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工艺的守护使者访“杨建 红苗绣工作室 ”吴继新初识苗绣收藏家杨建红是在 2001 年 11 月。那次我们一行四人去贵州黔东南地区考察贵州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在去雷山县的著名千户苗寨西江镇的前一晚，下榻在黔东南州政府所在地的凯里宾馆。宾馆一楼有一个苗绣陈列馆，里面摆满了许许多多精美的少数民族织绣收藏品，其品种之丰富、技艺之精湛，令人惊叹不已。当时在馆内负责经营的是杨建红的丈夫井绪伟先生，经介绍才知道，杨建红从 1988 年开始收藏刺绣品，坚持十三年，便有了这满屋的绣品。由于时间有限，许多藏品根本来不及细细欣赏，也没有见着杨建红本人，原打算从西江回来后再约杨建红聊聊，并仔细欣赏那些让人留恋的精美
2、绣品，但由于返程时已无时间逗留，只好作罢。此后在电话中与杨建红有些交流， 浙江工艺美术杂志也发表过杨建红介绍苗绣技法的文章和收藏品图片。今年四月中旬，我在贵阳参加全国工艺美术专业建设委员会会议之际，巧遇一年一度的有东方最古老的情人节之称的“苗族姊妹节” 。在黔东南州的台江县举行。代表团一行在“姊妹节”亲眼目睹了壮观的场面，争奇斗艳的苗族盛装，更加深了对苗族民间工艺美术的深刻印象。在返回贵阳的途中，我提议去参观“杨建红苗绣工作室” 。这次由于事先有约，终于见到了杨建红和她的工作室，一个沿街的三层楼房。进得门来，一楼是几台古老的织机和一间展示室，展室里有用镜框装裱好的苗绣。据杨建红介绍，这些作品一
3、是供国内外游客选购的；二是作为政府部门的礼品，大多是新绣的。二楼是她的精品收藏馆，共有三、四间不算大的房间。墙上、桌上全是各种精美的老绣片、绣衣，仿佛进入了苗绣博物馆。三楼是工作室，是杨建红组织一些年轻苗族姑娘，研习刺绣技艺的教学实践场所。她将收藏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老绣片，采用复制的方法，让姑娘们临摹，就像学画者先要临摹大师的作品一样，让她们从中领悟传统苗绣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学习各种刺绣的精湛技艺。通过这种方法，一可培养一批年轻的苗绣传人，使得濒临失传的苗绣得以延续。二来这些复制的绣片可以转化为商品销售，获得经济效益。第三，这个工作室可作为对外的窗口，向外宾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手工艺术的风采。由
4、于苗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和汉化，苗族传统工艺美术技艺面临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一是民间大量精美绝伦的古老绣品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被欧美、日本、台湾的人士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走了。目前在大英博物馆、台湾某大学博物馆内就陈列着这些件件是精品的苗绣。杨建红说起这些心里仍是隐隐作痛。二是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没有人愿意从事绣品这项艰苦细致的活了。后继无人将是民族民间文化消失的最大问题。三是对苗绣这种优秀的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开发，缺少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有效的措施，好作品流失、好技艺消失的现象每天都在持续发生。看着这些优秀民间工艺美术演绎着的悲凉故事，杨建红也深深感到个人努力的势单力薄。杨
5、建红的苗绣收藏，很注意品种收藏的完备性。苗侗两个大的民族 130 余种刺绣品几乎都有收藏，而且精品之多也是一大特色。如一幅西汉虎纹图形的苗绣残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还有一件用汉字作为纹样的盛装绣衣。由于刺绣者没有文化，所绣出的文字都是反的，其价值就象印钞印反了一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对于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老绣片和精品绝品，哪怕外宾出再高的价，杨建红也是绝不会卖的。杨建红也缺钱，但那些东西不是用钱就可以得来的，这是民族文化精髓的一部分，从历史看也许它们是无价的。因此，她不会做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这次访问和参观杨建红苗绣工作室，虽是匆匆忙忙，没时间深谈，也没时间细看，但我对杨建红夫妇这些年来所
6、做的工作和精神追求深感敬佩。这种集收藏、研究、教学和生产为一体的保护、抢救、传承民间工艺美术的意识和大胆实践很有推广和借鉴意义。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关注和参与优秀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和传承。苗族刺绣传统工艺的保护和发展杨建红一九八五年，我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分配到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工作，同年，到国家级贫困县从江扶贫工作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开始接触到了真正的苗族、侗族服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来自台湾、香港、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的纺织专家和刺绣爱好者，深入到苗乡侗寨调查收集古老精美的苗、侗服饰，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黔东南州博物馆举办苗、侗服饰展览，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在敬
7、佩他们吃苦耐劳、严谨治学精神的同时，看着一件件刺绣精品被带出国门，内心感到万分的惋惜和惆怅。于是，自己也开始收藏少数民族刺绣服饰了。1988 年，我花了自己整整两个月的工资，收藏了我的第一件刺绣藏品黄平苗族锁绣背扇，这一张背扇可谓上乘之作，它能够诠释苗族刺绣中的锁绣技法。从此，我走上了苗族精品收藏之路。贵州省黔东南州是我国最大的苗侗聚居地，不同种类的民族服饰多达 130 余种，不同刺绣制作技法的服饰绚丽多彩，美不胜收。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我的苗族绣品收藏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在十来年的个人收藏工作中，我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为能更好的全身心投入到这一非常有意义的事业中，二 00 二年，
8、我响应政府号召，带薪留职，自筹资金，创办了“杨建红苗绣工作室”，自由从事民族服饰的收集、整理及研究。通过仿制绣品，来料加工，教学等形式，解决部分收藏经费。然而，一年几万元的收入，除维系工作室正常开支以外，就所剩无几了，对于整个苗侗服饰的收藏，哪怕是最常见的四十余种服饰，也是杯水车薪。工作室成立以来，得到了贵州海外旅游总公司、贵州省国际旅游社，以及贵州中旅、青旅、花国旅、天马、欢乐假日等旅行社的大力支持。定期接待来自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的纺织学者，向这些学者介绍苗族纺织、刺绣的历史，传授刺绣的基本技法。今年，美国道尔顿旅行社组织的纺织团队，除在苏州刺绣博物馆学习中国的双面绣外，还在我的工
9、作室用一周的时间，学习苗族刺绣。2002 年 11 月 16 日，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西斯科弗朗加利先生和亚太地区代表沃玛博士，在省、州、市各级领导陪同下参观了“杨建红苗绣工作室” ，参观结束后，弗朗西斯科弗朗加利先生为工作室写下了“你们对古老传统的文化保护得如此之好、品位之高，令人惊喜，值得庆贺！令人骄傲。 ” 沃玛博士写下了“一个印象深刻的作坊，陈列百年来古老的传统的手工艺品，值得庆贺的收藏。也非常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非常希望能再来。 ”多年来的辛勤耕耘，得到了如此肯定，这是我获得的最大的成就感。在实际工作中，我感到保护、传承民间工艺，除了要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外，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执行者
10、。政策执行者的学识水平、思想观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起着决定性作用。这里， 我先说说我在“民间技艺传承”上所做的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州旅游业的发展，为宣传民族文化、开发民族民间工艺品，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发展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同样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我所在的黔东南地区凯里市，最大的工艺品交易市场，是每周一次苗族妇女自发组织的一个地摊市场。刚开始形成时，还在州委、州政府办公地的范围内，后来，考虑到不雅观吧，才迁到市区的外环路国道旁，但直至今日，还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进行规范管理。这无序的状态，极大方便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一些国外的收购者，我收藏的一张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西汉虎纹图苗
11、族刺绣残片，就是在这个市场上花了八十元线，从一个苗族老婆婆手中收购的。针对这一“流失”状况，在我工作室没有注册成立之前，我就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老的苗族绣片进行复制了。复制工作中，有目的地组织一些年轻苗族姑娘研习刺绣技艺，这既增加了她们的收入，同时还培养了她们对本民族刺绣的兴趣，了解本民族的刺绣文化传统，这也是对传承苗绣这一古朴典雅艺术尽一点微薄之力。工作室成立后，为扩大教学规模，我联系租赁政府的一个闲置多年的停车场，自行投资改造，以便教学之用，对我这个项目，主管领导是大力支持的，但具体负责项目的负责人予以全盘否定。其理由是：低税收、低产出，不是高新产业。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民族文化工艺之中蕴藏
12、的无限商机。更为可悲的是，在一次民族地区研讨会上，一位在职领导对苗族古装流失的情况说：“这是时间和空间的转移” 。早在几年前，苗族古老的刺绣工作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日本的一个民间社团捐资在苗疆腹地某县开办了一个苗族刺绣班，旨在培养苗族妇女学习刺绣，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没有专业专职的、无私奉献的管理人员，昙花一现，三个月不到，就夭折了。所以，对于保护、传承民间工艺， “人”的因素尤为关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无息贷款、贴息贷款、有偿贷款等形式，在资金上给予扶持，这是民间工艺美术得以发展的一条捷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把“民间手工”与“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开拓民间工艺美术市场
13、，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潜力是巨大的。这两点我深有体会。台湾高山族传统服饰制作，主要运用的是挑花技艺，而挑花刺绣针法在世界诸多民族唯有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仍然在广泛使用。利用这一优势，经我牵线搭桥，每年约 800 多名苗族妇女为台商加工刺绣品，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2002 年，工作室运用传统的瑶族头帕图案，采用现代纺织材料，生产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披肩，通过北京圣智般若文化有限公司，投放北京市场，很受消费者的欢迎。但遗憾的是，由于手工制作周期长，加之资金不足等因素，产量受到限制。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将现在的“工作室”发展为“苗族刺绣制作展示陈列室” 。其宗旨是：（1）系统收集、整理、保护优秀的民族服饰，
14、整理出版相关书籍；（2）传承、发扬、光大传统的民族民间手工艺的制作工艺。 （3）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大力宣传苗族服饰文化。 （4）作为政府对外宣传的文化窗口之一。在此，我衷心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编后记编发上述二文，感慨良多：一、 当今民间传统工艺的生存状态如何？其生存环境又是怎样？到底还有没有其继续生存的空间？二、 民间传统工艺品还有没有吸引人的魅力？能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经济？怎么适应？三、 古老的技艺该如何去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又将怎样去发扬和光大？四、 面对精品在流失，难道只能无为而治？面对技艺将失传，难道只好“生死由命”？五、 苗绣工艺“生而有幸” ，因为有杨建红这样的“守
15、护使者” 。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因为濒临“困境”乃至“绝境”的何止苗绣工艺一种。愿更多的人都有一双“慧眼” ；不仅“识宝” ，更要“护宝” 。浙江工艺礼品的区域特色及作用章容明浙江工艺礼品是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意识。浙江工艺礼品的发展，已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它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的同时，还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为我国10 多个省市、地区提供和扩大就业机会，对促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脱贫致富，发挥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工艺礼品在浙江台州的
16、形成人们不禁要问，工艺礼品是什么？它同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有什么两样呢？工艺礼品是工艺美术的一个分支，其最早概念是指西方信奉耶苏宗教的国家，在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时用以相互馈赠和表示庆祝的一系列工艺品以及后来延伸至庭园家居的装饰和日常用品。其内容大致有：一是取材于宗教人物和宗教故事的。如圣诞老人、胡桃人、小天使、圣诞树、圣诞烛台、小木屋等；二是取材于自然界各种物体和小动物、小挂件的。如古堡教堂、庭院风车、鸟窝、彩木蛋和唐老鸭、米老鼠等飞禽走兽；三是适乎于西方国家庭院、家居、节日的装饰品和摆设品等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工艺礼品，原先只集中在欧洲一些国家生产。七十年代部分东迁至南朝鲜、新
17、加坡、日本、和我国台湾省生产。由于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在 1979 年由德国 zatmuting 公司“赫夫曼”先生携样经上海口岸至我省投放，率先在台州黄岩拉开了生产工艺礼品的序幕，并派生了一大批厂家。八十年代几乎全部集中至浙江台州，台州形成国内独有的生产工艺礼品的集聚区域。此后，台州工艺礼品历经 20 多年的大发展，已形成了装饰用品、节日用品、旅游用品、玩具产品、雕刻制品、家居庭院用品等六大类数万个品种。浙江工艺礼品的区域特色浙江台州工艺礼品的区域特色，以其集聚性、系列性独树一帜。特色之一中西合璧、洋为中用。她以西方文化作载体，在浙江传统工艺品的基础上融入东方工艺品的情韵，蕴涵丰
18、富。特色之二生产总量居全国首位。2002 年台州工艺品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30 多亿元，拥有企业 5000 余家。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企业（以下简称“规模以上企业” ）200 余家，从业人员 40余万人。 “十五”期间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15.4%，增长速度名列前茅。生产总量约占全国同行业的 65%左右，雄踞全国首位。特色之三生产规模为国内最大，出口量居全国第一，是国内工艺礼品最大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至 2001 年，台州工艺品行业，列入台州市“128”工程的企业有 15 家，销售收入上亿元，实现利税千万的企业有 3 家，销售收入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140 余家，
19、出口交货值超大型 1000万的企业有 131 家。完成出口交货值 60 多亿元，其总量是十年前的 20 倍以上。 “十五”期间，企业以广交会、德国法兰克福博览会等国际大型交易会为窗口，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同时，昔日企业依附于外贸公司的格局已逐步改善，逐步转向自行设立境外窗口、自营进出口等直接外销体系。多数企业已拥有一支涉外营销队伍。特色之四产品涵盖面广、国际市场占有量大。特别是“十五”期间，台州的工艺礼品在国际市场上涵盖面日益扩大，品种系列日益增多，已初步形成国际上重要的工艺礼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木制工艺礼品的出口份额约占国际市场份额的确 25%左右；棉麻纤维编织袋出口份额约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20、 30%左右。同时，工艺彩蛋、工艺鸟窝、爱斯基摩人（套人）在国际市场所占比重最大。木制玩具庭院风车最早进入西欧市场，然后风靡美国、日本市场。此外，产品延伸至日常生活用品的空间，木制、布制、纸制、蜡制、铁制、塑制、陶瓷、玻璃、彩石镶嵌、有色金属等工艺礼品不断涌现， “工艺品日用化、日用品工艺化”特色更加突出。特色之五生产经营涉及面广、产业链长。生产用料来自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水产、矿产；生产技术涉及多个部门、多种学科和多种技术，如纺织、印染、电子、机械、化工以及金属加工、木材加工等等。同许多部门都有广泛、密切的联系，如模具、塑料、包装等。特色之六工艺品分布面广、地方性、群众性强。工艺品源于民
21、间，制作技术可塑性大，兼容性强，有的产品历来就有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传统，生产遍及城乡各地，有些产品的集中产区，几乎遍及家家户户。浙江工艺礼品的社会作用属于劳动密集文化型产业的台州工艺礼品行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还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她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充分体现了其区域经济文化的独有魅力。1、工艺礼品的发展，为我国十多个省市、地区大批农业富余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稳定。我国地少人多，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发展工艺美术劳动密集行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浙江台州为例，近年来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员有 40 万余人，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工艺品从业大军。其中外来人
22、员约占 50%，约 24 万人，均来自我国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陕西等十多个省市和地区，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污染少的就业场所，使我国一大批农民转移到轻工业生产战线上来。中西部地区劳动就业安排作出贡献，促进了社会的稳定。2、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部分农民摆 脱贫困过渡小康作出贡献。由于工艺品附加值中工资含量高，约占销售产值的 25%-30%，台州工艺美术行业去年将近用 30多亿发放于十多个省市和地区的从业人员。3、工艺礼品的发展，不仅直接带动了纸箱包装业、运输业、 饮服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又 带动了我省义乌市场和路桥市场的繁荣， 为整个浙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工艺礼品生产，所需材料需
23、求面广，如台州每年需要木材 200 多万立方米，石腊 8 万吨左右，以及大量夹板、金属配件、塑料配件、棉布等。同时市场的繁荣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可解决大量下岗人员和吸纳一大批农村富余闲散劳动力，形成浙江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4、工艺礼品的发展，拉动了周边工艺美术的蓬勃发展。还在八十年代黄岩工艺品的发展拉动了台州境内工艺品的发展，九十年代台州工艺品发展和繁荣又直接辐射至浙西地区的文成、泰顺、云和、磐安等地，使他们成为浙江省玩具制造行业的中坚力量。浙江工艺品的发展其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5、工艺礼品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为我省解决“三农”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
24、了一定的贡献。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有关部门和团体前来参观、访问、取经。被誉为“艺传海外、双翼齐飞” 、“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星。 ”浙江工艺礼品的区域特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打响区域经济文化的品牌，推动了区域经济国际化，将进一步确立浙江台州工艺美术品在国际知名度、美誉度，提高浙江台州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为浙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国民具研究导论(续)许 平三、关于民具研究的现实性基础任何一个人文学科的形成总有其现实的需求基础。民具研究成为民间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且在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已经形成一种“显学” ，是与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现实相联系的。这种联系的一个最重要动因
25、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加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以及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出现的“脱工业化”或“后工业化”趋势，都显示着这种变化的深刻程度与复杂程度。工业化产品的狂潮一夜间卷走人类经过上千年时间构建起来的文化秩序与精神家园，一张大机器生产造就的绿色地毯铺在了新世纪生活方式的脚下，但是这种变化过于急速，以至于人类尽管套上了新生活的皮鞋，却总还追思着昨天沾满农耕生活的泥巴与手工艺生产木屑的脚印。从整体上说，人类当然不需要倒退，而且只要是开创性的发展与进步，其缺陷和遗憾也总是难免，对于工业化趋势的反思并不影响对与几个世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评价。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
26、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追思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形成于充满险阻的崎岖坎坷之中，思考这些历程中为人们所淡忘的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克服新生活方式中的不成熟有相当的益处。在种种被称为返朴归真的思潮中，对于民具传统的反思，有助对新生活浪潮中所暴露的一些缺陷得出更为清醒的结论。比如，正是从昨日人类与生活工具的传统中，映衬出、反射出现代人与工具的危险的分离。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从一些最简单的公文处理到最复杂的物质生产，都由于这些数字化技术的成熟而变得日益简单、快捷，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人与工具日益分离的危险趋势也在悄悄地聚成。这里所说的工具，是指通过人的手对
27、于它的切实有力的把握而能直接获得行为结果的“工具” ，就像原始狩猎时的一把石斧，或现代人写字时的一支笔，这种对于工具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人类感受外部世界的最原始也最直接、最基本的源泉。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益完美、自动化技术与控制技术的发展，从超大规模的物质设施生产到日常办公事物，乃至最平常的家务操作，都有被“键盘技术”乃至以一只手指控制的“鼠标技术”所代替， “工具”的形态变得如此单纯，一“键”之功代替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所有艺匠，人类对于工具的理解与情感将随着与工具的远离而一起淡化。人类为了劈开坚硬的材木而发明了刀与斧，为了越过湍急的水流而发明了舟与桨，为了缝制裳裙而发明了针与线，为了
28、书写绘画而发明了纸与笔，所有这些工具的隐行化、键盘化可以视为一种技术的进步，但是作为人类与外部世界接触的重要感官的手与手指的功能将会产生怎样的质变，人通过手、手掌、手指、手背乃至全身各种感觉系统而综合感知到的外部世界对于人类的意义有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已经有人指出，随着录放像技术向生活行为的深层渗透，人类观察外部世界的习惯，尤其是调动全身的感官反应以捕捉不可再现的瞬间视象的紧张能力将受到深刻的破坏，那么，对于人与工具的远离，又应当作出怎样的思考呢？今天，一个颇为新潮的概念“虚拟化”正在扩散，旦愿这不是人类对整个外部世界感觉方式“虚拟化”的先兆。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除去实用功能的意义之外，确实保持
29、着一种形态理解的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人类往往都是从工具的运用来理解对象世界的形态结构的，木工通过工具掌握榫与卯从而知道木制材料与木器的组织结构，石匠通过锤与凿知道石材的脉络与纹理，疱丁通过他的刀才能透过动物皮骨而“游刃有余” ，就连主妇也能通过一把厨刀而能通晓各种烹饪物的属性；传统工艺在这方面的把握是最为精彩的，一个陶工对于千姿百态的陶瓷器皿的把握来自得心应手、运泥成型的瞬间张驰之中，而其对于形态理解的关键则仅在于一个中心点和一根旋转着的线。当今天的艺术教学通过各种手段努力让学生从根本上理解形态的结构关系时，最后会感觉到最深刻的形态理解还是来自于学生亲自动手用工具与材料接触而获得的实际
30、感受之中。这种极富“实在感”的理解方式与把握方式恰好处于“虚拟化”体验的另一极，但它又是人类发展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文明时都不能缺少。人通过工具而获得对于实在世界的感知，是一种基于一定的质与量的关系上的感知，尤其是对于“量”与“度”的体验是“虚拟化”体验中所缺少的，但现实的与历史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人与物的关系中，不能没有质的选择与量的节制。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人与生活器具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一种平衡的、互补的文化生态关系。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 “物物而不物于物”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原则，人不为他物所役，不仅是一种物欲的控制与把握的尺度，也是一种人文精神、人格自尊的体现，就人类整体而言，在自然物以
31、及人类所制造出来的他物面前，必须保持一种主动的、与清醒的态度；而作为人类个体的每个个人而言，对于物质的占有更必须有一种自觉的自制态度；只有真正保持了这种平衡，物才能为人所用而不是人为物所累。传统的民具之所以一直保持一种朴素的品格，正是人们在生活行为中保持这样一种清醒态度的体现。在中国， “买椟还珠”的古训虽说是一则笑话，但反映出在中华文明的上游时段中就已经发育成这样一种有节制的消费文明；在今天人们高扬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伦理大旗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种传统的文化生态关系的回归。 孟子早就有过“谷与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的准则，在这种文化生态关系中不仅有“天人合一”哲学精神的体现，还是一种
32、相当具体的消费决策的目标。在中国传统民具的构成中，可以找到取材的自然性、加工的简朴性与实用性、功能的综合性等多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精神的造物原则，这种物质构造与人文精神的楔合点，正是今天民具研究中所包含的重要命题。四、关于学科的基础尽管在当代中国学术圈中，都还没有广泛地使用“民具学”的独立概念，但关于民具的现状、历史、物质技术、实用功能、及其人文价值的研究，实际上在中国从古至今的学术沿革中始终存在，并且断断续续地贯穿成一条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这是其它领域的民间文化研究中较罕见的，由此而构成了民具研究的学科基础。1997 年，我在为日本道具学会举办的首届年会暨首届理论研讨会准备的发言材料中曾经将
33、中国民具研究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历史资料丰富、范围广阔；起步较早，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断层；近年来，在中国民艺研究的总课题下正在取得明显的进展，在与现代化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民具研究展现出积极的前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氛围，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古代民间生活器具的记录，这些既是中国古代发育成熟的生活及生产方式的证明，也是中国古代民具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诗经中，就记录了大量可作为三千年前古代中国生活器物及实用器具体系证明的“版” 、 “绳” 、 “车” 、“豆”这样的物具名称；在古代经典如仪礼 、 礼记 、 周礼中涉及到的古代宫廷生活用具更是比比皆是；在周礼考工记中，不但记述了
34、古代各主要手工艺工种的状况，还记录了工匠们制造马车等各种实用器具的重要工艺规程。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学者已经非常注意物质器具的文化源流研究，因此留下了如隋物始 、唐事始 、 事原 、宋事物纪原 、明天工开物 、 物原、清事物原会等一系列有关造物起源的专门性著作，集中展现了对各种物具起始的探讨与思考。这些都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古代中国“民具研究”之滥觞；在图形资料方面，中国有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如敦煌石窟壁画中就保存了从北周至宋明时期千余年的各种实用器具形象资料、而在一些文人绘画中，更留下了对古代市井生活、百工百业的详细描绘，如著名的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甚至还记下了当时木工制作车辆时的工作场景、宋李
35、蒿创作的货郎图中在一副货郎担上就集中描绘了数以百计的民间什具、手工工具、儿童玩具等。进入近代，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清末学者黄遵宪已经明确地将器具研究列入民风民俗研究的总体之中；1912 年商务印刷馆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中，详细列出了作为民俗资料的几十个领域，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关系到器具民俗研究的课题；我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发展与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际，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代表人物如蔡元培、鲁迅、顾颉刚等人都曾积极地为民俗研究的兴起作出重要的贡献，在民俗学研究的热潮中，民间生活器具的收集与研究同时成为重要的工作主题。1926 年，顾颉刚等一批文化名人南，当时，颇有声望的民俗学专家杨成志先
36、生曾亲自深入云南彝族地区收购民族民俗品物，使厦门大学“风俗品物陈列室”内的收藏品一时间非常丰富，可见当代中国民具研究的起步并不太晚，与当时的日本民俗学研究、民艺研究大体保持在相接近的水平，只是由于以后的历史原因，这一研究被迫中断，直至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以北京、南京等地区为中心，形成了在民艺研究的大框架内同时发展当代民具研究的一些趋向， “民具研究”的概念开始出现。如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下组织的中国民间工艺专业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民间工艺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与图版中，就曾广泛地涉及到关于民间家具、民间玩具、民间炊具、民间实用具、木工工具等民具研究的成果，中国著名民俗学家王汝澜先生还
37、曾在 1988 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工艺杂志第六期上撰文介绍略谈日本的民具研究 。在文物考古界专家撰文著述考察中国古代器具文明（如孙机著、文物出版社出版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王世襄著、文物出版社出版明式家具等一批专著、论文）的同时，中国的民艺研究者所撰的有关著述中，也以相当的篇幅涉及民具研究，如张道一、廉晓春合著美在民间 、廉晓春、许平合著中国民间工艺 、王朝闻主编、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由潘鲁生编撰神像卷 、 供品卷 、徐艺乙编撰器具卷等，都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民具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在台湾学术界声望颇重的汉声杂志也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民具领域，以他们自六十
38、年代以来积蓄的研究优势与内地学者相结合，出版了一批相当有质量的研究资料；在高等院校中，有关民具研究的教育课程陆续开设，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的“中国民艺研究所”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艺术系的“中国民具研究所”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中国民艺研究所”等机构相继成立，并明确地将民具研究作为主要工作方向或方向之一；1991 年与 1995 年，在南京艺术学院，有张道一教授指导的两位以民具研究专业方向或主要研究领域的民艺学博士相继毕业，1997 年，由南京艺术学院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共同培养的、第一位以“民具研究”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入学。在现代中国正在日益走向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今天，民具研究与现代化建设、
39、新生活方式的开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现代中国民具研究中，有不少研究是与工业产品设计、室内环境设计结合在一起的，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很早就将民间家具的研究与现代工业产品造型设计教学相结合并获得可喜的成果。从这种教育中得到启发，该院毕业的年轻设计师曾以民间“轿子”为原型设计出现代坐具、以民间取暖用具“炕”为原型设计出“给暖墙体” ，都入选国际设计比赛并得到好评。现在，有关中国民具的研究正在从原理上进一步发展，努力将民具的研究与未来社会的发展、健康、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活方式的建设相结合，民具研究正呈现出主题日益开辟、资料积累逐渐增加、研究也在进一步向着新的深度发展的可喜趋势。五、关于中国民具研究
40、的文化定位综上所述，中国民具研究的基本定位，是将民间生活实用器具的研究与人类文明、人类生活方式的研究联接起来，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纳入一个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更为健康的轨道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更多地向各国学者们学习；1996 年 11 月日本成立了一个以传统生活器具研究与现代工业产品、未来生活方式的综合研究为主旨的“道具学会” 。日语中的“道具” （DOUGU）特指从古到今一切帮助人类在生产及生活行为中达到创作目的、使用目的的人造工具、器具甚至装置、设施；同时，它除了作为名词上的意义之外，还有着“规定、约束人类生活方式之道”的语义。这一概念，更像中国学者研究中“造物
41、文化”的概念，因此我曾经设想将此学会译成为“造物学会” 。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性团体的名称当然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所研究的范围与课题所决定的，中国的“民具研究”应当在吸收国际同行的研究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事实上，近十几年来，以著名学者、东南大学艺术学系主任张道一教授为首的一批学人们以“造物文化”的研究为课题，将包括传统工艺、民艺与现代工业设计在内的一切实用器物与工具的发生及发展、造型及功能、审美及文化内涵的研究等课题全面地纳入一个整体的框架，展现了一种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造物文化研究课题的提出，打破了以往艺术研究、美术研究、工艺美术研究、民艺研究与现代设计艺术之间的一些壁障，将所
42、有与人类生活方式相关，与生活中的创造智慧相关的研究融成一个总的课题范畴，同时也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一些以往很少注意的层次与区域，民艺学中的民具研究便是其中之一。笔者以为，中国“道具学”研究的主旨可以在“造物文化”研究的总课题下统一起来，在这一大框架之下，形成以“器” 、 “道” 、 “信”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的整体结构。“造物”是人类行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行为的重要标志，无论什么民族、什么地理区域、什么历史时代，作为人类整体意义上的造物活动从未停止，人类在造物行为中使生命得以继续，文化得以延伸，人类一切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在“造物”的过程中萌生、发展与丰富化；而“广义的工具”的创造则是造物活动中最具关
43、键意义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物质文明从本质上说只不过是工具文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造物活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类一切创造行为的标准与实现可能性的体现，是有形的物质创造与无形的智慧积累之间的接点，因此也是人类经验与智慧物化、定位、进化的重要标志。它既是文明创造的起点，也是文明进步的最终标志。在这样的研究宗旨之下，造物文化研究的课题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开阔的；由此而来的“器” 、“道” 、 “信”的研究则各指向三个基本的研究方向，或者可以成为三个相互支持与补充的领域。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这里， “上”与“下”的一条线，划出了有形与无形、具体与抽象、存在与精神两种哲
44、学范畴，也是描述了构成现实世界的一个基本轮廓，在中国，尽管后来的儒家有“轻器而重道” 、有鄙夷“器”为“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等种种思潮；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偏颇并非就是“器道之说”的初衷，换句话说，从一个完整的哲学认识的结构来看，中国古代造物思想中关于“器”与“道”的划分是完整的、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道具研究中， “器”与“道”的研究代表着两个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研究领域。“器”的研究，是关于道具的“存在论”的研究。造物，本质上就是造“器” 。 “器”正是人们从具体的实用目的出发，以自身所掌握的技能对物质形态构成给予一种规定性的体现。器的形态取决于人们对于物质世界构成的认识程度与创造力所能达到
45、的程度。在古代汉语的“器”中，同时包涵着数种涵义，如“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中的“用” （易系辞 ） ， “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形” 、 “百工，各以其器食之”中的“器” （礼王制 ）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与“器”作为一种物、一种实用性器具的功能、形制、尺度等性质相关的。因此，在古代汉语中， “器”是一个关于物体的存在状态的概念。“器”的存在，尤其是生活器具的存在，因为它的平常与普及，已经到了人们对其视而不见的程度。就如“筷子”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每天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存在，但是关于筷子的形成、筷子的生产、筷子的消费、筷子的资源消耗等问题，却被漠视了，于是就出现了由于劈筷的使用而带来的惊人的
46、资源浪费。关于“器”的存在状态的研究，也是要以新的视角与观点，对道具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方式、理由、逻辑以及它与周围文化因素的关系等重新进行审视。“道”的研究是关于道具的“价值论”的研究。在中国古代造物思想中， “道”是从有形的物质中抽象出来的意义。在中国文化的意义系统中， “道”是最为复杂、最难以用一个准确的概念的词汇，“道”对于“器”的关系，用今天的词汇来说，应当属于一种关于有形物的价值观念的范畴。在古代中国的哲学或伦理学中，并非一切的“道”都为“道” ，也非一切的“器”都为“器”的。 “道可道，非常道” ，道在这里只代表一种“无限” ，一种得到认可的价值取向；而孔子所反对的“器” ，也
47、只是反对拘泥于一种局部的价值判断，所以“致远恐泥，君子不为” ，但绝对不是要人们一事无成；而“道”则是一种对于整体利益关系的把握。 “道”并非一种道德的指标，而只是一种认识世界与真理的方法论；“道”在实质是代表了一种对于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合理形式进行整体思考与评判方法的价值观，所以关于“道”的讨论永远没有结论、也没有止境，但却永远给人以启迪。在事的对与错之间，把握一种辩证的取舍关系，这应当就是“形而上之道” 。老子的“道德经”中，曾经有过“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著名论断。恰好可以理解为一种“道”的把握。在这里， “有”作为一种物质的有形形式，是社会财富的象征，资源占有关系的象征，也是器的
48、有形形式的象征，而“无”却是物质的功能形态、价值形态的说明，是器的无形结构的显示。他在这里所说的“有”与“无”的关系，恰好可以说明“器”的“形而上”之“道” 。 “道”在这里的意义，是指出了人们看不见的价值存在，为人们寻找物的本质展开了一个思考与追寻的方向。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尤其在经济高速成长的时代，器具之“道” ，恰恰被人们所遗忘，二千多年前古代的哲人们已经阐明的“利”与“用”的关系、 “有”与“无”的原理，在今天却不能不再次提出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大课题，因为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已经不能再长时间地承受种种“无道”的破坏了。今天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些现象再次证明：“器”与“道”的关系是不可偏废的，不
49、能理解“道”之所在，对于“器”的真实形态就可能无法理解，而“器”的不为人所知， “道”的存在也就同时失去理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具研究应当是“器”与“道”并重的研究。“信”的研究是关于道具的“文化论”的研究。许多民族在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过与造物与工具相关的神只信仰，如中国的鲁班、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造人的木匠、日本的圣德太子，希腊神话中的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等、连基督教故事中耶稣的养父也是位木匠。在中国汉代的人们称颂古代神话中的造物主伏羲与女娲功德的画像石中，两人手中都高举着象征其造物业绩的工具“规”与“矩” 。这些以不同的方式将“造物者”与“造物行为”为神格化的现象，表示了人类对“造物”之文化意义的认可，同时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下对于这种价值与意义的不同解释。中国的木工工具传入日本，对于日本的木文化产生了众所共知的巨大影响推动，于是在日本产生了作为宗教礼仪用具的象征性墨斗等木工工具，而在其母国中国却并没有发现类似的现象。与此相关的一些差别至今还表现在人们对于工具的态度之中。直至进入现代工业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时代，在对于生产设备投资与开启的方面，日本企业与其它国家的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