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在经历了新时期之初的沉寂之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红色经典”在文学普遍遭受冷遇的困顿中却异军突起、风光无限，不但成为图书市场的新宠，由其改编的电视剧还抢占了影视媒体的半壁江山。在一个物欲原则日渐扩张的时代， “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 就其根源来讲， “红色经典”其实是一个被商品社会构建起来的宣传术语。但将对“红色经典”的建构完全归结为商业操作行为未免失之偏颇，更为内在的动因其实存在于“红色经典”所兼具的独特的历史文本意义上。诞生于建国之初的“红色经典” ，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重现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
2、，中国人曾经豪情万丈、斗志冲天，但在衣食无虞、一切应有尽有的今天，许多人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彷徨与空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不能取代精神生活的慰藉作用，因为“人天生是一个寻找者，他一生都在寻找回家的路。当人回家时，他在心灵深处就睁开了一双明亮的眼睛，那就是信仰” 。当曾经支撑我们“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随国门大开而渐渐迷失在风中的时候，在心灵深处，我们急需找回自己的信仰，但是，它迟迟没有出现。于是，一种焦虑感油然而生，慢慢扩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红色经典”再度走红就成为一种必然。首先， “红色经典”本身所具有的和历史的“互文本性” （intertextualit）阐释功能，使我们在当下对
3、“红色经典”的鉴赏活动本身就具有了怀旧的味道，顺应了怀旧主义的历史潮流。其次，当下文化也需要类似于“红色经典”这样的强健文化形态的介入，以达到一种反拨性的效果，缓解人们的审美疲劳。 “红色经典”所张扬的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执著、对光明的向往，以及革命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等崇高品质，正是我们当代人在心灵深处缺失的东西。 毫无疑问，今天的文学环境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当民族的苦难离我们渐渐远去的时候，以往负重在身、疲于奔命的文学终于为自己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如今，文学正在以“胜似闲庭信步”的悠然独享着自由和轻灵的快乐。作家们不再剑拔弩张、呐喊彷徨
4、，取而代之的是微笑着在电脑前把生活敲进键盘。我们的确是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可以视文学为掌上的把玩之物，丧失对它应有的敬畏。 文学要有所承担。这既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主流。厚重而不沉重，轻灵而不轻佻，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健康发展。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不乏厚重之感与担当意识，但是，这种厚重和担当是以牺牲文学自身作为代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文学由厚重走向了沉重。即便如此， “红色经典”还是在当下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再次欢迎，这只能被视作人们对当下文学失重与担当乏力的拒绝与反抗。 今天的读者对“红色经典”的接受，其实是在
5、对其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改造不是显在的改写、改编，而是在接受的过程中，读者在自己意识深处所进行的无意识的改造。这种改造具体说来包括“抽离”和“填充”两道程序。首先， “红色经典”在内容上与 50 至 70 年代的生活现实具有迫近性，甚至共时性。随着历史的远去，这种时间上的迫近性所导致的作品和现实的紧张感，今天也正在慢慢消失。我们在今天对“红色经典”的接受，是一种超越当时历史情境的鉴赏，故事感取代了现实感。另外，对于“红色经典”所塑造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当初的读者最强烈的感受可能就是深信不疑的崇拜。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他们更多地是带着对历史的尊重，理性地欣赏那些纯然而被遮蔽了的英
6、雄。 有被抽离的，就要有被填充的，只有这样，经典才不会走向枯竭。今天的读者在阅读林海雪原的时候，他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发生在茫茫林海、漫漫雪原的英雄传奇，而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革命故事；在阅读青春之歌的时候，今天的读者更关注的是林道静和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里，我之所以用“填充”而不用“置换” ，目的在于说明，读者的这种关注点转移或者发散，并没有完全遮蔽文本的固有属性，毕竟，文本是一切接受行为和阐释行为的根本。其次被填充进去的是审美性。对于年龄稍大的人来讲，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人， “红色经典”意味着一段段往事。回忆总是美好的，因为回忆本身就是一个滤去苦涩、融入甜美的过程。而面对那段完全迥异于今天的历史，面对那宏大而硬朗的叙事风格，相信年轻人也会产生新鲜、刺激、感动的审美感受。 任何变异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抽离也好，填充也罢，人们在接受“红色经典”过程中所进行的这种改造，也为“红色经典”这束绚丽的鲜花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重新绽放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