亡则是不能有效应对后来更大的外部挑战所致。作为至今存续时间最长的中华文明，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曾经历过2三次大的变动：公元前 6 世纪轴心文明的兴起和强力推进，导致史前文明的颠覆性再造;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中国既有的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天下主义治理结构被以郡县制为主要内容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所代替;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人以武力叩开中国大门，借助于船坚炮利和不平等贸易在
3、向中国大量推销商品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把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生产和消费方式、社会样式、意识形态等一股脑引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华文明几近毁灭。中国曾经的轴心推进和周秦之变都是中国历史的自身绵延，动因来自中华文明结构内部，而清末民初之变则是外部异质文明所强加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所以，一些仁人志士惊呼，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汤因比曾经断言，在人类至今尚存的几个文明中，除了仍在强势上升的西方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在西方的挑战下急剧衰落，前景堪忧。然而，汤因比有所不知的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连绵不绝，在于中国自古有一批怀抱强烈天下情怀的士人，国难当头，总是能挺身而出。
4、所以，清末民初，面对危局，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精英纷纷走向历史舞台的台前，救亡图存，保文保种，献言献策。一时间，文化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社会主3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共和主义等各种理论、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一些理论和思潮很快演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一百多年来，这一系列的思潮和运动，此消彼长，兴衰更替，令人目不暇接。其政治主张及精神价值或借助于本土资源包装，或以西方术语来表达，乱象环生，驳杂难辩。然而，康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位西方哲人的断语虽有偏颇，但却是片面的深刻，这表明历史现象多是政治现象，而政治行为又往往受某种思想的驱使。对清末民初
5、的各色思潮和运动做学术梳理，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各色思潮和运动，或用本土资源包装，或用西方术语表达，谱系多源，理念杂多，但它们多是严肃的政治表达，目标指向则是中国的制度及现代化道路选择，并且全部以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社会动员的思想材料。这一现象其实并不吊诡，它是现代化理论所得出的规律性结论。导源于英伦三岛并渐次向全球弥散扩张的现代化通常与不同的民族主义相伴而生，互为背景，呈现一种高度的相关关系。整体的历史不能重复，但总是押住韵角。100 多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但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现代化仍旧是未竟之业。所以，从中国民族4主义内涵的嬗变考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失为一个合理的
6、学术进路。一、从历史过程中看民族主义的涵义作为一个久已存在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运动，民族主义的概念十分难以把握。早在 1882 年，厄尼斯特冉南就发表过什么是民族主义的演讲，但如何界定何为民族主义时，他欲言又止，十分为难。1983 年，路易斯斯尼德为澄清民族主义，撰写了208 页的定义参见美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学术进路、不同的价值诉求，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界定便歧义很大，甚至意义完全相反。基于严肃学术研究的观点分歧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若完全出于学术研究以
7、外的动机，在没有任何专业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的情况下，以情绪化的方式对民族主义妄下断语则是不能容忍的。1996 年，中国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奇书”。该书的作者之一坦言，他原来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现在由于种种原因而转型为民族主义者了。任何人思想的转变都是正常的，更是无可厚非的。马克思、列宁、梁启超一生不同阶段都有过5大的思想变化。“中国可以说不”也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但以非理性喧嚣的方式解读民族主义，并以此误导读者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激情四射地告诫读者：“我们过去有太多的好说好商量太过的共荣谦恭。现在特别需要改一改作风，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沉浸
8、于大国式的美，从山河构造、从全体人民的雄心和我们历练痛苦之后的超然风范中，汲取我们走向世界的力量。”宋强、张藏藏、桥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 页。大概是受到中国可以说不热卖的鼓励，2009 年，同一批作者、同一批策划者又出版了一本中国不高兴。该书较之于它的姊妹篇在学理上和语言规范性上有所进步，但仍旧延续了前者的非理性风格。针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火炬传递中国外的个别不友好行为，及中国公民尤其是年轻公民对此的抗议行为，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声称要把这些行为“纳入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大历史来看待”，甚至“
9、完全有理由载入现代中国人精神历史的史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史册”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6社 2009 年版，第 7 页。两本书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对于严肃的学者来说是不值得一驳的，但它们的畅销表明，许多人尤其是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多是从这一角度解读民族主义的。因此，对民族主义概念做一学术澄清是十分必要的。许多民族主义的研究者认为，民族、民族主义都是一种历史范畴，像国家一样，它们都出现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断言，同国家一样，民族、民族主义都是“偶然产物”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但
10、这种偶然性却有赖于特定的历史现象。这一现象就是现代化、工业化。也就是说，历史没有开启现代化，没有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推进，就没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民族国家主权的确认，从而也就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意义上，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有可以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所有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7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
11、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民族主义直到 18 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54-355 页。而欧洲主要国家资产阶级真正分享及掌握权力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所以，厄内斯特盖尔纳直接把工业化视为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盖尔纳认为，农业社会或任何前工业社会，社会由原子的个体或传统意义上的孤立社群组成，彼此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形成大的共同体意识。民族主义赖以形成和扩散的文化及传播形式被传统精英所把持。而随着工业化进程，可以自由流动的
12、、有文化的、被以格式化方式训练出的，并且可以彼此替代的熟练工人队伍形成。旧的对于孤立社群的身份认同转变为对于产生大众文化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民族主义并不是强加同质性，然而，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必然带来的同质性，最终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8”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 页。毋庸置疑，民族主义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是一种现代性政治思潮。然而，与同样与现代化、全球化相伴而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相比，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整全性学说。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具有特定的清晰可辨的统一的内涵和形式，它不型
13、构任何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体系。从民族主义变迁的历史看，它可以和任何政治思潮、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相结合。因此，杜赞奇主张，“民族观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定性使我们最好把民族主义看作相对性的身份”美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页。换言之，民族主义不具有制度层面的意义，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它更多地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它是审美的、价值中立的，因而是中性的。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征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它取决于它所附着的特定意识形态，也取决于政治家和学者对它的意义建构。然而，既然各种类型
14、的民族主义被称为民族主义，至少它们都具有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意义上的同一性。9按照这一进路，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 页。也就是说，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的一致性，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诉求和基本政治原则。而政治单位和族裔单位的一致，无非就是民族和国家的一致。民族主义因而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外部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要知道，国
15、家乃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绝对的最后的目的的实现，而且它是为它自己而存在的。”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 页。民族主义的兴起，首先是民族意识、族权意识被唤醒。民族意识、族权意识通常诉诸于亲缘本能，仰仗于传统的身份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美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页。基于亲缘本能的身份认同天然内含非理性的、10情绪化的基因。盖尔纳因此说，民族主义要求政治、民族单位的一致性，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恰当地
16、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民族主義天生的非理性、情绪化特质，使它在作为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动员手段时，其效果超过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对于遭遇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压力或生存空间的挤压而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其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爱国主义。盖尔纳因此断言，“爱国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只有在现代世界流行的某些普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普及，并占据主导地位”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81 页。导致民族主义表现为爱国主义并得以流行的条件当然很多，但对于面临来自强势文明生存挑战的后发国家来说，反帝、反殖、救亡图存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这一点，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诸如杜赞奇、盖尔纳都做过分析和阐述。后发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事实也回应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