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容篡改 古彭万俟轩 今天是 9 月 3 日，抗日战争 65 周年的纪念日。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体以所谓“湖北宜昌现抗战时 3000 余国民党将士遗骸埋葬地”的消息，再度大肆宣扬臭名昭著的“三大观点” ：中共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蒋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国的抗战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极抗战的说法；抗战期间，国民党 200 多名将官阵亡，共产党方面只死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左权。 其实，那 3000 多具遗骨到底是国民党将士的还是被屠杀的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精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即使是国民党将士的，一处激烈的抵抗也涵盖不了整体。国民党
2、抗战期间留下了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抗战后期日本为对付共产党放蒋介石一马等五大丑闻，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堪称空前绝后。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却对此只字不提。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极力以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自居，但是蒋介石的正统继承人对此并不买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教育部”拟将明年中小学教科书能力指标用语“国语文” 改为“ 华语文”。同样，历史、地理教科书国民党当局也在延续扁“政府”时期的没有完全成功的“ 去中国化”政策。这无疑狠狠抽了大陆那些以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自居的精英一记耳光。
3、） 一、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 年 9 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 （1931 年 9 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 10 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
4、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 年 8 月 22 日 ）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 年9 月 23 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 4 月 7 日 )
5、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 年 4 月 10 日 )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 （1934 年 12 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 年底） 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 年 3 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 5 月 31 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
6、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年月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
7、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 16891949
8、 ，592 页593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 月版） 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 1937 年 8 月 7 日 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 “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 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 年 8 月 7 日 ) 1939 年 1 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 抗战到底的 底在
9、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 “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 ”“我们不恢复七七 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 年 1 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 抗战到底 ”的“ 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 年 11 月 5 日 ，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
10、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 1937 年 11 月 5 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 年 1 月 11日 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 1 月 16 日 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 年 3 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 3 月 17 日 ，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关于满洲，另行协定” 。 “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 9 月13 日
11、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 2，东京 1973 年版，614 页。 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 （1940 年 3 月） 、 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 和中国方面 3 月 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 “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 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 ”。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 （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 页。 ）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
12、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 （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7、340 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 （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 ；“ 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 ”（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2133 页。 ）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 （注：今井武夫回忆第 133页。
13、 ） “绝对同意” 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 （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 139 页。 ）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 （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 ，第 139 页。 ） 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 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 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 年 7 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
14、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 “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 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 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3 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 1940 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
15、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 年签订的塘沽协定 ，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 1935 年 10 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 月至 12 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 年 1 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
16、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 年 11 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 ，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 1 期 二、国民党百名高官和将领叛国投敌 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为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 1
17、00 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的台词长期成为笑谈。100 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 ，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余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产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耻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两个字？ 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 1943 年 8 月，国民党
18、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 20 人，旅长以上将领 58 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 50 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 年 8 月 13 日 ，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 ，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
19、、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 三、抗战期间交战各方阵亡将领名单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抗战史观。 但是，国内那些“蒋遗” （蒋家王朝的遗民）却不这么看。自去年以来，一些文化
20、“精英”在其把持的平面媒体上，大肆叫嚣，掀起一波又一波非毛反共的声浪，核心就是“重写抗战史”。为什么要“ 重写” 呢？他们表面上要 “揭开历史迷雾”，其实内心里就是要改变抗战史观，大肆宣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把国民党蒋介石作为抗战主轴。所谓“主轴”也就是“ 中流砥柱”的意思。 “蒋遗”们要“ 重写抗战史”的“依据”，就是“ 在抗日战争中，自“7.7 事变”到日本投降的 8 年里，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的将军牺牲了 100 多人，何应钦则说是0 位以上”。 “蒋遗还给“重写”提出了佐证：“ 中共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和彭雪枫两位将军”。一边是 100 多位乃至 200 位，一边“仅有两位”，这是何
21、等大的差距啊！事实果真像“蒋遗”们说的那样吗？“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几组相关数据。这些证据有的出自近代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有的来自档案资料，还有的是国共双方公开的数据。我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将可信度最高的几份材料搜集整理出来。它们分别是：网上流传甚广的国民党军阵亡将领名单；八路军、新四军、抗联阵亡将领名单；日军在中国境内死亡将领名单。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到底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笔者一直认为，正确的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对这些历史事实做出科学分析、比较和鉴别
22、。 先看当时的军事基础，即国共双方抗战结束时的军力。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万，陆军、空军齐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万，无空军。国民党军队掌握了全部的国际援助资源；共产党军队没有军饷来源，被日寇、国民党两面封锁，只能靠大生产解决边区军民吃饭穿衣问题。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年以后，主力部队的火力已经超过日军；共产党的装备大多来自战斗缴获，少部分简单武器自制，包括土地雷之类。国民党的军队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共产党的军队一直战斗在日寇占领区。国民党一退再退，直到没有地方退为止；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在日寇无数次大小扫荡面前，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根据地反而越来越大。 再看国共双方“将领” 的标准。国民党有完整
23、的军衔体系，中共没有正规的军衔。抗战期间，共产党副主席身份的周恩来，因特殊需要才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所以，单看军衔是不公平的。比较客观的是看具体职位。笔者在搜集到的位国民党阵亡将领名单中（这份名单是网上流传人数最多的，我们找不到何应钦所说“200 位以上”的证据） ，发现这些将领最低职位是“大队长”或“ 团长”。国军旅长一般是少将，团长、大队长的“ 将军”多为阵亡后国民政府“追认”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整理的共产党武装阵亡“将领”名单中，八路军取旅长以上职务，新四军取团长以上职务，抗联取支队长以上职务。这样做是客观公正的。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共产党方面阵亡的“将领”合计7 位，国民党
24、阵亡的将领合计 100位。按照“蒋遗” 们所谓“ 重写 ”的证据，再比较国共双方 10 比 1 的军队实力，共产党付出的阵亡“将领”比率，要高出国民党 20 倍以上。如此高的“ 将领 ”牺牲比率，一方面证实了共产党军队“将领”身先士卒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反证究竟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核心问题。 笔者在搜集材料过程中，还发现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新四军阵亡的高级指挥员，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抗日战场上，而是死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地方势力甚至国民党正规军的之手。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就损失了将近 20 位高级指挥员。这再次证明了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 的反动本质。 最近两年， “蒋遗” 们
25、还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 刻意抹杀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其实，他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客观评价国民党军队抗战历史的，也充分肯定他们的作用，同时还把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的国民党爱国将士与消极抗日的蒋介石集团严格区别开来。在笔者搜集到的位国民党阵亡将领名单中，已知的就有位被新中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另外，我们看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馆”、 “台儿庄战役纪念馆”、 “淞沪战役纪念馆” 等等 都是主要纪念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 “蒋遗” 的这些污蔑不是故意造谣，就是别有用心。 我是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所有抗日英烈的，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他们都是抗日民族英雄，都值得中华民族世
26、世代代缅怀和敬仰。 笔者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抗日阵亡将领名单以及日军在中国死亡的将领名单列在后面。这是笔者目前搜集到的最完整的资料。欢迎广大网友和读者对该材料进行增补，错讹或遗漏的地方也请提出，以便进一步修正，使该名单能成为最权威的抗战历史资料。 抗战期间阵亡的共产党武装将领（197 名） A.八路军：114 名 B.新四军（41 名） C.东北抗联（42 名） 四、蒋介石集团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 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 1942 年 6 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 ，向中国提供价值为 35 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
27、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 年后的 1983 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 1943 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 5 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 ”美国财政部
28、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 1942 年到 1943 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
29、刊拒绝。 抗战 8 年货币发行量增加 738 倍 1942 年 2 月美国向中国提供 5 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 20 元法币兑换 1 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 3000 多元法币兑换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 5 美元，而在黑市上美元就可以买到 160 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 年 23 亿
30、元、1939 年 43 亿元、1940 年 79 亿元、1941 年 151 亿元、1942年底 344 亿元、1943 年 753 亿元、1944 年 1894 亿元、1945 年 10319 亿元，抗战 8 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 738 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40 余万国军败在 5 万日寇手下 1944 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
31、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 50 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 40 余万，面对 5 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 38 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 800 辆卡车中的 600 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
32、“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 146 座及美军空军基地 7 个，飞机场 36 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 1944 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国民党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
33、吃惊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国民党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党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党军采用“抓壮丁” 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死亡、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1944 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国民党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34、”。 蒋介石承认：国军骚扰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 年 7 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
35、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
36、的军队还能打胜仗。1944 年末，国民党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像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五、八路军抗战八年重要战役过千次：推荐阅读八路军表册 笔者在搜集材料过程中，一位“支持毛派”的博友无偿为我提供了资料齐全的八路军 表册一书。该书是由成都军区组织人员编撰、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16 开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的一种。该书在后记介绍，编撰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图书资料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军区、各军兵种有关部门，冀中、冀鲁豫、冀东、冀南、山
37、东纵队、山西新军史料编撰部门、华北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单位和许多老同的支持与帮助。这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了解八路军抗战历史的最权威的图书之一。笔者认为，该书资料非常珍贵，很值得推荐给读者。笔者在这里先将该书主要内容做一简要介绍，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原书。 历史资料全以表格形式记载 八路军表册是以表格形式记载八路军的有关历史资料。包括：八路军逐年实力统计表、编制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名册、战绩统计表、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英雄模范名录等内容。时间自 1937 年 8 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起至 1945 年 9 月 2 日 抗日战争结束（战绩统计延长到 1945 年 10
38、月 10 日 ） 。 载入重要战役战斗 1093 个 编制序列表，记录了八路军 1937 年、1938 年、1940 年、1942 年、1945 年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团以上部队的编制序列状况，分列总表和详表。总表中开列总司令部、政治部、野战政治部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姓名。详表中开列各战略区（师）和二级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以上领导干部姓名以及旅、相等于旅的军分区、支队主官姓名。干部名册收录了团长、团政治委员（包括相当于团的支队、区队、大队主官）以上领导干部。旅（包括相当于旅的军分区、支队）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和供、卫部门主官；二级军区司、政机关部、处长和未设二级部（处）的科长以及供、卫
39、部门以上主官干部；师（大战略区）机关科长以上干部，总计 3438 人。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干部调动频繁，名册只记载其主要职务和跨战略区的调动任职；凡调出八路军建制的任职，均从略；凡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叛变投敌和叛逃等性质行为的，均在页下注释。战绩统计表，收录了八路军总战绩和八路军各部队 1943 年以前歼日军 100 人或日伪军 150 人或伪军 200 人以上，1944 年以后歼日军 200人或日伪军 250 人或伪军 300 人以上的重要战役战斗 1093 个，个别歼敌人数虽不足上述标准，但影响较大的著名战斗，亦酌情列入。 团以上干部牺牲（病故）728 人 烈士名录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病故）的
40、团（或相当于团的支队、区队、大队）参谋长、政治处主任以上，旅或相当于旅的支队、军分区司政机关正科级干部与供卫部门主官，以及师以上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 728 人。凡历史资料说法不一，难以认定的，均暂不收录。英雄模范名录，收录了八路军二级军区以上领导机关授予的英雄模范 372 人。由于八路军各部队在抗战中、后期才普遍开展创模运动，加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状态或其他原因，运动发展不够平衡，当时军委、总部也没有可能制定统一的条例，因而各部队在评选标准、命名或批准权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关山西新军史料，表册只收录 1940 年春纳入八路军序列以后的内容。 资料全面、详实、系统、准确 干部名册以姓氏笔画
41、排列，战绩统计、烈士、英模均按时间顺序排列。同一天有若干次战役战斗，则以参战部队的序列排列；几个烈士在同一天牺牲，或一批英模在同一时间授予称号，则以职务高低排列。干部、烈士、英模的籍贯，烈士牺牲（病故）地点和战绩统计表中的作战地点，一律用当时行政区划的名称（经考查，无法查清的用现在的市、县名称） 。 该书编辑组在出版说明中还介绍说：八路军表册编撰的主要依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电报、档案资料和报刊，并适当吸收了解放后党史军史的研究成果。在资料收集、考证、编撰工作中，力求全面、系统、准确。 六、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的五大丑闻 中国“精英”们从来都不相信国人，他们惟美国马首是瞻，最信洋主子说的话，哪怕洋人
42、放个屁也是香的。为了让他们心服口服，笔者今天所引的历史档案资料，大部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倒要看看这些奴才们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日本侵略中国时奋起抵抗，这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被中国资改派“精英”们吹捧为“ 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 ”的国民党军队，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投敌人数超过聊杀敌人数。这个纪录也实在让中国资改派“精英”们大跌眼镜。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 1964 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 43.56 万人，美国统计死亡 44.7 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
43、史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册，916 页注释 2） 。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 45 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 45 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 50 万人。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 1941 年有 12 个，1942 年有 15 个，1943 年是高峰的一年，有 42 人叛逃。50 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
44、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 50 万。两者相互印证，此数据可以让中国“精英”们信服吧？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 50 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 45 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杀敌 45 万人，与投敌叛国的 50 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
45、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可能人们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 ，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 年 10 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46、 ”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 327 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 1981 出版。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 41 师团在 1942 年2 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
47、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 中国“精英”们为蒋介石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
48、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军那一边，变相地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吧！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 年 4 月中旬，日本 6 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 5 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 30 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21943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 300 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 300 英里 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 100 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 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