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人脸面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人格(personality)英文一词的拉丁文本义是面具(persona)，但西方人格上的诸多研究已越来越远离了它的原义。只不过无论西方人格理论如何发展，用它们来解释中国人的脸面观，似乎都没法说到点子上。如果我们坚持用人格或面具来研究或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和关系特征，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到中国人的什么特点，也许只能通过他们的量表来看出不同文化中的人的得分高低，而当我们用“脸面”一词来概括、描述和分析中国人的性格和关系时，便可以发现它非常地恰如其分体现了中国人性格的关键和精髓。i1近百年来，许多学者曾用这一概念多次总结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特征。但遗憾的是，这一概念的提出更多地
2、是被感受和感悟到的，而不是被清晰地分析和研究出来的。这不仅是因为过去关注它的人文学者远比社会科学家多，其含义难以明确界定，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概念自身的复杂性，造成大多数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现象描述、归纳陈述和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而缺少对它的理论探索和框架性的把握，从而导致许多经验研究没有触及到它的根本意义，甚至失去了研究的方向。本文在此则希望能尝试建立一个具有解释的模型。一、共识中的困惑“面子”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或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这一重要现象自然会引发学者(主要是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自 19 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Smith)在其轰动西方一时的中国
3、人的特征一书中把它看作是中国人性格上的第一特征起，ii2关于面子研究由此拉开了序幕。鲁迅当时就因为受此书的影响而认为“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iii3十年之后，林语堂在他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一书中以极为相似的观点认为，“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three Muses)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中国人正是为它而活着云云。iv4在西方学术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Weber)曾对此提出过重要见解。他在儒教和道教(1915)一书的结论中指出：儒家所强调的面子会导致人们缺乏普遍的信任感和所有的企业活动，v5这一观点促使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在社
4、会行动的结构中认为，儒学只关心现世行为和一个好名声。vi6 70 年代以降，斯多弗(L.Stover)在中国文明的文化生态学中进一步体会到，“面子”是解释中国人诸多行为的关键。vii7而美国社会学家赛林(M.Thelin)又在研究中指出，中国人的价值观包含六个方面， 即家族主义、尊老、人情主义、礼貌、脸面、男性中心，他认为其中的脸面居于核心(the most central)。viii8就连美国的心理学家多米诺(G.Domino)等在总结中国社区心理学发展历史和现状时也要指出，在控制中国社会的五种社会力量(扩大家庭、政府职能、孝、脸面和道)中，脸面规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及人际行为。ix9至此，我们
5、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何友晖在提出亚州文化特有的六个关键概念中，中国所占的三个概念里面就有一个是面子。x10近来，金耀基再次强调：“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 文化概念。”xi11可见，研究中国社会 文化 心理的海外学者可能在许多看法上不甚一致，但在面子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之重要性的问题上却相当一致。雷丁(S.Redding)和恩格(M.Ng)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在考虑东方社会和脸面相关的价值观时，重要的一点是，每一个案都表明它是核心要素，通常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边缘的或附带的对行为的影响”。xii12然而，对其重要性上达成的共识并不等于对其理解上的一致。面
6、对这一如此关键的概念，中外学者一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早企图解释这一概念的明恩傅认为，它很像南太平洋岛上的土著禁忌，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将之归结为中国人具有很强的表演天性(dramatic instinct)。xiii13鲁迅承续这一观点，认为它不愧为是中国人的一种做戏的本领。xiv14轮到林语堂界定时，他却一再声称举例容易，下定义太难，只能说它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xv15直至 40 年代，中国早期留美的人类学家胡先晋(Hu，Hsien-Chin)开始从学理上对脸面分别施予了学术上的定义，认为脸和面子应该指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其中脸涉及的是中国人的道德品质，面子指的是由社会成
7、就而获得的声誉。xvi16在此之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E.Goffman)在论面子的运作一文中对这两种含义做了合并，认为胡氏等人所说的中国人的面子是人类一种共有的心理现象。它是指在某一特定的交往中，个人对他人也认可的一种共同行为准则的遵循。如果一个人遵循了这一原则，他就会得到自己和他人的肯定，这时他就可以说有了面子。xvii17戈夫曼的这一定义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少西方社会心理学家都按照这一定义来设计他们的实证研究，也出现了后来的印象整饰理论。时至 70 年代，香港心理学家何友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论“面子”观一文。作为一个对中国人的面子内涵深有体会的华人学者，他否
8、认了上面的定义。例如他对胡先晋的定义提出的批评是，脸和面子不应该以有无道德上来区分，也就是说，脸和面子两者都含有道德和声誉;面子也不是行为准则，因为它的获得和失去不是能通过一致性的行为标准来衡量的，而带有较大的灵活性。借此他还否定了很多其它的说法，诸如面子不是人格、地位、尊严、荣誉及威望等。最后他提出面子是个人要求他人对自己表示尊重和顺从而得到的相应评价。xviii18本文在此无法对上述定义作逐一评议，只想强调的是，从目前研究上看，已少有人再延循胡先晋的思路在概念上对脸和面子作区分，只有金耀基在面子研究中区分了“道德面”和“社会面”。xix19因此，尽管上述的研究对深入理解面子的含义具有重要意
9、义，但从根本上看，把脸面合并，甚至混为一谈将会给理解中国人的脸面观研究带来误区。目前已有实证研究显示出中国人对脸和面子的理解上的区别，xx20 只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解释清楚这种区别在哪里。二、脸面观的同质性结构我认为，要解释清楚脸面的内涵，得先从分析脸面的语义着手。其实，“脸面” 不过是中国人对某一重要心理与行为的一种转喻说法。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就可以发现中国人所谓的“脸”或“面子”的含义是从人的面孔意义上引伸出来的，其痕迹在“颜”、“颜面”(无颜见)和“面目”(有何面目见)等词中可以看出。引伸之后，它们已不再指人的面孔本身。由此，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先找出汉语中和脸面引伸涵义的相同表达法，
10、以便能从侧面看出其中的涵义。众所周知，在日常表达中，“争脸”、“争面子” 和“争光”、“争气”同义;“丢脸”、“丢面子”和“丢人”、“丢丑”、“失体统”、“失礼”等义相近;“看在的面子上”和“看在的(情)份上”同义;“无脸见”、“无颜见”和“羞见”词义相同;脸面又可以说成“情面”和“情份”;“不要脸”等于说“无耻”;“赏脸”、“给面子”等于说“抬举”或“捧场”。结果可以大致得出：中国人所谓的“脸”通“光”、“气”、“人”、“丑”、“体统”、“羞”、“耻” 等;“面子”含有“份”、“情”、“捧”、“举”之义。由此一来，我们发现，“脸”和个体的行为关系较大，它所集中体现的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而“
11、面子”和社会互动关系较大，它所偏向的是互动的双方所处的关系状况。这点正符合汉字“脸”和“面”本身的常用法，在汉语中，“脸”在字义上只表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而“面”除了此义之外，还表示关系，即有当面、面对、面谈的意思。可以说，“面”在汉语中可以包含“脸”的含义，但“脸”不包含面的含义，这就是脸和面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实质。如果将这一语义分析带入心理与行为层次，脸和面子的关系正如同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一样，有社会行为，才会有社会互动，有了社会互动就包含了社会行为。但包含并不能取代，既然两者之间有所区别，就应该对其分别加以界定，并深入理解这一区别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意义何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定
12、义：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这两个定义的要点是(1)脸是指个人的形象和表现方式，(2)这种形象以其所处的社会圈为依托，即脸的争取和失去由该社会圈来认定，(3)一旦对脸的评定出现，也就是面子的出现，(4)正向的评定就是有面子，负向的评定就是没面子;给面子是指无论个体是什么形象，都给予正向评价，不给面子是指无论个体是什么形象，都给予负面的评价，(5)一单位体无论有无面子，都存在程度的差别，如很有面子，有点面子，没什么面子及很没面子，由此在他人的心目中产生地位上的排
13、列。从上述这两种定义中，可以进一步发现，脸和面子的资源略有不同。作为个体印象整饰的资源，所拥有的是气质、性格、能力、知识、道德、风度、外貌、装束、言辞等，而作为由关系产生的心理地位资源，则包含家世、身份、地位、名气、职务、权力、金钱、世故、关系网等。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的印象整饰理论是在脸和面子被译成英语中的一个词face 的基础上来加以建构的，它在该理论中既指个人的印象整饰，又指在他人心目中建立起的心理地位。这两者隐含的是一个一致性心理与行为方式。这一假设实际上和西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观相吻合，因为在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系统中，个人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和具有脸
14、的资源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他和他人关系的建立和获得面子资源的多寡(见图1)。 社会互动 人 脸 面子 关于 格 形象 心理地位 建立 连续统图 1：脸和面子的统一体关系这是西方人做人和做事的出发点，表明如果一个体自己先获得脸的资源，他就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具有了面子资源;如果他自己不具备脸的资源，也就相应地得不到面子上的资源。三、“关系”对脸面同质性的影响脸和面子既然是一个同质的概念，也就无需分开讨论。事实上，戈夫曼对面子的研究及赖以建立的戏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都是把这两者合在一起讨论的。但这种分析框架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而言就很缺乏解释力。中国社会从价值层面直至现实层
15、面都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的社会。xxi21由于中国人的做人重心落在了关系上，我们就会进一步发现中国人的脸面观也相应地落在面子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把面子和人情相提并论，而不把脸和人情相联系。这样一来，一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中国人重视“关系”会造成原先统一的脸面观上的异质化。那么这种异质倾向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一是中国人在交往特征中的重情轻理倾向;二是中国人在关系格局上所采取的特殊主义，三是中国人礼尚往来中的形式主义，下面我对此做分别的分析。我会在本书后面的“中国人际关系模式”一文中会详细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样式就是人情，也就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
16、和儒家伦理的规范下发展出来的一种带有社会交换性的社会行为。由于农业社会的土地不能移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造成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第一要务是要考虑怎样来保证人际关系的稳定和和谐。而这一保证又因人情中的血缘关系和儒家伦理的影响而倒向重情抑理。因为“情”字的内涵是义，是适宜，是和气，而非利，而“理”字往往包含利益、是非、章程、真假和道理等，这些显然都有违前者的实现，正如韦政通所说的：以家族为中心的伦理，特别重视的是“情”，情是维系伦理关系的核心，“家和万事兴”、“和生于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因在家庭范围之内用讲理的方式是不适宜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隐，是为了怕破坏父子之情。在
17、中国文化里，情与理不但非对立，理就在情中，说某人不近情，就是不通理，不通情又远比不通理为严重。儒家坚持爱由亲始的等差之爱，就是因为这种爱最近情。人与人之间，若能“动之以情”，可以无往而不胜，若坚欲“说之以理”，那就是跟自己找麻烦。这种情形到现在我们的社会里仍很普遍。到现在仍可以常听到“国法不外人情”。这样特别重情的伦理，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狭小而孤立的环境里，是产生不出来的。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仅在人际关系中偏重“情”，而且还把情建立在家的基础上，即以“亲亲”为中心。故中国人不但讲人情，而且还把人情分成亲疏远近，构成了人情上的特殊主义。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家并非一个小家，而是一个可以用
18、亲属关系表明的大家。传统社会中的“五服”虽是一个重要的界线，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并不以此为限制，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乡里，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都可以被称为一家人，所谓“一表三千里”、“五百年前是一家”等都是中国人喜欢用来拉近人情关系的用语。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概括了这一特点，指出中国的这个“家”字最能绅缩自如了，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地可绅缩的，大到数不清，不但是天下可成一家，还可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xxii23由人情建立起来的网络对面子的影响就在于一个人必须时时注意他和每一个交往者的
19、特定关系，以决定其情面施与的范围，鲁迅在说“面子”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亲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佚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鲁迅评价说：“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xxiii24从我在上面的定义来看，中国人看重
20、了面子就会出现不管自己是什么的可能，这时的要不要脸的问题已无足轻重，关键是证明自己有没有面子。这同时也说明，自家人不但具有亲缘性而且还具有认同性，只有亲缘性，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足可见情面操作上的灵活性及其难度。“情”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还受“礼”的引导和规范，这一特点带来的结果是人与人在礼貌客套上的相互牵制，并导致人情形式化，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交换方式，如中国人常有“送人情”或“送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人情”已不再含有“亲者之情”，所谓的“礼”也不带有“长者之尊”，而仅体现出中国人际交往方式上的形式主义。因此，人情的形式化在本质上是因为礼的形式化。礼对情的规定导致了人情不再是真实的情义或
21、心愿，而成为一种“表示”，一种象征，意即明恩溥所谓的“戏”。鲁迅对此更有感触，他在马上支日记里写道：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许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象，也仍然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人情的形式化使得交往的双方已不顾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也只强调面子上是否过得去就行。这种意义上的面子已完全和脸的含义相分离了。四、从脸面的同质性走向异质性以上三点证明了中国社会中的人情对脸面同质性的分化作用。 其影响表现在中国人不再倾向于通过自
22、我的形象来获得他人的心理地位，从而导致中国人不但在脸面心理与行为中偏向面子，而且还造成了脸和面子的分裂。这意味着，中国人的做人重点已不落在自己的人格与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以他人为重或表面应酬上，即处处考虑情面。正如杨国枢所说在他人取向下，传统中国人对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别敏感，老是要顾全“面子”，要有“脸”，希望在他人的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同时，也希望与其他的个人(不限于家族以内的家属)维持和谐而良好的关系，而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为了达到此一目的，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情况下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即使前后的交谈不相一致，甚或互相矛盾，也在所不惜。换句话说，为了在不同的情况下与不同的人都能保
23、持和谐的关系，常不得不说有违自己真实意见或感受的话。这段话虽然没有区分脸和面子的含义，但实质上已表现了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对脸(自我形象)的放弃，或者说，在中国，一个人并非要以形象(脸)的建立为起点来获得心理地位(面子)，反之，一个人获得心理地位也不一定要靠他形象上的建立。结果，中国人处事原则是形成心理地位重于树立自己的形象(见图 2) 社会互动 人 脸 面子 关系 格 形象 心理地位 建立 连续统图 2：脸和面子的反向关系模式由此，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所讲的做人不是指自己的表现如何，而是指自己关系建立的如何，或者一旦有了关系的建立，就意味着自己是谁并不重要。但从更完整的角度来看，脸和面子通过一个
24、四分图来表现，可以将中国人性格类型均包含其 有脸 无面子 有脸 有面 (异质性) (同质性)取向 无脸 无面子 无脸 有面 现 实 取 向图 2：脸面四分图模式此时，图 1 和图 2 的模式只成为上的第一种和第四种类型，也是儒家力图塑造的君子人格及其理想和极力鄙视的混事之徒，前者体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内圣外王”的统一以及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希冀。但这一切不过是理想而已，诚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两千三百年之间， 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曾一日得行与天地之间也。”xxv27而第四类人恰恰是带有圆滑且痞性的人，他们非但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而且为
25、人圆滑，有手腕，善于见风使舵，会奉承、会巴结，会弄权术等(大陆语，“能混”)。最能显示出相反类型的正是第二类人，他们属于那种刚正、铁面、讲原则、讲理想、讲骨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而又得不到面子之人(大陆语，正派人)，他们在社会中常被讥讽为“不通人情世故”、“不通情理”、“做人太认真”、“太正经”或“不会做人”等。这类人在中国古代称为“方人”。桓宽的盐铁论论儒上提及“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王充在论衡状留篇中也说：“贤儒，世之方物也。”可见，儒家在“脸”上下得功夫越多，反而越得不到面子。余英时曾在文中提及“胡适在日记中曾引沈从文小说的中话：你要想成功，便得痞一点，接着他说：我不能痞，所
26、以不能弄政治(大意如此)。”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类人的较量是在是方与圆的较量。钱钟书对这两类人进行了比较当世俚谈亦乎古板不合时宜为“方”(square)，皆类吾国唐宋之言“方头”，如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 “有头强方心强直”，又全唐诗辑陆氏段句：“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萱衣”;罗隐堠子：“未能惭面黑，只是恨头方”;朱熹朱文公集卷二与宰执劄子:“意广才疏，头方命薄”;侯鲭录卷八：“今人谓拙直者名方头”;缀耕录卷一七:“方头乃不通时宜之意”董仲舒士不遇赋:“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按“轮转”喻圆滑，即楚辞卜距:“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王逸注:“转随俗也，柔弱曲也，润滑泽也。
27、”巧宦曲学，媚世苟合;事不究是非，从之若流，言无论当否，应之如响;阿旨取容，希风承窍，此董仲舒所斥“随世而转”也。以转为用，必以圆为体，惟圆斯转矣。又在其散文谈教训一文中借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一剧中的一句王子骂他恋人的话(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来讽刺假道学(即第四类人)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而“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xxviii30但谁又能否认这种“美容术”在中国却很吃香呢?当然，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上看，脸和面子的异质性也并不总是对立的关系，它们的不一致性可以体现在中国人在“脸”上所具有的资源被
28、社会圈里给面子的人无限的夸张，致使“面子”无限制的膨胀，而远离或背离了同质性上的脸面观。如把中国曾获得世界跳高冠军运动员的“一跳”说成是“中华的腾飞”或把中国排球比赛的胜利者说成是“中华之光”等。反之，一个体在获得“脸”的资源时的失败或失误也不仅意味着自己不再有“脸”，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圈里给他面子的人是否也还有面子，于是任何一个欲图争脸的人都要有给面子意识，否则争到了脸也无意义。中国乒乓球女将何智丽在汉城奥运会上不顾这一点，结果争来了 “脸”，但却丢掉了“面子”。最后，再来看看第三类的同质性者，他们因脸面资源均不足而处在社会的底层，但追求脸面的欲望也最强烈。中国历史同中国人开得最大玩笑就是很
29、多未来面子最大的人是出自这些既没有脸也没有面子的人，这也许就是李宗吾发明的“厚黑学”xxix31的意义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无脸面者(边缘人物)，反而能进入或占据社会重要地位，而原来在社会上具有文化品质的分子反而处于边缘地位。综上所述，中国人脸面观中的内在紧张性实质是儒家价值文化和中国现实文化之间的重大差距造成的。儒家在理想上想把人塑造成脸面观上的第一类人，但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成为一种人格理想，而其实际作用却是造就了接受或固守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成为第二类人，并造成了中国人在价值观上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如小人和伪君子)。由于中国人情关系结构上的影响，中国人对价值
30、层次上的认同回到行为层次上后却转向了第四类人，以此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结果，从价值观上看中国人的脸面观，中国人对第二类人作正面评价，对第四类人作负面评价。但从现实社会上看中国人的脸面观，中国人反而对第二类人作负面评价，对第四类人作正面评价，由此造成第二类人在社会行动中的失落或边缘化，进而也出现他们中间一些人的痞化的倾向，以图求得第四类人的社会优势，这同时也表明了第四类人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的最大受益者和实利者。而第三类人因无所顾忌，既不受脸的规范所累，也没有面子上的顾虑，而最有可能选择越轨行为来获得面子上的成功。在我看来，中国人脸面观中所体现出的这种紧张性也许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出
31、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类型、价值和现实层面的差异及其变动方向;同时，用中国词语中的“脸面”作为涵盖和解释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关键性概念的确是非常精当的。正确处理好【脸面】的问题，则是生存智慧的基本功。【脸】是社会总体定价问题，【面子】是交际情璄的边际交换问题。【脸】是人之一生荣誉资本的积累;【面子】是人之一时的得意输入的感觉。【脸】是由人对社会贡献和道德表现所交换来的人生实体历史;【面子】是由人的交际群体根据情璄需要所赋予的人生虚拟生活。由【脸】奠定的【面子】构成人生的实存荣誉;由【面子】虚拟的【脸】构成人生的玩耍游戏。所以【脸】具有【实荣】性质，【面子】则是【虚荣】心理。脸，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尊
32、严。在古代，脸是非常重要的，伤害一个人的脸就等于侮辱了这个人。可是到了近代，特别是清朝晚年。许多人为了讨好上司便一而再的出卖自己的脸。到后来竟然为外国人出卖脸。脸，真么重要的东西都要出卖，到底是为了什么了?是为了金钱。可是，金钱并不等于脸面，虽说脸面可以换来金钱，然而金钱却不能换来脸面。就是用再多的钱也难以买回自己的尊严。为什么有些人愿意用脸面来换去金钱呢?难道说是为了生存?或许是吧。那他们的骨气到哪儿去了，我们的祖先曾给我们留下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上哪去了?他可是无价之宝呀!我们不能没有他，更不能没有脸面，没有尊严。我们要找回尊严。论脸面“脸面“心理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
33、响.我们要利用人们的脸面心理,努力提高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成效.具体方法有: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将“八荣八耻“内化为脸面的评判标准;维护个体“脸面“,提高个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性. 心理社会主义荣辱观文化氛围评判标准具体方法八荣八耻自觉性好社会正反营造维护内化个体叶楚华：论中国特色之脸面腐败脸和面子是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人社会心理的两个专门术语，“脸”专指一个中国人为了自我的完善，通过角色扮演在他人心目中形成的特定形象;“面子”是一个中国人在社交时依据对脸的自我评价，估计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所应有的或占有的地位。脸和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一旦官员追求脸面的行为超越法律和制度界限，便形
34、成脸面腐败;从古至今，脸面腐败在中国官场“长盛不衰”，危害极大;脸面腐败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前推动廉政建设工程、提倡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 一、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一)、研究框架脸面腐败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对于这种腐败类型的研究，也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正因为如此，也就注定本文只能是一种初步的研究，全文旨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分析原因、探讨趋势，而不在解决问题。本文的研究框架十分简单，有三大内容，第一是对脸面腐败的概念进行界定，对于这个首次提出的概念，我准备从社会学中寻找相关理论，把社会学中对“脸”和“面子”研究，吸取到脸面腐败的定义中来。第二是对脸面腐败进行
35、归类。依据大量的现实案例，总结脸面腐败的类型，对脸面腐败的归类是对其系统研究的基础，是一项不可不做的工作。第三是对脸面腐败的发展研究，探讨脸面腐败的根源、发展趋势和治理办法。这方面的探讨也是尝试性的，对于这个全新的课题，我所做的一切也必将是肤浅的。文章的最后，笔者给出一个结语，主要说明本文的不足与研究困惑。(二)、研究方法本文运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是初次对脸面腐败进行探讨，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直接利用，主要依据对大量感性材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同时也把社会学中脸面理论
36、，政治心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引入到本文的分析中来。笔者以为，实证研究固然以数据分析和统计分析为基本特征，但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建立在实际观察或实验结果的基础上，而不是个人的知识或判断，同时，它又具有可核查验证的特点。(三)、研究意义研究脸面腐败的意义来源于此种腐败在现实中的广泛存在性，以及其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巨大的危害性。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林语堂先生曾经准确揭示面子对于中国人的重大意义：“脸面这东西无法翻译它给男人或女人实质的自豪感，男人为它而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和自尽。它比任何其它世俗的财宝都宝贵，比宪法更受人尊重。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
37、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1中国人对于面子的执著追求，使得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这表现在中国官场上，则是令人惊叹的层出不穷的脸面腐败，自古以来，有大量政府官员是为追求面子而滥用公权、挥霍公款的。脸面腐败泛滥之广令人惊叹，其带来的危害罄竹难书。为了面子和风光，无数官员挥霍巨额公款大搞形象工程;为了体现尊贵，无数官员以公款满足私欲，锦衣玉食，奢侈浪费;为了排场宏大，无数奢侈会议应运而生。为了互相攀比，无数官员挥霍公款违规购买豪华轿车;为了满足炫耀私欲，官员霸占媒体，免费“露面”。今天官场上的脸面腐败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并且，对于诸多的此类现象，人们已经习以
38、为常，而不认为是腐败行为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来探讨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炫耀型腐败现象，认识其社会心理根源，探讨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中寻求治理这种腐败的策略。二、概念研究(文献综述)(一)、脸和面子 对“脸面”的研究，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学课题。19 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写作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第一次把脸面归结为中国人的第一性格，从而揭开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人脸面观的序幕。1929 年法国学者劳德(J.Roeds)出版的中国人 人种地理学的新理论，对脸面已经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阐述：“对中国人大部分行为、态度的分析，穷极到一点就是面子。那不可思议的感受性、隐秘性，平素被谦让掩盖着的，根源于极
39、度虚荣的、病态的功利主义。”可见，劳德分析了脸面的心理根源。20 世纪 40 年代初，胡先缙发表博士论文中国人的面子观，首次用人类学的方法对中国人脸面的历史、内在含义、运用情境进行了研究。1950 年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脸面问题，欧文戈夫曼发表面子运作一文，他认为，脸面是一个个体所要形成印象时的行为准则。1960 年代，脸面研究在台湾学者中兴起，台湾学者项退在中国民族性研究一书中区分了中国人的脸面与西方荣誉感的差异。2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有大陆学者研究脸面问题，其代表人物是翟学伟。翟学伟综合前人研究，对脸面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本土化研究，他认为“脸在中国的基本含义是表示一个个体根据其所处
40、的社会圈而认同的做人标准，比如道德规范、礼仪廉耻、社会风尚、地方习俗，乃至帮会内部规则等。当自我形象一旦展现出来之后，自然会受到来自该个体所处社会圈的各种反应、议论和评估。面子就是该个体根据他人的正反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认定。其中获得正面自我认定在中国人叫做有面子，获得负面自我认定叫做没面子。”3由此可知，脸和面子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脸是通过装束、言行、举止来达到的特定形象，是一个静态概念，面子则侧重在动态的人际交往中体现出来。尽管如此，本文仍将把二者混合在一起使用，把追求脸和面子的腐败统称为脸面腐败，在后文的分析中，将不再细分脸的腐败与面子的腐败。(二)、脸面腐败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薛涌曾提
41、出炫耀性腐败的概念：“什么是炫耀性的腐败?这一词汇是笔者从炫耀性消费中创造出来的，所谓炫耀性消费，是指一种花钱给人看的消费。炫耀性的腐败也是同理，卷入这种腐败的人自己不一定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好处。”4这个概念与脸面腐败的内涵很相似，其缺陷依然是“本土化”不足，炫耀性腐败从炫耀性消费一词而来，而炫耀性消费是指富人挥霍金钱购买奢侈商品以引人羡慕和妒忌，满足虚荣心的行为。其实，脸面腐败更应当看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炫耀性腐败。翟学伟总结了中国官员在讲排场方面的腐败行为，并指出这些行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人的门面观和其他民族的炫耀倾向的区别一是程度上的轻重。一般因中国人形式主义的引导，炫耀程度相对严重;二是
42、方式上的差异。也就是中国人的脸面心理造成人们对门面的追求主要反应是不合理，即盲目地使用金钱。”翟学伟列举了官场中的仪式方面的炫耀奢侈行为：庆祝会、庆功会、领导视察、检查团光临、欢迎会、欢送会、鉴定会、评比会、交流会、誓师会、表彰会、联谊会，“参加这些会议，内容基本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也就是场面是否壮观，有什么重要人物到场。其中领导本身的地位高低也将决定场面的规格，因此为了场面又要高请又要多请”在仪式上追求场面宏大，使得不少官员滥用公权，挥霍公款达到目的，导致腐败行为。如何定义脸面腐败呢?先来看有关腐败的定义。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对公职人员的腐败做出了明确定义：“腐败界定为任何公职人员在
43、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腐败的构成不要求为实现所图谋的利益而实施甚至企图实施作为或者不作为。”5 据此，笔者认为，腐败是指公权者滥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一套安排，首先，“腐败者”必须是公共权力的主体。其次，“腐败者”必须谋取了一定的不当利益。这里所谓的“利益”是广义的，既包括“物质利益”，如钱财等，也包括“精神利益”，如荣誉、“面子”等。第三，腐败是一套安排。腐败并不是制度以外的意外。其实，腐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有其中的逻辑和结构。我们在上述腐败概念上加入动机的研究对腐
44、败的类型进行限定，可以给出脸面腐败的定义，脸面腐败是指公权者滥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 脸面而进行的一套安排。在多数情况下，腐败主体从脸面腐败行为中获取的不当“利益”体现为“面子”上的风光。脸面腐败区别于其它类型的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腐败者在这种腐败行为中并没有获取物质利益，比如金钱的收入，在多数情况下，官员只是挥霍公款而获得表面的一种荣光。三、脸面腐败的实证分析哲学家叔本华说：“官位纯粹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只是一件虚伪的外套，目的在于索取人为的尊敬。”6对于中国人而言，从古至今，官位一直是中国人获取脸面、光宗耀祖的主要方式，滥用公权获取非法的面子，则形成脸面腐败。自古以来，脸面腐败
45、的案例层出不穷，笔者把脸面腐败归结为以下六种类型：(一)、脸面腐败类型之一：“光宗耀祖与荣归故里”的腐败致力于本土化研究的社会心理学者翟学伟研究了中国人面子的诸多表现形式，他指出，“荣耀祖先”以及荣耀自己的宗族和家乡，是中国人追求面子的一大出发点和最主要归宿。如项羽所言，“富贵不还乡，尤锦衣夜行”。任何一个功成名就的传统中国人，其最大的成就感就是通过回乡炫耀而获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衣锦还乡”的另一个意思是“光宗耀祖”。“还乡”以攒集的时间和阔大的空间酝酿出一种悲壮情绪，这种悲喜交织的情绪又化解在荣耀和富贵之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都在这一还乡的壮举之中。荣归故里，荣耀被众多的乡人叫嚷着发布
46、，分散到更广阔的地区和人群，在出门探望的眼神中，在口耳相传的讲述里，人们说起这位荣归故里的人时的声音一定洪亮并且自豪。一个成功者锦衣还乡，大肆炫耀，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个官员滥用权力和公共财物达到此种目的，或者地方官为了讨好官位较大的还乡官员而滥用公共财物，满足还乡官员的荣耀欲望，则属于脸面腐败行为了。(此处略去 300 字)此类型脸面腐败在我国极为盛行。近些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农村宗族势力乘机抬头，大兴族谱之风，大肆募集钱财，搭台唱戏，聚集数千上万人进行庆典，通过族谱、建祠、祭祖等活动，建立省际、县际联系。加之我们少数党政干部在“衣锦还乡”“出
47、人头地”等封建残余思想的驱使下，积极参与族谱活动，对族谱活动给予经济上的资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脸面腐败类型之二：公款炫耀性消费所谓公款炫耀性消费行为，就是指官员们滥用职权，挥霍公款购买某些炫耀性物品以满足炫耀性欲望的行为。这类行为是脸面腐败的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古代官员以马车等交通工具作为地位的象征，而现在我国官员们最热衷的公款炫耀性为也是购买豪华轿车。据媒体披露，从 2003 年 7 月 21 日起，山西省开展了清理纠正超标准、超编制配备和使用小汽车工作，全省共清理纠正各类违规小汽车 7453 辆。7在我国，各级官员违规购车的现象非常之普遍，在许多贫困地区，在当地人民温饱不保的
48、境况下，官员们也大肆挥霍公款购买豪华轿车，性质极为恶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04 年 6 月 21 日报道，并不富裕的农业县云南省呈贡县县委县政府却以“工作需要”为由，一下子买了五辆丰田越野车，每辆车的花费高达 68 万元。这五辆车县委、县政府、县纪检委、县人大、县政协各一部。对于干部们坐的豪华车，群众意见很大，但也敢怒不敢言。更有甚者，有的贪官一人霸占数辆豪华轿车，奢侈炫耀之心活脱可见。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的陈炜，曾担任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期货交易部经理、上海浦东长城建材工业外经技术合作公司经理。陈炜原负责的上海的两公司部门仅有 12 名员工，却配备有数辆车供陈炜等人开
49、展“业务”。陈炜每天上下班开的是凌志 400,公司还有一辆沃尔沃、一辆大宇、一辆桑塔纳 2000 和一辆普桑随时供他支配。8除“公车腐败”外，公款“炫耀性消费”还有其它多种表现形式，比如官员在吃、住方面的奢侈行为，挥霍公款入住总统套房、喝数万元一瓶的洋酒，这些都属于炫耀性的不正当公款消费。(三)、脸面腐败类型之三：“形象工程”“形象工程”也称 “贴金工程”，对民间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许多地方的百姓都有着切肤之痛，它已成为中国吏治的一颗毒瘤。官员搞“形象工程”有其实际目的，通过“形象工程”制造虚假政绩以获得升迁机会的行为不属于脸面腐败，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形象工程”现象成为脸面腐败的理由在于其另外一个效用:满足官员炫耀性欲望。有的官员建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