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行为选择的实证分析_社会学论文社会学论文一、问题的提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全国一样,目前上海郊区农民养老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或个人,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虽然存在强烈的需求,但社会养老保障的组织供给问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国际大都市,上海在探索和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方面显然也处于领先地位,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小城镇社会保险模式, 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为突破口,在传统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外为上海农村养老保障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二是上海市并没有放弃对传统农村社
2、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制度改造和完善的尝试,相反,在完善农保的基础上推出了土地征用补贴保障,并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和综合保险等多种社会养老保障方式的并行发展。总之,多元化的上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则是上海农民最重要的两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参加意愿研究多数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农民参保意愿的Lgisti 回归模型分析。如乐章(2004)以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保险参加意愿与保险水平选择两个层面的考察发现,尽管家庭保障、土地保障仍然是农民规避老年风险的主要方式,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需求非常迫切,且其养老保险参与意向受到个人
3、、家庭、社区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吴罗发(2008)通过江西省 58 个县(市)436 个农户的问卷调查, 并利用Lgisti 模型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计量经济分析表明, 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并呈负相关,农户人均纯收入、农户劳动力比重、农户承包耕地面积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并呈正相关。其他类似的经验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地区特征(江涛等,2007),还涉及不同人群类型的差异等 (肖云等,2005)。已有研究的局限在于抽样调查问卷关于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问题设计一般比较主观,如常见问题设计为 “根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及您自己的经济条
4、件,您是否愿意参加”,农民参保的主观意愿和实际参保行为是存在一定偏差。同时,抽样调查的误差及相关信度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使用村庄层面的最新农业普查数据来替代面向农民个体的抽样调查数据,即根据一个村庄实际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农民规模占村庄全部人口的比例则比较客观地度量出农民参与农村社会保险的行为选择,并且普查数据可以避免抽样调查的系统误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试图探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上海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并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分析村庄层面农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农保和征地补贴保障养老金标准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最后 ,在此基础上
5、总结和讨论上海市农保和镇保这两种最重要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效率特征和激励效应的差异。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局 2007 年第二次农业普查办公室提供的上海市行政村普查数据。该次农业普查对象涉及上海市所有登记为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村及列为农业普查农村范围内的居民委员会和具有村级行政管理职能的农(村、牧、渔 )场的管理机构。普查的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涉及本研究有关的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人口情况、耕地投资及村民自治和村级经济收支情况等。实际普查的村庄数目为 1912 户, 有效记录数据为 1854 户。二、假说、背景与变量(一)研究假说相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言,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上
6、海郊区具有比较强的地方特色,农民参保的激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仅与村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及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等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关,而且还受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首先, 关于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村庄的地理环境有助于农民知道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及其相关的信息知识,这一点在许多类似农民参保意愿的抽样调查中得到了证实(乐章,2004) 。与基于个人的调查研究相类似,经济收入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参保激励的重要变量,但是, 不同的是在村庄层面的研究中,影响的因素不再是农民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规模,而是村庄的经济发达程度和
7、村庄自身的人口规模会影响一个村庄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及其享受的保障水平。对于相对富裕的村庄,集体经济提供给农民养老保险养老金的补贴会明显高于那些落后的村落,而这也显然会提供富裕村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当然,在上海各区县, 由于区财政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贴水平的不同,有一些地方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可能会达到 289 元或 426 元不等, 但这些农民所占比重毕竟不高,而且, 这些养老金事实上是村集体经济收入对老年农民的一种补偿,既不规范,也不一定稳定(杨子春,2007)。其次, 关于村庄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问题。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大量的研究围绕村庄基层民主是否强化了村庄的治理问题
8、发生了有趣的争论(王书娜、姚洋 ,2007)。支持性的观点认为基层民主可以产生更加公平的公共物品的供给(Bardhan 等,2005),但反对的证据却争辩基层民主及其分权决策会阻止公共物品的提供(Besley 等,2000)。在村庄层面,基层民主不仅体现在村庄领导人的选举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乡村的具体治理方面,如有关集体资产的处置和管理,关键的权力问题是集中于董事长决定、村干部决定还是村民大会的分散化表决决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发达地区大量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及其集体资产管理的民主化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基层组织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激励及其保障水平。再次, 关于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
9、构模式。目前,上海小城镇保险主要吸引被征地农民参加,其覆盖面过去一直没有农村养老保险大。由于被征地农民根据现行的法规,征地单位必须为其缴纳小城镇养老保险费,从而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将直接影响农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规模。并且,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种不同的保障制度本身也存在相互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当一个村庄农民更多地选择参加小城镇保险,则必然会降低该村庄农民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此外,村庄的集体经济支出结构中福利性开支比例的增加可以作为一个控制性因素考虑对农民的养老保障金尤其是征地养老补贴水平具有潜在的影响。(二)上海郊区农民养老保障:一个总体描述与全国不同,上海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可供选择的空
10、间更大一些。具体的养老保障方式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小城镇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及征地补贴养老和综合保险。以下重点讨论上海农民对于上述不同养老保障方式的参保状况及其养老金水平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供给状况等。从社会养老保障参保水平来看,目前, 上海市共有 257.3 万郊区居民参加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其中 ,郊区居民参加比重最高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其参加比例分别为 39.8%和 25.7%,两项合计达到 65.5%。其次, 还有 14.9%和 10.2%的农村居民也分别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此外,还分别有 5.5%和 3.9%的郊区居民享受征地养老和参
11、加综合保险机制(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 ,2008)。从分区县的数据可以看出,农保参保率最高的是崇明县, 其余依次为金区、奉贤区和青浦区。相比之下,嘉定与闵行区的农保参保率比较低。而小城镇保险,参保率最高的是南汇区,金与奉贤区次之。而镇保参与率最低的是宝区。此外,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比例最高的是浦东新区,已经达到 10.9%,而在水平最低的青浦区,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仅有 2.1%,而多少有些难以理解的是崇明县有 11.7%的农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居全市最高;金区次之。在征地补贴养老方面享有征地养老保障的农民比重最高的是松江区,即 2 万多农民享有征地养老保障,占该区全部农村人口的 4%
12、。考虑到上海农村人口总量包括了 277 万外来人口,因此各个区县农民也可以参加综合保险,其中宝、松江与浦东 3 个区农民参加综合保险的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也许与这 3 个区聚集了更多的外来人口有关 (见表 1)。由于征地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农村征地过程中历史遗留问题而设计的,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对于一般农户而言,其进入的“门槛”费用比较高,至于综合保险主要是针对外来常住人口设计的。可见,上海郊区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主要在于一方面需要推进小城镇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应该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水平,以增强对农民参加保险的激励。(三)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村庄分布差异:参保率
13、、养老金标准及其若干影响变量从农业普查的村庄数据来看,村庄层面的农民平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22.9%和 23.6%(见表 2),农保参与率比小城镇保险参与率略低一些。但是 ,不同村庄层面的农民参保率差异十分明显,对于有些村庄, 无论农保还是镇保都没有农民参加,其两项养老社会保险参与率都是零。而对参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言,其基本可以达到全员参加镇保或接近于全员参加农保(99.5%)。显然,这表明有些村庄整体被征地而全部加入了小城镇保险。相对而言,对于参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言,3/4 分位值可以判断出农村居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分别为 33.5%和 37.7%,分别高于整体
14、村庄层面的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而对于参与率比较低的村庄而言,由 1/4 分位值可以观察出,农村居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分别为 2.8%和 3.5%,其明显低于上海市村庄层面的平均参保水平(见表 2)。这表明农保和小城镇两种养老保险模式在不同村庄层面的分布差异巨大。为了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或特征的村庄农民参保率的差异,我们挑选 3 个变量加以测量, 一是村庄的贫富状况,即以是否是贫困村为标准;二是村庄的地理便捷或区位特征,以是否为镇政府驻地划分;三是村庄事务的管理风格,即有关村集体资产处置的决策是由村民大会还是由董事长或村干部直接决定来加以衡量。从表 3 可以大体上观察到农民参保率与养老金标准在不同村庄的差异性状况。首先,关于农民参保率, 贫困村农民的农保参保率达到 26%以上,明显高于非贫困村 22.5%的参保水平。但其镇保的参保率为 18.9%,却明显低于非贫困村的参保率水平(23.9%) 。同样,对属于镇政府驻地或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 其农民农保参与率为11/2 12 下一页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