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论甲骨卜辞与殷商文化的关系一、 关于甲骨卜辞（一） 甲骨卜辞要想了解殷商文化的历史，不可不知道什么是甲骨卜辞，对于甲骨卜辞这个概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形式的解释，但意思都大致雷同。白寿彝先生认为：“卜辞是殷、周奴隶主贵族贞卜的记录，因其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又有甲骨文之称”。 1但甲骨文包含的内容又是比较广泛的，它不仅包括甲骨卜辞，还包括甲骨刻辞等一些刻在甲骨上但并非用来占卜的文字，甲骨卜辞只是甲骨文的一种，它仅仅是指占卜时的记录文字。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大量甲骨是我们了解商代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这些甲骨是在 1899 年被发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作了科学的发掘，得
2、到了大量的甲骨，时间大体上是从商王武丁到殷纣亡国前。 商代的文字，并不仅仅限于甲骨文，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但甲骨文占绝大多数。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占卜的记录，而且主要是属于王室的遗物，非王室的贵族的卜辞和不属于占卜的记事刻辞只占一小部分。因为是以占卜为主，所以反映的事物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就其内容看，已经相当广泛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祭祀、战争到生产、生活以及天文历法、社会意识等各方面，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卜辞主要反映王家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反映了与此有关的一些情况，如农事畜牧、年成丰歉、王朝世系、国家制度、阶级状况、神祖祭祀、田猎战争等，其中以
3、农事、兵戎、祭祀方面的内容较多。卜辞的字数，多少不一，有的以几个字为一片，而有的长达八十余个字。“卜辞的记载都是以贞卜的结果和极简单的记事相结合，所记又都以王侯贵族为对象，这表明它们作为官方文书的性质。”2这应该是古代史官记事的开端。（二） 甲骨文与汉字甲骨文是我国早期文字，“在我国汉字发展的历史上，甲骨文字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尽管经过了数千年之久的发展演变，但是今天的汉字仍然和甲骨文字有许多相同之处，可以说今日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趋向定型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是基本规范了的汉字的初期代表众多单字和繁复辞例已经能反映出汉字的造字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3 “这些文字，虽然同
4、今日通行的汉字相比较，差异很大，但这只是发展变化上的事，绝不是两种不同的文字。” 4所以，甲骨文与汉字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但是甲骨文并不是汉字发展的起始文字，从殷墟发掘出的大量甲骨可以推测，甲骨文字在当时被广泛应用，而这种被当时大量使用的文字怎么可能是汉字的开端呢?如果单纯的认为甲骨文字是我国汉字发展的开始，则就缺乏理论依据了。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甲骨文字应该是当时比较成熟的文字。但有人认为，甲骨文毕竟是初期汉字，当然会存在一些落后性质。晁福林先生认为“甲骨文字中象形、会意字占了大部分，作为汉字高级阶段代表的形声字还不到五分之一，相当一部分甲骨文字有大量异体。形体结构比较粗疏，既有大量合文，
5、又有一些一个字分成两处的情况。” 5这种看法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作为三千年前的遗物，甲骨文在造字方法上已经较为进步，虽然在形体结构上尚存留有一些原始状态，但这是发展中的遗留现象。晁福林先生认为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合文出现，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他认为甲骨文中有一些一个字分成两处的情况，这种观点似乎缺乏现实依据，因为现今可以见到一部分卜辞是分刻于骨版正反两面的，但是一个字分刻两处的情况迄今还没有发现过。二、甲骨卜辞与殷商文化（一）殷商称谓问题就殷商文化来说，它包括的内容有很多，如殷商起源、经济发展、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居住生活、社会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这些内容构成了殷商丰富多彩的文
6、化，而殷商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殷商这个时期的称谓，许多学者也是各有各的说法。有的称商，有的称殷，还有的称殷商，那么，这些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有的人说契封于商这个地方。但也有的人认为契根本没有封商之事，商是契的孙子相土所迁的地方，如果按照这说法，那么在相土迁商之前，是不可能称为商的。还有的人认为成汤灭夏以后，对这个新建的国家称为商，到了盘庚迁殷以后，才把商这个称号改为殷。此外还有的人认为商人自己不自称为殷，殷是周人对商的称呼，殷是商王经常去田猎的地方，周人之所以称殷，完全是出于敌忾，是一种蔑称。这么多说法，哪一种才更让人信服，到底该怎样称呼这个朝代才更合理，我们可根
7、据一些卜辞和古籍对以上说法进行验证。对殷商时期历史的研究，在安阳殷墟被发现之前，学者们一般都是根据一些古籍进行探索。金景芳先生认为，“商，最初是个地名，即今河南商丘，在我国氏族社会时期，是高辛氏之子阏伯所居。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夏代，契孙相土始迁于此。因此，后来这一民族有了商的称号，实从这时开始。殷，作为地名，其地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殷商并称，也同单称殷、单称商一样，并没有什么新意，这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既可称殷，又可称商罢了。” 6 这是一种中庸的说法，不偏不倚。根据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人自始自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但是商的后人有自称“殷”者，如春秋末期宋景公在为其妹所作的妆奁青铜簋铭文中自称
8、“有殷大乙唐孙”，这个“唐”就是指“汤”。春秋孔氏也是商的苗裔，仲尼就常常称“商”为“殷”，这从论语中就可知道。那么，“至于商人不自称为殷，这同春秋时代男子不自称姓，春秋为鲁史不自称鲁一样，出于没有必要。齐晋人称鲁为鲁，鲁人称齐、晋为齐、晋，和战国时魏国迁都大梁后也称梁一样，只是一般的习惯称呼，这里并没有什么敌忾的意思。” 7 所以说，认为周人称殷是对商这个国家的一种敌忾，这种说法显然缺乏依据。在本文中有的地方称商，有的地方称殷，更多的是殷商并称。对卜辞内容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殷商称谓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二）甲骨卜辞与殷代社会结构及等级问题1、殷代的社会结构商朝的社会结构有“内服”和“外服”的
9、划分，这是夏代所没有的。内服是商王室直接进行统治的地区；外服是由邦伯所管辖的地区。殷代外服的“方”或“邦”，数目多至三千。但是这些“方”或“邦”不一定都是经过商王室的分封，甚至“它们大多数都是自然长成的结构，或者是以自然长成的结构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经过王室的分封。正因为这样，商代的外服多是异性，或异族。它们对于商王的义务，只有入贡或从征，至于各邦或族的内部政治制度和文化水平，则只能任其自由发展，王室既没有统一规定，也没有严格要求。” 8然而仅据文献记载也不可能对商代社会结构有更深的了解，还必须结合卜辞的记录。殷墟卜辞中所谓的“大邑商”或“天邑商”、“中商”等这些殷代畿内的中心，主要指政
10、治、军事、地理中心。结合殷墟卜辞所述，大体上可以认为殷代畿内的区划是这样的：“大邑商”相当于尔雅所说的邑，邑有王室、宗庙、市、朝及百官府和一部分贵族的住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大邑商外划出一定的地域为郊；在郊外划出一定的地域为牧，牧又称为远牧，牧之外有野。可见，商代的社会结构与夏代相比较已经有了许多变化。2、等级问题殷商时期是否有等级观念，单从殷商的祭祀就可以看出，大量的活的奴隶被葬送，称为“人祭”或“人殉”，活着的奴隶要为死去的奴隶主充当牺牲品，而且，从卜辞中可以更加肯定商代等级观念的存在。殷墟卜辞中有臣、妾、仆、刍等名词，这些名词可以断定都是奴隶。所以说殷商时期当然存在等级
11、观念。商代等级的阶级，可以归纳为三类：奴隶主、奴隶和中间的若干奴隶。商代奴隶主阶级的等级，最高的是殷王，殷王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是政治上的最高首脑，对臣民享有绝对权力，但这个权力在邦畿之内才能完全实行，对外帮外族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殷王还没有完全控制周围其他的邦族或部落。殷王以下的等级，有邦伯、师长、百执事等人，这些殷王以下的各级奴隶主，虽然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但最初都是经过殷王分配的，为殷王臣属，受殷王管辖。晁福林认为，“商代社会上最主要的劳动生产者是众、众人。卜辞里有不少关于众和众人的记载，众和众人是子姓部族的族众”， 9这里的众和众人应该属于中间的若干奴隶。殷墟卜辞里
12、除有“众”、“众人”外，还有“臣”、“妾”、“奚”、“仆”等名词，它们都属于被统治阶级，即奴隶。殷代的奴隶，在卜辞里最常见的是臣，例如“王臣”、“叩臣”、“舟臣”等等。此外，商代还有专门从事农业的奴隶，因为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如果说没有农业奴隶，就不能构成奴隶社会。商代的农业奴隶占有很大的数量，农业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通过战争所捕获的俘虏。商朝是奴隶社会，它的等级制度并不像封建社会那么森严，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方式也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复杂。金景芳认为， “ 仪礼士冠礼说：古者，生无爵，死无謚。这个古，正是殷代，这说明殷人生时无爵，死时无謚。爵与謚，乃是周人的创新，殷人既没有公侯伯
13、子男，也没有卿士大夫士，但是内外服的各种等级则是存在的。” 10由于当时没有爵，等级制度并不像周代那样显著。另外，也是由于氏族制度影响的广泛存在，所以殷代社会还没有多层次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出现。在殷代阶级结构中，贵族和官吏往往合二为一，没有明确的划分。商之后，西周时期出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是由于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施而形成的，这就标志着西周是与夏、商两代不一样的社会。西周以后，等级制度也就变得越来越严格了。（三）甲骨卜辞与殷代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商代对农业、畜牧业的生产是非常重视的，当时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还是农业和畜牧业，而我们想要了解当时的农作物品种、农业生产工具、农业事项、畜牧业发展
14、情况等，基本上要通过对殷墟卜辞的研究，才能对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作全面了解。在商代，井田制的实行比夏代有很大进步。商代的井田已经有了公田和私田之分，殷墟卜辞中“田”字的形状也正是井田的象形。根据殷墟卜辞的记载，殷代的农产物品有黍、稷、稻、麦等。而且从殷代出土的酒器繁多可以看出殷人对酒的嗜好，殷代饮酒之风特别盛行，在末期表现的更为严重。商纣王酒池肉林，一方面说明了殷代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较高的农业发展水平。而农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农业工具，如果没有较先进的农业工具，也不会出现当时较可观的农业发展景象。殷代已经是青铜器高度发展的时代，然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是以石器、蚌器和木
15、制的耒为主。“甲骨文藉字作人执耒耕之形，力作单齿木耒之形，男作以耒耕田之形，这些都说明耒是商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 11只有到了铁器时代，铁农具普遍推广后，木耒、石镰才被淘汰。从卜辞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农业生产的许多过程及农作的一些特点。甲骨卜辞中所反映的农事主要有垦田、耕地、播种、田间管理、刈货、贮藏。所以“殷代农作已不是低级粗放的，而是有多种生产环节组成的系统生产过程。” 12畜牧业在殷代生活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世所习称的六畜：马、羊、牛、豕、犬、鸡，在殷代已经应有尽有。根据卜辞的记载，殷代的畜牧业生产相当旺盛，因为用牲的种类、方法、数量特别多。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商代的大贵族都拥有大
16、量的牲畜群。卜辞里记载，殷人祭祀时，一次用牲畜就达数百头，而且牲畜的种类并不是单一的，通常有牛、羊、犬、豕合用。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畜牧业，这在当时是办不到的。商代畜牧业高度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商代的自然环境，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杂草丛生，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畜牧业的重视和长期经验的积累。其中殷人对畜牧业的重视源自于对祭祀的重视，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牲畜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祖先和神灵也就不会保护他们。由于殷代畜牧业的繁荣，以至于贵族们用牲畜已经到了浪费的地步，所以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用“以酒为池，悬肉为林” 13来形容纣王的奢淫无度，看来也并非是夸张之举。总
17、之，殷代的畜牧业已经初具规模，这些从古籍和卜辞中可以做许多了解。（四）、甲骨卜辞和殷商文史学殷商时期，出现了文学和史学的萌芽，而“文学和史学最初是不分的，原始时代的传说既是口耳相传的文字，又是关于历史的叙述。” 14甲骨文时代，文学和史学的萌芽有所发展，但是它们并没有分开，仍是合为一体的。殷商文学和史学主要包含在甲骨卜辞里面，如殷墟卜辞注意到了记事的完整性，一般都记载了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的发展和结果，尽管十分简单，但却首尾完整。在许多卜辞里，殷王和占卜者重视的是时间的发展和结局，已经不是占卜所表示的神的意旨。卜辞里又有很少的说明和议论，大多数都是一些简单的记叙，有的甚至只有几个字而已
18、，可是却能通过叙述表达出某种愿望，反映出某种思想。卜辞多数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同一事物进行多次占卜，贞卜者的祈求包含在卜辞中。此外，殷代还有许多专门用于记事的刻辞，它的内容主要记载甲骨的来源和一些整治的情况。用于占卜或经过刻字的甲骨被集中贮存起来，这也说明了殷人对历史资料的重视。晁福林认为，“殷代文学和史学萌芽的发展受到了神意迷信观念的极大影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学和史学萌芽中的积极因素逐渐发展，这便是重视人事的观念的增强。” 15特别是到了殷商晚期，那些卜辞中许多有名望的神灵几乎不见了，卜辞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单是卜问凶吉，而是记录一些重大事件，虽然这些历史事件大部分是围绕商王进行的，
19、关于平民百姓的记录则很少，但这就已经反映出人们已把注视的重点从天上转向人间，同时也说明了神权的衰落和王权的加强。从大多数卜辞来看，卜辞的内容不仅过分简单，而且事与事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进行说明，上下连接不是很自然。但卜辞里蕴含着殷商文史学，这是中国文史学发展的源头。三、从卜辞和殷商文化中获得的感想、启示（一）殷墟甲骨文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殷墟甲骨刻辞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时王记实文辞，因而成为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医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原始资料。殷墟甲骨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和研究受到中外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很快
20、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新兴学科甲骨学。(二)卜辞对殷商历史文化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和价值。甲骨卜辞是研究殷商历史文化的可靠证据，它是历史的活的见证。就当时的殷商社会来说，卜辞是商朝独具特色的文化代表，现在我们要探寻商文化的痕迹，则主要通过甲骨卜辞。两千多年前的孔丘曾感叹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16而今天由于甲骨文字的发现，我们能够看到古人看不到的历史材料，也弥补了文献的不足，同时也纠正了古代文献中的一些谬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单从这方面看，卜辞对研究殷商历史文化的贡献就是巨大的，它是殷商文化的瑰宝。研究历史中的某些问题，特别是离我们比较久
21、远的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通过一些历史文献所做出的推测和判断只是问题研究的第一步，要想做出让人更加信服的论断，还必须对当时的历史遗迹、遗物进行发掘，即结合考古工作，以此作为对所得历史结论的验证，这也便是王国维提出的著名的历史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三）商代对神权高度重视。殷商时期，王权、神权、族权是商王朝的三个主要支柱，商代实际上是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这和秦汉以后作为统一天下的朝代是不同的。殷代的神权指贞人集团通过占卜、祭祀、祈祷等活动对于军国大事的干涉，这些贞人是神权的体现者，在早商和晚商前期都有很大影响，到了晚商时期，神权有了一定的削弱。但在商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神权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22、。从殷墟发掘的大量甲骨卜辞及内容可知占卜活动在商朝的盛行。当时商朝的统治者几乎是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要神意来决定。尤其是商王武丁时期，人殉、人祭达到了鼎盛，大量的人牲被杀掉祭祀神灵，显示了神权的尊贵，同时也反映出神权野蛮落后的一面，那些龟甲兽骨文字不只是商文化的瑰宝，而且是商朝神权影响下的产物。对神权的重视，在古代社会中没有那一个朝代能够和商朝相比。总之，在商代全部思想文化里边，都渗透着宗教气氛，“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17 确实是商代思想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四）商朝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商朝当然也不例外，它
23、是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如果说一种社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一个朝代的文化，那么商朝奴隶制发展的程度和其本身的性质特点也就导致殷商文化两面性的不断发展，甚至不断助长着殷文化惰性的滋长。所以，一种进步和完善的社会制度必定会促进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而这种进步的社会制度也是在历史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其中包含着激烈的斗争和万分的艰辛。（五）殷商文化是多彩的，有其灿烂的一面，但任何一种文化在其灿烂光环的背面都蕴藏着惰性。殷墟考古的事实再次证明了当时人们对神的崇拜，殷人通过各种占卜活动，并虔诚的通过甲骨来聆听祖先的圣训，长期以来便形成了对祖先和神灵的过分迷信和顺从，从而使殷人失去
24、了自主选择的能力和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当他们不惜余力将大量财富贡献于祖先墓穴中的时候，当他们将成群的奴隶砍杀于祭祀坑甚至连死者的亲信都不能幸免的时候，生产力无疑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久而久之，国力也日益衰退。然而就在内忧外患、大祸临头之时，商纣王却依然酒池肉林，不思进取，并说道：“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18这从表面上看，貌似荒谬到了极点，但他不也正是殷商文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吗？最终不可一世的殷王朝是被他们文化中的惰性扼杀的。以史为鉴，才能继往开来，这让后世的人们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生命的抉择权应该属于我们自己！参考文献：1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5
25、页。35 9 11121415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03 页，第 404 页，第 316 页, 第 183 页，第 186 页，第411 页，第 412 页。467810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3 页，第 55-56 页，第 55 页，第 60 页，第 58-59 页。13司马迁： 史记殷本记，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5 页。16论语 八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0 页。17柯继民主编： 四书五经礼记表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330 页。18周秉钧译注： 白话尚书商书，岳麓书社，1992 年版，第 8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