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 命 是 永 恒 不 断 的 创 造 ， 因 为 在 它 内 部 蕴 含 着 过 剩 的 精 力 ， 它 不 断 流 溢 ， 越 出 时 间和 空 间 的 界 限 ， 它 不 停 地 追 求 ， 以 形 形 色 色 的 自 我 表 现 的 形 式 表 现 出 来 。 泰 戈 尔附：解说词 （撰稿：阿忆）视频地址：http:/ 光绪皇帝在位第 28 年，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公元纪年是 1902 年。 从那时起，大公报饱览世事，历经百年沧桑，记下了 1 个世纪的国家兴亡，并由此成为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中文报纸。穿越百年光阴，大公报由桀骜不驯，汪洋恣肆，渐渐归于平静，而它留下的财富和思索，越来越弥漫于后
2、人心间。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创办的 1902 年，看似平静，实则玄机重大。那是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各自矛盾此消彼长的一年。这一年，八国联军撤离北京，慈禧和光绪返回紫禁城。两年前，她听信满洲贵族之词，违反国际法原则，放任义和团攻打驻华使馆和教堂，结果被列强占了首都。为实现对洋人的诺言，消灭领事裁判权，慈禧宣布改革。 慈禧通过经济改革，使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商会每年增加 100 家，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慈禧废除科举，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由于日本飞速发展，成为榜样， 1902 年成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王国维、黄兴、廖仲恺、邹容、陶成章、鲁迅均于本年去了东京。而梁启超在横
3、滨创办新民丛报，反对用革命、暴动、暗杀手段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覆辙。同是 1902 年，孙文的中国日报与改革派的广州岭南报大论战，要求抛弃改革，进行革命。就在这种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清末 10 年，成了传媒先驱们广泛办报的活跃期，大公报只是众多自由报纸中的灿烂一枝。 1901 年，天主教徒英敛之，来到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天津，拜会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柴天宠虽是传教士，但却经营建筑材料，建教堂致富后，想到集资办报，与英敛之一拍即合。随后，柴天宠负责集资，英敛之是经理、主笔、编辑，而王郅隆和大名鼎鼎的改革家严复是出资股东。 【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英敛之过去只是给一个老先生当书童。那年头文
4、具也沉，什么砚台呀，书参考书都得天天背着。给穷旗人的家里头的小姐补习，一来二去的就跟这小姐俩人儿彼此有意，而且还写情书。因为中国线装书，中间儿都是折叠的，信就藏那里头 在天津法租界，苦出身的英敛之择取 1902 年 6 月 17 号将大公报推上市场，而且第一天便业绩不俗，竟一举销掉 3800 份，可谓“开门红”。 35 岁的英敛之政治上属于改革派，在创刊号上，他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英敛之解释说：“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换句话说，“大公报”应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 英敛之以“敢言”著称，创刊便大胆议政，对官场怪状和社会风气锋芒毕露，
5、毫不留情，除了皇帝，英敛之鞭挞一切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和暴发户。大公报创刊第 2 天，英敛之宣布，遵循西方报业公例，奉行“知无不言”。第 5 天，英敛之发表长文，盛赞“皇上有德”，进而全面否定太后听政，呼吁还权于光绪，由皇帝亲自管理国家。英敛之此举，就连大公报第 2 代领袖胡政之都认为是不顾性命，“大胆已极”！ 8 月 15 号，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把天津交还清朝，英敛之连续发表社论，指责联军种种暴行。 【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中国人那时候不是梳鞭子吗？他就把鞭子铰了那是 19 世纪满清的时候然后呢，跑到天津租界，有日本裁缝，会做西装。做了身西装，回来以后全家是一片惊慌，说这这这这这怎么得了啊，这出
6、去不得砍头哇。他说，不行，我得示威！他穿上西装，绕着我们家走一圈，走大街上，让人看看。然后回来了胜利而归一边儿脱着衣服，一边儿说：“说实话呀，这西装是不舒服，真没中国衣服舒服。”后来才发现，他把衣服架子穿在里头了。 不仅如此，英敛之要全家都穿西服。苦于弄不清女式西服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便托人去哈尔滨直接买来，请摄影师到家里拍照，放大后挂在客厅，后来才知道，那竟是俄国女人的睡衣。为了全盘西化，英敛之还把神童儿子英千里 12 岁就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读就是十几年。其间，英敛之与山东省长蔡儒楷政见对立，但无妨友谊，英敛之视官僚如泥沙，自然不把山东省长放在眼里，但蔡儒楷却崇敬英敛之创办了华北第一大报
7、，英才惜英才，终致指腹为婚。于是，蔡省长的女儿蔡葆真，作为没过门的儿媳妇，也被很小就送进天津圣约瑟教会女校，接受西方教育，为的是将来与英千里结婚后能有共同语言。 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诚也是 12 岁被送进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每天用英语听课。 【主持人陈晓楠： 1905 年，新任驻美公使要求与清朝谈判，严禁华工去美国，遭到上海商务总会激烈反对。他们要求美国两个月内修改排华法案，否则抵制美货。美国当然不会向中国低头，于是爆发了持续 8 个月的抵制美货运动。老罗斯福总统命令亚洲舰队集结广州，作出攻击姿态，迫使清朝下令尽力平息运动。袁世凯率先响应，下令查禁反美报刊，导致中国历史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功亏一篑
8、。 所有人都低下头颅，唯有英敛之还昂着，他依然拒绝刊登美国广告，公开与袁世凯为敌。袁世凯是直隶总督，总督府设在天津，他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为罪名，禁止邮寄大公报，但大公报在法租界，英敛之又有法国主教支持，袁世凯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袁世凯礼贤下士，其间曾希望与英敛之交好，但英敛之不为所动，仍对这位炙手可热的权臣整整顶了 10 年，直到把他顶死。 英敛之是满族人，英姓是慈禧所赐，而英太太爱新觉罗淑仲，干脆就是皇族血脉。因此，大公报对清朝的一切激烈批评，均是出于改革的考虑，而不是要革掉清朝的命。而英敛之终生厌恶袁世凯，也不是因为袁世凯为满清效力，恰好相反，是因为袁世凯与孙文为伍，断送了大清江山。
9、 1912 年 2 月 12 号，溥仪皇帝退位， 268 年的大清帝国土崩瓦解，而袁世凯赞成共和，并接受孙文举荐，继任临时大总统。英敛之办报兴趣全无，终于离开天津，回北京香山隐居。 5 年后，北京和河北发生大水灾，淹了 103 县 600 多万百姓，英敛之在大公报游艺大会上天天登台募捐，这便是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最后一次联系。水灾平息后， 200 名孤儿无人认领，徐世昌总统便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将皇家静宜园拨给熊希龄和慈幼局局长英敛之，营建慈善学校。在毛泽东 1949 年从河北西柏坡迁入静宜园双清别墅之前，香山的全部设施和全部园地，曾全部归慈善学校所有。 1926 年初，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 5
10、0 岁，而山顶裸岩上留下了他的 4 个大字：“水流云在。”这 4 个字，恰好可以明鉴创始人已经故去，但他创办的大公报仍在流传的意境。 二、迷途激流 1916 年 6 月 7 号，是袁世凯总统病逝后的第 2 天，黎元洪副总统在北京东厂胡同家中，草草举行总统继任仪式，出席者仅有段祺瑞总理和内阁成员。在那个沉闷的夏日，除了东厂胡同两端的出口处停放着十多辆汽车和马车，除了黎宅门前挂着两面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一切如旧，看不出任何的履新气象。 【主持人陈晓楠：黎元洪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段祺瑞总理手中，于是黎段之间，斗得是死去活来。 1916 年秋天，在徐树铮将军支持下，大股东王郅隆收购大公报全
11、部股权，出任董事长。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绝对亲信，鼓励王郅隆独断大公报，自然是要让大公报助段祺瑞一臂之力，充当国务院的喉舌。于是，大公报走入短暂的迷途。 王郅隆早年是天津粮店的小伙计，因舞弊而被辞退，随后自立门户，除了作粮食生意，还倒卖木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王郅隆认为，只有军人才是最有实力的阶层，于是他结交军人，办起银行和纱厂，成了著名的暴发户。控制大公报后，王郅隆抛弃英敛之不为任何党派作宣传的信条，在徐树铮建议下，聘胡政之做大公报经理兼主笔。 胡政之是四川人，留日学生，曾就读东京高等商业专门学校，结识同学吴鼎昌。回国后，胡政之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 2 分庭刑庭庭长，结识另一位留日学生张季鸾。
12、整整 10 年后，正是这 3 位留日学生，他们联手买断大公报，使这张报纸达到了百年史上的颠峰状态。 不过此时，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尚在各自的政治旅途中奔忙，尚未走到一起，唯胡政之率先进入暂时投靠段祺瑞的大公报。此前，胡政之是内务部参事，而内务部是段祺瑞的势力范围，徐树铮把胡政之看成是自己人，于是推荐给大公报，谁知胡政之已看透官海，只想以文字报国，并发誓把英敛之离去 5 年中失去的光辉夺回来。 14 年前英敛之创办大公报，说是报纸，但样子上却里里外外是一本书，其中每个版面的文字都是整版直排。为了让它更像报纸，胡政之把版面分成上下两栏，两栏分别加上边框，栏和栏之间留一条空白，如果对折，仍可以装订
13、成书。两个月后，胡政之仍觉不满，于是再度进行版式改革，把每版两栏分为 4 栏，栏和栏之间不再留白。 1917 年初，大公报终于从 4 栏增改为 6 栏，从书的模样，变成十足的报纸。 这个时候，大公报作为段祺瑞系统的机关报，在与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颇为风光。有意思的是，胡政之未来的终生搭档张季鸾，站在黎元洪一边，特点是秉笔直言。过去，张季鸾抨击袁世凯，入狱 3 个月。袁世凯死后，张季鸾又披露段祺瑞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因此再陷囹圄，经营救，才得获释。尽管是身处政治对立面，胡政之与张季鸾仍有共通之处，那便是以真实为坚。胡政之下令停止伪造新闻，每逢重大事件，必派记者亲去专访，使大公报为之一变
14、。 1917 年张勋进京调解黎段之争，却推溥仪复辟，京津剧烈震荡，大公报快速而精确，销量扶摇直上，深受国人欢迎。 【主持人陈晓楠：段祺瑞自然是杀回北京，赶走了张勋，而黎元洪心灰意懒，去意坚决，总统果真交给冯国璋代理。 1918 年，为了选出称心如意的新总统，徐树铮又在为段祺瑞跑前忙后，他和内务总长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为的是征集会员，组建国会。于是大家就把这个既无纲领又无组织的小圈子称为“安福系”，大公报也就被说成是安福系的机关报。 总统换成徐世昌之后，掌握实权的还是段祺瑞。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当初把段黎之争推向极至而导致黎元洪下台，恰是中国是否参战。段祺
15、瑞力排众议，对德宣战，终以胜利告终。于是，国人的目力移向青岛，那曾是战败国德国的租界，大战中被日本夺去。 此时此刻，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战胜国，青岛是否交还中国，答案却在巴黎和会。 1919 年初，巴黎和会人声鼎沸，政要无数，记者云集。然而，在这命衔一线的讨价还价之中，中国记者只有一位，那就是大公报主笔胡政之。在巴黎和会的 3 个月中，胡政之聆听到中国代表顾维均的慷慨陈词，也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秘密外交，更是听到来自祖国的读书人和工人阶级的呼声。最终他看到的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昂着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青岛没能归属日本。 胡政之因此成为第一位出国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 胡政之由巴黎回
16、到天津，准备大干一场，再次改造大公报。但出乎胡政之意料，中国再次陷入动荡。在直皖战争中，段祺瑞和所谓“安福系”被打得大败，王郅隆被列为“安福十凶”，遭通缉后，逃亡日本。大公报声名扫地，胡政之只得辞去经理。此后，大公报结束了与安福系短暂的关系，重又恢复不为任何政党服务的宗旨。不过，报纸所有权一直在王郅隆父子手上，王郅隆在东京鞭长莫及，无力经营，致使大公报惨淡度日，一蹶不振，销量再次锐减，直跌到每天只印 10 份。 王郅隆在东京大地震中意外死亡后，大公报于 1925 年冬天被迫停刊。 第 2 年，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彻底垮台，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胡政之恰与张季鸾在天津重逢。张季鸾感叹道：“十多年来
17、，同业友人，或死或散，或改业为官吏，独政之与吾钟情于报纸！”他们住的地方，恰好离大公报社不远，每天看着报社人去楼空，大门紧闭，便对这张拥有 24 年历史的著名报纸感慨不已，痛惜倍至。终于有一天，无意谈到为什么不接手大公报，把它继续办下去，两人欣喜若狂。谈到筹办经费，胡政之和张季鸾想到吴鼎昌。此时，吴鼎昌已是金融界大人物，四行储蓄会主任兼盐业银行总经理。他要立志办 3 件大事：一是储蓄会，二是现代化大饭店，三是办一张像样儿的报纸。于是， 3 位昔日的留日学生一致决定，买下大公报，连招牌到房产设备全部盘过来，续上先前的香火。 【主持人陈晓楠：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 3 个人决定：第一，大公报不以营
18、利为目的，启动资金由吴鼎昌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捐；第二，吴鼎昌是社长，胡政之是经理，张季鸾是总编，全权负责文字；第三， 3 人均专心办报， 3 年内都不可以在任何有工资的机构担任职务。第四，为保证胡张专心，吴鼎昌提议，不要报社收入，以保证胡张高薪，另外，胡张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社送股；第五， 3 人共组委员会，研究时事，意见不同时，少数服从多数。用胡政之的话说，这简直是我们的宪法，一直被我们供奉着。 “大公报” 3 个字的隶书标识，仍出自刻字工人崔永超之手。自英敛之时代，崔永超就是大公报的刻字工，每天都在印刷厂雕刻着大号题目和字模盘上没有的汉字，把一辈子献给了大公报。如崔永超一样，新大公
19、报的印刷工人，全部是原班人马。 胡政之没费什么口舌，便从王郅隆儿子那里，买下大公报。 1926 年秋天，大公报以全新姿态复刊，只是老报头上有如下新注：“本馆创始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 三、风云际会 1926 年 9 月 1 号，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张季鸾总编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被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总之一句话，文人论政，不受约束，大公报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财阀，不依靠任何政党。而这，正是大公报决胜于千里的全部秘密。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曾总结民国以来的报业教训，说大多数报纸办不好，主要是资本不足，于是就滥拉政治关系，拿政党津贴
20、，政局一变动，报纸也就垮掉了。而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说得更好，他说国人办报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达到，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只有我们接办大公报，才能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新路。 1926 年春天，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联合进京，把临时执政段祺瑞赶出历史舞台。张作霖枪毙了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发表官僚运气，讽刺潘复拍张宗昌马屁，把潘张关系比作睾丸与肾脏，被张宗昌以“通敌有证罪”草率枪毙。邵飘萍是张季鸾的莫逆之交，林白水是胡政之的生死同事，所有这些不堪回首
21、的往事恰恰发生在大公报复刊前夕，这对大公报同仁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9 月 1 号，北方厮杀尘埃落定，但张季鸾发表“四不”复刊宣言，南北又兵戎相见，烈焰四起，北伐军分 3 路逼近武汉。大公报并不考虑谁胜谁负，寻找稳固靠山，它只是在要闻版头条不停地做着评论和报道。 【访前香港大公报副社长李侠文：这个“不党”的解释，最早提出“四不主义”信条的时候，“不党”他说不是“不偏某一个党”。哪一个党对，我就支持你。哪一件事情哪一个党做得不对，我就批评你。但是，他不接受任何一个党的支持，为某一个党讲话，为保持中立。 复刊第 2 天，吴鼎昌亲自发文，反对一切战争，为大公报定下基调，认为南北谁胜谁败均
22、无用处，最好是立即停火。第 3 天，张季鸾发表评论，呼吁南北“化除陈见，推诚协商”。在他看来，国民党统一中国是白日做梦，民国政府要消灭国民党，也是痴心妄想。 冬天，吴鼎昌注意到，南北学生大批投效国民革命军的势头不仅未减，反而与日俱增。这不仅加强了国民党的力量，而且体现出国民革命的全国性，是“有道伐无道”。大公报反对一切战乱的态度，发生了一丝转变，开始探讨国民革命何以得以全国响应，所向披靡。胡政之评论说，“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实因为“北方确有点不能兼容”。他承认，国民党有能力“统率民众支配民众”，甚至说革命军
23、“采用俄国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之信仰，此为国民党胜人之处”。不过，大公报仍对“有道者”的具体做法进行犀利的批评，反对蒋中正继续推行孙文的三大政策。吴鼎昌批评国民党赤化，引来了外国干涉。张季鸾写社论，指控赤化了的国民党，学来“一党专制”。深冬季节，大公报社论再次指责北伐军赤化，煽动武汉工潮，破坏生产，而且蛮不讲理。 【主持人陈晓楠：但总之，大公报还是对南北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留有期待。 12 月 7 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大公报曾发表他的宣言。张作霖宣布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这与蒋中正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的宣言如出一辙。蒋中正也曾特意告诉北洋旧军
24、人，只要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即引以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就在这种风云际会、五味杂陈的烟云中，大公报人亦步亦趋地履行着誓言。 胡政之每天清晨赶到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势头，尔后上 2 楼看报。胡政之大量翻阅各种报刊，一是比较这些报刊的优劣，二是找出大公报与优秀报刊的差距，同时还要找到采访线索，及时指令驻外记者。 【访胡政之之子胡济生：人们难得看到胡政之的笑容，编辑部的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如果说大公报员工对胡政之是敬重中带有畏惧，那对张季鸾便是敬畏中带有几份亲热。张季鸾一到报社，立即带来轻松欢快的气氛。他有很高的交际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5、 【访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张季鸾通常是下午两点多就到报社，然后是先看全国各地的报纸，看通讯社的稿子，会见来来往往的客人。他很好客，通过会客，他获得很多信息。晚饭后，通常是八九点钟到报社来，发一批稿子，处理一批稿子。到 11 点时，开始考虑当天的社论。社论基本是当天写，第 2 天就发，第天见报。 吴鼎昌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夜里才能赶来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论。因此，每当繁星四起，大公报社才进入最繁忙的时刻。就这样昼夜努力着，大公报得以重新振奋。续刊之初，其日销量不足 2000 份，但 8 个月之后，猛增 3 倍，随后超过万份。换句说，复刊后的大公报仅用两年时间，便再度崛起，从天津走
26、向华北，成为北方第一大舆论重镇。 1927 年初，胡政之南游武汉和上海，对南方革命发生观点变化，转而称誉蒋中正，痛斥北方军阀。孙文逝世两周年，胡政之发表社论，赞誉孙文。此时的天津，仍为杀人如麻的张宗昌控制，胡政之此举，同被视为大公报“敢言”。随后，蒋中正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大公报赞同清除共产党，但却坚决反对滥杀共产党人和造反工农。冬天，蒋中正宣布与毛氏夫人离婚，与姚陈两位情人分手，而与宋美龄结为夫妻。张季鸾听了，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把蒋中正骂得体无完肤。 【主持人陈晓楠： 1928 年元旦，大公报第一次明确表达政治理想，认为悲观没有道理，复古没有出路，学习苏联只会败坏国家，正
27、确的路应该是效仿欧美宪政，建立自由资本主义。这为大公报日后的言论立下了一个标准，凡符合自由资本主义就赞同，凡违背就反对。对国民政府，它一边拥护一边猛烈抨击它一党专权。在国共斗争中，它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而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它又表现出高昂而坚定的抗日立场。1928 年夏天，革命军逼进京津，张作霖率东北军北撤，途中被日军暗杀，北伐遂告成功。 1 星期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赞扬蒋中正为掌国家政权而辞军委主席兼革命军总司令等等军职。第 2 天，革命军进驻天津，大公报再发社论，不同程度地称赞蒋中正、阎锡山、白崇禧、傅作义。此时，传来蒋中正即将北上的消息。为采访这一重大事件，张季鸾亲自去北京，请求
28、冯玉祥将军帮忙。 7 月 1 号凌晨，冯玉祥南下郑州，迎接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北上专列。张季鸾同行，乘专列一同进京。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和秘书陈布雷，都是张季鸾的老朋友，因此北上列车一路交谈甚欢。让张季鸾大为惊讶的是， 7 个月前曾被自己痛骂过的蒋中正根本不记前嫌，反而视自己为国士诤友。张季鸾感叹之余， 3 天后发表社论欢迎与期望。在他笔下，蒋中正已从“不学无术”之徒变成“革命英雄”。 四、明耻教战 1926 年大公报复刊之初，每月要亏损 4000 元，但从 1928 年元旦起，大公报日销量超过 1 万 3 千份，从此月有盈余，于是胡政之经理一方面实现了年终送股的约定，一方面开始添置新设备。 19
29、31 年，大公报日销量已高达 5 万份，每月广告收入颇丰，胡政之买进德国高速轮转印刷机，使报社更为兴旺。 【主持人陈晓楠： 1931 年 5 月 22 号，是大公报社长吴鼎昌 48 岁生日，这一天也正好是大公报发行第 1 万期。为了庆祝这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监察院长于右任，还有梅兰芳和程艳秋一大批名流发来文章，恭贺盛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 3 个月之后，大公报竟甘尽苦来，第一次感到真切的家恨国仇， 5 月 22 号，发行量骤然猛增数倍，印刷机从子夜时分一直转到第 2 天正午，叫了整整一个昼夜。人们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发表收获与耕耘，称赞大公报改组以来，声
30、光蔚起，不到 5 年，一跃成为一流报纸。还看到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发表后生可畏，称誉大公报已超越上海申报，从天津报纸发展成全国舆论机关。胡博士勉励说，应该诚恳祝贺大公报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报纸的记录，在世界最好的报纸中占据荣誉地位。 就在这种喜悦之中，大公报从北方飘来的风中，嗅出了硝烟的味道。 9 月 10 号，大公报批评日本内阁，说“中村事件”尚未查明，日本竟不等中国调查结论，盛传用兵。 18 号下午，记者汪松年从铁路局获悉：“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汪松年没回旅馆，而是守候在路局。 19 号凌晨 1 点，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真的开火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
31、变。汪松年立即打电话给张季鸾总编，张季鸾临时在要闻版补进这条震惊中外的最新消息。日军进攻沈阳后，立即切断一切联络，使国内其他报纸均未获悉，汪松年的口述新闻也就成了九一八的最早报道。 张季鸾还打电话给在北京的胡政之，要他赶往协和医院，采访在那里躲清净的张学良。张学良承认，为避免刺激日军，不给其扩大战争增加借口，竟收缴了东北军军械。胡政之因此成为事变后第一位采访张学良的记者。 胡政之赶回天津后，张季鸾召集全体编辑会，把“明耻教战”确定为日后的编辑方针。所谓“明耻”，是委派青年编辑王芸生，撰写 1871 年以来的中日外交史，把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整理出来，介绍给国人。所谓“教战”，是要汪松年开
32、办大公报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国防知识和军事常识。 在英敛之时代，大公报曾由法租界迁出，落户日租界，但眼下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越来越感到，如果留在日租界，大公报早晚会出事，必须另寻新址。他们找来找去，却在法租界电灯房后面一家纺织厂，找到一间正在打扫修葺的旧厂房。 11 月 8 号夜晚，“天津事变”爆发，四面八方均被铁丝网封锁，报差进不来，报纸送不出。胡政之和张季鸾急忙跑到吴鼎昌家，通宵研究对策。 3 人一致认为，外患急迫，正是国人急需了解新闻之时，决不能停止出报。但，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大公报不得不停版数天，全力以赴组织搬家。好在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日语说得顶刮刮，他们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
33、，请发通行证，很快获得通过。社会各界，对大公报奋力搬迁，给予极大协同。搬迁第 1 天，电话局接通了电话。第 2 天，供电局接通了电灯。 1931 年 11 月 16 号，大公报从日租界搬回法租界。 29 年过去，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又回来了原来的位置。 【主持人陈晓楠：王芸生接到“明耻”重任时只有 28 岁，他用了 1 星期时间，为新专栏算了一笔帐。如果每天登载一段中日关系的文字，要两年时间才能登完。为了不辱神圣使命，王芸生奔走京津，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各个图书馆之间。白天在浩如烟海的杂乱史料中搜寻，精选细择，深晚便伏案写作，经常通宵不眠。经过 3 个月紧张工作，王芸生终于初步整理出了头绪
34、。 1932 年初，大公报陆续推出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直连载了两年半，无 1 日中断。每篇文章之前，均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 ! ”后来，大公报出版部把这些文章辑录成书，名字仍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共 7 卷。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毛泽东，都拿它爱不释手。王芸生一举成名，成为张季鸾的传人。 大公报对外交事务特别重视，认为外交应该让人民知道。胡适说：“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 胡适还建议张季鸾开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每星期邀请名流学者
35、写上一篇言论。胡适是可怜张季鸾，想减轻他每天必写 1 篇社论的重负，让他每星期可以至少休息 1 天。但张季鸾想的却是，借此拓宽言路，让自由知识分子加盟大公报，继续发扬文人议政。1935 年，华北危急，中日矛盾逾加激化，但大公报却言辞渐趋缓和，只是在“明耻教战”。而 3 年前，在一二八淞沪大会战中，大公报要闻版头条全部是抗战专电，一方面从道义精神上支持国民革命军浴血奋战，另一方面还给第 19 军军长蔡廷楷和第 5 军军长张治中电汇巨额捐款，要他们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那时，吴鼎昌去南京采访蒋中正和汪精卫，尔后抵达上海，恰逢中日停战，签署松沪协议。吴鼎昌对协议极为不满，便激烈抨击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
36、”。回到天津后，吴鼎昌去南开大学讲演，以废止内战领袖的公众形象频频闪现。接下来，淞沪协议墨迹未干，日军又南下山海关，革命军被迫发动“长城抗战”，令大公报欢欣鼓舞。但遗憾的是，华北数省失守，大公报愤怒以极，再次抨击蒋中正。 1933 年 12 月 3 号，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辞去冀察绥靖主席，大公报专门发表社论，提醒宋军长不要做分裂祖国的事情。 【访大公报社长王国华： 1935 年，当时日本人开展侵华战争，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政策，所以，大公报就发表社论，说是误使国家分裂，这就得罪了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卫戍司令宋哲元，给大公报一个禁邮的处分。当时在上海呀南京呀一些报纸的支持下，禁邮实施了 8 天。
37、这是被国民党军法禁的。蒋中正筹划第 5 次围剿红军，亲任行政院长，并要吴鼎昌担任实业部长。随后，蒋中正在庐山秘谋抗日，约王芸生为他讲解如何以西方在华利益，制约日本。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对推倒重建的国民政府寄托了很大希望，早在 1928 年 9 月 1 号，张季鸾借续刊两周年发表感想，他说今后将以人民的立场，拥护并赞助政府建设国家。而蒋中正也对报界采取宽容政策，欢迎提出“善意之批评”。但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新闻检查法令，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反对，但是有条件。意思是，检查必须依法行事，不可任凭检查官为所欲为，也不可以过于严厉。 1934 年秋天，对于报纸在印刷前必须送新闻检查所审
38、查，大公报的第一想法是理解，认为国难当头，为避免提前激怒日军，必须有非常政策，第二是实际作法太差，必须改进，第三是国民党应与报界互谅，共商“合理化的统制”。其间，大公报没有闭嘴国是，而是派范长江深入绥远前线，连续写下塞上行，警示日军觊觎大西北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抗战爆发前，张季鸾发表长篇社论，就新闻检查体制改善，曾与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商榷。 五、硝烟中的芬芳 1930 年早春开始，蒋中正连续 3 次围剿红军，而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一系列文章。它一方面肯定围剿红军利于国家的巩固统一和安定，另一方面又呼吁研究共产主义和苏联，认为“共祸”产生的根源是国民政府腐败。 30 年代，国民党要求
39、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后来，曹谷冰的文章辑成苏俄视察记，激发了中国人对建设国家的联想和热忱。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有一个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凡有党籍的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概不录用。然而， 30 年代初，天津大公报外勤课主任张逊之不仅是国民党特务，而且还是帮会头目，还混到了开山门收徒弟的地步，因此胡政之南下创办上海大公报之前，果断巧妙地逼走张逊之，保持了“不党”信条。按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的话说：“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
40、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 30 年代，尽管国家风雨飘摇，但大公报上下却和睦如初，像个温暖的大家庭。工作有成绩，会得到奖赏，业务出了差错，会受到处分，一切照章行事。不过，执行规章时，不乏灵活运用的事例。胡政之和张季鸾深知人有七情，有感而发，尤其是读书人，不能因为固执于某项规章而伤了对方的感情。一位分版总编曾回忆说，他刚从北京调到天津当编辑时，家庭一时困难，不得不把大公报采来的新闻密告京报，从中挣点外快。胡政之发现后，既不说明，又不处分，反而加了薪，这种心照不宣让这位编辑感激涕零，在后来的日子里，把心都掏给了大公报。 随着事业如日中天，大公报员工的来源补充有了多种
41、途径，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从不以一己私情，向报社推荐亲友。凡是实习生、选聘员工、或从投稿者中录用者，甚至是通过其他人事关系介绍来的人，都要经过长期考验，而后决定去留。标准只有 1 个，那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 【访胡政之之子胡济生：王芸生原是天津商报总编，学徒出身，没有文凭，更没有社会背景，只因为屡屡挑战张季鸾的社论，竟被张季鸾看中，揽入大公报。张季鸾大胆启用王芸生， 30 岁便让他独当一面。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继任总编，与曹谷冰一道，成为大公报第 4 代领路人。 实际上，记者是一个很容易堕落的职业，这方面，王芸生体会颇深。 1929 年夏天，上海新闻界考察团到天津访问，天津同仁在大华饭
42、店设宴。王芸生躬逢其盛，宴会结束后，他走出饭店大门，听到门口的车夫说：“今天到这里来吃饭的都是干报馆的，大半不是好人。”这正是王芸生离开商报加盟大公报的当头，此话对他刺激极大，成了日后鞭策他的巨大动力。此外，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以及“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的理念，为王芸生深深佩服。为了实现新闻理想，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谢绝一切政治，专心从事报业。 1936 年，王芸生听说一批记者要在日本人资助下赴日考察，特地写下招魂，说自己挨骂后，从此立志把新闻作成好人事业。他叮咛说，记者很容易受人恭维，被人诱惑，因此一定要有坚贞的人格操守，有为国家为人类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否
43、则，不配做无冕之王，只会是无魂之鬼。 这位是徐铸成， 1929 年加盟大公报，立即被作为特派记者派到山西五台县河边村，去采访被阎锡山软禁在那里的冯玉祥。徐铸成写道，见面时，冯玉祥正准备吃晚饭，于是请我们一起用餐，菜是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我问他：“最近，前方有什么捷报来没有？”他笑着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冯玉祥用筷子一指火锅，以讥笑的口吻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失利了。我屡试不爽。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说罢，放声大笑。徐铸成笔下，冯玉祥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主持人陈晓楠
44、：实际上大公报后来许多领导人都是 30 年代的著名记者，费彝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费彝民是 1930 年进入的天津大公报，九一八事变后派驻沈阳。 1948 年费彝民随胡政之参与香港大公报复刊，并被任命为社长，而后在香港干了一辈子。由于历经各种政治沧桑，香港大公报成为大公报的唯一，于是费彝民也就是成为王芸生之后的第 5 代掌门人。 1935 年秋天，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而大公报上陕北红军的消息，均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所写。范长江毕业后，要回四川探亲，忽然想到沿红军走过的路进行采访，得到胡政之赞赏，胡政之寄去稿费，
45、供沿途所用，并委以“特约记者”名义。范长江由此成了第一位连续报道红军状况的记者，先后写出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其西北行系列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道，震撼了世界。 在毛泽东与范长江的书信往来中，彼此称兄道弟。毛泽东还发电报说，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长江！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举行欢宴，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萧乾平生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沈从文和杨振生主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那时，萧乾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1935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振生安排萧乾去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与胡政之谋面。胡政之没说几
46、句话，便同意萧乾加盟，任务是接管渐渐失去活力的小公园副刊。萧乾对小公园施加了大手术，只保留剧坛栏目，其它一律以文学作品为主。萧乾特辟一个专栏，叫读者与编者，他要和读者谈心，把小公园变成发表自己见解的阵地。不过，萧乾的最大愿望不是做编辑，而是要做前线记者，周游世界。第 2 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萧乾如愿以偿，被派到欧洲做随军记者，成为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一位中国记者。 【主持人陈晓楠： 1936 年深冬，蒋介石调集 30 万陆军空军，部署围攻陕甘宁红区。张季鸾亲自去华清池行辕采访，问对西安四处都在谈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怎么看，蒋中正回答说，我来西安，就是要平息东北军和第 17 路军这些论调。听到
47、这些谈话，张季鸾并没有像红军被围剿时那样，攻击蒋中正固执己见，相反只是客观刊发谈话内容，并对抗战前必须首先剿灭红区表示理解。 蒋中正召见师以上高级将领，有将领质问说，什么时候抗日，什么时候收复东北，蒋中正回答：“有我蒋某人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然而，张学良还是发动了兵谏，使秘密筹划中的抗战时间表戏剧性地仓促提前。事变后第 6 天，张季鸾呼吁国难当头，应当爱护领袖，力劝张学良恢复蒋中正自由。王芸生拍电报给胡适，邀他谈谈看法。胡适从病榻上挣扎起来，愤怒地写下张学良的叛国，使张学良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 1937 年初，张季鸾从上海归来，胡适邀请他，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清华法学院
48、院长陈岱孙到他家来做客。读书人忧国忧民，从 8 点谈到 12 点。张季鸾告诉大家，蒋介石马上要请学者去南京商谈 1937 年的 3 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红区如何处理，二是政权改造，三是打日本。看来，无论是否准备好，抗战都已迫在眉睫。是福是祸，谁也不知道。 六、一报六社 1936 年春天，张季鸾创办上海大公报，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张季鸾发表社论说，大公报天津和上海两地发行，不是扩张事业，而是形势所迫。早在 1 年前，张季鸾提议创立上海大公报，说东 4 省瞬间沦陷，平津不保是迟早的事，必须未雨绸缪。但胡政之认为，北方报纸挤进上海，实在困难，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这是张季鸾一生中与胡政之的唯一一次激烈冲突，张季鸾竟想到离开大公报，另立门户。但他去贵阳拜谒蒋中正，蒋中正却说，大公报有影响有权威，在中国并不多见，抗战需要它。大公报 3 位领袖终于统一了以上海接应天津危难的意见，其时，华北已名存实亡，在天津租界苟安，基本已是奢望。然而，北方报纸涉足上海，谈何容易。上海大公报头 3 天发行，报摊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