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农村建设：主张与争论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主张与争论文章来源： 理论前沿2006 年第 17期 作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郎秀云 发布时间：08-07-27 20:19:06 180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究竟是什么关系？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还是建设新农村？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城市中国还是乡土中国？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见仁见智，分歧较大。这些争议关涉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与路径的选择、城市化道路的走向乃至中国现代化战略抉择。找出分歧的关键所在，对于达成共识，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健康开展都是必须和必要的。一、 “三农”问题
2、：是城市化带来的还是反城市化导致的在城市化与“三农”问题的成因上，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认为，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另一种认为，“三农”问题是城市不发展、反城市化的后果。温铁军认为，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形成以后，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必然是加速内向型积累、内向型剥夺的，而剥夺的对象只能是农民。这是造成农村解体、小农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于建嵘指出，中国城市化是在两个背景下发生的：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城市化的过程，实质就是这两个背景下国家对农民剥夺的过程。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部分研究者认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的土地、资金
3、、原材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民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留在城市，城市日益繁荣和发达，农村则走向衰退和边缘化。牛凤瑞等人则认为，中国目前的“三农”问题，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原始积累的时间过长、负担过重有关，与长期城乡分制的二元结构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城市化进程缓慢，在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还不够强大。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民问题不是城市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反城市化、反市场化的政治歧视带来的。一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缓慢导致农业国家的“超稳定局势” ，二是由于城市推行的户籍管制取消了农民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 “城乡差别”降低了农民的就业能力。二、 “三农”问题的出路：城市化
4、还是建设新农村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以温铁军、老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则提出城市化未必能解决“三农”问题，现实的办法是建设新农村。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不可能奢望将农民留在农村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要通过发展非农产业和迅速的城市化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农村人口数量降到 25%以下时，农村土地即达到了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可以实行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就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就会有明
5、显的进步， “三农”的一系列问题就能得以彻底解决。还有学者指出“三农”问题应该交给城市化和市场化去解决，国家没有必要去建设新农村，即便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农问题，最终“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根本出路依然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战略。这一观点得到了国际发展经验的支持，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城市化吸纳农民，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温铁军则认为城市化未必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农民国家，即使 2020年实现 55%城市化率，而那时我们是 1617亿人口，仍然还有 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而耕地必然因城市征用要
6、减少 2亿多亩，中国农业仍然是小农经济，只不过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靠大规模地减少农民人口来提高农地规模，以农业规模经济来参与国际竞争这条路，根本走不通。老田则分析了工业化没有有效地带动农民市民化的原因：在全球竞争体系中，中国的产业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产业增加值率低，低水平边缘化的工业企业不能创造较多的工资、利润和税收余额，从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机会，第二、三产业因此不能容纳足够的劳动力就业，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无法给工人在城市维持生命再生产的费用。吕新雨针对那种认为取消户籍制度，就能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民工待遇的观点，指出户籍制度本身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户籍制度的改变无法解决农
7、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格局不是单纯靠取消户籍制可以解决的。韩德强指出，那些认为只要推进城市化， “三农”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回避了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态灾难、压迫剥削和世界战争，看不清楚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方位，只能为“三农”问题提供一条“有光明，没前途”的一厢情愿的道路。王振耀则指出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的缺陷是：一是城市化的目标没有限期，谁也说不清楚中国的城市还要怎么发展才能消化 8亿农民，二是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也没有限期，谁也说不清楚中国的农民还要剩余在农村多少才是一个合
8、适的比例，从而使中国能够真正达到现代化。三、新农村建设的主线：城市化还是建设新农村在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应以城市化为主线，以减少农民为核心任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市化不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新农村建设要立足农村、农业、农民，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使农民安居乐业。茅于轼、华生等人认为城市化是国家的主导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市化战略的补充和援助性措施。他们认为应该站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农村的角度，选择新农村建设的路径，要紧扣农村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这条发展主线，放大城镇对农民的吸纳效应和集聚效应。谢扬指出，建设社会
9、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配合解决城市化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的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尤其是通过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推动农村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根本改革。贺雪峰认为，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几代人努力完成的任务。在 9亿农民转移进入城市之前，为他们提供福利，使他们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是新农村建设所需要解决的方向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只是从进一步城市化的角度，而是要在城市化以外想办法。仝志辉认为，城市化战略主要追求的是将更多的农民变成市民，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的发展水平、质量和道路，并不涉及不能转变成市民的农民问题。而新农村建设是要在
10、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不能迅速改变的前提下，找到农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使农民可以获得不断增长的物质收入和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安居乐业。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和目标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能尽括的。城市化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的核心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并不必然追求农村的城市化和城乡一样的发展水平。王振耀则指出新的农村发展战略需要改变以农民进城为重点而推动城市化的办法，其立足点是将农村、农民和农业作为我国经济起飞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地，以健康的城市体制和市民下乡为重点，充分地开发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传统价值，使农村真正成为对城市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新农村。这样，城乡得到均质发展，城乡真正达到了一体化，农村真正
11、成为更适宜于人们生活和休闲度假的场所。四、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城市中国还是乡土中国在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城市中国，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特征，实现现代化必须推进城市化。二是乡土中国，认为西方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注定走不通，主张重建现代化的价值，将西方现代性的合理因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新的价值体系，通过新农村建设，探索出一种不同于欧美国家的“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新的生活方式。大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化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客观历史过程和社会组织形态，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
12、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和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中国也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城市化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子。还有学者指出，只有城市化才能解决人地紧张和人均资源短缺问题，才能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发展道路。温铁军、贺雪峰、老田等研究者认为，西方以追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为基础、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注定行不通。温铁军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则表明以高国民收入和高城市化率所代表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不能解决普遍存在的“三大差别”难题。如果单纯地强调城市化，只能是少数大城市带着贫民窟超前现代化，而整
13、个国家陷入“拉美化”沼泽。中国现代化应该从本土的实际状况出发，立足于人口众多、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实现五个统筹，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老田认为， “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研究和探求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突破僵化的西方现代化信条。申端锋认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从“消灭农村”向“建设农村”根本转变，是对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重新回归。贺雪峰认为，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按照现在能够利用的资源和生态承载能力，城市化率要想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上不可能，也不可能支撑 8亿农民进入城市，过上欧美式的“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新农村建设不追求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而是要建设中国式的“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这有可能成为中国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目标，成为一种有别于欧美的可供选择的新的文明样式。 (理论前沿2006 年第 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