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1 年第 1 期本项研究的文献来源为刊载于 1999 年 1 月至 2009 年12 月 CNKI 核心期刊中全部健康传播相关学术论文，采用目标抽样方法，样本量为 412。我们对这些样本进行内容分析，以期对 1999 年以来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路径及发展趋势进行结构化梳理 。研究发现如下：一 、研究重点： 1999 年以来的健康传播研究始终保持高度的实践应用导向，新闻传播学者的相关研究蹒跚起步，新技术对健康传播的影响 、改变和促进开始受到关注 。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始终保持高度的实践应用取向，业务实践和社会需求拉动学科研究的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全球艾滋病流行，客观上推动了相关疾病控制和预
2、防工作，以艾滋病健康促进和行为改变为目的的实践与研究成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 。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健康传播研究高度关注社会热点议题，但影响力尚待提升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健康传播在医疗健康领域验证和发展传播学理论与假设的同时，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角度，研究与传播技巧和手段相关的重要问题 。而 1999 年以来，我国健康传播研究中，以医学为学科视角的研究占 77.1%，以新闻传播学为学科视角的研究占 22.9%。年度趋势显示， 2003 年 SARS爆发时期，传媒类健康传播论文比例在 10 年中首次也是唯一 一次超过医学类论文 。传媒类论文数量与社会热点议题成正比，每逢重要社会
3、卫生事件爆发，便随之增加 。这一现象在 2009年 H1NI 传播期间也有体现（见图 1） 。我国站在新闻传播视角上进行的健康传播研究尚未自成体系，受社会性事件影响大，有待按照成型的研究路线稳定发展 。新技术一经涉足传媒业便成为研究者关注并思考的新领域，其对健康传播的影响 、改变和促进受到学者关注 。媒介类型为新媒体的论文比例为 14.78%。健康传播学者关注新媒体在社会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并运用互联网进行问卷调查，但与互联网对传媒业的影响相比，该领域的技术进步作为传媒业发展中最具革命性 、带动性因素的作用尚未体现 。可以预见，新技术的潜能将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而逐步彰显 。然而，新技
4、术本身并非学科发展的灵丹，学者如何将核心信息内容与新技术这一工具相结合，更值得思考 。Cappella 认为，健康传播是一个多层次 、多维度的复杂系统，有必要借助社会生态模型来理解 。1979 年， Bron-fenbrenner 创立 “人类生态论 ”，强调社会脉络影响人类发图 1 近年全部健康传播学术论文中，医学类 、传播类两个基本面的比例分布100%90%80%70%60%50%40%30%20%10%0%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7.1%7.1%12.5%16.7%18.5%51.6%22.2%18.0
5、%10.5%2.5%18.6%92.9%92.9%87.5%83.3%48.4%81.5%77.8%82.0%89.5%87.5%81.4%医学类 传播类医学类 传播类77.1%22.9%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问题及走向喻国明 路建楠中图分类号 G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322（ 2011） 010012- 2【内容提要 】1999 年以来，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始终保持高度的实践应用导向，新闻传播学者的相关研究蹒跚起步 。研究主题以个人层级知识 、态度 、行为和人际层级健康教育为重点， “艾滋病 ”相关研究较多见，公共政策层级亟待关注 。调查法 、控制实验 、个案研究最常运用，
6、新闻传播学者使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比例不足 。【关键词 】健康传播；内容分析；应用导向；研究回顾【作者简介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国家二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路建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新闻与传播研究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122011 年第 1 期展的重要性（见图 2） 。James Kelly 与 Edison Trickett 提出人类在所处环境中相互依存 、资源循环 、适应 、演替等原则，对于呈现社会环境动力过程具有一定贡献，据此发展出的有关预防介入的社区方案及形成社会行为改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将相关研究分为个人
7、层级（ 44%） 、人际传播层级（ 44%） 、社会机构层级（ 2%） 、社区传播层级（ 4%）和公共政策层级（ 6%） 。数据显示，学者对于微观个人 、人际层级的关注远远高于宏观社区 、社会层级 。而西方学者则更多关注如下方面 :行为促进的标准 、政策与信息结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机构和组织中的社会网络与规范；在疾病预防 、早期检测中，地区 、州 、联邦各层级支持健康运动与实践的政策与法律 。我国健康传播研究有待将健康传播与健康运动 、宏观政策相联系， “由点到面 ”，彰显社会价值 。从研究题材的角度看， 1999 年以来，我国健康传播学术论文的主要研究议题分布如下：接受者分析（ 34%） 、
8、青少年疾病预防（ 17.3%） 、学校普及（ 16.3 %） 、媒体报道框架（ 7.4%） 、边缘群体（ 4.2%） 、媒介促发（ 2.5%） 、危机管理（ 2.4%） 、传播者分析（ 2.3%） 、朋友影响（ 2.0%） 、家庭影响（ 1.8%） 、社会支持（ 1.8%） 、健康危机（ 1.7%） 、健康政策（ 2.0%） 、阶段总结（ 2.0%） 、媒介所有权（ 1.6%） 、资本运作（ 1.3%） 、地区传媒（ 1.0?%），新媒体角色与作用（ 1.0%），学科挑战（ 1.0%），组织机构 、传播伦理 、健康与文化 、新闻工作者 、环境分析 、社区活动 、消费广告 、跨文化传播 、健康运
9、动类议题的比例均不足 1%。二 、研究主题： 以个人层级知识 、态度 、行为和人际层级健康教育为重点， “艾滋病 ”相关研究独领风骚，公共政策层级亟待关注 。通过对个人 、人际 、社会机构 、社区 、公共政策五个社会层级的研究进行词频分析可知： 1999 年以来，我国健康传播的研究主题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1、研究对象对于疾病和健康知识的 KAP 调查占 44%。随着行为科学及行为改变研究的进步，此类研究亟待逐步拓展到社会层级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议题； 2、对社会机构 、社区 、公共政策层级的关注不足，对政府公共卫生事业和危机防控管理的研究少之又少； 3、除公共政策层级， “艾滋病 ”成为各社会
10、层级研究中的高频词汇，占各类疾病研究比例的 73.4%。学者对乙肝 / 丙肝 、肺结核 、吸毒 、同性恋 、儿童疾病 、自杀 、戒烟 、癌症等方面虽有关注，但比例不足 1/4； 4、学者对儿童 、学生 、青少年健康以及农民 、妇女等边缘群体亦有关注（见表 1） 。三 、研究方法： 调查法 、控制实验 、个案研究最常运用，新闻传播学者使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比例严重不足，体验总结式文章贯穿始终 。全部健康传播学术论文中， 73.9%使用规范研究方法，其中定量研究比例最大（ 48.6%），其次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19.3%）和定性研究（ 5.9%） 。而在这些论文中，发表在新闻学 、传播学学术期刊上的
11、论文使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比例（ 29.2%） 严重低于发表在医学健康类学术期刊的论文（ 92.3%） 。规范研究方法的使用尚未成为固定 “规则 ”，随意性大，缺乏学界 、业界整体认可度 。除 2003 年（ 45.1%）外，其他各年度采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比例均高于 60%（见图 3） 。这事实上与医学社会学 、公共健康学等学科大量使用健康教育问卷和 KAP调查等规范研究方法有关 。我国学者长期重视综合性整体研究，而非独立研究事物的实体和属性 。这种情况造成社会科学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忽视 。多数长期视之为 “定性研究 ”的论文，本文将其定义为 “体验总结式 ”。以 2003 年为例，发表在新闻 、传播
12、学学术期刊上的此类文章多达 71.7%，研究缺乏深入细致地观察 、调研与分析，理论阐释中 “传承 ”有余 、创新不足，一手资料数据少 、研究结果说服力差 。西方健康传播研究使用定量 、定性研究方法的比例大体相当，而我国实证研究学术论文中，定量研究的比例（ 51.9%） 远高于定量定性相结合（ 13.4%） 及定性研究（ 6.6%） 。调查法 、控制实验 、个案研究 、深度访谈等方法使用较多，文献分析 、内容分析 、焦点小组 、田野调查等方法较少涉及 。（下转第 21 页）图 2 社会生态模型示意图图片来自 google， Social Ecology Model社会生态模型Title： Res
13、earch Path and Trend of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of Papersfrom 1999- 2009各社会层级研究中出现频度最高的五个词个人 知识 艾滋病 调查 态度 行为人际 健康教育 艾滋病 效果 调查 评价社会机构 健康教育 方法 群众 知晓 协会 /艾滋病社区 艾滋病 传播途径 方法 危机 知识公共政策 公共卫生 政府 健康传播 危机 防治 / 管理表 1新闻与传播研究Journalism Communication100.0%80.0%60.0%40.0%20.0%0.0%1
14、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百分比图 3 历年使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文章在全部健康传播文章中的比重132011 年第 1 期（上接第 13 页）四 、当前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1、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有预见性和操作意义的研究成果少 。美国健康传播有两大分支 :“健康服务传递 ”和 “健康促进 ”。前者关注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 ,健康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通过对传播技巧的掌握和运用 , 传播并接受信息 ,确定治疗方案 ;后者关注媒介和大众传播 ,说服者对消费者认知 、态度和行为施加影响 。而近年我国新闻 、传播学类期刊发
15、表的健康传播相关论文中 46.4%为媒体报道框架分析，研究大众媒介与传播效果，而对组织健康传播 、以 “医患关系 ”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 、健康促进 、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非常欠缺 。2、医学 、公共健康学者占绝大多数，新闻传播背景比例偏低，学科合作少 。学科研究者的背景反应出一个学科对于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吸纳程度 。当前我国健康传播研究与医学 、公共健康学之外的学科缺少共通性规律，学科融合度低 。新兴学科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来源，健康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 。在美国，该学科建立之初，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成为健康传播学的衍生母体和重要构成，如心理学 、社会学 。1971 年，心脏病学专家 D
16、r.Jack Farquhar 和传播学者 Dr.Nathan Maccoby 合作 “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他们用实验法和田野调查来检测大众媒体的 “刺激 ”效果 。之后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加入到健康传播行列 。学科起源 、研究方法 、缺少跨学科合作等原因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尚未大规模介入健康传播研究 。随着近年健康传播学吸引度的提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国内新闻传播院所开始积极引入相关知识，与国外一流院校交流合作 。健康传播有望逐步告别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尴尬境地，由边缘走向主流 。3、议题关注范畴窄，大多集中在艾滋病防控 、大众媒体传播效果 、媒体报道框架分析上 。由于早年没有防控传染
17、的医疗对策，艾滋病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棘手的传染病之一，成为世界各国健康促进的重要议题 。事实上，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明尼苏达州已经开始研究行为改变和心脏病之间的健康促进研究，芬兰和美国均使用大量实验仪器来测定个人行为改变和心血管 、高血压等疾病之间的关系，菲律宾等国家关注母乳喂养 、控制饮酒 、预防接种等父母行为对于低收入国家儿童死亡率的影响作用 。在烟草和毒品防控中，美国的“真相 禁烟运动 ”和 “国家青少年禁毒媒介运动 ”值得关注 。这两项运动具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以购买电视上的商业广告时间 。“真相运动 ”通过对烟草公司如何吸引青少年吸烟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青少
18、年吸烟行为 。注释：议题比例以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议题数为准，部分论文中包含两个或多个研究议题 。文中仅仅提及 “新媒体角色与作用 ”未能展开分析的，未编入相关指标 。研究使用武汉大学沈阳博士开发的中文分词软件 ROSTWordParser。有关公众科学素养的行为调查， K(knowledge)指对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了解； A（ attitude）指对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社会效应的态度； P（ practice）指如何以科学的方式生活 、工作 。人物在公众中影响微弱，形成在政治生活中无关紧要的刻板印象 。女性领导人较低的公众知晓率 、相对微弱的公众影响力，是其处于边缘位置的真实写照 。诚
19、然，女性领导人在领导层所占比例较低，有影响的正职更少，但即便如此，媒体对女性政治人物的报道是否真正客观中立呢？可见，在新闻报道中，女性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常常是作为陪衬的角色出现的，这样就很难让公众真正认识和了解女性领导干部对社会的贡献 。（ 2）媒体的文化传播作用对女性参政不利 。当前某些宣传的误导扩大了男女不平等的角色定型，诱导妇女对传统角色认同，加深了社会对妇女的偏见 。如大众传媒迎合传统男权文化，片面宣传女性温柔 、忍让 、逆来顺受的性格，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妇女定位于家庭之内，定位于缺乏理性的情感动物，定位于美丽性感的被观赏物，定位于被人怜惜的弱者 。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自
20、信心 。（ 3）媒体运作的商业化趋势，使女性政治人物在大众传媒中处于被冷遇的角色 。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女性是被“客体化 ”的，处于被欣赏乃至被窥视的地位；女性是被 “他者化 ”的，被男性制造和炒作；女性是被 “商品化 ”的，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机制，使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把追求高收视率作为主要目标 。追求可视性 、娱乐性 、新闻性成为媒体普遍的追求 。煽情 、轰动以及性和美色成了获得高收视率的基本元素，而女性政治人物恰恰是一个最不具备以上商业化元素 、最没 “卖点 ”的职业群体，因此受到媒体冷遇也是意料之中的 。五 、结 语通过中美报纸新闻中女性参政形象的跨文化比较和分析，我
21、们可以看到，女性政治人物形象在中美新闻报道中的呈现与传统文化 、社会发展 、政治环境以及人们自身的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与女性参政机制和政策以及两性参政者本身缺乏性别意识有关 。女性作为政治参与活动中的一分子，其参与水平同样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其中的原因不外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的因素和条件，因为政治参与既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个人行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在诸多方面总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差异也会对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来说，性别平等意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还需要不断地扩大影响，以促进社会意识在传媒和社会各个层面的主流化 。参考文献：杨勇： 浅谈促进女性参政 ，见张再生
22、主编： 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8 页 。田泥： 走出塔的女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5 页 。王宁： 女性新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1 页 。祝平燕等： 女性学导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8- 289页 。赵树勤： 女性社会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8 页 。莫文斌 、张颖妮： 社会支持系统对中国妇女参政影响探微 ，荒林编：中国女性主义 2005 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新闻与传播研究Journalism Communication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