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苏关系恶化【摘 要】：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新中国成立,苏联是中国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同样的,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也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然而大国的博弈终极没那么简单， 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利益决
2、定。关键字：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 外交政策 个人恩怨在汉字书写时，一个中心是为“忠”，两个中心是为“ 患” 。对于中苏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末的“蜜月”和之后开始的关系恶化，这两个字体现得尤为到位。两个“中心”在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上体现得极为明显。苏联对中国的待遇完全高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次会议表面上以苏为首，而实际上是中苏共同主事。而在此之前中国参与对波匈事件处理的结果，使毛泽东和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则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在中苏两党密切合作的表象下，毛泽东精神振奋，谈笑风生，说话算数；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
3、境，只能勉强趋从，忍气吞声。这无疑也为中苏结怨埋下了种子。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走下坡路，进入表面热烈，实质冷淡，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的状态。 中苏关系的恶化，并非偶然，它是由多种因素、多种矛盾的共同作用所导致，许多历史事实都是造成冲突的必然因素。中俄交往的历史记忆，中苏两党的恩恩怨怨，民族心理和历史传统的差异，使一种潜在的隔阂和不信任弥散于中苏同盟中间。中国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警惕以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民族心理，从一开始就在中苏同盟之间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但同时它又并非完全必然，如果当时两国领导人都能更理智、更冷静，竭力不使已经开始的论战达到分裂的程度，竭力使分歧最小化，那么，即使冲突不能完
4、全防止,也会得到缓和,而不至于达到敌视、憎恨的程度,把“冷战“ 搞到近乎白热化了。 关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我认为，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合作阶段之后，从“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走向敌对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一、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分歧和争论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国家关系的亲疏有着潜在的影响。意识形态一致就会使国家间产生一种先天的亲近感，而意识形态的对立则会使国家间产生疏远感，容易引起相互间的猜疑。在中苏同盟建立过程中，中苏之间共同的意识形态就起到了融合、促进联盟运转的作用。 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至 1959 年，中苏两国各自开始建设
5、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双方在探索中不断出现的背离性使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和对外战略等方面产生分歧。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构成的“三和“路线。在二十大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又作了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 ，揭露和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全盘否定斯大林 “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等问题成为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起点，并发展成以后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 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出现了分歧，但由于在波匈事件中中国的协助，以及两国在 1956 至 1957 两年中的互助合作，中苏双方仍保持着团结友好的关系，并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
6、在越来越多的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的交织作用下,双方意识形态的分歧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也扩及到关于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共产主义的问题等等。同时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而采取了固执已见、强加于人、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这样,意识形态分歧的深度和广度就在一种恶性循环中逐步加深和扩大。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到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爆发。 不过，即使是在双方论战进入高潮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也未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其实，在意识形态争论背后隐藏着的是国家间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尽管中
7、苏论战最初是源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但事实上那些意识形态问题也是与两国的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方对苏方所贯有的大国决定论和霸权主义非常不满，这是意识形态争论的根源所在，并且成为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对此，邓小平在1989 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语中的，他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这种不平等的同盟是不稳固的同盟，也必定走向瓦解。 二、国家利益因素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 联盟战略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联盟的动力在于利益的一致,具
8、有共同敌对的一致利益是联盟战略最重要的基础。中苏两国在 1949 年 10 月以后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友好关系不仅有意识形态因素，而更多的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中苏结盟，是在共同面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冷战战略的形势下，两国领导人进行的一次战略选择。新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和封锁，决定实行“一边倒“ 的方针，作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而斯大林也乐于看到苏联的东方安全又多了一个辽阔的屏障。 不过正如拿破仑所言，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综观历史和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它在对外关系中，都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相互之间关系的好或坏、冷或热都
9、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而转移的，都取决于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取决于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 1958 年以后，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差异日益暴露，这一年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首先发生的争执,是由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引起的。1958 年 7 月，出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联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立联合舰队，在中国东部沿海建立无线电台,以协调苏联潜水艇在太平洋水域活动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苏联的这一要求不仅有损中国的主权,而且企图以“军事合作 “之名控制中国。因此，他的反应非常强烈，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且严厉批评苏方是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向中国提出政治条件。尽管经过会谈,苏联基本上放
10、弃了建立联合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但发生的争执却使已经出现裂痕的中苏关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 8 月下旬,为了打击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的蒋介石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人,中国开始炮击金门。苏联一方面对中共没有事先通报炮击金门的计划而表示不满,另一方面认为,炮击金门一事实际上是在破坏苏联的苏美缓和战略。此事增加了中苏两国在对外战略上的不信任。现在看来，金门炮战既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也是中苏关系恶化所导致的结果。 这两件事都是国家利益冲突的体现。三在东西方关系上的分歧 二战以后，美苏迅速走向了争霸的道路，冷战序幕随之拉开。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展很快，
11、但是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出于实力不足和保障二战胜利果实的考虑，苏联于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在外交上采取了守势，显得比较保守和谨慎。赫鲁晓夫推出“三和路线”，即“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在苏联的和平攻势下，美苏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势头。中国对于苏联的“三和路线”持怀疑态度。而苏联为了推行这一政策，要求中国在外交上进行积极配合，引起中国的不满。 进入 1959 年，这种不信任进一步发展。为实现同美国的缓和战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于 1957 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此，中苏在核技术方面的合作正式中止。9 月
12、9 日又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由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公然袒护印度扩张主义，把中苏分歧公布于众。 当时，在国内，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性，发动了以“超英赶美“ 为目标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苏联则希望把中国纳入它的经济轨道，同时，苏联以“三和“ 路线为核心的国际缓和战略与中国的战略方针南辕北辙，中苏之间这种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破裂。四、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个人因素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决策者个人的角度分析，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观点和看法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对中苏关系的恶化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毛泽
13、东对于中国的主权独立非常重视，对于任何危害中国主权的可能都非常敏感。他认为，“动“是“ 豪杰之士“ 的人格之源，一切外在的束缚、阻碍，都应被 “动“的本性排除、摧毁。这种性格使他形成了一种对“上等人“ 、“压迫者“的极端轻蔑和本能反感，因而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革命胜利后，面对处处习惯于把自己摆在领导地位的苏共时，毛泽东都很难压抑自己的个性。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毛泽东出于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考虑，坚决拒绝了苏联的有关建议。毛泽东毫不妥协的立场和态度使得赫鲁晓夫非常不快。后者认为，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理应获得一些相应的回报。 赫鲁晓夫对中苏关系恶化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不顾苏联
14、外交部的反对，撕毁中苏签订的协议和合同，提前撤走苏联专家，逼迫中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事实上，撤走苏联专家使苏联在经济上也受到了损失，因为中国给予苏联专家很高的薪酬和良好的物质待遇。赫鲁晓夫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审时度势，敢于破旧立新。但赫鲁晓夫的改革和创新又常常前后不一，半途而废。而且他的许多重要决定和创新也常常来自经验主义的观察与心血来潮的冲动。他缺乏深厚的理论修养，性情粗暴急躁，容易冲动，过于心直口快，有时几乎是口无遮拦，常常不假思索就做出惊人的举动。 综上所述,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绝不仅此四个原因。虽然从属于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与当时两国最高领导
15、人的个人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但究其根本，仍然是取决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一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动因。 通过对中苏关系史的回顾，不难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苏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正因为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发号施令，将双方关系定位在领导和被领导上，当彼此利益出现不一致时，就发生了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
16、，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 ，唯我独革。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分歧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伤害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
17、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 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 ” 参考文献 1 朱明权.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 王奇.二战后中苏( 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 3 王其明.中苏关系始末, 上海: 人民出版社. 4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5 中苏关系史料 / 新华时事丛刊社编辑, 上海，新华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