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赵氏孤儿导学案三【课题】 赵氏孤儿 （选读）第二单元 【课型】新授课 【学案序号】9【课时】第 3课时 【使用日期】2 月 26日 【学习目标】 1.知识技能目标：积累文言知识点2.过程方法目标：鉴赏本文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来突现人物品格和精神的写法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学习人物形象中体现的忍辱负重、舍身就义的大义精神【学习重点、难点】1. 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2. 鉴赏本文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来突现人物品格和精神的写法。【学法指导】参照学案“问题探究”练习题和伴你学 P14P16题进行自主探究学习，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共同体合作交流活动，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定标自学】完成下列练习题
2、1.下列各组句子中，分别表明程婴能忍辱负重活，公孙杵臼愿慷慨悲壮死的一组是（ ） A. 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 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 B. 即女也，吾徐死耳 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 C. 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 D. 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后 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2.下列对课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很多人为赵朔死难的时候，做为赵朔朋友的程婴却无所表现，公孙杵臼对此不满，曾当面责难他。 B. 在“死易、立孤难”的现实面前，公孙杵臼选择了容易，而程婴选择了艰难。在 大义面前，程婴就比公孙杵臼更胜一筹。 C. 程婴、公孙杵臼二人为救赵氏之后，精心策
3、划了李代桃僵之计，在实施过程中，二人配合默契，骗过了诸将，使赵武脱离险境。 D. 程婴的“立孤”和公孙杵臼的“死孤”都合乎“义”的标准，借用清末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来赞美二人是很恰当的。3.翻译下列句子（1 ） 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 ”（2 ）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3 ） 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 2（4 ）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5 ）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 。（6 ）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 （7 ）赵武服齐
4、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合作探究】1 赵氏孤儿的故事揭示了怎样的道理？ 2 程婴、杵臼的“义”可取吗？ 谈谈你的看法。3. 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来突现人物品格和精神的写法是史记惯用的手法，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拓展阅读】 舍生取义孟子思想的精髓 （李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鱼我所欲也好一个“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其实告诉了我们人生在“道义“与“生命“之间的最终抉择，而这种抉择是困难的，原因在于它是感性生命与精神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生存是人的本能欲望，而面对道义在必须牺牲感性生命的前提下，成就精神生命的永恒时，人的抉择是什么？孟子在
5、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要“舍生取义“，其实在舍生取义的同时，又衍生出了一个概念-崇高。孟子认为人应该追求“崇高“的人生价值，自孟子学说开创以降，中国历朝历代，尤其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关头，都不乏“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南宋末，蒙古军攻占临安，宰相文天祥被俘，押入元大都，敌军劝降，文天祥誓死不降，历八十余日，最终被杀，并且留下了让无数后人为之凛然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末，史可法固守扬州，兵败被擒，清预王多铎劝降，被拒。冷笑道：“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节“，遂死。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举出无数。即使在太平年月，也有很多“舍生取义“的豪气英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6、与当时的权奸佞臣作斗争，南宋的陈东、欧阳澈被称为当时的言论英雄，海瑞可以抬着棺材向皇帝上疏谏言，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统治最黑暗的明朝中后期，也时时涌现出一批批“舍生取义“正直勇敢的人：沈炼、杨继盛、杨涟、左光斗，我们更不能忘记，近代以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兴盛所牺牲的无数仁人志士：关天培、邓世昌、谭嗣同、邹容、秋瑾、李大钊、邓中夏、刘胡兰、闻一多，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的光辉灿烂，闪耀着“舍生取义“的人性光芒，我想这也是中华文明到今天仍不间断、得以长存的内在原因。其实，我们今天的大众人生一辈子也不一定碰得上必须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道义永恒的“舍生取义“的局面，孟子的
7、“舍生取义“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来讲，实则在向我们昭示：人生会遇到许多取舍的选择，我们必须学会选择，懂得放弃，其实人生最困难的事就在于此。困难常常跟随我们，生存难、学习难、创业难、养家糊口难一系列的困难伴随着我们终生，人生就是在一系列的困难中挺拔、坚韧，从而跨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那么上述这些困难真的那么难吗？确实难！但这种困难只要意志坚强、心态平稳，闯一闯，忍一忍，相对来3讲，过了也就过了，而这些困难也不是每个人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如何取舍呢？孟子告诉我们“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选择与取舍之前要“权重“，要权衡、要思考、要比较，正所谓“两害相遇取其轻“，而选
8、择与取舍的关键一点就是要明本末、知轻重、识大体；在现实生活中，事情摆在面前，有的好分清，有的确实不好分。正像鱼和熊掌，你选择哪一个？这就要看价值了。但是食物的价值一目了然，而人生的义理有时就会使人彷徨。所以明本末、知轻重、识大体就能使我们依据具体情况做出权衡，那就是人的道义操守，人的真性根本。因为正是这些构成了人的生命的真正意义。因此为了道义，即使是生命，也是该舍就舍，毫不犹豫彷徨，当然这是孟子在人生抉择中的终极追求，而我们现代人对生活中现实的事，也应该本着明本末、知轻重、识大体的原则，去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取舍。所以我认为“舍生取义“是孟子思想的精髓，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孟子自身的伟大人格，更为无数
9、的后人指明了心灵追求的方向，并且开启了我们用哲学方法思考人生问题的大门。今天，我们总在谈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中华民族要复兴什么？复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什么东西？是复兴如汉唐帝国般经济的繁荣，还是复兴那成吉思汗沃野千里拼杀出来的广袤疆域，我认为我们的民族首先应该复兴有如孟子“舍生取义“般地人文关怀，因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兴盛都建立在个体精神基座的完善基础之上，而中华文明数千年一脉相承，早在两千多年前，像孟子等一批思想家为我们建构了完备的精神基座，我们不应丢弃传统，因为一切历史从文明形态上讲，只要存在、发展，就必须进入传统，中华民族有孟子“舍生取义“那样坚实的精神基石，相信复兴之梦
10、不再遥远。司马迁的死亡情结与悲剧意识（罗维） （节选）一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会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人物传记中人物之死的壮烈、惨酷。我们从史记中可以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可以说司马迁特有的关于死亡的历史叙事唤起了读者对死亡强烈的审美意识。 其实死亡作为人生的终点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甚少极力渲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儒家重生，重现世，而死只是在作为对个体道德修养进行衡量的最高标准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决不
11、会在死亡本身上加以停留和迷恋。道家老庄将死则看得十分豁达，认为只要“安时而处顺”(老子语)，即安于天理常分，顺应自然变化，就远离了死亡的可怖，超越了死亡，故此更不会纠缠于死亡本身。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再来聚焦司马迁史记中人物传记的死亡叙事，更会体会到这一风景的独特。司马迁笔下许多历史人物的结局都是生命的毁灭，轰轰烈烈的死亡，多以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浓稠的鲜血谢幕。可以说死亡是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刻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死亡的关注、欣赏以至于迷恋可举出许多惊心动魄的片段。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会如此关注乃至迷恋死亡呢？笔者以为，其死亡情结的根源主要还在于作者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 二张法在其论著中国文化
12、与悲剧意识一书中讲到：“悲剧意识是当悲剧主体(悲剧主人公)面对人类文化的种种困境时，所具有的自觉自为的主体忧患意识。它对人生的苦痛有自觉自为的体验与超越，敢于直面痛苦，乐于选择痛苦，善于超越痛苦，以获得主体与精神的双重自由和快感” 。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在司马迁创作中的渗透，使他在表现人物时浓墨重彩于他们的死去。 关于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学界已有共识和相关的精深研究，本文主要想从人物传记中的死亡叙事角度来进一步认识司马迁创作观中的深层悲剧意识，看司马迁如何用文字绽放出绚烂的死亡之花。 （一）在死亡叙事中司马迁着力刻划的历史人物们充满着悲剧英雄的色彩。他们轻生、蔑死，对心中理想的执着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13、 尤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死亡叙事中表现的悲剧人物不仅有屈原、项羽这样出身贵族，以美政、成王为理想而不得的人物，他还塑造了不少地位卑贱的下层悲剧人物。他们出身微贱，地位低下，多是游侠、市井屠夫、刺客、门客等，素为统治阶级所鄙视。司马迁却关注他们的悲惨境遇，以史家的眼光，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个体自我价值。这些历史人物选择死亡的原因都是自我实现而不得或自我实现必须以个人生命毁灭为代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自我实现不是纯粹的从主体意志和个人情感出发，而是与文化实现、政治实现合一的，体现的是历史人物们为集体的主体性。无论是屈原的美政理想，还是刺客们的义行，都可以在儒家的教条中找到理论依据。如项羽、田横之死
14、。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赵氏孤儿的程婴和公孙杵臼，便是这一类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如荆轲、高渐离、聂政、程婴、公孙杵臼、郭解、李同等下层悲剧人物，为了某种理想和信念(如士为知己者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这些悲剧英雄之所以轻生、蔑死，是因为对理想的执着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生还是死并不是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否达成了自我实现，是否符合以礼为本位的集体主体性才是他们所最关心的问题。如果死有益于这种追求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生，要在死亡中体现出其生命尊严与价值理念。司马迁穷其笔力来表现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以
15、及悲壮的死亡本身，并赋予了死亡强烈的文化意识，在死亡叙事中对儒家文化中的“勇”和“义”有独到的理解。司马迁所欣赏的是一种大勇和大义，这种大勇和大义是寓于人物的灵魂之中的，而不仅是理智上的认同，所以他们面对死亡如此沉静，毫无杂念，也因此市井小民和贵族虽然有身份上的差别，但司马迁的死亡叙事中他们是同样的悲壮凄烈，让人感佩。相较于以后文人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事功之心，司马迁笔下人物的死亡具有源于灵魂深处的悲剧美，而不仅仅是道德范畴的崇高之美。 （二）从容赴死，是死亡叙事中的历史主人公们生命意志的体现。是作者司马迁在现实中实现自由意志而不能的悲剧精神表达。 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
16、传中写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在司马迁看来，真正深刻体察死亡的人，必定是位勇者，这并不能表明死有多么困难，难的是如何面对死亡。死亡在这些历史人物那里是一种主动的自我选择，既然我不能有尊严的活着，至少可以选择有尊严的死去。从容赴死胜于苟且偷生，这是人的自由意志和内在激情的体现，是人的悲剧精神的体现。所谓悲剧精神，就是悲剧主体(人)与否定生命的一切因素顽强对抗、坚定地创造和捍卫生命尊严与意义的一种态度，一种愿望，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一种百折不挠的内在意志激情的体现。像屈原，项羽，李广都是如此。以田横为例，高祖召田横入长安，田横行到半路之中对使者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
17、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背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 ”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而跟随他的五百壮士从岛上回到大陆，闻说田横之死，也都自杀了。 史记列传第三十四田横及五百壮士之死体现了面对无上王权而自有的人格尊严，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英雄气魄。 田横可以让使者拿自己的头颅向高祖交差却不愿因自己的耻辱和羞愧当面受到胜利者的羞辱，屈原不愿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污毁自己的清白而宁葬身鱼腹，这都是是对自我人格的坚决捍卫。同样，项
18、羽的死客观原因虽然是因为他的功业未成，但主观上却更源于他的骄傲，宁死也不愿成为胜利者的阶下囚，宁死也不愿再回到江东苟安一隅。这骄傲就是他的生命意志的绽放，是个人主体性的体现。他们和那些逞匹夫之勇的人是如此不同，从容赴死的平静体现出精神上睥睨世俗的高贵。（三）对赴死的欣赏，肯定和赞叹，源于个体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同时作者自己求死而不能，故赋予喜爱的历史人物灿烂闪光、痛快淋漓的死亡过程，以消解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 “荆轲刺秦”中的“易水送别”一段自古以来为人所称道，其悲壮慷慨可谓余音绕梁，千古传颂。文字之间充满了对赴死行为的肯定、欣赏和礼敬。司马迁所认同的显然不是荆轲刺秦的行为，而是他的行为选择，
19、即从容就义的集体主体性。司马迁把最高的礼敬给了这些骄傲的悲剧英雄，让他们从心所欲地生死，但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他却要隐忍苟活完成伟大的事业，内心世界的悲哀是何其浓烈。因此，作者对死亡的迷恋几形成一种情结，恰恰是在赋予喜爱的历史人物灿烂闪光、痛快淋漓的死亡过程，借人物之死以消解自己强烈的悲剧意识。 死亡是每个人逃不脱的人生宿命，人人恐惧之、害怕之。然而李陵之祸令司马迁身受宫刑，这种对人尊严的剥夺带来的痛苦远胜于对死亡的恐惧。司马迁在生死选择的面前没有引颈就戮选择痛快一死，而是屈辱羞愤地活下来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以文本和叙事即“立言”的方式来对自己生命的尊严做出肯定，来消解自己巨大的文化性悲剧意识。 “
20、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关于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导致的死亡情结，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从其心理和情感层面做了精彩的分析：“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间的微尘，而历史的叙事却让有形的文字和高贵的精神可以与帝王的暴虐抗衡，这使史记闪耀着永恒的人格精神光辉，一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 从司马迁人物传记中的死亡叙事中我们看到作者强烈的悲剧意识，而也正因为此， 史记给予中华民族的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和思考，更有感染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情感力量。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它浸透着作者的滔滔情思和进取的人生观，其人生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也因此而生出文学的抒情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