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82 美国排华法案必然性的政治经济学解读2012 年 6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以全票表决通过议案，正式以立法形式就 1882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向华人道歉。而在此之前，美国参议院也已就此事通过议案。2011 年 10 月6 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道歉案，就排华法案 向全体美国华人致歉。至此，从1882 年算起，在过了 130 年之后，美国全体华人终于得到了这一姗姗来迟的道歉。尽管道歉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华人也并未因此而获得索赔机会，但对美国这个国家而言，公开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尤其当这一错误损害了美国的价值观），这确实也算是进步。但是，对美国政府就排华法案道歉这件事而言，中国国
2、内的很多媒体和舆论却表现得有些过分“洋洋得意”。笔者对此的感觉是，这不但不甚明智，甚至还颇有点“弱智”。譬如，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就这样评价美国就排华法案道歉一事：所谓“弱国无外交”，美国排华潮涌动时清政府也曾交涉，但交涉也没用。因此，美国的道歉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说明现在华人的力量壮大了，再也不容小觑。尤其，“到现在，美国共有 400 万华人，是亚裔移民中的最大族群。这些华人移民有的来自中国内地，有的来自港澳台地区，有的来自东南亚国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掌握的技能、拥有的财产都有明显的提升”。仿佛自信满满，潮龙起教授如是解释道。看到国内很多对于美国政府就排华法案道歉一事的类
3、似评论，笔者却没有感到那么多喜悦。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不应该道歉。毫无疑问，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针对某个民族而通过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法案。在某种程度上，排华法案可被看作为民主政治机能失败的产物。这同因宪法解释模糊不清而引发的黑奴问题及此后的美国内战颇为类似，排华法案明显违背了美国基于人权理念的立国思想，体现出人性的脆弱和人权的失败-这当然也更是美国梦的失败。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美国是否应当道歉。但笔者以为，道歉虽然面子上很好看，但关键之处却更在于冲突的根源。如果看不清这个根源，只感到洋洋得意和面上有光，那恐怕还无宜于问题的改善。排华法案的历史所谓排华法案，是指美国官方于 1882 年 5
4、 月 6 日签署的一项法案。它是根据1880 年对 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修订而制定的。条例的修订内容，允许美国政府暂停入境华人移民，美国国会很快就执行了这一决定。该法案在十年间拒斥所有华人劳工于美国之外。其在 1884 年的修正案，更强化了允许先前到来的入境移民离开美国和回国的规定，同时阐明：该法适用于一切华人-无论他们的国籍为何。1892 年，该法案由基瑞法案（Geary Act）延长十年，到 1902 年更被取消了时限。法案被 1943 年通过的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后者允许每年 105 名华人的入境移民限额，然而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并没有随之到来，直至 1965年的入
5、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Services Act of 1965）的通过。通常认为，排华法案是针对大量华人因中国内部动荡及有机会得到铁路建设工作而迁入美国西部所作的反应。它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虽然该法案在很久之前已被废止，它长期以来却是美国法典的一部分。其第 8 篇第 7 章题名为“排除华人”（Exclusion of Chinese）。它也是第 8 篇（外国人和国籍）的 15 章里完全针对一个特定国籍或族群的唯一的章节。回顾历史，华人是在 1849 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中开始大量进入美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在太平天国
6、运动后陷入贫困的华南，找寻他们的财富。起初，华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接纳。然而当可获取的金储量缩小，淘金竞争加剧后，美国当地居民对华人的憎恶也随之加剧。美国本土团体声称，“加利福尼亚的金子是美国人的”，而后开始对外籍淘金者进行肉体侵害。华人们在被强行驱逐出金矿之后迁入了城市，主要是旧金山，从事薪酬劳动和仆役。随着美国经济的衰败，针对华人的憎恨被州长约翰彼格勒（John Bigler）加以政治化，他将美国的不幸归咎于华人苦力以及那些在 1864 年和 1869 年间签约建造中央太平洋铁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的华人劳工。显然，华人移民并不只是给美国带来利益，他们在 1
7、9 世纪 70 年代更是成为了替罪羊。华人群体被认为带有不道德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习惯通过压低工资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但华人也是群体暴力的受害者。且不论 1868 年的柏林盖姆条约，1882 年的法案本是临时性通过的，可是到了 1902 年却成了永久性的。从 1910 年到 1940 年，设于今天在旧金山湾的天使岛国家公园（Angel Island State Park）的天使岛移民站（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是数以十万计的华人移民的处理点，在那里约 30%的华人移民被遣返中国。但需注意的是，当时并不是只有美国曾通过排华法案，加拿大政府也曾有此劣迹
8、。加拿大各级政府曾尽力阻止华人移民到加拿大，联邦政府在 1923 年（民国 12 年）通过了排华法，在同年 7 月 1 日执行。这个法案规定除特殊情况，所有华人都不可以进入加拿大。1923 年华人移民法案 里容许进入加拿大的华人是：商人、外交官员、留学生，或“特别个案”（前加拿大总督伍冰枝的家庭就是用了这个例子在战时移民到加拿大）。而且，这个法案不是局限于中国公民，即使是有英国籍的华人，也同样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因为排华法开始执行的日期和加拿大国庆的日期是一样的，所以当时的在加华人都称国庆日为“耻辱日”，而拒绝庆祝加拿大国庆。鉴于在加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加拿大联邦政府于 1947 年（民
9、国 36 年）5 月 14 日废除了排华法。然而，加拿大在 1967 年才开放移民政策，让华人用“独立移民”身份移民到加拿大。此后，到 2006年 6 月 22 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保守党）在国会举行正式“道歉”仪式，平反华人移民法案，并宣布将对尚存的受害者及亲属进行“赔偿”。总理用广东话（最多加国华人说的语言）说出道歉，据称让许多年纪较长、受过苦难的加拿大华人潸然泪下。排华的具体原因其实早在美国政府正式道歉之前，排华法案就早在实际操作中被废除了。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中国作为盟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排华法案问题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1943 年 2 月，延
10、续了 60 年的排华法案便被废除。罗斯福总统曾将排华法案称为“历史性的错误”。但我们若仔细研究历史，就会发现问题不这么简单。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美国的政治成熟度和包容力应当算是全世界的最佳样板，那么，为何在美国国会进行讨论时，能够以多数通过后来罗斯福所谓的“历史性错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纠错力和包容力，为何会实效？伍德罗.威尔逊曾任美国总统，他是民主党人，富于理想色彩，并不算是美国的保守派。在美国制定内外政策的历史影响中，威尔逊总统一般被看成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流派的开创者。关于美国排华法案一事，读者可以参考一下威尔逊的评论（参见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一书）。在 1912 年 10 月，
11、威尔逊总统曾就加州宅第法案引发的亚裔移民问题，置信旧金山前任市长詹姆斯.费伦。在心中，威尔逊声称：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苦力移民问题，我赞成国家的闭关政策。整个问题不是种族的同化问题。我们不可能从一个不愿与高加索人混合的民族得出一个同种人口。他们以劳工为生的低劣生活标准，将要把白种人农民挤走，在其它方面，他们也将证明是工业上的严重危害。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要求我们的人民有教育、才智和爱国心；而国家应保护他们免受不公正和不可能的竞争。联合起来的劳工是满意自得的基础。民主依靠于公民的平等。东方的苦力主义是需要我们解决的又一难题，而我们确实是得到了经验教训。当时，美国加州法案的议案中也带有歧视性条款-“外国
12、人没有资格成为公民”，这是当时引发日本人仇恨的根据，也是通过的议案中的危险之处。尽管这一议案并没有排斥日本人进入美国。由此，笔者在阅读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像威尔逊这样的美国开明政治家，也并没有一边倒地站在当时的华人（日本人）或更广义的亚裔一边？如果当时华人或日本人的主张确实是正确的，如果制定类似法案明显会损害美国的立国理念和价值观，为什么像威尔逊这样极具远见的政治家，却也没能站在历史中正确的一边？历史的纠结从美国输入华工的历程来看，在早期美国却似乎很热衷于输入中国移民，这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将华工作为自由劳工来阻止奴隶制度在美国的扩大”。在1877 年刊布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
13、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书中，由旧金山各大华人公司所聘的法律顾问傅烈秘律师，就站在支持中国移民的立场上就华人问题作证说：如果你们查阅一下当时美国国会的记录，你们可以看到那时的政治家们一致用强有力的言词，鼓吹美国应当取得一部分对华贸易，也应当把中国人引入美国西部，去开发我们新得到的广大领土。他们早已见到，有了来自中国的入境移民，就可以不输入黑人奴隶，避免奴隶制度扩大到我们的新领土上。后来一个以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用五百万元津贴太平洋邮船公司。（参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 3 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5
14、2页。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出此报告书。）正因为如此，当时那个年轻的美国非常欢迎外来移民，尤其鼓励中国移民进入美国西部。在 1861 至 1865 的美国内战期间，美国青壮年纷纷上前线作战，本土劳动力开始匮乏，无论是后方生产或西部开发都急需外来劳力。这一时期美国东西大动脉太平洋铁路的修筑主要就是依靠中国与爱尔兰的工人。然而，好景不长，到了 1870 年代，美国却开始变得不再急需中国劳动力，而中国人仍在大批涌入美国。这时，美国社会就掀起了排华浪潮。排华势力所想寻找的借口之一就是，中国人是否以自由人身份进入美国？美国社会开始滋生出一股排斥华工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华人最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州，排华
15、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从美国西部蔓延到其他地区。1863 年美国开始修筑第一条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雇用了大批华工。美国内战结束后，退伍士兵大批加入到铁路修筑工程。1869 年太平洋铁路最后完工，参加铁路修筑的包括中国人、爱尔兰人在内的广大工人开始面临失业。而这时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移民出现两种态度，一种反华排华，另一种欢迎华工。但这种态度却并非按阶级阵营区分：劳工站在劳工一边，资本家则仇视一切劳工。事实是，欢迎华工到来的多为美国资本家，因为华工特别勤劳刻苦，是难得的廉价劳动力。而当时广大贫穷的美国工人，由于觉悟与认识所限，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外来华工的竞争。加利福尼亚州机器匠协会主席韦恩在美国国会参众
16、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反映了当时美国劳工的一般态度。他说：中国人入境和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已经为我们造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富人的大多数需要廉价劳工，以使他们的车间和农田里的生产能获得最大的发展，因而使他们获得最高的利润。而人数更多的穷苦人，经不起这种远在美国工资水准以下的劳工的竞争，陷入更加穷苦的境地。中国人在此地作工所造成的趋势是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在美国的富人与穷人之间造成一种意见冲突。 我认为美国国会应当为美国的穷人、作工的人和种田的人着想，采取立法行动限制中国人入境，以减轻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对穷人的收入所产生的压力。美国劳工联盟当时拥有美国工人运动的
17、领导地位。劳工联盟从一开始就主张排斥华工。1901 年，美国停止华工入境的法律即将于 1902 年满期。劳工联盟为此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竭力主张迅速制定新的排斥华工法律（注：伊莎白拉勃克莱：美国劳工与中国移民，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 7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11 页。）。紧接着，美国社会党继承了排斥华人的事业。在 1910 年美国社会党全国大会上，中国移民入境问题占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大会的多数派意见认为：我们主张无条件地排斥中国人、日本人、高丽人和印度人。我们并非为了种族本身而排斥他们，而是因为这些人民所占有的各部分地方已经远远落后于一般工业发展这样的一个明显
18、的事实。“（注：伊莎白拉勃克莱：美国劳工与中国移民，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 7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12 页。）就在中国移民大批涌入美国之前不久，美国社会也曾一度强烈地排斥过爱尔兰移民，就像后来排斥华人一样，其原因也是认为外来的爱尔兰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爱尔兰人与当时多数美国人在人种上是一致的，都是白种人，但他们同样遭遇反对，而遭反对的原因却与黄皮肤的华工一样，那就是：他们是外来劳工，他们的大批到来对美国本国劳工构成竞争威胁。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特别联合委员会，在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后，于 1877 年发布一份报告书，首先肯定了美国西部由于得到廉价华工而迅速发
19、展，资本家则大获其利。接着谈到问题所在：“本委员会发觉劳工们和工匠们，也许是毫无例外地一致反对中国人涌入。因为严酷的经验证明，美国工人因中国人入境而陷于失业，并因中国人入境而难于获得足够维持像样生活的途径。”“中国人把工资水平降低到白人男子和妇女不免挨饿的程度。”19 世纪美国工业飞速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后来居上，到19 世纪末，不但经济发展位居世界第一，工人工资与生活水准也遥遥领先。而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生产还是社会生活，都相对落后，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美国。来自中国广大农村的贫穷华工，在美国得到的工酬虽然低廉，却已高于在国内的收入。他们汇款回国用以维持家人生活的开支，远低于美
20、国工人平均生活水准所需要的费用，因此能够接受低工资待遇。这就是华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比美国工人更具有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的社会经济原因，当代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夫认为，美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不对移民加以限制 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是美国的雇主们利用外来的劳工来加强他们在劳资纠纷中的地位。他们招雇外来的劳工以破坏罢工，又以低于一般水准的工资来雇用外来的工人，这便使本国的工人不满，而导致示威及其他破坏秩序的行动，表示他们对于新来的人怀有可悲的恐惧，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对于移民加以限制的明确要求。”（注：S.B.克拉夫、T.F.马伯格： 美国文化的经济基础 ，三联书店 1989 年中译本，第
21、224225 页。）通过上述介绍，大家大致可以看出美国排华法案得以出炉的大致过程。然而，上述一些研究文献对于美国排华问题的表述，却没有指出最关键的要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尽管爱尔兰移民也成为过被排斥的对象，但美国毕竟没有出台过针对他们的排斥法案。这里的根源在于，华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无法同美国的主流生活方式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相融合。比如，华工可以忍受极其低廉的工资，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忍受超负荷的工作，而且还可以将低廉的薪水寄回大清国的家庭来维持家人的生活。这样一种“低姿态”，导致包括爱尔兰移民在内的美国劳工，根本无法同华工进行竞争。此外，华工只知道闷头干活，取得低廉工资，他们对美国社会
22、漠不关心，对于推进工会运动和民主代议制没有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华工大量涌入，美国的工会运动将会停滞，劳资谈判无法展开。更由于华工不关心政治，美国的民主制度也等于形同虚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有美国人提出议案，最终层层推进，导致排华法案的通过。当然，在排华过程中美国甚至出现了多次针对华工的暴力行为，这是绝对不应当出现的行为。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当时的制度条件和历史背景之下，美国排华法案的出炉有其必然性。尽管它破坏了美国的价值观，但同引发美国内战的黑奴问题类似：它反映出在美国当时的制度条件和历史背景中，确实出现了某种无法以内部自洽方式来正常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整个事件
23、的过程，简单因为美方道歉而欢呼雀跃甚至自信满满就是非常肤浅的态度。华人群体应当做的，恐怕应是去充分反思和汲取历史教训，也更深入地思考排华法案的整个历程。毕竟，自由、民主和人权并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而难免都是人类社会进程的产物。任何冠冕堂皇的政治理念，也都只能在现实、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加以实现。离开了微观的背景和利益的纠葛，任何完美理念都只能是空谈。那么，透过排华法案，我们应该看到那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先入为主进行理念优先的道德化裁决。如今美国政府为排华法案道歉，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洋洋得意。我们必须注意到，制度的条件和历史的背景究竟发生了多少变化？问题究竟有没有解决？这才是思考的要点。“昂纳克寓言”秦晖
24、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昂纳克寓言”，它很有助于我们理解相关的问题和冲突。“昂纳克寓言”，源于秦晖先生在访问欧洲时，同德国学者会面后所提出的一个寓言。埃里希.昂纳克是前东德的领导人。在两德统一以后，他逃亡到苏联，不久被引渡遣返回德国，被控告叛国罪及其它罪行。由于他患有癌症，所以最终被释放，后于智利逝世，享年 81岁。秦晖先生大致是这样表述这一寓言的：假设时间回到 1989，柏林墙还存在，社会主义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还在。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先生，突然大彻大悟，对市场经济发生浓厚兴趣。他决定打开国门，引进西方资本。当然，前提是东德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允许商品卖过去。这样，昂纳克先生可以用专政手段
25、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像土地，你看中哪块就可以给你，而工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财产，你想拿就拿，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国家财产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 -当然也可以给一部分西方来投资的人 等等。秦晖先生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西方资本会一窝蜂跑到东德来，把东德人当农民工用，然后把生产的产品卖到西方去。而东德的商品、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可以把西德的产业和制造业全部替代。当然，代价是东德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血汗工厂，环境污染。那么，西德会碰到什么状况呢？秦晖先生认为：通过这种比拼人伦底线的“竞劣”方式，西德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会完全崩溃。首先，工会要垮掉，福利也瓦解
26、，整个 100 多年来建立的所谓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将荡然无存。因此，为顺应这一形势，西德只能有二个选择。第一，是西德人搞自己的柏林墙，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进来，也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或把自己的投资管住，资本不许出去。但这样做，在道义上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这套自由贸易制度本来正是西方倡导的，这是西方的价值理念，这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破坏了自由价值观。第二，如果不修柏林墙，西德只能把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就无力同东德竞争。因此，为了维持西德的竞争力，那么西德公民的福利和自由状况都得要大幅下降-这也就像是劣币驱逐良币，西德只能像东德看齐。然而，秦晖先生进一步指出：如果西德真的做到这一点，那
27、就相当于西德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社会制度上西德已经向东德学习。因此，西德在现行体制中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不管是自由，还是福利的减少，都会在西德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妨看一下近期的欧盟猪国：福利减一点，马上就有人上街，闹得天翻地覆-就更不用说想引进东德的专制制度。如果西德领导人硬要这样干，西德就会发生社会动乱，果真如此，东德就有可能采用强制手段来实施统一。通过这个寓言的表述，秦晖先生在最后实际上是指出了，很显然地，像假定的这种东德吞掉西德的状况，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打败自由资本主义，更不是斯大林主义打败了自由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野蛮资本主
28、义打败了民主社会主义。据称在欧洲访问时，秦晖先生最后曾追问德国左翼政党的领袖莫德罗先生（据称他认为“中国模式”很值得德国学习）是否乐见此种情况出现？问莫德罗本人有没有考虑过学习“中国模式”的后果？莫德罗回答说：我们不会这样做。秦晖继续追问：如果这样做，你认为结果会怎么样？莫德罗想不大明白，还是回答说：我们不会这样做的这也就是昂纳克寓言的由来和大意。深层的启示言简意赅地，笔者在这里概括一下，秦晖先生的“昂纳克寓言”其实是在警示我们：正如北岛的诗作所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专制的资本主义体制真正可以瓦解自由民主社会。这个看似简单的寓言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它真正指出了在全球
29、政治经济结构中导致政治经济不平衡的一个核心问题：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诉求，同全球民族国家的边界壁垒之间，仍长期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由于资本具有不停追逐利润的价值取向，而在现实中民族国家间仍存在着众多壁垒，劳动力和移民的自由流动却大大受限，这种冲突的不断积累，也就加剧了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间的碰撞。这在实际上，可理解为韦伯的“诸神之争”，或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也正如我们在美国排华法案出台过程中所看到的，美国本土资本家和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追逐利润，非常乐于引入华工，因为这样做可以大大压低工资成本，加快利润和资本积累。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若不能制衡这些资本家强势群体，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就必然会失
30、败。这就如同秦晖先生在“昂纳克寓言”中所指出一样，良性的制度基础将会崩溃，或者发生完全的改变。而这是美国人所无法承受的代价。在有限的选项中，美国人面临了两难：一方面，以准种族主义方式排斥某些群体，这会极大损害美国的价值观；然而，另一方面，若不设限地接纳某些会严重破坏美国价值观的因素，美国也将不再是美国。笔者不禁揣测：这种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恐怕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像威尔逊（甚至还包括罗斯福）这样的伟大政治家，都无法毫无保留地站在亚裔工人一边的缘由。而这也充分体现出“昂纳克寓言”及排华法案所带给我们的深层启示：在当今这样一个日趋全球化的时代，生活方式的差异，价值观的冲突，乃至“文明的冲突”，究竟有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解决平台？无论如何，如果结构性的障碍仍然存在，如果问题的解决仍然困难重重，那么简单因为排华法案获道歉而欢欣鼓舞，盲目鼓吹民族自信，这将是非常肤浅的态度。因为那个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早已预埋潜伏于这条充满风险的全球化道路之中，只是那冲突最终不可调和的一天，尚未即刻到来而已。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去关注冲突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或盲目乐观。充足的自省和反思力，才是有可能帮助人类解决这一冲突的真正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