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宏观经济.研究报告,2012 年 12 月 12 日,湘财证券研究所,中国专题研究 宏观经济中国新型城镇化可能路径逻辑推演,宏观研究分析师：罗文波执业证书编号：S0500512070001T：(8621) 68634510-8278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5层湘财证券研究所http:/,主要研究结论：储蓄GDP占比=资本形成GDP占比+贸易顺差GDP占比。中国面临人口结构拐点，储蓄GDP占比的下降势必引致投资增速的下降，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最大的问题。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过快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势必通过影响投资导致经济增速趋势性的下移。一个经济体
2、以何种模式增长，取决于他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与资源禀赋，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追求消费主导经济增长模式，对其跨域经济增长阶段是不利的。消费占比的提升必须在经济增速较快的时候平滑过渡。城镇化或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根据罗斯福新政与施罗德新政，中国可以通过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一方面消耗过剩产能；另一方面释放第一产业过剩劳动力延长人口红利。但判断城镇化能否良性循环标准：新型城镇化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可以持续的先决条件是只要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溢出效应能够维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债务成本即可。城镇化本身是一个经济发展历程的标志，并不是跨入高收入行列经济体的充分条件，尽管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城镇化
3、率超过80%，其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城镇化模式与资源禀赋休戚相关。跨国经验表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少，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将走日本、韩国一样的大城市集群的模式。但是城镇化模式是走大城市集群还是小城市化路径与一个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必然联系。城镇化对人均GDP增长的推动各国不一。这是判断一个国家能否通过城镇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之一。经验表明，只有在城镇化结束后人均GDP增速继续保持较高增速的国家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一个可能的逻辑是，部分国家只是城镇化而城镇化，而部分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建立健全了要素流动机制，充分发挥了城镇化后经济规模效应与溢出效应。影响一个国家能否跨过中等
4、收入陷阱的因素很多。研究发现一个共性，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不均衡性，严重高于发达经济体。目前中国的GINI系数在60%左右，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与市场认识不一致的地方是，除了农业大规模与传统的城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外，我,们不认为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是重点。为实现真正的城乡转移的“软”措施可能更为重要，包括收入分配改革背景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收入分配改革引致的中低端消费与保障领域，诸如初期保险体系的构建，以及后期特大城市集群概念的智能网络设备、轨道交通等领域，均存在较多的投资机会。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其关联机构、雇员对上述信息的来源、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报
5、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本公司及其关联机构、雇员对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等服务。本报告版权归湘财证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等。,目录,一、经济增长潜在拐点：人口结构、储蓄率与投资增速. 4,二、调结构：“结构转型”的背后. 6,三、新型城镇化：“罗斯福”新政+“施罗德”新政？ . 8,四、逻辑推演：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条件约束. 11,五、城镇化路径：“大城市集
6、群”OR“小城镇化路径” . 14,六、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16,七、新型城镇化是大规模基建投资重启么？. 20,2,图目录,图 1 日本劳动力结构与国民储蓄率（%） . 4图 2 人口结构显示中国将迎来储蓄率下降的关口 . 4图 3 GDP 概念中储蓄是投资的来源 . 5图 4 中国储蓄的下降将导致投资的下降 . 5图 5 2011 年数据显示刘易斯拐点假象出现 . 6图 6 截止 2050 年中国人口结构与总量 . 6图 7 结构转型时期的中、日、韩城镇化率（%） . 7图 8 2011 年主要国家全球城镇化率与人均 GDP 分布 . 7图 9 罗斯福新政以政府投资
7、为主导（%） . 9图 10 基建驱动罗斯福政府投资（%）. 9图 11 德国在施罗德新政前后的宏观变量变化（%） . 10图 12 施罗德新政创造“人口红利”（%） . 10图 13 劳动力增加是政策突变不是总数增加（%） . 11图 14 储蓄 GDP 占比提升促进经济增长变量（%） . 11图 15 一个有效新型城镇化路径的推演 . 12图 16 一、二、三产业人均 GDP . 13图 17 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 13图 18 农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 . 13图 19 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与人均 GDP（%） . 13图 20 城镇化进程与城市化模式无关（
8、%） . 15图 21 各国大城市人口占城镇化人口趋势（%） . 15图 22 城镇化进模式与人均耕地面积（%） . 15图 23 2009 年各国人均耕地面积（%） . 15图 24 城镇化进程与城市化模式无关（%） . 16图 25 各国大城市人口占城镇化人口趋势（%） . 16图 26 中日韩人均 GDP 城镇化弹性 . 17图 27 韩国人均 GDP 的城镇化增速弹性与城镇化进程 . 17图 28 日本人均 GDP 的城镇化增速弹性与城镇化进程 . 18图 29 韩国人均 GDP 的城镇化增速弹性与城镇化进程 . 18图 30 马来西亚人均 GDP 的城镇化增速弹性与城镇化进程. 18
9、图 31 墨西哥人均 GDP 的城镇化增速弹性与城镇化进程. 18图 32 部分国家的 GINI 系数 . 19,3,市场对城镇化的升温来源自于李克强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对于城镇化的看法，市场众说纷纭。较大的争议是在传统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历史背景下，城镇化是否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外需疲软、经济内生需求增速萎缩的背景下作为经济新的增长点。研究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与发展阶段出发，结合日、韩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与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未来城镇化的路径进行推演。一、经济增长潜在拐点：人口结构、储蓄率与投资增速对于中国中长期资源禀赋的讨论，最近两年的三篇年度宏观报告
10、的序中已经详尽的给出。我们主要的逻辑观点是，持续的、相对稳定的劳动力增速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伴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持续的劳动力增长，从存量与增量两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从经济增长的宏观背景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已经面临拐点问题：首先：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30 年，出生率锐减的负面效用已经体现在劳动力结构上，抚养比出现上升，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趋势严重；第二，劳动力供给严重失衡，低端劳动力供不应求，而高端劳动力供需失衡；第三，以通胀代替汇率升值的宏观政策，推升了劳动力名义价格的同时，使得企业创新竞争能力不够，无法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难题。从消费的跨期
11、结构理论来看，人口结构决定一个经济体的相对储蓄水平。储蓄水平呈倒 U 型，储蓄水平与少儿占比与老年占比成反比、与劳动力占比成正比。尽管各国的劳动力实际年龄与世界银行的 16-94 岁统计存在一定差异，但从趋势上看，这种相关性统计意义上表现良好。,图 1 日本劳动力结构与国民储蓄率（%）,4,图 2 人口结构显示中国将迎来储蓄率下降的关口,1990,1999,1960,1963,1966,1969,1972,1975,1978,1981,1984,1987,1993,1996,2002,2005,2008,2011,2014,2017,2020,1969,1996,1960,1963,1966,
12、1972,1975,1978,1981,1984,1987,1990,1993,1999,2002,2005,2008,2011,72.0070.0068.0066.0064.0062.0060.00,日本劳动占总人口比重,储蓄占GDP比重,45.0040.0035.0030.0025.0020.0015.0010.005.000.00,757065605550,15-64岁总人口比重,储蓄总额GDP占比,6050403020100,资料来源：WDI，湘财证券研究所,资料来源：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我们担忧的并不是单纯的储蓄率下降，值得担忧的是储蓄率下降后高投资的不可持续性。随着人口结构老
13、化，假设宏观约束不变，居民整体消费倾向将会提升，资本性投资的储蓄将会不足。根据宏观恒等式，储蓄 GDP 占比=资本形成 GDP 占比+贸易顺差 GDP占比。理论上看，储蓄率的下降，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投资率的下降，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持逆差的方式进行海外融资，诸如美国（1980-今） 德国、 （1991-2000）等。但这些美德等国的共同特点是其货币都是国际储备国币，可以利用“特里芬”两难实现跨境融资。但对于中国来说，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并拥有较强的储备属性之前，人口结构的拐点面临着储蓄率的下降，势必引致投资增速的回落。,图 3 GDP 概念中储蓄是投资的来源,5,图 4 中国储蓄的下降将导致投资
14、的下降,1978,1994,2008,1970,1972,1974,1976,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10,1984,1960,1963,1966,1969,1972,1975,1978,1981,1987,1990,1993,1996,1999,2002,2005,2008,2011,45.00,储蓄总额GDP占比,资本形成总额GDP占比,储蓄占GDP比重,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40.0035.0030.0025.0020.0015.0010.005.000.00资料来源：WDI
15、，湘财证券研究所,6050403020100资料来源：BIS，湘财证券研究所,部分国内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要实现可持续性高增长，必须改变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提高消费 GDP 的占比”。上述看法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消费占比的提升，势必导致经济增速趋势性的下移。一个经济体以何种模式增长，取决于他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与资源禀赋，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可以追求消费主导经济增长模式，对其跨域经济增长阶段是不利的。二、调结构：“结构转型”的背后1.人口红利尚未完全结束尽管对于人口红利的争论很多，各方面的论据也各执一词。但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可转移
16、”概念，是理解中国人口红利的关键，也就是说，宏观“人口红利”是总量概念，而微观的“人口红利”是可转移概念。也就是说，假如在不影响第一产业供给的背景下，农村在大量的可转移劳动力，可以理解成“人口红利”尚未结束。从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因素来看，如果劳动力的可转移存量能够维持目前的新增劳动力增速，那么人口红利将得以持续。,图 5 2011 年数据显示刘易斯拐点假象出现,图 6 截止 2050 年中国人口结构与总量6,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1960,1962,1964,1966,1968,1970,1972,1974,1976,1978,1
17、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828792,0.800.700.60,农民工月工资/全国月平均,160000014000001200000,0-19 20-59 60+60.38 60.25 59.99 58.54 55.60,劳动力占比53.19 52.52 51.19,48.56,70.0060.0050.00,0.500.400.300.20,1000000800000600000400000,808045822364 812475 727926,769359,
18、706597672500,618244,40.0030.0020.00,0.100.00,2000000,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10.000.00,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2.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率水平较低从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率来看，截止 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1.27%，至 2011 年末，中国共有 657 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 19683 个。尽管我国城镇化率速度较快，但从国际化经验来看，相对转型国家发展与收入水平的相关关系，我国城镇化水平依旧偏低。
19、,图 7 结构转型时期的中、日、韩城镇化率（%）,图 8 2011 年主要国家全球城镇化率与人均 GDP 分布,中国,日本,韩国,70000,人均GDP,90807060504030,6000050000400003000020000,2010,10000,中国,0,0,0,10,20,30,40,50,60,70,80,90,100,7,-10000-20000,城镇化水平,包括,、 、 、,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根据日韩数据来看，1973 年日本转型时，城镇化率为 55.36%；韩国 1991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74.68%。而中国人口
20、普查数据显示，即使考虑到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中国 2011 年城镇化率也仅仅为 51.2%。未来相对广阔的城镇化水平将保证中国仍具有一定的投资空间。三、新型城镇化：“罗斯福”新政+“施罗德”新政？尽管中国新政府领导经济建设计划尚未出台，但主管经济的李克强副总理的“人口红利未结束”与“推行新型城镇化”的思路引起市场浮想联翩。从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政策的最优化设想，新型城镇化框架中依稀可以看到“罗斯福”新政与“施罗德新政”综合的影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拓开了空间，但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也存在一些约束条件。1罗斯福新政：“以工代赈”创造需求1929 年美国进入大萧条，工业生
21、产过剩与失业率高企并存。罗斯福于 1933年就任新总统，为拯救美国经济，3 月就任总统后开启了第一轮新政。19351938 年出台更为系统的立法和政策为第二阶段，也被称为第二轮新政。第一轮新政：第一轮新政的目标是稳定经济、复苏产业、救济贫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金融改革：罗斯福上任后说服国会批准了 70 多项新的法律法规， 紧急银行法 1933 年证券法 住宅贷款法 1933 年银行法等，采取的政策包括支持一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尽快复业，恢复公众对证券业的信心，向房主提供低息贷款，确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业经营，建立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稳定金融秩序
22、，同时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等。兴建水利，改进教育：成立了田纳西河谷管理署（TVA），对田纳西流域进行综合整治，建设水电站以控制洪水和发电，疏浚航道，复垦土地，改进教育，吸引投资，等等。以工代赈，创造需求：为了使得需求可持续，罗斯福将救济重点从直接救济转向“以工代赈”，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组织 18 岁到 25 岁的男青年种树，建水坝，扑灭森林火灾，种植防护林，每批 25 万人，每期半年。同时，8,1955,1957,1959,1925,1927,1929,1931,1933,1935,1937,1939,1941,1943,1945,1947,1949,1951,1953,1925,192
23、7,1929,1931,1933,1935,1937,1939,1941,1943,1945,1947,1949,1951,1953,1955,1957,1959,50,35,成立公共工程管理署（PWA），利用私人企业承担大型工程项目，扩大就业。成立市政工程管理署（CWA），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土保持工程、公共场所建设等，改变以前的那些直接福利性的救助，在 19331934 年间为数百万失业者提供临时性的工作。,图 9 罗斯福新政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图 10 基建驱动罗斯福政府投资（%）,政府固定资产存量增速GDP增速,私人固定资产存量增速,政府固定资产存量增速建设,医院,公路和街道,
24、环保和发展,403020100-10-20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302520151050-5-10-15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第二轮新政：在扩大就业方面，延续了第一轮新政中“以工代赈”的做法，在 1935 年 5 月 6 日成立了工程振兴署（WPA），实施了一系列公共工程，以提供更多的以工代赈机会。在整个新政期间，创造了各种类型的工作机会约900 万个，修筑了数千座机场、数万个运动场、800 多家校舍和医院等等。这项措施通过自我创造需求的方式减少了失业人口，增加了工人的收入，启动了家庭消费，带动了经济复苏。“罗斯福”新政与“新型”城镇化共同点：罗斯福新政具有典型
25、的自我创造需求的特征，是需求不振的宏观背景下政策不二的选择。之所以选择以基建投资为主要标的原因是从各项可刺激的需求来看，基建投资是为数不多的具有消耗制造业产能而不产生新的产能的行业，与此同时，基建投资属于公共物品，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罗斯福新政项目选择标准有三个：一必须具有使用价值；二属于劳动密集类型；三为工人提供的工资高于救济标准但低于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通过上述三个标准，政府确定了机场道路等基础设施、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植树造9,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2001,2000,1999,1998,1997,1
26、996,1995,1994,1993,1992,1991,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林、农村电气规划、城市规划和城区改造以及文化艺术活动等。这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异曲同工。2施罗德新政：人造“人口红利”改变人口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当属德国的施罗德新政。集中在劳动力市场和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进行全面改革。通过改革，德国从失去的十年中再次展现出经济的活力。施罗德的改革也分为两个阶段： 2003 年以前，施罗德新政开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首先，包括调整与降低社保项目水
27、平，用分级工作能力养老金取代无职业能力的养老金等。其次，积极推进就业政策，通过“劳动、培训和竞争联盟”协调劳动力市场，改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减少福利加强创业力度，增加就业机会。,图 11 德国在施罗德新政前后的宏观变量变化（%）,图 12 施罗德新政创造“人口红利”（%）,14.0012.0010.008.00,GDP: Growth,Unemployment Rate,工资增速,70.0069.0068.00,15-64岁人口占比,储蓄占比（右）,30.0025.0020.00,6.00,4.002.000.00-2.00-4.00-6.00-8.00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
28、67.0066.0065.0064.00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15.0010.005.000.00,第二阶段，以“2010 年议程”为标志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社会救济改革和福利补贴改革等。通过将失业保险发放时间促使失业者找到工作；此外，最重要的是提高退休年龄，把德国的退休年龄从 50 岁逐步提高到 2011 年的 67 岁。10,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2010,1980,1982,1984,1986,1988,
29、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图 13 劳动力增加是政策突变不是总数增加（%）,图 14 储蓄 GDP 占比提升促进经济增长变量（%）,人口总计,15-64岁人口占比,劳动力总数（右）,30.00,资本形成GDP占比,储蓄GDP占比,贸易顺差GDP占比,85,43,42,25.00,8075706560资料来源：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41403938373635,20.0015.0010.005.000.00-5.00-10.00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随着官方退休年龄的提升，尽管官方名义抚养比在上升，但实
30、际劳动力占比却在提升，实际的人口结构推升储蓄率增加。储蓄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结构中的投资或者贸易顺差的占比，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恢复。四、逻辑推演：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条件约束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成功离不开规模经济与其溢出效应，先从经济特区开始，沿海地区经过对外贸易的原始积累形成了强大的市场规模，在此生产的厂商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一旦规模经济在空间上某一点上“定居”下来，它便具有累积循环效应，更多的工人和厂商涌进该地区，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以点带面，实现辐射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以城市偏向的二元土地制度为核心的、结合财政分权体制的制度安排，使得向
3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土地要素市场未能有效建立起来，地方政府在 GDP 锦标赛中强力干预与扭曲土地要素配臵，导致经济增长中的效率低下。11,罗,斯,福,新,新,政,图 15 一个有效新型城镇化路径的推演新型城镇化路径施罗,提高效率工业化进程、产业升级、带动服务业发展（提高规模效应）,提升公平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农民权益（释放制度红利）,释放资源红利农业工业化（释放人口红利）,德,政,创造需求，平缓过渡制造业产能过剩,工业为主导，服务业吸纳就业，经济有序增长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结构调整）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1. 新1.型城镇化的路径推演
32、从我们对新型城镇化推演可以发现，里面有三个核心的环节。一个是城镇化推升的投资空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增。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尤其独特的特点，创造就业、消耗需求、不产生新的产能，成功的案例如我们上述的诸如罗斯福新政；其次是农业工业化。提升农业效率的同时，在保持总量生产不降低的情况下释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穿起这两个核心环节的关键是，在城镇化打开投资空间、继续释放人口红利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创造消费橄榄形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诸如施罗德新政。三是要素市场的改革。这里的要素市场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市场制度的改革，诸如部分耕地与宅基地的产权化与可流转化，促进要素市场的流
33、转，其次是农业集约化后的大量劳动力释放。从目前的土地制度来看，土地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扭曲与错误配臵，土地的产权人利益得不到保护或是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12,对于未来投资机会，我们认为确定性的有两个，一个是农业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推升的农业机械设备的投资以及农田水利建设等；另一个是城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诸如排水、交通、住宅、医院以及公园等相关的公共物品配套设施。2. 新型城镇化能够成为新经济引擎的条件从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与深化改革产生的效率提升和公平可以从三个角度实现：首先，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发展城市群或特大城市是改变二、三产业结构失调、实现增长效率提升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图
34、16 一、二、三产业人均 GDP,图 17 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120000,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50,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100000800006000040000200000资料来源：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403020100-10-20资料来源： CEIC，湘财证券研究所,其次，以土地制度为核心、辅以其他配套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效率、内需的提升作用；第三，农民的土地权益补偿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城乡二元分割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等。,图 18 农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13,图 19 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与人均 G
35、DP（%）,10,9,8,7,6,5,4,3,2,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60,50,40,30,20,10,农转工劳动生产率增速,农转三产专业劳动生产率增速,y = -9.434ln(x) + 102.54R = 0.7007,10,0,0,20000,40000,60000,80000,100000,-10,人均GDP 美元,资料来源：BIS，湘财证券研究所,资料来源：BIS，湘财证券研究所无容臵疑的是，城镇化是需求导向的。国际与现有经验中，城镇化的驱动是工业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及追赶型经济体中，对外贸易拉动工业化化是典型的城镇化动力，韩国与日本等国家莫不如此。对于中国所倡导的新
36、型城镇化是否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可以用两个数据说明。首先，从中国目前的行业劳动生产率来看，2011 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第一产业的 5.5 倍和 4.2 倍，理论上讲，同等新增就业条件下，只要把 20%左右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和 25%左右转移到第三产业，即可保持当年的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变，这一目标难度不是很大。其次，从理论上看，新型城镇化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可以持续的先决条件是只要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溢出效应能够维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债务成本即可。这取决于投资项目的位臵选择与经营效率问题，在目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仍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只要恰当选择合适的投资标的，这一目标在“十二五”时期内基本可以保证。五、城镇化路径：“大城市集群”OR“小城镇化路径”对于城镇化的模式，各国经验数据显示不尽类同。从经验数据来看，城镇化的模式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大城市人口占比与城镇化率没有显著的关系。从实践来看，日本与韩国城镇化路基数据典型的“大城镇化集群”的模式，而美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