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的主题史 西方文学概论王志耕从古希腊到18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文学史称之为“两希”传统。二者呈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之势。古希腊文学中蕴涵着原始形态的“人”的观念。安邦纳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古希腊人同自然一旦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并认为这是知识和智慧的起点。由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古希腊人又特别重视个人与整体的分离。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古希腊人强烈个体意识的表露。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祟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
2、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古希腊文学就蕴涵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象征性表述。神和英雄的行为模式，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关于普罗米修斯造人和盗火的故事，表征了人与自然分离后对自然的强烈的探索精神。他强烈的叛逆精神、自由意志和主体意识，表达了古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的理想和激情。但是，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日渐觉醒，人既感到了自然之主人和社会之主人的骄傲，同时又感受到除自然异己力量之外的社会异己力量的束缚。“命运”观念愈显强烈。俄
3、狄浦斯的抗争体现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希腊式悲剧精神，其中高扬着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如果说，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表征的是作为群体的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的行动意识和自由意志的话，那么，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则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实，为了个人荣誉而舍生忘死、敢于冒险的行为特征和价值取向，是古希腊两大史诗中绝大多数神和英雄们所共有的。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对个体生命意志与欲望的放纵。个体生命意志与欲望的放纵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中关于爱欲的描写
4、。追求情欲的满足，与追求荣誉一样是个体生命意志与价值的实现。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浪漫与原始生命力常常是借情欲的追逐乃至放纵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弥漫着爱欲冲动的世界，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群体的人在自然与社会面前表现出的行动意识、自由观念和主体精神，还是作为个体的人所表现出的生命意志和情欲，在深层次上都体现了人类文明初期古希腊人的原始欲望的潜在冲动。从文化的层面上看，古希腊文学的深层激荡着人的原始欲望自由外现的强烈渴望，蕴藉着人的生命力要求充分实现的心理驱动力。因此，古希腊人可称之为如马克思所说的“正常的儿童”，古希腊文学的文化内质呈“神-原欲-人”三位一体的结构框架，较之其他民
5、族的文学与文化，它体现的是一种世俗人本意识，其人性取向是自然原欲。古罗马文学是对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同时，由于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文学带有独特的文化秉性。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之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式的世俗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范畴。文学因其本质上属“自然之子”而与文化有某种叛逆性。文学对人的现实关怀，主要并不体现在强化人的理性上，而在于使人的自然生命获得自由与解放。
6、文学和美让人获得一种精神自由，从而使人依恋人生、热爱生命，这是文学所拥有的人文情怀和特殊功能。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在那里，有的是神化的人，而非古希腊式人化的神；是人向神的提升，人的主体性的萎缩，而非希腊式的神向人的下滑，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希伯来的神话世界是一神的，而非希腊神话的多神。上帝是极端化了的人的理性的化身，是抽空了人的血性的一种精神与理念存在。而人身上则普遍存在着被上帝扩大化了的原欲，或曰:恶。因此，人与神在本性上反向极端化之后形成了分明的对立。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的秉性就是人自己的理智、善、精神意志等理性成分。而这些原本就是文明人自己的属性。因
7、此，上帝乃至关于上帝的观念，都具有人文性；通过宗教和宗教中的上帝，人可以认识自己。但是，古希腊神话式的解释比旧约貌似真实的历史性解释更能提炼出文化的和人性的蕴涵。旧约体现出的是排斥原欲、崇尚理性的希伯来文化模式和宗教人本意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远征，他的英勇与智慧不过是上帝的神力显现而已，真正的英雄不是摩西本人，而是上帝。所以，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其文化内质是宗教理性型的，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上帝的神性原本就是人自己的属性，因而神性仍有其人文性。所以，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表现的对上帝的
8、崇拜，一方面表现出人对人性本质之追寻趋向于理性的和精神的境界，这是人对自身理解上的一种进步与升华。另一方面，对上帝的崇拜又表现了人对自身之原始生命力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压制，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萎缩，是对古希腊-罗马式的世俗人本意识的一种排斥。此外，摩西这一形象又有阿喀琉斯等希腊英雄们所不具备的品质:自我牺牲精神，对民族、集体的责任观念和民族忧患意识。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在销蚀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乃至民族偏见后，又发展为一种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爱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总之，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重视对彼岸价值世界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导倾向。当世俗教会
9、把基督教精神推向极端之后，上帝就成了人的异己力量。这种情形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基督教沉重的十字架使人与自我本质分离，人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宗教人本意识已蜕变为神本意识，原始基督教对人性本质的理性追求最终走向了对人性的扼杀。中世纪晚期，一些人文主义者就借用古希腊-罗马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于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就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文化冲突的焦点。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
10、为主体的。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个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不过，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化对立与冲突的一面，同时又有融合与互补的一面。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它与中世纪教会宣扬的教义不能同日而语。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对上帝之创造物的人的个体的尊重与爱护。希伯来-基督教的这种博爱精神为人文主义所汲取，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就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怒等基督教观念，因而有其特定的人文性。特别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结合
11、的产物。薄伽丘和拉伯雷是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创作中的“人”的观念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式的世俗人本意识。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表现出古希腊-罗马“原欲”意义上的“人”的回归与感性意识的觉醒。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摆脱宗教蒙昧、智性能力得到开发的“巨人”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智取代了神智，说明了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说薄伽丘笔下的“人”所体现的更多的是自然原欲的内涵的话，那么，拉伯雷的“人”的观念则呈“人智+原欲”形态。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是后期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家，在他们那里，“人”的观念呈“原欲+人智+上帝”的形态。在堂吉诃德这
12、个通常被学术界称为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人物”身上，几乎没有前期人文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那种对自然欲望的强烈追求和个性主义色彩，他不是一个个性袒露、原欲冲动的古希腊-罗马式“英雄”，而是希伯来式充满忧患意识、满怀基督之博爱的救世者。但是，在与他相对衬的另一人物桑丘身上则表现出了执著于世俗利益、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的希腊式价值取向。因此，堂吉诃德+桑丘=塞万提斯式人文主义。而正如布克哈特所说，文艺复兴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的创作有前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人”的观念，他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的
13、世俗生活的意义，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然而，他几乎从来也不曾表现出薄伽丘式的“人欲天然合理”这种一味地肯定自然欲望的价值观，而是主张让自然欲望接受人智的引导，并沐浴上帝之爱的阳光雨露，从而去其粗俗、野蛮乃至疯狂的非理性成分，进而使人性出落得现实而高雅、激情而节制、浪漫而美丽。他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哈姆莱特的犹豫、延宕、忧郁，正是当时人们面对这多重矛盾时两难
14、心态的艺术化表征。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原始的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基督教人本意识，西方文学“人”的观念步入新的境界。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带来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造成人的道德水准的下降与社会的混乱。所以，17世纪的古典主义强调理性与秩序。高度集中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体现出了它的历史进步性。“王权崇拜”是人对自我拯救而非上帝拯救的一种乐观与自信，也即对人自己的乐观与自信。从这种意义上看，16世纪、17世纪的“王权崇拜”与专制主义也具有人的解放的意义。正因如此，人文主义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
15、都祟尚“古典”，并且，前者侧重于古希腊，后者侧重于古罗马。古典主义文学对“古典”的祟尚，倾向于古罗马的政治、国家、集权理念，并且热衷于表现政治意识。既然专制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在17世纪的政治领域的延伸、延续，或在政治领域里结出的另一果实，那么作为专制主义之产物的古典主义文学侧重于崇尚古罗马文化与文学就有政治合理性与人性合理性。古罗马文化与文学中的王权意识、国家观念和政治热情，切合17世纪西欧专制君主强化专制政府的需要，也投合了“王权崇拜”时期广大民众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心理期待。古典主义作家描写的题材即使来自古希腊，也以古罗马式的眼光，或者说以能表现强烈的王权意识、国家观念和政治热情为目的，
16、选取并塑造崇高而富有理性品格的英雄人物。总之，即使来自古希腊的人物，也是具有罗马式性格的人。古典主义文学就是通过对古罗马或古罗马式风格与秉性的人物与题材的描写，通过对勇武、英明的王公贵族的歌颂，表达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的政治热情与政治理性而非宗教热情与宗教理性；这在更深层次上是表达了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而非对神的颂扬。因此，古典主义文学所肯定与颂扬的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而这种“理性”就是政治理性。但是，当人们主动地把自己的自然权利交给国王与专制制度时，绝大多数人的主体能动性与个性自由就随之消隐而处于个性缺失、自我缺失的状态。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总体精神是理
17、性主义。但是，它的“理性”是从“自然法则”角度提出的人的天然拥有的全部知性能力。而且，启蒙文学在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卢梭笔下的“新人”形象，既有天赋的良知理性，又有天然的欲望情感，他们既能接受“美德”的制约，又不乏情感冲动所透出的自由愿望与生命意识，是富有主体精神的世俗化的“人”。歌德沿着卢梭的人文路线，丰富并拓展着“人”的观念。他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统一，寻找着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启蒙文学对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19世纪，欧洲社会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
18、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逐步走向垄断阶段。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欧洲文学的成熟。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继承与发展了自古希腊、罗马，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欧洲文化与文学的传统，还悄悄发生着由近代向现代的历史性过渡；它一方面使欧洲近代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与弘扬，另一方面也酝酿了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预演了近代文学在成熟之后向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在封建时代，爱上帝、爱邻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伦理观念使人与人之间不无脉脉温情。积聚财富要受道德谴责，物质生活相对处于贫困状态，但人们却有一种满足感、稳定感和安全
19、感。可是，资本主义出现，商品经济激活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物欲意识。人们的相互关系失去了道德义务感和情感特征，从而变得靠单一的经济利益来维持。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基于物质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给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解放和物质的富裕，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新的文明给人带来了新的束缚，尤其是物对人的束缚，使人的自由得而复失。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对自身的处境、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不断深化。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上升这一新旧历史交替的时代。经过启蒙运动的思想大解放和法国大革命疾风暴雨
20、式的社会变革，欧洲社会进入了“现代性”阶段，即思想自由化、多元化与人的个性展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8世纪的欧洲是科学的和理性的世纪。在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理性”代表的是同“自然”相对而言的文化与文明，因而与人的自然本性和感性能力相对。浪漫主义对“理性”的反抗，实质上是个体的人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反叛，是对人的感性世界的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呼唤。“浪漫主义可谓是西方文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对文化与文明的自觉疏离与反叛”，是人对精神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追寻。由卢梭“返回自然”滥觞出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热衷于发掘人的感性世界，既是对启蒙运动以来人的解放思想的一种传承，又是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想的一种反叛
21、。“浪漫主义对进步与理性的批判导致了现代审美文化的诞生。”被勃兰兑斯称之为“精神病院”的德国浪漫派，是一些内心敏感善于体悟人的情绪与心理状态、热衷于描写离奇怪诞充满神秘色彩事物的作家。他们对人的感性自我的关注远远胜过对理性自我的张扬。他们热衷于表现的怪诞、梦幻、疯狂、神秘、恐怖，等等，恰恰是人的理性的触角所难以指涉的感性内容。诺瓦里斯用“黑夜”、“死亡”以及相伴而来的巨大的痛苦与恐惧，强有力地表现了对爱与生命的渴望，其间隐藏着一个被压抑而又力图扩张的自我。霍夫曼关切于人的自我并总是表现双重的、分裂的自我，标示着他对人的内宇宙和感性世界的深刻体悟。虽然他们与宗教、与神秘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但宗教与
22、神秘主义并没有使他们变得愚昧守旧，而是使他们步入了启蒙作家与思想家极少涉足的人的深层心理与感性世界，他们使“人”更贴近了精神与心灵的自我。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在人性蕴藉上，这种“自然”观的深层表达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的追寻，所以在哲学层面上更偏重人的感性世界。华兹华斯怀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沉思、静听，在超然世俗、人与自然交融的境界中捕捉纯然的人性之美，使人性、自然、神性达到高度的统一。他对人性的追寻以人的世俗感性为起点，又以超然于世俗的宗教理性为终点。济慈用敏感的诗心在自然中静观默察，体悟着大自然生命纤维的律动，把握生命存
23、在之真，捕捉在自然中隐藏的永恒的生命之美，进而歌颂纯真人性之美。雪莱善于凭借奇特而丰富的想象去感受自然中的无穷力量，借以抒发人性自由的理想，凸显了一个充满激情、追求个性自由的“自我”。这种个性自由的理想和扩张的愿望在拜伦的创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拜伦通过一系列“拜伦式英雄”形象，展示了充满感性欲望和自我扩张意识、与传统理性主义价值观相抗衡，因而具有非道德化倾向的“人”的形象，其间延续着古希腊式原欲型人本传统。拜伦式“人”的观念充分表达了近现代社会西方人个性自由的愿望。对西方现代反传统、反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革命性意义。但是，绝对的自由是自我的地狱，极端个人主义者们的激情将铸就他们的镣铐
24、。因此，脱离合理的理性规范的极端夸张的“自我”和个人主义是有其人文局限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既少有德国式的“颓废”，也缺乏英国式的回归自然的宁静与欢欣，而充溢着由剧烈的社会变革所致的自由与激情。夏多布里昂试图通过小说创作表达对基督教的赞美，但实际上，小说中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梅里美热衷于表现人的原始的赤裸的强力，他笔下的人物类似于反文明、非道德化倾向的“拜伦式英雄”，揭示了文明与人性的潜在矛盾，展现了狂放不羁的“自我”。乔治桑因其对道德戒律的蔑视与反叛而被守旧贵族称为“魔女”，她的小说尽情地表达着人
25、的狂放的激情。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弘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感情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西方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现实主义文学成形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确立与发展的时期。19世纪是科学主义空前兴盛的时代，此时，人们有三个坚定的信念: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凭借科学与理性可以把握自然与世界的秩序；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崇尚写实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正是这种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现实主
26、义作家延续着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并接纳与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理念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共同遵循的“真实”、“写实”原则。当时，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科学击溃上帝的过程是人的能力不断拓展，因而也是人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然而，从人文观念演变的角度看，上帝隐退的过程是人的价值观念演变的过程，也是西方社会人伦道德蜕变的过程。神学的人格化的上帝被驱逐后，人获得的解放不只是智性能力，还有感性意义上的原欲。张扬人的个性、追求世俗幸福吧！为自己而活着，为当下的幸福而活着，这就是个性的解放与自由。而且，上帝对人的尘世行为之善恶的“监控”撤离了，人可以
27、“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人的生物性而言，强力或强权就是公理。传统的善与恶的观念被混淆了。所以，在神学意义上的上帝退隐的时代，人除了需要理性地重构社会制度之外，还需要道德理性的规约。现实主义作家一方面在寻找着制度的规约，另一方面则是探寻着道德的规约。他们觉得人需要一个道德的“上帝”，它就是博爱。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创作追寻着这个“上帝”，并无休止地考问着人类的灵魂:接纳“上帝”，还是接纳邪恶？巴尔扎克的性恶论并非认为人生来本恶，而是认为外在的物主要是金钱会激发人的无穷情欲从而走向邪恶。巴尔扎克对这种情欲与恶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否定与恐惧，又有肯定甚至赞美。他着重描写情欲驱使下的人在走向邪恶的过程中灵
28、魂的动荡与焦灼，他描述了金钱时代人类天性的蜕变史，这也就是他自己要描绘的“人情风俗自然史”的核心内容。托尔斯泰认为，人固有的情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恶，它与人的良知(善)永远处于冲突之中。人需要通过内心灵魂与道德上的“革命”才可走向自我完善。他着重描写的是人的心灵善恶冲突的痛苦过程，因而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心灵的辩证法”。狄更斯认为人性本善，但社会的道德偏见、不合理的制度使一部分人的善良天性蒙受污损，于是带来了人间的悲苦与罪恶。所以，只要在道德上洗涤人的心灵，人性之善就得以复归，世界就成了美丽的天堂。他着重描写的是天性善良者遭受磨难和人性受污者迷途知返的过程。他作品中的人物并不陷
29、于善与恶、理智与情欲的激烈冲突之中，因为道德的“上帝”就在他们身边，只要能爱、抛弃偏执，人就可获拯救，无需遭受灵魂善恶争斗之剧痛。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恶永恒地存在于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因为人性中总是潜伏着一个伺机外现的“兽性的人”，他极端利己，具有攻击性，由此带来了人与人的互相残杀，造成了人类的极大破坏性。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力图创造一个道德的“上帝”去控制“兽性的人”，但道德的“上帝”的声音在“兽性的人”的一片嘈杂声中显得十分微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预言了人类将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预言了一个非理性时代的到来。福楼拜认为灵魂依托肉体而存在，而人的肉体是一种物质存在，物质的存在是
30、有限的、非永恒的，因此，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并非真正的幸福。由于灵魂必须依托物质的肉体而存在，因此，灵魂的幸福与永恒是不存在的。然而，生命存在，欲望不止，于是生命与痛苦和焦虑同在，人生是凄凉而悲苦的，人必须去承受它，除此，别无选择。总之，现实主义普遍展开了道德善恶的灵魂拷问，表现了人的原欲与理性的冲突。现实主义作家大都从人的自然原欲会滋生邪恶的角度持性恶论或人性趋恶论观点，其实这两者常常是难以严格区别的。在理性和原欲之冲突的描写上，他们强调理性对原欲的贬抑与限制，并由此对人物作出道德评价。正是这一原因，现实主义作家一方面崇尚科学理性，强调用人智意义上的人的理性去研究人与社会，另一方面又崇尚基督教
31、传统文化中宗教人本意义上的理性，也即道德“上帝”，并以之去规约人的行为，扼制自然原欲，不使人性滑向邪恶。因此，现实主义作家的“理性”是希伯来-基督教人本传统的延续，同时又有西方近代科学理性的渗透。这样一种理性意识，不把人的自然原欲简单地视作人的原恶，而是强调对其作道德规约，使之与人的原欲达成相对意义上的调和，这就比传统的宗教理性更富有生命意蕴与现代意味，从而也避免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自我”的那种个人主义偏颇。在这种人文基础上形成的“人道主义”，并不对人作简单的善恶划分，而是对“类”的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存在给予了普遍的尊重、重视与同情，因而“人道主义”对感性意义上的“人”和理性意义上的
32、“人”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它比以往的世俗人本主义和宗教人本主义有了更大的包容性，现实主义文学也借“人道主义”表达了既理性化又更富有人性内蕴的“人”的观念。在这些“人”身上，既有强烈的自然欲望和生命意识，追求着人性自由和解放，又始终受制于理性规约，灵魂深处蕴积着因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而产生的心理张力。现实主义作家以非人格化的道德“上帝”去规约人，表现的是人自己拯救自己的世俗式拯救意识。但是，在人欲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个“上帝”对人的制约力量显得十分微弱，而被激活了的人的欲望就如巴尔扎克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强悍而有力，托尔斯泰为之感到忧虑与困惑，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为之深感恐惧。他们作品中表现的人的
33、惶恐与焦虑，表征了“上帝死了”，道德“上帝”难以帮助人类料理世俗事务，更深重的信仰危机时代即将到来。福楼拜式的悲观、冷漠与执著，预示着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兴起。现实主义作家在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承接与怀疑中走向了新的时代。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对它的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左拉笔下，传统理性主义的“人”，被“生物的人”所取代。在创作中，自然主义作家没有也不可能对人作纯生理的研究，而往往把生理研究与社会分析结合在一起。但是，生理学与遗传学始终是他们研究和描写人的切入点和基本方法。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
34、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自然主义的这种人文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的规范，使文学对人的描写扩展到了生理性区域，表现出了非理性、非道德化倾向，这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后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是相关联的。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已有所超越，从而跨进了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门槛。19世纪末，欧洲开始流行非理性主义，在这种“世纪末”颓废精神弥漫的文化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已不再信守传统的理性原则，而是崇拜非理性、本能和潜意识；也不再执著
35、地去追寻理想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热衷于描写人与社会的畸形、病态和混乱。在文学作品中，人的理性内容被抽空后，注入了非理性内容。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这两种文学的人文观念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范畴。到了20世纪，西方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和创新。20世纪欧美文学生长在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精神土壤中，现代主义具有“反传统”倾向。人们看清资本主义把人作为工具的原则。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强化人们的非理性意识，加深人对自我力量评价时的悲观与失望。科学的发展无法完全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科学理论无法为人们提供人生价值判断的尺度。现代心理学揭示本能冲动
36、和潜意识，生物学的“自然选择”击碎人道主义理想。科学加深人对自身内心宇宙复杂性的认识，科学理性摧毁了基督教宇宙观，也破坏了传统的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上帝”死了也即理性死了，而非理性则“复活”了；上帝死了，也即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了，而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却没成型。“物质的兴盛”，也是催化非理性思潮、加重人的危机意识和异化感的重要因素。20世纪的西方社会由生产型转化为消费型，人的物化现象不仅未能消除，反而显得变本加厉，并呈现出新的形态。在理性指导下的对物的疯狂追求从深层表现出了非理性特征；人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在有形无形中支配着人，这种支配又表现出神秘的非理性特征，文明成了人的对立面，使人变为非人
37、即人的主体性丧失、人的不存在、人化为虚无。所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更深重的异化感和危机感，也使人们更真切地领悟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非理性和荒诞感。20世纪文学更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作形而上的探索，并往往以荒诞的形式加以表现。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蕴涵着非理性人本意识，把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本能欲望、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母题推得更深甚至走向极端，视人的非理性为生命本体，人也就不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非理性的动物”。人沦为“非英雄”或“反英雄”。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在“返回自然”的追求中虽已露出了非理性的端倪，但还十分朦胧，且其深层依然未割断与自由、平等的
38、理想和理性主义的联系。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自由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中的破坏力深感忧虑，并开始怀疑理性对这种破坏力的制约能力，但最终都在人性复归、理性战胜恶欲冲动、美战胜恶的理性主义信念中找到生存的勇气与力量。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浪漫主义的“返回自然”推向返回原始的蛮荒时代，也即回到非理性状态，以非理性的“自由”去反抗现代文明，反抗宗教理性、科学理性、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又把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理想与理性原则送上了非理性的审判台。而且，在20世纪文学中，“理性”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它往往指抑制人的生命意志（特别是非理性）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力量，它被描绘成罪大恶极的
39、刽子手，是荒诞的、不讲理的、总是与人作对的神秘力量。如卡夫卡小说中将人变成“甲虫”，使人无法到达“城堡”的神秘力量，海勒笔下的不讲理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萨特小说中导致人“恶心”又难以将其摆脱的现实存在，都是“理性”力量的具体表现形态。许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场上描写神秘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冲动给人带来的自由感，这就是20世纪文学频频描写病态、畸形、歇斯底里、性冲动、死亡、梦境、幻觉、长篇独白、内心回忆、白日梦、痴人梦等内容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已很难听到以往文学中那种对人性美的赞歌，这正是欧美文学人文观念转型的表现。在对待物质文明的态度上，20世纪文学也表
40、现出了更强烈的反抗性。以往的传统文学在表现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着重展示人对来自“物”的异化的抵御与不接受，人虽然被物质文明这一异己力量捉弄与吞噬，但依然相信人自身的理性力量，因而仍保留着几分乐观与浪漫。20世纪西方文学在表现人与物的关系时，着重表现人在物面前的无能为力和恐惧感，人已完全被物支配，物质世界已抛弃了人类，人处在一个难以理喻、无法把握和解释的陌生世界，人自己蜕变成物，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人类的生存失去意义。在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要找回自己就必须返回远古的神话时代。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象征物质文明挤压下痛苦地寻找自身归属
41、的现代人。他往前走，面临的是更深重的异化，往后退，则沦为禽兽；他寻找自我的过程，正是自我毁灭的过程。他的悲剧说明，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社会使个体的人无法存在，人的价值等于甚至低于禽兽。在尤奈斯库的新房客中，物威胁着人的生存，整个世界变成了物的奴仆。劳伦斯的小说描写现代文明破坏了人的天然属性，使人的两性关系变得畸形。品钦和冯尼格特的小说揭示科学技术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悲剧。总之，20世纪文学表现了人在物面前的软弱与渺小，人的主体性、人的心灵被“物”挤占后成了“空心人”，人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异化。因此，20世纪西方文学表现的人与物质文明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命本体与物质存在、科学理性之间的矛
42、盾：人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理性的反抗，就是对人性的一种维护，其深层蕴涵着非理性人本意识，表现了一种新的人道原则。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欧美文学表现非理性人本意识，正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但“反映”并不是文学与生活和人生之关系的全部，“反映”生活也并不等于认同生活。欧美作家在反映人面临异化的生存状况，并以非理性反抗异化、反抗现代文明、反抗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时，对人的非理性本身又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他们真切地体察到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极少作家将非理性支配下的混乱
43、与无序的世界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这正是20世纪欧美文学之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产生的深层原因，这种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中包含着更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在20世纪文学非理性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20世纪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原本就保留着传统理性主义的信念，如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萧伯纳、肖洛霍夫等。即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其深层依然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艾略特的荒原中，造成“荒原”的是丧失精神与理性的肉欲，理性依然是对“荒原”世界的评判尺度；卡夫卡描写的世界之荒诞的背后，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
44、这种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50年代前的现代主义文学中那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虽然较之传统的理性有明显的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已露出了传统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信仰的精华与近代以来个性和科学思维相结合的趋向，这种趋向尚十分朦胧模糊。50年代后的欧美文学中，这种结合的趋向已十分明显，西方文学中的理性也就在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后进人到新的文化境界。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自由选择”和西西弗斯式的行动原则，表现了人在非理性的荒诞现实面前的高度的理性意识；荒诞派戏剧中对“戈多”的等待，正是对新的“上帝”重临的期待，也即对新的理性的期待；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守望者”所要守护的就是人性的纯洁，也即人成其为人的理性原则；索尔贝娄的小说描写物质主义环境下人对善与爱的追求。可见，在经过否定之否定后，20世纪欧美文学出现了恢复对“上帝”与“理性”的崇敬与追寻的趋向。不过，如前所述，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与理性了。显然，50年代后的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又开始朝新的方向发展了，这是传统人本意识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