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高利贷的刑事责任论高利贷的刑事责任摘要：高利贷这个旧社会的产物如今又死灰复燃，并呈蔓延之势。然而我国除了民事法律规范对民间借贷有明确规定之外，我国刑法对高利贷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导致我国司法机关在规制该行为时适用法律时的不一致。本文在分析民间借贷与高利贷之区别的基础上，界定了高利贷的范畴，并从高利贷的巨大社会危害性的角度阐述了适用刑法规制高利贷的必要性。最后，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论证了以非法经营罪规制高利贷的合法性。关 键 词 ：高利贷 社会危害性 刑事责任 非法经营罪一、高利贷的概念在界定高利贷的概念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如下观点（因为这一观点不仅关系到高利贷概念的界
2、定，而且全文所论述的高利贷行为的刑事责任也以此为基础） ，即此文所讨论的高利贷不同于民事法律规范中的民间借贷。第一，2国务院于 1981 年 5 月 8 日颁布的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 ”这是高利贷与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差别的法律依据。第二，虽然在我国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对于高利借贷行为有许多详细的规定，但并不能因此而推出高利贷就是一种民事行为、高利贷的性质就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量变与质变原理告诉我们，当量变超出一定的度，那么就会发生质变。对于民间借贷行为也是如此，当民事法律
3、规范所调整的民间借贷超出一定的度之后，就会发生质变，那么这种高利借贷行为就属于其他法律规范的调整范畴了。例如，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但是，这种言论的自由也必须符合一定的度，如果某人因行使自己的此种权利而侮辱了他人的人格，那么他（她）的这种言论权就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了，情况严重的，则必须接受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了。高利贷，目前我国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借贷利率明显高于正常利率的资金借贷。在法律上，我国也只是对民间借贷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4、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3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 。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借款合同当事人双方事先约定的合理利息（不高于同期银行利息的四倍）予以确认和法律保护。也就是说，高于同期银行利息四倍的民间借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通过上述民事法律规范对民间借贷的界定可以看出，高利贷与民间借贷是存在很大区别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如下：1、性质。民间借贷
5、是属于互助性质的行为，通常属于私人之间的单独交往。虽然放贷者也从中牟取利益，但其利息一般不高，并且最多只能为银行利息的四倍，超出四倍的部分则不受法律的保护。而高利贷的放贷者则是以牟取暴利为其唯一的目的，放贷者把放贷当做一种商业行为，其行为发挥着银行的职能，通常利息畸高，而不只是略超出银行利息四倍。2、规模。民间借贷的规模一般较小，其借贷对象一般只针对特定的个人和单位，并且放贷的次数较少。而高利贷则规模较大，通常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多次发放贷款。结合上面的分析，为了正确区分高利贷与民事法律规范4中的民间借贷，我们可以对高利贷定义如下：个人或者非金融机构以牟利为目的，利用非银行借贷资金，通过约定的
6、方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以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不包括四倍)的利率多次放贷给他人的行为。高利贷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高利贷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不过不能是金融机构。2、客体。高利贷所侵犯的客体为多重客体。既侵犯了市场的准入、竞争、交易等秩序，又侵犯了国家对于金融业务的监管制度。3、主观。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并以牟取暴利为目的。4、客观。客观上表现为主体实施了以非银行借贷资金，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以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不包括四倍)的利率多次放贷给他人的行为。二、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换言之，刑法禁止的是犯罪行为。1关于犯罪的概念，马克思、思格
7、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2犯罪是对统治关系的破坏，国家通常采取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打击犯罪。因此，刑法与民法等其它部门法所调整的对象是不能混淆的，只有犯罪行为，才应该用刑法去打击，否则就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就会损害人民的权益。 犯罪具有三个5重要的特征，分别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如果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特征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体现了犯罪和其他危害社会行为的内部联系，那么，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则体现了犯罪三个特征之间的内部联系。社会危害性是第一性的，是起决定作用的，而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是第二性的，
8、是被决定和派生出来的法律特征。3高利贷行为是否值得用刑法来打击呢？关键就看这一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性有多大。笔者通过 Google 搜索引擎共搜得与“高利贷的危害”有关的网页约计 176000 个。高利贷的主要危害表现如下：（一）高利货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我国在银行贷款方面存在门坎过高、手续过多等弊端，合法筹资渠道的不通畅迫使一些个人和单位以高于银行几倍、十几倍的利息去借高利贷。虽然高利贷有时确能解决一些个人和单位的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借贷行为不仅会损害国家的金融市场秩序，而且会损害国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对于金融市场实行严格的监管，任何主体都必须具备法定的资质才能从事借贷等金融业务
9、活动。而高利贷则违反了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的准入、竞争、交易等秩序。另一方面，由于高利贷的利息太高，往往使个人和企业背上过于沉重的利息负担而导致资金周转更加的困难，其后果必然是饮鸩止6渴，一些家庭和企业就是因为利息负担过重而家破人亡和企业破产。如果放任这种趋势蔓延，必将破坏社会的生产力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二）高利货危害人民生活的安定有句俗语说得好：高利贷，阎王债，陷进去，出不来。在著名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因高利贷被逼得家破人亡，高利贷祸害百姓的本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在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的今天，因高利贷而被逼家破人亡的事实依然存在。笔者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共搜得
10、与“高利贷自杀”有关的网页约计 281000 个。血淋淋的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高利贷破坏人民生活安定的现实给予高度的关注。以致于有人发出这样的呼喊：祖国啊，莫让高利贷害国害民了，不要让老人失去儿女，不要让儿女失去父母。让儿女无忧无虑地成长。让老人幸福地度过晚年。穷不可怕，总比生活在恐惧中幸福多了。4（三）高利贷诱发其它刑事犯罪由于高利贷是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为了夺取更多的利润，放贷人员在借贷者无法支取高额利息或者本金时往往会采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因此，高利贷行为通常与非法暴力是相互依存的。据人民法院网报道： 2006 年以来，安吉县法院受理非法拘禁案件 8件 16 人，其
11、中 6 件 12 人是由于受害人未及时归还高利贷7债务而造成的民转刑案件。5另据新华网报道：2002 年 4月 28 日，山阳县农民姜某因办砖场资金周转困难，借了陕西省山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何奇 5 万元高利贷，2 个月后因无钱清息，何奇指使人用大马刀、钢筋对姜某威逼，并以注射丧失性功能的药物进行恐吓；何奇甚至用手枪指着姜某的脑袋追讨高利债，逼姜某共归还高利贷本息及“罚款”67 万元。6通过上面两则报道，可见高利贷诱发其它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之大。概而言之，高利贷的社会危害之大，已完全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足以值得用刑法来规制这一行为，对于高利贷应以法律严惩也成为全社会之共识。例如，在全国政协十届四
12、次会议期间，在湘全国政协委员胡旭晟建言，要明确规定高利贷行为违法，禁止民间高利借贷，建议在刑法中增设“民间高利放贷罪”。7三、以非法经营罪规制的合法性当然，高利贷行为的社会危害之大，完全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只是证明高利贷行为值得用刑法来规制，并不等于高利贷就是犯罪。高利贷行为要构成犯罪，而必须具备犯罪的法律特征，即法律规定该行为违法和应受处罚。然而，纵观我国刑法规范，却根本找不到“高利贷”这三个字，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对于高利贷行为的刑事打击就是于法无据呢？下面笔者将通过解答两个方面的疑问来论证以非法8经营罪规制高利贷的合法性。（一）是否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的生命力所在，它也是我国刑
13、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刑法第 3 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从此条文可以看出，法律规范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的应有之意。在将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内容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既坚持明确性原则，又使现实存在的刑法法规免除因内容不明确而要被废除的厄运。在这一方面，日本法院的审判经验，即通过合理解释，使表面上看起来不明确的刑法规范变得明确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8因此，罪刑法定并不排斥刑法解释。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刑法解释只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就不会损害罪刑法定的原则。罪刑法定它体
14、现了国家专制力量对于民主和人权价值的充分尊重和保护，它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等有损国民预测可能的刑事司法行为。在此意义上，尊重人权主义与使国民具有预测可能性(预测可能性原理)是同一含义。但是，国民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具有预测可能性的前提，是事先有成文法的规定，这便是法律主义(或成文法主义)；事后法不能使国民具有预测可能性。9因此，要判断以非9法经营罪规制高利贷行为是否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关键看适用刑法时对刑法规范的解释是否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
15、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该条列举了四类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行为，但是根本没有高利贷的规定。是否意味着非法经营罪不能规制高利贷呢？其实不然，因为高利贷行为就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列举的第四项非法经营行为，即“违反国家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高利贷违反国家规定了吗？我国刑法第九十六条对“违反国家规定”有明确界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16、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因此，高利贷所违反的规定至少是国务院以上（包括国务院）机关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事实上，高利10贷是违反上述规范性文件的。第一，国务院于 1981 年 5 月8 日颁布的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对那些一贯从事高利盘剥，并为主要经济来源，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破坏金融市场的高利贷者，要按情节轻重和国家法令、规定严肃处理。 ”由此可以得知，我国不仅对民间借贷超过银行同期利率四倍的超出利息不予保护，而且对于高利贷要按情节和国家法令与规定追究责任。换言之，国家在此已明确规定高
17、利贷是违法的，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必须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虽然此条没有明确是否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从其表述“要按情节轻重和国家法令、规定严肃处理”可以得知，对触犯国家刑事法律规范的高利贷追究刑事责任应该是此条文的应有之义。第二， 1998 年 6 月 30 日国务院第 5 次常务会议通过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四）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该办法第五条规定：“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