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博 士 学 位 论 文 -庄 子 寓 言 正 义学界一般认为庄子寓言系凭空捏造，全然无足信据，这是对庄子文本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产生的根源有三：一是中西文化对接时“寓言”一词的翻译误差；二是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读；三是庄子文学研究视角的局限。就庄子本身而言，“藉外论之”的寓言是借用他者之言申明己意，其中并没有必然作伪的含义，而且寓言与引述“耆艾”之言的重言往往重合在一起具有求真、示真的指向。所以庄子一书除了属于“卮言”的虚构人物和悬拟故事之外，还记载了先秦时期很多真实人物的可靠言论，其对于庄子生平和思想研究，对于老子思想溯源以及孔子思想复杂性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庄子之中诸多涉及
2、先秦人物的记载都是“寓言”，所以全系凭空捏造，全然无足信据，这种观点目前在学界仍然会时常遇到，甚至有学者以此为“常识”并用之教导后学。经过检索，我们可以发现从古到今“寓言”一词的含义有三：一是庄子中的独特言说方式，即如庄子寓言所述：“寓言十九，2藉外论之。”1 这里所谓的“藉”通“借”，“外”就是他人，2 而“藉外论之”就是引述他人相关话语申明己意。二是指托辞以寓意，比如宋代王谠唐语林补遗一有：“元祐献诗十首，其词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戍。”三是西方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说明某个道理，常带有劝戒、教育的性质，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庄子中的“寓言”应该按照第一种定
3、义来理解，并对其独特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考察，但很多学者都习惯于按照第三种定义来理解庄子中的“寓言”，并由此对庄子中关于各色人物的所有记载统统加以否定。从“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这一观念来推断庄子中的所有“寓言”全系凭空捏造，这是 20 世纪初产生并广泛流传的对庄子文本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三：一是中西文化对接时“寓言”一词的翻译误差；二是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读；三是鲁迅、闻一多等学者对庄子文学研究视角的限定。实际上，庄子之中虽然有一些故事可以认为是纯属虚构的文学作品，但还有很多“寓言”是关于先秦诸子的真实记录，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尤其是庄子中记载了老子、庄子和孔子的可靠言论和真实
4、事迹，这些对于庄子的生平和3思想研究，对于老子的思想溯源以及孔子的思想复杂性的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一、误解产生的根源1、寓言（fable）翻译时产生的误差寓言（fable）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西方文学体裁，一般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蕴深长的道理，其中以伊索寓言最为典型。进一步来说，寓言就是一段短小的故事，用假托的故事或拟人手法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因而具有讽刺或劝诫的意义。从伊索寓言来看，寓言通常是单独成篇而且篇幅短小，其中往往把动物做拟人化处理，所以通俗易懂又情节突出。但是，按照“寓言”这种西方文学体裁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针对中国文学研究中“寓言”内涵不清
5、所导致的概念使用越来越泛滥的情况，徐北文先生强调：“现在我们认为只有用虚构的且具有性格和情节的，并含有一定教训的小故事才算是寓言。”1 所以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至少有三个特点非常突出：一是虚构性。寓言的内容和情节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凭空虚拟，没有事实或历史根据。二是人物具有性格，故事具有情节。三是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正因为其往往具有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古今寓言的主要功用是少年儿童教育。比如作为4世界文学史上流传最广的寓言故事集，伊索寓言中的赫尔墨斯和雕像者蚊子和狮子狼和小羊猫和鸡农夫和蛇等都曾经多次入选中国小学教材。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伊索寓言传入中国之初其被翻译为况义，“况”即比况，“义”即
6、寓意，“况义”即与后来所说的寓言同义。在清代伊索寓言又被翻译为蒙引意拾，“fable”一词被翻译为“蒙引”，使用“蒙”字无疑是因为翻译者看到了寓言（fable）对少年儿童的启蒙作用，而使用“引”字则很可能是因为寓言（fable）有引人思考的意蕴。无论是“况义”还是“蒙引”，都说明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寓言（fable）”这种西方文学体裁的特殊性，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词汇。所以“直至晚清之前，寓言一词并未与诸子发生关联”2。1902 年，林纾（18521924）和严璩及严君潜合作翻译伊索寓言时首次使用了“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而沈德鸿（茅盾）先生在 1917年收集整理先秦以及秦
7、汉诸子著作中的故事资料编成中国寓言（初编），孙毓修先生在为该书写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寓言”一词与西文“fable”的对5译关系。由此，以“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被正式认可，3 进而广泛流传开来。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fable”一词被翻译为“寓言”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庄子有类似于寓言（fable）的故事若干，还有寓言一篇，其中有“寓言”一说，最关键的是“寓”有“寄托”的意思，正与寓言（fable）通过故事“寄托”道理教训的含义吻合，甚至是庄子中进行对话的蜩与学鸠等小动物都给寓言（fable）与庄子寓言的对接提供了直观的依据。但是，按照上文所列举的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所具有的三个特点进
8、行对照就可以发现“fable”一词与庄子所说的“寓言”其实是不对等的。这是因为：第一，在庄子寓言对“寓言”的描述性定义之中绝没有虚构假设的含义：寓言十九，藉外論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因为人们都喜欢“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所以庄子一书中除了直接地发表观点和议论之外，类似于父亲不好6意思亲口夸奖儿子而喜欢听外人表扬儿子一样，庄子还采取了引用他人话语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说明自己的意指。简单来说，庄子中的寓言是“藉外论之”，就是借用他者话语申论己意其中绝没有伪造他
9、人话语的含义。endprint第二，庄子中很多人物性格模糊，大多数记载缺乏具体情节或情节不完整。比如逍遥游中蜩与学鸠对大鹏的“扶摇直上九万里”发表了议论，其中仅仅是以一般鸟雀的立场和观点表达对大鹏鸟的不理解以及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满足，所以蜩与学鸠的性格并不突出。庄子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人物对话，根本就没有故事情节，比如孔子与老子的多次会面。第三，庄子是哲学家，庄子之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对话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绝不是通俗易懂的小故事。即使因为庄子中的某些片段可以视作寓言故事甚至用于早期教育，但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而与一般的浅显易懂的寓言故事判然有别。当然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爱莲心（Robert E.Alli
10、nson）先生的观点来看，庄子中的神话、传说、怪物、吊诡、比喻、语言难题等，包括类似于西方寓言的林林总总的故事，都是庄子的作者为了系统地引导和开发人心的灵性维度而在战略上设置的手法，其最终目的7在于“使读者完成自我转化”。1 很明显，这些以心灵转化为目标的手法所设定的目标人群并不是少年儿童。总之，把庄子中的寓言直接理解为现代汉语之中的寓言，即“用假托的故事或者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和劝诫的作用”， 2 这绝对是不合适的，并不符合庄子文本。如果把庄子和伊索寓言进行对比，就可以进一步凸显出以“寓言”来翻译“fable”所产生的误解问题：庄子是一本伊索寓言那样的
11、寓言集吗？显然不是。庄子中出现的人物和故事仍然是以思想表达为宗旨，绝没有追求人物性格的突出和故事情节的完整以及某种讽刺和劝诫的作用。庄子和伊索寓言两者性质决然不同，庄子寓言也就不同于伊索寓言中的寓言。以“寓言”来翻译“fable”，这是中西文化在对接上产生的偏差，虽然当时做出这种翻译实在是难以避免，但是后人必须给予足够的注意才不至于产生误解。2、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的记载非常简略：8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
12、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司马迁的这段话很容易引发误解，其中的关键是：司马迁在上文所说的“寓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司马迁所说的“寓言”是指伪造他人言论的话，即如索隐所谓：大抵犹言大略也。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 。又音寓，寓，寄也。故别录云“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 ”。那么接下来司马迁只是在举例论证他的判断，即列举了庄子中的部分篇章并说明其别有用心之旨，揭示其捏造事实之处。总之，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庄子这本书是“假托之言”，其用意是“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所出现的人物是“皆空语无事实”。下面，本文首先辨析司马迁所说“寓言”的含义，进而对这
13、些误解加以澄清。9司马迁应该是读过庄子一书的，并对其有足够深入的了解，這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基本前提。因为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藉外论之”这句话，3 意即庄子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藉外论之”的寓言，所以司马迁据此完全有理由做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这样的判断。如果说“寓言十九”是司马迁作出“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这一判断的直接根据的话，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寓言” 就是庄子中的“寓言”，二者是同义是，都是“藉外论之”，其中丝毫没有作伪的含义。就庄子这本书而言，引述他者之言的寓言是一种主要言说方式。因为其迥异于其他先秦子书特别是老子所采用的直接言说方式，所以寓言可以说是庄子一书最
14、主要的特征。“直接言说”就是作者直接对言说对象进行说明和评述，老子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看做是对道的“直接言说”，而庄子一书的大部分内容则是引述他者对道的“间接言说”。进一步来说，与 老子一书少有引用而往往进行“直接言说”不同，庄子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引述他人相关话语，所谓的“间接”就体现在作为言说方的他者的引入。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10司马贞在索隐中对庄子寓言的解说与前注所引陆德明在释文中的说法类似，都脱离了庄子文本而在“寓”字上着力阐发，实际上凭空给庄子的“寓言”添加了“假托”的义项。正是因为庄子一书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他人对话的记载，所以庄子记录了很多先秦人物关于道的认知内容和实践方法
15、，1 这使得庄子远远超出了专述一家之言的一般子书而具有了文献资料汇编的意义。按照庄子寓言中“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说法，2 寓言中还包括了很多重言，即重申先贤之言。3 所以庄子一书中有不少内容都是对当时著名人物论道修、道话语的记载，庄子一书中的思想材料由此还具有了权威性和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司马迁所说的寓言是庄子之中“藉外论之”的寓言，绝没有虚构或伪造的含义。如果要以司马迁“大抵率寓言也”这句话为根据来推断庄子寓言无足信据，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对司马迁原意的根本性误解。在做出庄子寓言居多这一判断之后，司马迁对庄子一书还做出了一些澄清和批驳，即（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