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建国以来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发展(1)7000 字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 ，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在此过程中，国家、地方和学校都需要重新审视各自的地位和任务，调整自己的角色，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当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需要认真总结以往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梳理1949 年以来我国课程管理体制的发展进程，无疑对构建合理而有效的课程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时，加强中央在中小学课程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由国家统一颁发的各种课程文件不能适应我国地域差异大、民族众多，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基础
2、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等客观实际。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引起重视，教育部在相关课程文件中曾提到教学计划执行中应考虑不同民族、地区和学校的特殊性。只不过相对于巩固中央在各项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地位而言，其意义在当时并不怎么重要。到了 1957 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在望，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为国家调整课程管理体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7 年 3 月 18 日至 28 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小学教育的发展必须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特别强调农村初中要给青年必需的知识，毕业后能更好地参加生产。随后，有关课程管理权力下放的通知、文件陆续下发和颁布。1
3、957年 6 月，教育部发出通知，对该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进行了临时性调整。其中，提到农村初中的学科设置不必强求一致、某些学科的教学时数可自行调整等改革意见。195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确立了中央、地方在教材编制上的双重职责，规定教育部只负责“组织编写通用的基本教材、教科书”，地方” 根据因地制宜、凶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教育部紧接着发出正式通知，允许各地自编教材，赋予了地方在课程管理中一定的权限。 应该说，这对于改变我国过于
4、整齐划一的课程管理模式、提高地方管理课程的积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受“左” 倾思想及“教育大革命” 的影向，各地在盲目进行缩短中小学学制改革试验，许多地方大搞教材编写的群众运动，使课程管理呈现出极为混乱的局面，最终导致教材及中小学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从 1959 年开始，中央针对课程管理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再次强渊国家在课程管理中的作用。5 月 17 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编写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材的意见，指出由教育部负责制订中小学的指导性教学大纲、编写通用教材供各地采用地方可因地制宜地适当变动，并编写补充教材和乡土教材。同以往相比，这次调整显然吸取了先前的经验和教训，分配
5、了中央和地方在课程管理中的职责1963 年 3 月，中共中央批转下达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和 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规定中小学必须依据教育部统一制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同年7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 的通知。这些措施，对于扭转我国课程管理的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受到随后再次掀起的缩短学制、精简课程浪潮的影响，尤其是受始于 1964 年底的“四清” 运动的冲击， 1963 年的教学计划并没有在中小学正式使用。 这一时期，课程管理体制可以说“变化无常”，是当时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在基础教育课程管理领域的一种反映。最终，基
6、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在“左倾” 思想的冲击下偏离了健康的发展轨道。不过，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吸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如课程管理应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乡土教材的编写应规范等。zuol/这一时期，基础教育课程管理已完全丧失了其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完全沦为政治游戏的工具。无论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还是教科书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1966 年一 1975 年间，教育部及其所属单位的业务工作、各地教育行政机关的工作都先后停顿，基础教育课程管理决策往往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对地方参与编写教材、中小学校和教师参与课程编制等放任自流。这种课程管理体制，实质上是畸彤的集权管理。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为了改变中小
7、学课程与教学的混乱局面，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整顿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及教学秩序，加强国家对中小学课程的统一管理显得非常必要。1978 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对中小学课程设置及主要目标提出了新要求。主张课程内容必须以基础知识为主，应该把训练学生的基本技能、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作为重点。此后，从 1981 年至 1884 年，教育部又分别颁发了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和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进一步规范了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1986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通过以上努力，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8、基本上重新确立了国家在中小学课程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扭转“大跃进” 及“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我国中小学形成完整、规范的课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文 尽管如此，国家集中统一的中小学课程管理模式还是日益暴露出本身固有的缺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进步，培养具有批判、创新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个性化人才，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教育追求。实行多样性和灵活性的课程，是紧跟这一时代步伐不可逾越的一步。从课程管理的角度讲，必须寻求中央与地方、学校管理权限的平衡，尤其是要给予地方和学校必要的课程自主权，否则难以真正使中小学课程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1981 年，教育部规定在高中教学计划
9、中列入选修课，说明中小学课程过于整齐划一的问题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一规定没有落实，对教育实践没有大的影响。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 ，“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 198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 8 条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虽然这些法规主要针对的是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而言，但实际上也使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统一的课程管理模式开始向地方下放权责。1986 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决定改革统一的教材体制，在统一要求、
10、统一审定的前提下实行教材的多样化。、这些，都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改革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奠定了必要的基础。l999 年 6 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2001 年，我国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正式提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11、对课程的实施和开发进行指导和监督，学校有权力和责任反映在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样，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被正式确立。 作文 建国以来两次课程权力的下放都受到“左” 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没有给中小学的课程发展带来契机，反而严重破坏了中小学的课程建设。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中央集权制的课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显得非常必要。这是我们在考察世界各国教育改革趋势，反思我国教育存在的客观问题后的理性选择，目的在于增强中小学校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培养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人才。(1)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必须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
12、制改革在向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学习，尤其在借鉴具有分权管理传统的国家的做法。例如，美国的中小学课程管理很有特色，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很有借鉴意义。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强行复制某某模式或某某做法，而是要认识其课程管理的性质，领会课程管理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身心发展等方面的精神实质。尤其要考察其课程管理的社会特性，揭示影响课程管理的社会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别国经验与我国实际的结合点。(2)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健康发展。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要不要改革，以及怎样进行改革，其判断的依据是要看现有体制能不能很好地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发展，今后改革的情况怎么样也需
13、要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和学生发展的需要，才是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国家各种课程目标的实现无不通过学校的实施而实现，学校自身的发展状况不但影响着课程实施的效果，而且事关学生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教育的终极目标指向人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也应当服从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一逻辑，是整个教育逻辑在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中的一种必然要求。(3)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明晰国家、地方和学校的权责。新中国成立后，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在加强国家统一领导过程中，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处理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只是受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影响，没有很好地找准国家和地方在基础教育课程
14、管理中的地位。如今，避免僵化的“大一统” 和杜绝 “无政府主义”，仍然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中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要真正达到在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中国家、地方和学校既各尽其责又密切配合，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责。在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中，我国曾多次交替出现“一收就死” 和“一放就乱”的现象，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国家、地方和学校各自的权责问题。就国家在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中的作用而言，现在无需讨论是“收” 还是 “放”的问题，而是要研究 “放什么”和“收什么”的问题。 思想汇报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这一改革方向，对已经习惯了中央集权传统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都提出了挑战。最关键的，便是通过研究，明确国家、地方和学校在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中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围绕权责的重新分配，使国家、地方和学校面临调整管理行为、转换角色、熟悉新的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值得探讨的研究课题，又共同构成了今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