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标新立异大分流 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经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2001 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在国外，围绕着这本书和其他一些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再评价的史学新著开展过多次讨论，在中国，这本书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何谓大分流？大分流的英文原文是“Great Divergence” ，它有多种译法，已见诸于报章的就有大分流、大分岔、大歧变、大裂变等，译者在听取学术界同仁意见后最终选定了“大分流” 。 18 世纪在西欧发生的工业革命，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
2、活。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特的内生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一直有极大兴趣。这还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当代世界，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所以它也是经济学家们以至政治家们感兴趣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不可胜数。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教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观点，将它们分门别类，逐项进行区域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标新立异的结论：18 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 世纪末 19
3、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作者把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为什么东西方会在 18、19 世纪之交发生分流，为什么东西方恰在这个时刻才发生分流？ 该书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英文原文为“A World of Surprising Resemblances”。这句话也可以译成 “一个由令人惊异的相似性构成的世界”。作者在这第一部分中正是要告诉我们，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
4、以至 18 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 19 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认真
5、阅读这些相似性的分析，会发现在作者的眼中，它们不仅是相似，在很多方面，作者实际认为，东方多多少少要优于西方。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继续论证东西方的相似之处，只是从人类的必要生活消费转向了奢侈品消费，从基本的生产活动转向了习俗、时尚和文化，从市场转向了制度，从看不见的手转向了看得见的手。与第一部分不同的是，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东西方的不同之处开始增多，如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海外剥削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和新大陆
6、的殖民地化，国家间的竞争、暴力及国家制度等，东西方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不过，像在第一部分中一样，作者再一次告诉我们，在这些领域中西方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些看起来是西方独有的东西实际在东方也存在；一些看起来是西方独有的东西只不过是西方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在东方也有独特的适合于东方环境的东西；还有一些看起来是西方独有的东西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优越，至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优越，甚至有可能更为“落后”。 第三部分的前一半，作者继续阐述东西方的相似之处，只是由优势分析转到了劣势分析：它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共同的制约。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前期，西欧和东亚的核心区都面临着人口增
7、长和土地资源不足造成的生态紧张，都采用向外围区域输出工业品输入资源的贸易作为解决方法，它们有着共同的模式并受到同样的限制。直到最后一章，作者才终于提出了西方真正的优越性：西欧有了一个全新的外围地区美洲新大陆。这个外围地区最大的作用并不是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作为西欧的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密集型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这是作者得出的大分流的两大原因之一，另一个就是在第一部分中谈到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在这两个原因中，新大陆的作用又重于煤矿
8、。 在这六章正文之外，该书还有六个附录，这里列出六个附录的标题，读者自可看出它们的内容： A.人均陆地运输能力的比较估计： 1800 年前后的德国和印度北部。B.18 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农场使用的肥料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氮循环量的比较。C.法国、岭南与华北一个地区森林覆盖率和燃料供给估计，1700-1850 。D.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期英国各种输入提供的“虚拟面积” 估计。E.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农村纺织工人挣钱能力估计，1750-1840。F. 棉花和丝产量估计，长江下游与全中国，1750 年及其后与联合王国、法国和德国的比较。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该书是一部跨度极大的比较研究著作
9、，其结论相当的标新立异。曾有批评者言， “该书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惊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 ”1 这样的批评无疑相当有理，但我们对任何一个雄心勃勃要进行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学者，对任何一部同类内容的著作，不是都可以提出这种批评吗？毕竟，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未必能把世
10、界主要地区的历史都进行透彻研究，他总会有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本书的篇幅再大，也无法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历史都做出既全面又深入的论述，它总会在某个方面显示出薄弱。对这样一部著作，固然可能出现上述批评拟想的情况，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中国研究学者对该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提出尖锐的批评，欧洲问题专家则对关于欧洲的论述进行指摘。同样，研究日本的学者大概不会完全认同该书关于日本的观点，印度问题专家也可能会对有关印度的内容提出异议。从这方面来说，作者写这样一本书是要有相当大的胆气的，这本书在学术上完全可能陷入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这本书在出版后也确实引起了极大震动，评论甚多。由于该书的中文版尚未出版，大部分
11、评论出自于西方学者之手，而其中有不少持肯定态度。作者引用的大量西方文献可能会造成部分中国学者的困惑，但却唬不住西方学者，想来这些专家学者不会仅仅因为该书出自一位中国研究者之手就给予它如此之高的评价。其实，尽管作者本人是一位中国通，但在他征引的多达 600 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 40 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 70 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还是通过引用西方人的著作进行论述的。这是这部著作的一个缺陷，它使作者的眼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所谓的“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在这本
12、书中应该是并不多的。 这本书的确应用了大量第二手资料，然而，就这样一个课题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如前所述，该书的论证方法是把前人提出的种种西欧优越性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东西方的对照比较分析，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要求应用大量第二手资料，也只有依赖学术界已有的成果，特别是比较重要、带有权威性的成果，才能证明作者所提出的新观点的合理性。 二、 大分流启示录 如前所述， 大分流是一部以比较研究为主的著作，作者的结论固然新颖独特，但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具启发性的却是对东西方的比较方法。无论是比较单位的选取，比较标准的设定，还是一系列具体因素的比较过程，以及比较过程中提出的问题，都有不少与学术界传统观念（不仅中
13、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不同的看法，一些具体的手段也非常值得参考。 首先，该书在大部分情况下抛开了传统的比较单位：洲与洲、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而使用各方面条件（面积、人口、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主要的比较单位，如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的英格兰、中国的岭南与法国、大陆欧洲与中国、西欧与东亚等。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认为，既然研究的对象是现代化历程，是长期发展道路，直接比较核心区才能获得足够的可比性。作者选取的具体的比较单位也许并不完全合适，但选取比较单位时注重对等性和可比性，这个出发点无疑是合理的。 这样选择比较单位，使很多我们过去不大重视的因素呈现出了新的意义。举例来说，在商
14、品市场问题上，中国学者比较重视商品的远距离运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否，其次是区域之间的市场。地方市场仅在区域研究中才受重视。而在该书作者看来，中国的一些省，如山东，是“具有国家规模的地区”。山东 1800 年的人口高于全法国，18世纪该省年平均输入的粮食足以养活 70 万到 100 万人高于波罗的海贸易养活的人口输出的粮食数量大约与输入相等。因而，这一个省从事的粮食贸易可以与欧洲全部的长距离粮食流通等量齐观；而该省内部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粮食流通，因为这样的输入量仍不能满足其城市区域的需求（还不必说它的棉花和烟草种植区） 。也就是说，中国的省内和省际商品市场，无论是流通量还是影响的人口数量都超
15、过了西欧的国家，运销的距离也并不比西欧商品短，因此，省内市场的作用与西欧的全国市场相同，省际流通可以认为相当于西欧的国际贸易。同理，长江中上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关系，江南与华北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西欧与东欧之间的关系。国界不过是人为的行政界线，它们只在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问题时才有经济意义。 作者对可比性的注重并不限于如何选择比较单位，不同地区的不同背景，同样会影响可比性。在一种背景下是必须的东西，在另一种环境下却可能是多余的，这样的因素实际不具备可比性，因而也很难比较出优劣来。例如，有人认为：由于缺少科学团体，中国（和其他社会）缺乏足够的手段传播新的和有用的知识。这些科学团体无疑应该是欧洲的一
16、个优点，作者在承认有组织的科学团体对综合性发明的普及和精英科学与工匠知识之间的交叉传授所起作用的同时，指出在欧洲，这些正式的科学团体实质上通常是为了保护科学发展免受某个敌对的教会的干扰而设立的，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类有权力和有敌意的实体。因而，这些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具体机构不一定在所有地方都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作者也指出，在中国，科学技术的传播有着东方背景下的自己的渠道：精英人物之间通过书信进行广泛的讨论，这些信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文件；中国存在着活跃的书籍贸易，农书医书数量庞大；地方官员的推广提倡等等。 其次，该书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时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交互性的比较，双方或者多方比较中不以
17、任何一方为标准。如前所述，英文“Great Divergence”，译成中文时有多种译法，实际上，彭慕兰教授本人最钟意的是“大歧变”，他认为“ 歧变 ”这个词既有分歧或分离的含意，又有变革的含意，而这本书所描述的，正是分离与变革的关系。中译本曾一度按作者的意见定名为“大歧变”，但译者最终选定“ 大分流 ”，是因为“ 歧”字在中文中有时会令人联想到正路和歧路之分，这一点恰恰违反了作者本意。在作者看来，东西方的道路没有偏正之分，如果一定要说偏正的话，也可以说它们是互相偏离。东西方19 世纪的分流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态势，没有哪一条道路能被视为惟一正统的道路。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
18、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获 2000 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 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
19、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 自 2000 年 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 。“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
20、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 年 5 月号（61 卷第 2 期）发表长篇书评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著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 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发表的文章与下述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2002 年 6 月 3 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
21、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与会者达百余人。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 Arth Wolf）、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讨论会激起剧烈论战。黄宗智的发言有 发展还是内卷？18 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译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 年第4 期；或清史译丛 第一辑）；彭慕兰有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中译文发表于史林2003 年第 2 期）；黄宗智又有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有 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
22、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彭慕兰又有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杰克 戈德斯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黄宗智还有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武雅士有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李中清、康文林、王丰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家炎先生现场观察，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i 一、学术界关于大分流的整体研究状况 虽然有白银资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一前一后解构“欧洲中心论”的著作，在欧美有
23、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则刮起了学术飓风。ii或许，正如周武所言：“ 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iii。尤其是在彭慕兰和黄宗智iv之间关于“大分流”与“内卷化” 的论战使得有关大分流的讨论进入白炽化的程度。v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v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龙上的演讲
24、（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4 年 6 月 17 日）；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 年 7月 2 日）；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vii（历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 年第 2 期），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 年第 1 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王家范大分岔与
25、中国历史重估（文汇报?学林 2003 年 2 月 9 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 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 年 5 月 16 日），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 ”上的演讲（解放日报 2004 年 8 月 8 日）；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张家炎如何理解 18 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学术2001 年第
26、1 期）；子余大分流与“分水岭” （中国图书评论2004 年第 7 期）；仲伟民“大分流 ”与“内卷化” ：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网 2003 年 9 月 30 日）；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 2003 年 1 月 26 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 期）；莱斯利?豪纳viii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中国学术2003 年第 1 期）；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3 年第 3 期）；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 山东省数量经
27、济学研讨会论文）；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 年 2 月 14 日）；郭慧英评大分岔（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 年 1 月 28 日）；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 年 2 月 18 日）；陈君静全球范式与欧洲中心范式评彭慕兰大分流及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 国际会议（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 年 1 月 12 日）。与白银资本一样，关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本文从缺陷和贡献两方面来介绍学术界对大分流的主要观点。 二、主要从缺陷
28、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ix从“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 ”、“没有认真对待西方主要学术成就”、“ 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等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 20 年来西方研究 18 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 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
29、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 18 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
30、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x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文章 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xi主要从理解经济体的结构方面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
31、，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xii。而同期江南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xiii。他们认为在15001750 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 1750 年至 1850 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 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 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xiv 葛以嘉从研究框架（“中心 边缘框架” ）方面提出批评。他认为，彭慕兰关于中心及边缘关系的简明、精妙的论述，虽然对倾向
32、于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是个很有价值的矫正，但它并非无可挑剔。中心边缘框架，从总体上来说，低估了国家、军队、以及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彭慕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着重论述这些论题的第四章，他经常提及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差异存在。例如，中华帝国，当时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外及远程贸易，但绝不会支持，至少不会推动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愿意选择永远定居在远离国土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方的帝国子民，被视为不忠与背叛，而不是对帝国的延伸与扩张。在中国很难找到例如欧洲海盗商人、东印度公司这样受国家允可，混合了军事及商业活动的组织团体。总的来说，在李鸿章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不能
33、实现经济上的充分自足，更不用说获取利润了。因此，彭慕兰虽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商永远不可能预测到他们所霸占的这些外围地区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没有特定的国家制度及政策，这个所谓的“大分流” 则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 xv 张家炎主要从学风（“标新立异 ”）和史料（“依赖二手文献” ）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 19 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
34、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
35、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xvi 史建云xvii主要从论证方式方面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
36、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 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
37、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xviii 王家范主要从缺乏制度分析进行批评，他认为，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 革命家” ，而且还是个“ 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
38、时限只断到 18 世纪，19 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 。此其一。其二，19 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 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亚当公式和“过密化” 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 。从对 19 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 ”的彻底坚持者。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
39、有可无的“因素” ，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xix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 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 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随时而变。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xx 陈昆亭分析了在英国和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十分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英国爆发。在建立的农业和工业两部门模型中，将文化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上，从而改变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通过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文化制度
40、是导致“大分流”的原因之一。xxi 三、主要从贡献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主要从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一定的认可。他认为，彭慕兰做出了有用的贡献。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颇为艰巨的目标，要与两大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话，不把英国欧洲或中国化约为一个理论抽象。他这样做有助于提出迄今为止尚被忽视的问题，而且也促使了欧洲专家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欧洲经验。此外，中国研究学者绝不会否定他“去中心化” 欧洲、“中心化”中国的努力。我们都会认可这些很好的目标，也能体会到充分掌握两个领域的困难。他的书中的许多错误和弱点都可以因此谅解。至于将来的研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跨领域的合
41、作，并同时要严谨地对待经验研究。xxii 葛以嘉从学术旨趣、学术视野、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肯定。他认为，在一本只有 300 页的薄薄的小册子里，彭慕兰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简直是属于赫拉克勒斯xxiii的任务。彭慕兰努力阐释了大约是正确的欧洲及亚洲的（主要是中国的）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什么时候及怎样开始分道扬镳的。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彭慕兰似乎早已做好充足的准备，先饱飨了一顿大餐，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史都成了他餐桌上量大惊人的大菜，而印度与日本经济史则是两道份量也相当大的小菜。毫无疑问，彭慕兰对这个领域的一个巨大贡献是用视野广阔的知识将欧洲与亚洲的经济史联系到了一
42、起，使那些典型的持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家也开始关注于此。大分流一书充满了对比，其中许多都相当精巧，它们都得自对略微细小的数据的处理。但是这些特定的对比本身的严谨性可能不如把它们组织起来的大框架那样恰当、充分。这是彭慕兰的最大贡献，可能也正是他的某种缺点。当绝大多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为什么英国成功了而丹麦或中国失败了？）或是在总体上讨论各洲及区域之间区别时（为什么欧洲式的制度会胜过亚洲的？），彭慕兰却把分析集中于差异，进而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外围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引导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设：即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
43、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 ”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外围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美洲所提供的额外土地资源，以及此区域由于疾病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和通过奴隶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再生都为英国的中心地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外围地带。通常来说，“旧世界” 外围地带经济的发展经常会夹杂着一个逐渐从土地集约型生产向类似中心地带的、增值生产的行业（譬如手工业）转变的过程。这种劳动集约型的道路意味着随着边缘地区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用一些他们自己的原材料进行增值生产并且减少从中心地区进口加工好的成品。但这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那种或是有利可图或是可能带来发
44、展的情况。工业资本主义总是依靠一个具备如下条件的外围地带：1、能提供充足的土地集约型投资(如美国南部的棉花为英国兰开夏地区的工厂提供原料)；2、一个规模庞大、依赖性强的能消费中心地带生产成品的市场（如种植园制统治下的美国南部及十九世纪中晚期的印度）。美洲，或多或少有点偶然性的，结束了给欧洲中心地区充当这种标准的外围区域时，反而推动了这种体制从土地的限制中摆脱出来。这转而使英国中心地带能充分利用它的第二个具有偶然性的优势条件，不易自燃但易富含水份并且位置临近的煤矿的存在，推动了对打破能源限制起着关键作用的蒸汽机的发明。当然，以上的这种论述可能对彭慕兰的关于煤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作了非常蹩脚
45、的、过分简单化的浓缩。彭慕兰在恰如其分地评价他所处理的一系列历史学家的著作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此外，他还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亚洲与欧洲经济之间的一种历史性的互动作用，指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通过提供大量的奢侈商品及刺激白银需求的市场，在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轨道。xxiv 马开伦主要从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肯定。他认为，任何人如果目睹某些西方学者的傲慢无知，或者对上个世纪东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所了解，他就会同情那些对旧的“欧洲奇迹”理论的攻击。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没有、而欧洲的知识系统却能够在 1200 到 1800 年这段时期发生革命，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很容易导致
46、各种令人不愉快的解释。它会鼓励“目的论” 式的思考，似乎西方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命中注定要高人一等。它也会鼓励某种准种族主义，好像西方人更能发明、更富独创精神、更加有天份、更具创造性等等。从消极方面，往往又导致人们把中国、日本这么伟大的文明视作是停滞不前、向后看的、压抑型的等等。随着对这些文明了解的增多，我们觉得以上观点都站不住脚。中国和日本几百上千年以来也都是趋于多元、有创造力、向前进的，但却没有发生知识革命。所以，我们怎么能想出一种理论方法论，它既离弃了目的论，又不将我们置于纯然的偶然和机遇的领地；它既承认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是改变了世界，又不将根本原因归为他们比中国或日本的同行更有天赋。
47、如果我们不赞成目的论的解释，看不出有什么设计或目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促成如此重要的事件呢?而且，我们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物质原因，说是世界的某一部分地区具有特殊的经济或生态资源，我们也同样也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某种更高的合理性或者某种更加丰富的文化。xxv 杰克戈德斯通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 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在 18 世纪，至迟到 1750 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所论 19 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戈德斯通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
48、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xxvi 莱斯利?豪纳（ Leislie Horner）认为，大分流对历史领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但是，总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确实是有缺陷的，而这些批评xxvii也确实对彭慕兰的论据和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xxviii 吴承明主要从方法论创新的角度对大分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最大贡献是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他对方法论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中西研究中比较目标的创新，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通常我们是以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作为比较的目标。由于中西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不同，这种比较难得共同的标准。麦迪森统一用 GDP 的增速来衡量，而十八世纪的 GDP，他自己也说只是 guestimate(俚语“ 瞎猜”)。又，这种比较是一个时间点的静态比较，不能反映某个经济体系的实力和前景，并会因双方所处景气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对此，彭慕兰提出了另一种目标。既然十八世纪以前双方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