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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柴静、俞敏洪等名系列演讲稿13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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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岩松耶鲁大学演讲: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它的这个,巨大的街头的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但是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

2、站起来,在全世界站起来。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系我是否可以吃饱。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1978年,十年之后。我十岁,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只有二十万人的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它离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它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的话,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

3、个人要抚养我们哥俩,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岁了,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离苏联更近。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1978年的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的开始。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

4、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1988年,那一年我二十岁。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我们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的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它也不再是那个过去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变成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这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地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

5、已经开始非常狂热地去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那一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但是,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疯狂地抢购,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都用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到家里头。这一年也就标志之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当然我知道那一年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格外的重要,因为你们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

6、美国的总统。1998年,那一年我三十岁。我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那一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但是在中国记住的是他那一年访问了中国。在六月份的时候,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开放的演讲,这两场活动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在北大的克林顿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翻译,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

7、说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而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当然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我开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我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2008这一年,我四十岁。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为他当选总统之后,听说你们举行了游行,甚至庆祝。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都

8、要注定要遭受很多的挫折一样显现出来。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我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的生日。那一

9、天我感慨万千,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四十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10、。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他

11、也在看那面国旗。我读出了一种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2、一个边远小城市里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十三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放大。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

13、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叫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来的,也没有批评。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

14、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陆续消失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读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四十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陈丹青演讲: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

15、想 这是一个好话题,也是困难的话题,如果是记者问我,我会答不上来。因为我对这两个词不确定:凡是过去的、不在场的,是否就算历史?凡是还没过去、还在场、还在发生,还奏效,是否就算现实? 记得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狠狠地向全党全国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派和反革命的继续斗争”。我那年十三岁,戴着红领巾,自以为活在共和国,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满十七岁了,可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我心惊肉跳:民国还没过去?国民党还在? 现在我明白毛泽东可能没错:那年他七十多岁,除了避走台湾的国民党,他的许多同龄人都还活着,譬如顶撞他的梁漱溟,杀过共产党的李济深,就住在北京;毛泽东本人,包括朱德

16、周恩来等等一大伙共产党领导,曾经就是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做过官,1945年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参与国共谈判,下了飞机,上了宴席,据说就当面对着蒋介石喊过:“蒋委员长万岁!”总之,当毛泽东想起民国、说起民国,就是一大群使他不安的活人。 1976年文革结束,距今也整整三十五年了,远远超过毛泽东回想民国的时间距离。我们或者可以问:文革是历史,还是现实?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文人和出版社拼命在做历史研究,出版历史书,在座诸位,想必喜欢读历史。读历史,为了什么呢?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是借辛亥百年,世面上有个正当的理由,谈谈民国。为了尊敬今年的另一份大纪念,我特意钻进电影院观赏建党伟业,不

17、久,不知是谁给我手机来了一份短信,好聪明,把建党与民国一块儿给纪念了,这份短信可能大家知道,我再念一遍: 建党伟业是一部向北洋军阀政府致敬的电影,该片用生动的镜头,精彩的案例,温馨的细节,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示威,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 不久,又一短信发过来,详细例举建党大业和建国大业的众多大明星拥有各国国籍总之,这部电影拍着拍着,一不小心,把部分民国史给拍出来了。我猜,制片人韩三平当初没想到这份效果吧。 言归正题:虽然这条短信既谈到历史,也清清楚楚指

18、向现实,简直全部回答了这次论坛的话题,但我不能念一条短信交差,所以赶紧清理自己可怜的历史知识,看看民国的哪些往事算是历史,哪些花样还是现实。 先说早已成为历史的那个民国 首先,民国的战乱过去了。我们几代人何等幸福,六十年来没有遭遇任何外敌入侵。文革的武斗,当然,是毛泽东的所谓“继续斗争”,但死伤者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员,而是和在座诸位一样的年轻人。昨天听秦晖兄说起广西的武斗,他当年十几岁,亲眼观赏高射炮放低了,轰然平射,还有越战使用的炸药包,到处开花。然后,孩子们清理战场的大片废墟,闻到臭味,就会挖起一具具广西学生的尸体。 其次,半殖民时代过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区域,完全消失了。我们主权

19、在握,谁也不敢冒犯!虽然,现在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的市政府竭力刷新从前的法租界英租界好房子好地段,为旅游业赚大钱,但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之、鲁迅之类闯祸胚子还想闹事,再也没地方躲了。即便赖昌星远远逃到加拿大,不也乖乖地飞回来戴手铐吗。 再其次,中国的分裂过去了。民国时期,或先后、或同期,有过南京政府、武汉政府、瑞金苏维埃政府,延安政府,重庆政府、南京伪政府,东北的满洲国等等,太不像话了!那时的东三省铁路,忽而归张作霖管,忽而归日本人管,忽而归苏联人管,叫人想起来就生气!今天,全国铁路畅通无阻,新建的铁路线和载客量是民国时期的几十上百倍!虽然最近发生动车追尾,暴死几十人,但成绩是绝对主要的“

20、你们不相信吗?反正我是相信了。” 再再其次,国家的弱势完全过去了。民国政府根本没有像样的空军和海军,要靠美国人和苏联人帮忙,后来匆忙培养了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几乎在对日空战中死光了。我们的空军多棒!全都活着,还驾驶飞船,进入太空。当然,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马上就要问世了! 此外,民国的多党政治彻底完结了。但这是敏感问题,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民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完全过去了。蔡先生的北大、梅先生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竺可桢的浙大绝对成为历史,一去不返了。现在他们要是妄想当校长,先得通过层层政审,接着慢慢混到正局级副部级,才能填写申请表,听候审查。当年蔡元培居然为陈独秀假造学历,梁启超竟想延聘没有学位

21、的陈寅恪,如今这种违规行为休想得逞! 民国出版和言论的相对自由,也过去了。张元济、王云五这样的出版大亨,再也不必辛辛苦苦自己开办商务印书馆之类,邵飘萍、史量才这样的记者和报业大王,再也不会被枪毙、被暗杀。当今中国的出版商、记者、撰稿人,一律享受新闻出版总署的严密保护,非常安全、正确、和谐,所有人非常懂事,非常乖,不但不怕枪毙,只要好好乖下去,保证不断升官。 最后,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巨大事相,也成为历史,那就是繁体字、古文教育、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存的汉语生态。在民国,绝大部分识字的人既懂文言,又懂白话文,既用繁体字,又用当时通行的部分简体字。随着民国的消亡,这一切,永远消亡了。 民国的许许多多其他事

22、物,都成为历史,永远过去了。一部分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譬如现代化;一部分是因为政治控制,譬如无所不在的禁止。但限于发言时间,不能一一例举。现在我来快速例举民国仍在今天奏效的部分现实 譬如,据说,民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贪污腐化,裙带关系。今天呢,所有被指控的民国腐败者,远远无法和共和国贪官比。从资料披露,一向被认为巨贪的宋子文,不但没怎么贪污,而且是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就算他的财富不很清楚,但和今天随便哪个地方贪官相比,简直羞煞人!我在三联周刊上读到:当年替蒋介石运送黄金去台湾的一位贴身随从,过手金条数千万,没拿一分钱,临死的所有积蓄,不过八万美金。至于民国的裙带关系比比今日权力格局的血缘背景

23、,还用我说吗,如果需要证据,希望学者仔仔细细做个统计。 民国社会层面、世俗生活的部分状况,一度被铲除,之后,近二十多年大规模卷土重来,譬如色情业、赌博、走私、黑社会,都在渐渐与民国接轨。此外,改革开放三十年,凡私人生活逐渐被允许拓展的空间,都是民国形态的死灰复燃。譬如选美、譬如时尚、譬如娱乐、交际、享受、奢侈、迷信活动、宗教群体,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好消息。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我们时代的稀罕事,民国时期早就有了。这一切活泼可喜的生活形态,有的远远比民国时期更土,因为有教养的阶层消失了,有的远远比民国更洋,因为民国人还没福气领教西方二次现代化之后的种种新花样。 以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类比,十分粗糙,十分

24、不准确、不可靠,希望得到专家的驳斥其实,坦白说,我以为民国对于今天,对于年轻人,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六十年来,我们接受了空前成功的愚民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就是不让你知道过去,直到你对过去漠不关心。绝大部分当代中国人,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现实感,对共和国也不了解,更不要说民国。 三十年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其实真正要紧的事,是历史要从娃娃抓起。最近听说秦晖他们发起对大学生做一个调查,题目叫做“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请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向父母和祖父母追问民国的往事,这是了解民国最最有效,最最人性的方式:民国就在每个家庭。可是问到一半,据说有家长出来阻拦

25、,别再问,也不愿说。为什么呢,因为今日的现实害怕历史,以至远远的历史也害怕今天:民国离我们近,民国的所谓历史,就是一个个活人:所有民国的过来人,被现实降伏,都会选择回避历史,忘记历史;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呢?就是去他妈历史,别跟我提。 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个好题目:你是爹妈生出来的,可是你不了解爹妈;中华人共和国是民国生出来的,可是共和国的老百姓不了解民国。长期不了解,不说,就会不想了解,不想说;长期不说,几代人不说,就等于没这回事。譬如八零后,尤其八九年出生的孩子,别说1949年之前的民国,连1989年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也绝大部分不知道:他们的爹妈也不知道,就算住在北京的爹妈知道,多数

26、不愿说。这样子不说、不说、不说,于是每个家庭对孩子瞒着往事,整个国家也对人民瞒着往事。三十年瞒下来,六十年瞒下来,将来还会瞒下去。现在你马路上抓个小青年或小姑娘,对他说,您知道民国故事吗?我猜人家掉头就走,听都不想听,还当你是神经病。 今天,纽约双子座报销十周年了。纽约人,美国人,每年九月十一日隆重纪念,苦着脸,在纪念会上一个个念出死难者的名字,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将来还会一年一年念下去。我们呢?辛亥共和一百年,马马虎虎纪念纪念,言不及义说几句,就算对付过去了。也难怪,为了1911年的辛亥,为了1949年的国庆,死人太多太多了,哪里念得过来。可是诸位明鉴:不清不楚的历史,算什么历史?躲躲闪闪的

27、现实,算什么现实?所以我总觉得民国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唯一的例外,是如今允许提起“民国”这两个字。 不过今天在座的年轻人,比较不一样:大好秋天,哪里不能去,偏偏跑来听民国,有什么意思呢,可是大家来了。谢谢大家。莫言香港公开大学演讲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在香港公开大学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这个作家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

28、。”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了。我后来把村里面的书借来看了以后,头脑当中才真正有关于文学的概念。我们村子里,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种古典章回体的小说。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笔名“莫言”和喜欢讲真话有关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

29、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

30、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想象力是饿出来和吓出来的我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就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那时候我就能从牛的眼睛里边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听到鸟叫,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和大地发出的气味。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至于想象力,也有外来接受的地方。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离写出

31、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故乡也不远,隔了三百多里路。我听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死人非常多。我们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一出门就看到原野里有鬼火在闪烁,而且经常有各种各样火一样的球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我当医生的姑姑就告诉我,这是狐狸在恋爱。人一旦进入这种环境,就会有一种恐惧,你就觉得你周围充满了一些神秘的生物,你在走路的时候经常听到脚后面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人的想象力就这么出来了。方言土语进入我的小说叙事我的小说语言也是比较庞杂的,这里面既有古典的书面型的语言,也有一些读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这样的语言,更多的还是来自乡土。我们山东话的许多方言

32、土语,一旦写到书上,是非常典雅古朴的古语,反而能够被人理解。我们说一把刀锋利,不说锋利,而说“风快”。说一个姑娘漂亮,也不说漂亮,我们讲“奇俊”。说今天天气很热,我们不说很热,而说“怪热”。这些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有非常强的感染力。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写小说时,我胆大包天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

33、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

34、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里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

35、外国翻译家看。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柴静五分钟演讲稿: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

36、: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

37、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

38、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想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

39、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陈丹青: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是什么? 外国人不会到哪都说我为祖国骄傲 凤凰网文化:包括您还有赖声川,还有李安,都有旅美的背景。您觉得在纽约的这些经

40、历的话,会赋予到我们这些华人艺术家一些什么样的气质? 陈丹青:重要的不是旅美的经历,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再老是中国中国,当然我也不喜欢老是世界世界。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强国,然后也已经告别了一个完全孤立的隔离的状况,现代是一个传媒的时代,世界因为传媒已经变得区域和国家的这种隔阂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说。它的距离,不同价值观、制度这绝对还在,但是艺术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重要的是不管哪个国家在演戏,在画画,它里面表达的就是生存经验,就是大家都是人,喜怒哀乐,就这点事,然后找到各种方式来表达。 我想,中国终于开始有那么好几代人在国外。此前我们都有个民族情结,他最后对中国是

41、什么态度,对祖国是什么态度,这个时代应该告别了,有点小气。不要老想着怎么中国中国,一个德国人,一个荷兰人,不会到哪儿都我是一个荷兰人,我为我的荷兰骄傲。这就是木心文学回忆录里讲的,就是童年的衣服穿不上了,你别老披在身上。 那天我跟黄磊谈话,我有点吃惊。他说我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女儿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他还是没过这个关,我客气一点说,这还太浪漫主义。没有人欺负我们国家了,中国人在洋人面前那种低三等九等,这个时代过去了,理所当然我应该出去玩,你们也过来玩。 我昨天晚上看到五个法国人就弄成高跷,弄成鬼样子,另外一个世界的像精灵这样子,在乌镇的深夜,就在街上走了一圈,我很感动。因

42、为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高兴,你叫我扮演成一个高跷,忽然出现在西班牙一个小城里面,我会非常兴奋。人家没有这个概念,我是法国来的,我为法国骄傲,没有,他很高兴。我还看到一个男的在水巷当中,不知道是德国人还是哪国人,北欧人,跟个疯子一样,在那儿讲那种根本不通的中文,在演他一个人的戏,完全像个神经病。他很高兴,他在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国家,他可能第一次来,但只要在他面前是人,他就完全就疯掉了。人的天性都是这样的。 咱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就是到世界任何国家,放声把我们自己唱惯的那个强调唱出来,然后自己享受。没有,我们总是在想中国,外国,然后文化交流,没有这回事,大家都是人,都无聊,都想找刺激,度过一个比较不无

43、聊的晚上。 中国有钱人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聊” 凤凰网文化:人相对有钱了之后,可能需要一种更大的身份认可,或者有一些文化上面的所谓追求,比如买字画附庸风雅。你怎样看待这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 陈丹青:你要是认识很多有钱人,你会发现,他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聊,要不他老到会所去干吗?真正不无聊的人是在任何热闹面前,他一个人在他家里面,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非常享受。所有能够在公众场合看到的人,他其实一定无聊,他想办法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我真高兴,这句话背后就是说我太无聊了。有钱有闲的人都是这样的,你年轻人也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不知道这条命怎么办,低层次的就是活下去,高层次的就是他妈我都有了,然后我怎么办。每天要

44、打发过去,每个钟头,然后你忽然发现自己老了,你要死了。 凤凰网文化:现在是否处于一个智识逐渐开启的年代?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在追寻那种内心的文化自觉的东西? 陈丹青:我跟你说,人的欲求永远在那儿的,不管什么欲求,性欲求,物质欲求,然后虚荣,然后抵御无聊,抵御死亡恐惧,这个所有时代的人都是一样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这个社会提供大量的娱乐,让你生活显得不那么枯燥。再有一个就是更高层次,我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去当艺术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是很多聪明的人,他会找一种方式,让自己活得更有意思,不一定是艺术,种花、养鱼,或者是做志愿者,或者是到医院里去,种种这些,其实他不完全是出于道德,出于

45、所谓咱们叫做爱。就是他想过得有意思一点。 凤凰网文化:各得其所。 陈丹青:太多无聊的生活,上班挣钱,吃饭睡觉,结婚生子,这都是太老一套的事情,一部分是责任,一部分是一个秘密,人类要延续下去,此外你怎么办,你如果不马上死掉,你总得活下去,每天你要过。我不会把它说成是文化需求或者是怎样怎样,这都说大了。 凤凰网文化: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况。 后极权控制让中国人信奉“活下去就好” 凤凰网文化: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当时说了一句脏话,然后说中国人最大的信仰就是活下去。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我想说的是,其实在物质上,我们其实已经到了该怎么活的阶段了,您说的这个活下去,是不是还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所指? 陈丹青:

46、我这个话当然是有点偏激,不对,说的不好。但是我想指的是,其实是这个政权,这个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控制方式,后现代的控制,后极权的控制方式,它最后让你很低程度的一个感谢,就是我能活下去就好,然后不反抗,不怀疑,承重,然后忍着。 所以最后如果你脑子很清楚,你就发现,我他妈不就跟条狗一样,就只剩活下去这件事情,其他我都没有权利。他恢复了你一部分权利,你经商的权利,出国的权利,都可以,问题是你要让它做东,一天到晚他做东,你有想法你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也没用。所以最后你就发现,就像托克维尔那本书一样,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相对民众其实生活好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一点权利,最后发现不行,我这条命不能这么过,

47、我还有其他东西,我要尊严、自由、自主。 反而在最糟糕的时候不会有革命,文革不会有革命,全国就是个集中营。所以现在这样是对的,就是各种欲求开始抬头,它有多强烈,它有没有效果,这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个意识已经抬头了,种种方式表达出来。 中国国家富强了人却没有醒过来 凤凰网文化:高晓松曾经说过一个话,他说现在是一个粗鄙无文的时代,然后前两天有一本杂志,中国周刊它的封面标题也叫粗鄙时代。而且还有我一个观察,就是我们拍的电影里面,我还要提到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中国当代的电影,很难让人找到高贵的感觉。就是我可能发现一个很好的题材,但是我无法看到他拍得高贵。甚至某一个高贵的题材在我们这儿会拍得猥琐,更多电影则直接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猥琐。如果这种情况真实存在,谁该为这个所谓的粗鄙的时代去负责? 陈丹青:我还是一个老的论点,就是五四完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它启动了一个国家转型和一部分文化转型,但是文化转型原来的方向,就鲁迅早年说的立人,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就是集体性地进入一个现代人格,就是人权,人的自尊。但现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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