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语境研究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向丽（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摘 要 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建构，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目前，关于中国美学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之根源及其出路的探寻已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对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中语境的再阐释的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对中国经验的语境研究发掘出使“西方美学在中国”真正改写为“中国美学”的理论和现实资源及其具体的转换机制，中国美学的现代性也将于此凸显出来。关键词 语境 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审美现代性 中国经验The Research on Context and the Modern Cons
2、truc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sXIANG Li Abstract: AsContext is the result of a kind of dynamic and realistic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on context is the powerful basis for any theory getting its vitality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finding about the root of the predicament in
3、 Chinese Aesthetics research and its outle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research. This paper try to probe how to dig out the academic and realistic resources and the concrete transformational mechanism of rewriting “ western Aesthetics in China” for “Chinese Aesthetics
4、” through the contextual research about Chinese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reinterpretation of context during the turn to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research, and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Aesthetics will therein appear. Keywords: context, anthropological turn in Aesthetics research, aesthetic modern
5、ity, Chinese experience“语境”原是语言学中的概念术语，最初指语言表达的特定空间，其意义取决于“文本”的上下文关系。随着学科之间互渗和融通以及语言学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美学史上发生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逐渐摆脱原先从属于理性，仅仅充当工具的地位，一跃成为哲学和美学思维发生根本转向的重要因素， “语境”早已超出单纯语言学的范畴，在文学、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语言学转向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哲学、美学的“语言批判”上，通过指出传统哲学和美学由于语言上的误用所导致的许多经典命题的虚假性和无意义，从而产生对元叙事的怀疑，并进而揭露传统形而上
6、学的语言暴政，释放出解构二元对立的无穷快感。在此，我们暂而不论在这场转向的洪流中，分析美学是否真的走上美学取消的道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意义即用法” ，强调语言的多义性及其只有在它被使用的特定语境中才有意义，对于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转而从具体的语境或现实生活关系出发提炼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和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从“西方美学在中国”说起荷兰哲学家范丹姆指出，作为一个术语或概念，尤其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研究，美学研究起源于西方，基于一种特定的文化和哲学背景，并且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然而当我们对美学这个概念从跨文化的视角深入分析，有一点必须被提问，即在
7、西方背景中2被提出来的美学定义是否足够宽广得可以涵盖从不同的非西方文化视角考察的所有现象，是否能够用类似于处理西方美学的方式来对待非西方美学。 这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关于西方美学的限度以及如何建构美学的跨文化研究范式的问题，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美学的中国性问题同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傅谨曾在中国美学面临的三大问题一文中认为，近 100 年的中国美学更多地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百年来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从西方美学中撷取现成的答案，来阐释中国艺术漫长与复杂的历程，以及阐释这个历程中暗含的规律。这非但不是美学的民族化，而且更意味着美学家们事实上是在将中国的审美活动史
8、看作是世界美学中的一个具体个例，是在用中国的审美活动史印证着西方美学的全球可应用性。 尽管此论虽非首次提出，其判断也未曾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但仍深刻地指出了当今中国美学界焦虑的根本所在。 “西方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确实是两个需要严格区分的概念和事实。在中国百年漫长的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中国美学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个潜在的挥之不去的话题，而关于该命题的种种证明则融入当代美学发展的新态势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中国美学合法性的探讨与实践正是中国美学获得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它要求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问题、话语结构和解答路径。当代中国美学建构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三个
9、方面，即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经验。在中国，美学是个舶来品，用张法的说，中国“有美无学” ，即中国有丰富的关于各门艺术的审美经验和诗性的品评，却没有形成体系性的美学学科，中国美学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美学传统。 从 20 世纪初王国维率先从日本引进作为现代学科的“美学”这一术语开始，中国美学史的建立就以西方美学为最高参照系。尽管中国在引入和接受西方美学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其纳入民族思想启蒙和发展的现实生活关系改造之中，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内在地包含着审美启蒙的价值要求，在开拓美学研究新路的历程中显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并且，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美学的一些经典范畴和思想对中国传
10、统著述和文化现象的解读中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卓越的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潮，但无论是在美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还是具体研究领域的探讨上始终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国内对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所呈现出的学术繁荣景象并不能掩盖中国美学原创性的缺席，中国现代美学在 20 世纪国际美学发展潮流中所处的边缘化地位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目前，关于中国美学研究出现危机的言论已是不胜枚举，诸如针对美学理论建设的“高原论” 、 “破产论” 、 “转型论” 、 “重建论”等等，在美学教学方面，美学基本原理中许多概念和观点的陈旧以及无意义的重复建设使得美学无法对新的审美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阐释，许多学生失去了对主流美学研究
11、的兴趣，甚至发出了“美学不美！”的感慨。尽管这些论调未必都符合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现状，都能客观地指出中国美学研究面临困境的真正症结所在，但中国美学研究需要在厘清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寻找新发展的生长点在学界已达成共识。关于中国美学研究面临困境的原因，学界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例如刘士林指出，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提问方式，主要是以西方哲学为本体内涵的哲学提问方式，因此百 参见 Wilfried Van Damme, Beauty in context :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aesthetics. Leiden; New York; Koln: B
12、rill, 1996，PP.3940. 参见傅谨：中国美学面临的三大问题 ，载学术月刊 ，2000（4） 。 参见张法：中国美学史 ， “导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郑元者指出，只要我们翻阅一下戴维库珀(David Cooper)主编的美学的同伴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ed.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2.）一书,有责任感的当代中国美学学人恐怕都会为之扼腕。该书把“中国美学与日本美学”列为一个词条来进行阐述，在“中国美学”部分，除了陆机、刘勰等人的文艺思想被作为典型例子因而显得特别显眼以外,整个 2
13、0 世纪中国美学在编者的世界美学地图中却几乎不见踪影。参见美学实验性写作的人类学依据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4（5） 。3年中国美学所讨论和研究的，也主要是一些哲学问题，是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因而也就是说它们是非美学问题，或与美学问题本身距离比较遥远的问题。 郑元者提出，当代中国美学的危机是学科的存在方式的危机，是理论建构在本体上的危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至少有研究路数上的混合性样式、逻辑起点上的预知性、研究层次的元美学欠缺性以及表述危机这样四大遗憾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朱立元认为，束缚中国美学实质性的发展的根本性局限在于从认识论框架出发，固守主客两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等等，不一而足。
14、总地看来，目前中国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大部分西方美学话语和理论模式在被移植到中国本土时，由于还没有经过中国语境的具体转化，理论的架空往往造成对中国本土想像和阐释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无益于对日渐丰富、复杂的现实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自身的问题及其独特的审美方式和特征；（2）中国美学研究尚缺乏足够的立足于本土文化语境提出中国美学的元美学问题以及探寻有中国特色的解答方式的学术自信和实践。 （3）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中国美学没有在中国语境的现实基础上解决好美学如何从现实生活中发掘真正的问题意识、如何调整和规范美学的研究范式以及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中国美学的现代
15、性还未充分显现出来。诚然，对该问题的意识只是现代中国美学摆脱困境迈出的第一步，其关键还在于对中国特殊语境的深入研究和阐释。当今国际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对形而上的宏大美学体系的建构转向知识性、实用性、实证性的美学分支学科的建设，从对美的本质问题、经典美学范畴的原理性探讨转向对活态的艺术和审美文化现象的研究，美学学科也从封闭的自足建设中走向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交叉互渗，这无疑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问题域，增强了研究方式的开放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国内美学在了解美学前沿动态的基础上，也朝着与民族文化资源和现实问题相结合的道路发展，其研究成果也较为可观，但中国美学要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和
16、进展还有待于对中国语境和中国话语的进一步阐释和提升。将“西方美学在中国”真正改写成“中国美学” ，这已不是单纯的文本书写所能解决的，它关系到如何发掘中国本土文化书写及其如何向文本书写转化的问题。二、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语境的美学再阐释近年来，关于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在国内，对美学与人类学思想资源进行多方面的整合以及跨学科研究主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审美人类学以及审美文化人类学研究群体，尽管它们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不同的侧重点，但都表达了通过人类学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从多方面引发美学新思维建构的学术理念和实践精神，与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以及艺术人类学等
17、新兴学科在学理和实践方面构成了潜在的对话关系，在对艺术的起源、审美的复杂性、民族美学、比较美学等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美学研究中出现的人类学转向或人类学介入审美和艺术研究是学界值得关注的美学发展新动态。这种转向既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为解决新出现的现实问题而发生的学科分化、交叉以及重组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美学为恢复和激活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批判从而发挥其将人们引向未来的能力的重要尝试和必然选择。即，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首先是现实提出的要求，其次有学理上的依据。概而言之，美学研究的人类 参见刘士林：百年中国美学提问方式批判 ，载天津社会科学 ，2001（6）
18、。 参见郑元者：当代中国美学的四大遗憾 ，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 3 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参见朱立元：对中国美学发展之途的一种思考 ，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4（2） 。4学转向的合法化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学与人类学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历史联系，它们在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演变进程等方面有许多契合之处。尽管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比美学将近晚了一个世纪，但从美学诞生伊始就天然地潜藏着浓厚的人类学性质，例如浪漫主义美学运动提倡到乡间去寻找已经消逝的文化传统，德国古典美学中康德关于“人是什么？”的哲学探讨，席勒对如何通过审美的方式恢复人性的完整的思考，黑格尔对人与自然
19、关系的研究等，人类学始终都是美学研究丰富的理论资源和重要思路。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美学与人类学都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即从对同一性、普遍性、绝对性的探讨和表述转向对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民族性等方面的关注和发掘，这使得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二者在 20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倾向。另一方面，人类学以其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对现实问题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为解决当代美学所面临的表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批判视角和广阔的经验解读空间。从学理上讲，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引用和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某些传统的美学范
20、畴和理论模式进行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既有的美学理论，进行一定的求证和更新；另一个层面则是在整合美学与人类学学科范式和主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人类学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立场。通过田野调查，考察活态的审美文化现象，深入分析“美”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表现形态、特征、功能以及造成审美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深层原因，探究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在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与文化群体的审美现象差异性的前提下探讨人类艺术和审美的共同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而研究审美和艺术的启蒙功能的实践机制问题。第一个层面的转向侧重于人类学资料给美学研究带来的思想灵感方面，尽管对于克服传统美学的纯思辨性、抽象性研究给人造成的颇不实在的感觉有
21、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研究范式上，人类学资料往往成为对美学范畴和观点进行佐证和再阐释的工具，人类学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立场和精神并未真正渗透到美学思维的根本转换之中。事实上，美学的危机不仅仅是某些理论或范畴的过时性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美学研究范式面临根本转向的问题，因此，美学研究立足于具体的语境，真正实践第二个层面的人类学转向已势在必行。无可否认，人类学是西方在推行其殖民化势力，采集与西方发生联系的非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学科，在其产生的最初无疑具有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特征，例如倾向于将非西方文化视为完全的“他者”作为自身优越性的证明和炫耀，进而推行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全球神话。但事实上，这
22、种现代神话的解构者却又恰恰来自人类学本身。“人类学一贯的地方色彩，对于那些试图把恰巧是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所具有的特定价值观说成是普适的做法，尤其是一针强有力的防疫注射。 ”不仅如此， “人类学倾向于研究处于边缘的社会群体，并且就这种边缘性向权力中心提出问题。 ”借助这种人类学立场和精神，中国美学有可能就自身独特的语境对西方美学的普适性神话提出质疑，并就具体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另外，人类学侧重对地方区域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和微观的研究，尽管直至 20 世纪中期，人类学仍相对忽略对美学问题的研究。 但中国美学研究者主动地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 ，第 6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3、社，2000。 关于为什么直到 20 世纪中叶学者们还是没有认真考虑非西方社会中的美学问题研究，约翰弗雷斯（Forrest）提出了两个主要原因，它们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学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令人烦恼的话题，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经验事实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首先，关于美学学科的界定已经被证明是很成问题的，尤其是它仍局囿于西方文化中。关于是什么构成了“审美经验” 、 “审美形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哲学家们已经讨论了好些世纪，那些试图寻找到一些具有跨文化有效性的术语的企图最终都似乎是毫无希望的。所有我们在美学研究中所面对的主要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例如什么才真正是我们所意指的“美”？
24、它是如何联系“审美价值”的？正如同那个难以捉摸的概念“艺术”一样，都是无法确定的。其次，审美情感是个人的、内在的状态，众所周知，它很难通过民族志研究方法得到充分了解。因此，人类学家一般都通过处理关于不包含人类主观情状的艺术主题来回避这个问题。简单说来，重点被放到了5运用作为现代人类学学科特质的田野调查方法， “深入了解并分析中华本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底层文化和边缘文化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审美需要，找出其特征所在，并进而在理论上加以说明， ”一方面可以超越美学思想中的西方中心话语的思路，获得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性；同时在将审美和艺术置入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考察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及其与现实生活
25、的关系，则有可能在把握审美现象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发掘一些具有现实阐释力度的美学思想，对于中国现代美学逐渐消除表征危机，走出高原期无疑是一种切实有效的路径。从美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的建设实践和前景来看，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已经将语境研究提到了作为摆脱美学研究困境之出路的日程上来，该研究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语境研究是探究审美的复杂性问题的现实基础。 “美”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始终同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的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美”是一种被建构的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指出， “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
26、性怎样转变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即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正是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的趣味和概念。 ” （注：文中着重号为原文所标）可见，在审美潜能向审美的具体表现形态转换过程中，语境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力量而发挥作用的。以往的传统美学将“美”视为高高在上的先验存在的观念已被证明是头足倒置的宏大叙事。没有对艺术和审美现象所产生的语境的具体分析， “美”永远只能是我们头脑中的幻象和符号，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2）语境研究充分关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审美差异性现象，是对边缘文化的存在价值的发掘以及对强势话语发出质询的现实根基。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每一种文化都有
27、它特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和丰富、缜密的内在逻辑、原则以及转换机制，都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和话语表述。这对于我们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3）语境研究能彻底打破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是将艺术和审美从形而上层面拉回到现实生活的一场伟大变革，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由此产生，并且凭借对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审美需要的考察和分析，寻找到解答问题的现实资源和有效路径。 （4）语境研究是探讨审美启蒙实践机制的重要途径。它要求深入现实生活关系，考察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问题，探讨真正的艺术如何以审美变形的方式使人“看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表征
28、审美与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和裂缝的基础上唤起人们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超越及重构的冲动和实践。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绝不是纯粹的方法论问题，更不是一种为解决目前美学研究面临的困境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现代人类学作为美学研究的重要学术立场和思维范式之一已经表明，由语境研究所显现的“活态美”是美学这门现代学科的应有之义。三、中国经验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互动的日益频繁和复杂化，全球化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既时尚而又严肃的话题。 “全球化不等同于西方化” ，这是众所周知的最少有争议的评价和事实，然而，这里同样隐藏着两种可能发生的意识形态误区：一是在将“西方”简单地理解为与本
29、土文化完全相异的“他者”且固守保护本土传统文化不受外来文化侵扰的浪漫主义教条的同时，使传统文化在博物馆式的静态封存中失去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成品上，即艺术作品。参见 Wilfried Van Damme, Beauty in context :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aesthetics. Leiden; New York; Koln: Brill, 1996，PP.1314. 王杰：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 ，第 160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俄）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等译：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 ，第 1718 页，北
30、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契机，西方文化反倒成了一种令人遗憾的缺席；再者，在不了解本土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自身独特价值，在对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热潮中发生的变迁及其未来走向缺乏足够的分析、反思和把握的情况下盲目地将外来文化视为最高价值规范，则有可能在将“全球化”误认为意识形态终结的同时，陷入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兜售的审美幻觉中而不自知。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是当今中国身处的不可回避的现实语境，如何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构筑与世界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则是每一位具有民族自信心的中国学者所应肩负的职责和学术使命，这已不仅仅是纯学术的宏观研究所能通达的，具体到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来说，则还有一系列
31、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具体问题。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国内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学界主要从引介西方审美现代性理论，追溯现代性在西方的演变历程并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张力结构，探讨在中国语境研究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合法性依据及其特殊性等方面深入展开。尽管在中国语境的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具体阐释上尚未出现具有理论穿透力的研究成果，但在强调反思外来理论的解释有效性问题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研究理念的观照下，国内美学在这个关涉到美学现代建构的实践层面的问题的探讨上已经形成了较明确的问题意识，提出了一些富有现实意义的见解。例如，周宪指出，西方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本身都是复杂的“场”
32、 ，两者的互动为新理论的形成和建构提供了多种生长点，并且指出，应当提倡和培育我们运用外来理论的“反常感”或“不适感” ，也即强调现代性的反思品格，始终关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问题情境，并进而探讨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中国化”转换的具体机制问题。 陶东风分析了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话语中，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的状态的原因。他指出，在中国，压抑审美现代性的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西方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话语在中国没有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经历西方现代性进程中所发生的科学、艺术、道德三个领域的分化、独立和自我合法化，并进而提出反思中国社会体制的不合理性的必
33、要性问题。 这比一般地强调中国缺乏对审美的超越性的探讨而忽略中国具体语境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接下来，探讨中国语境的审美现代性问题，分析其具体表现形态和实践机制则是国内学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王杰在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和中国艺术表达机制的特殊性 等方面的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传统的和现存的审美方式与认知、伦理之间的裂痕并不像西方那样明显，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变迁仍可通过艺术和审美为中介而不至于与人类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分离，从而打破了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神话。 这表明，尽管由于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但其精神内核，即对工具理性的深刻反思和超越在中国却有着深
34、厚的现实基础和多样化的实践机制。例如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将民族艺术作为身份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往往通过艺术和审美活动达到对现实生活关系的某种超越，并以此作为表述其审美理想的重要方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并不一定都存在着一种叫做“艺术”的高级抽象的观念，但艺术和审美却自然而然地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往往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生活常识、生产技术、宗教观念、教育、道德等知识融为一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授和强化这些知识系统的主要媒介和力量。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自身掌握的特定象征符号和话语具有将艺术向现实进行审美转换的能力和复杂机制，在这种审美转换中，往往呈现出 参见
35、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 ，第 445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参见陶东风：审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 ，载中国美学年鉴2001 ，第 4451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参见王杰：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 ，第 4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参见王杰：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文学学科的文化实践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初步研究为例 ，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4（5） 。7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审美化生存状态。可见，中国审美现代性是对艺术自律性的纯美学观念的批判和否定，并且，这种批判力量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具体艺术实践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再者，
36、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一方面，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明的极大冲击，一些根生蒂固的传统审美价值观念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被颠覆，文化承继的断裂层不可避免地横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往往通过艺术作为展演自身价值，争取话语权力的重要方式，并且在特定条件下，善于运用“反利用” 机制，以艺术和审美活动为中介，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多种结合形式和复杂微妙的共生互动关系。不难发现，对艺术和审美在中国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缜密的审美转换机制，对少数民族审美意识的演变以及文化的“反利用”机制的考察和分析是我们探究中国审美现代性实践机制的多种可能
37、性的现实根据和强劲依托。 “中国美学的理论根基，应该建立在中国经验的文化人类学解释的基础上，这包括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制度，以及由此制约的心理习惯和审美习俗，这些都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 ”“中国经验”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目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实践，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作为一种艺术实践，它在国内较早出现于 1993 年在四川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经验”画展以及关于这次画展的研讨会。在此之后，中国文艺理论界力图将它展开为具有特定学术意义的理论术语并融入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之中，在关于中国经验与艺术的深度追求、当代
38、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以及西方经验等的联系的具体研究中，中国经验渐渐凸显出其特定的学术内涵。总地说来，中国经验是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体验、个人体验以及艺术体验的批判性的总结和提升，它来自中国具体的地域文化同时又是中国人普遍的经验；它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在研究理念上，一方面，提出和研究中国经验并非将之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也不强调中国经验的全球化和普适性；另一方面，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创造绝不是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想象的某种预设，相反地，对中国经验的语境研究是逐渐消除对中西文化经验误读的最好办法，这也正是我们深入发掘中国的问
39、题意识，更新中国的提问方式以及整合中国模式的现实基础。当然，这就涉及到语境研究的规范性和具体操作性问题，从美学现代建构的角度来看，也即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层面。美学既是现实生活实践的总结，却又能最终超越现实，即，美学是在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中显现自身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美学的现代性就在于能够真正阐释当代审美现象的复杂性及其深层社会根源，探讨意识形态缜密的运作机制以及在艺术、现实生活关系、意识形态三者的微妙互动关系中找到审美启蒙的最终力量，并以此作为将人类的过去与未来重新联结起来的强大中介。事实证明，深邃而彻底的理论只能来自现实生活本身，并且能够对人类困境有深刻的发现和思索。在中国语境中，
40、如何整合和总结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实践，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具体的转换机制如何，怎样在对中国经验的语境研究中寻找到美学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以及中国理论如何走出表征危机等问题都是中国美学学者应当认真思考并努力探索其有效路径的重要课题。“西方”并非统一的意识形态幻象，事实上，最早提出要推翻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暴政的声音并非来自非西方国家，而是恰恰是来自西方知识界内部，因此，如何敏锐地捕捉住 即少数民族自觉地吸取现代文化机制中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利用这些“现代”文化机制发展自己的族群文化。参见王杰主编：神圣而朴素的美黑衣壮审美文化与审美制度研究 ， “前言”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王杰：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 ，第 141142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这种声音并使之在新鲜而丰腴的土壤上产生更大的回响，对中国经验的语境研究无疑是中国学者应该身体力行的并且也是最终走出“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尴尬境地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