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
2、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太浓，使得思想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也就化解了以思想即知识介入社会生活、批评政治弊端的机会。“自古以来儒门最大的弊端是与现实权力粘合”，“儒门严于阶层之分；讲究定于一尊；主张尊王攘夷；掀起浓厚的权威主义的气氛”2.这些要素无一不合于专制者的口胃，容易用作治理万民的建构框架，故而儒学能统治中国数千年。儒家的这一思想定位，无法与自由与平等主义所主张的与权力疏离，保持自由与平等的思
3、想与个人权利不受侵害对接。相反，二者一旦相遇，冲突便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冲突，则从三个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一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个人权利与个人意志自主、保护私有财产与实行法治，必然要取代古典传统的基本理念家族权力与国家意志主导、维护特权与专制集权。二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权力分割与制衡、宪政与有限政府，必然要取代古典传统的制度安排权力独大与个人独裁、法律压制与无限政府。三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生活格局国家与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明确划分，必然要取代古典传统的生活格局以国家代个人、以最高领袖意志代大众意志。中国，一以贯之地保持着整体主义的统治。中国的传统哲学，以“天道”为其核心。为了
4、“天道”，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都是无关紧要的，应该“舍生取义”。传统的个体的人被淹没在整体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构架于这一哲学基础之上，儒家法律思想也以此为基矗儒家追求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注重以道德教化平息纷争。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忽视是非曲直。过分强调秩序与稳定的系统，必然妨碍了富有创见的自由探索。儒家的人性观是性善，人应该“每日三省吾身”以修身养性，做到绝对利人而不利已，以合乎整体利益的要求；儒家的伦理观是以孝为核心，即所谓“百善孝为先”，要求个人对家族的绝对服从，而“天下”也就是一个家，家长就是皇帝，作为家庭成员的“子民”在家长面前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人格权而言。在儒家
5、思想中，个体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儒家学者通过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参与到立法活动之中，将其推崇的整体主义“礼治”精神输入法律之中，形成了“诸法合体，民不分”的高度整体主义法治秩序。这是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秩序，其所关注的是整体利益的要求，而要求个人无欲无求、无怨无争，对个体利益采取了极端漠视的态度。在这样一种刑法秩序下，政治、思想、法律的专制相互配合，导致中国形成了超稳定的宗法制封建社会，个人被淹没在整体的汪洋大海之中，个体意识根本无法萌芽。一直支撑中国思想界主导性的儒家思维模式，是以仁、忠、孝为基本核心及基本内容，以“三纲五常”为基本伦理准则的。儒学自孔丘起就一直建立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基
6、础之上。它是一种定向的和单一的（即专制的6）而非逆向的和多维的思想形态，它的功能是为专制社会生产畸形人才而无法提供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平台。更不用说以大众思维模式替代精英思维模式7.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的“中庸”之道实质对广大民众来说是愚民。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儒学与来自西学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法律观念格格不入。儒家的“以孝治天下”、“以礼治天下”、“以理治天下”等等治国理念，使得以德治国这一思想意识形态逐渐世俗化、工具化，衍生出了象“三纲五常”、“宗法制度”等禁锢、束缚广大民众的思想工具，其产生的历史负面影响不亚于
7、厉行法治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儒学虽有“民贵君轻”之类的讲法，但在儒学的概念系统中人权是个陌生的字眼。在思维方法上，儒家重整体综合，轻局部分析；重质的判断，轻量的考察；重经验感悟，轻逻辑演绎。儒学益于维护人类社会的秩序性和整体性，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向着更高层次的解放和自由迈进。中国文化体系造成的思维模式，偏重实践理性，也就是个人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由内圣到外王”，也就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理想，造成有些问题需要由制度（程序理性）着手的，却变成是由个人性的伦理道德来批判或建立。又因为中国思维模式中，对于理论思维的欠缺（这不仅是因为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很薄
8、弱，也是因为尽心知命知天的“天人合一”，基本上是相当自由心证的，所以会造成探讨理论理性时，立刻出现嬉笑怒骂式的，或相对论式的结局8. 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存在不少与现代法治不相适应的内容，经学思维模式就是其中之一。注经思维方式素为统治者认可和倡导，因而在法学领域产生了相应的律学思维方式。所谓律学，是中国古代从文学和逻辑方面对法律条文进行详细解释的学问。它不探求学理，也不具有批判意味，只是为了有利于法典的宣传和实施。经学、律学思维模式，严重地压抑了中国法学的繁荣发展。缺乏思想创新，缺乏学术流派，缺乏学术个性9.在千余年的时间里，儒家经典成为中央王朝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把社会的精华吸收到古纸堆中反复分析考据。故而它能产生的只是派生性思维，缺乏创造性思维10.人情大于法律的观念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克服。司法界便衍生出了所谓的“人情案”、“关系案”，还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建立现代法治而言，儒家的法律观是本末倒置的。建立现代法律思维，我们必须形成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法治国家里，法律思维的主要特征就是要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和社会自治的理念去思考和评判一切涉法性社会争议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治必将发生重大演变，不对儒学进行批评，现代司法理念则无立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