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小复兴与中国探大底10 月 15 日，三季度 GDP 增速公布，为 7.4%，创下 14 个月来的新低。对此，不少分析人士却纷纷表示乐观。这些评论诸如“经济下行见底或将触底反弹 ”、 “中国经济已触底，不存在硬着陆可能”、 “经济出现明显触底信号 ”等等。若从短期市场信号来看，或许如此，比如人民币再升值、股市反弹、楼市地王再现、钢铁铁矿石价格反弹等等。然而，从全球产业结构变迁和全球货币金融竞争力重构的战略高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探底和转型才刚刚开始。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首先要对中国经济过去 20-30 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因做出清晰解释主要推动力是两次大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世
2、界工厂” 机遇。在 1979 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前，人口高增长，从 1949 年的5.4 亿增加到了 1978 年的 9.6 亿人，使中国储备了巨量健康的劳动力。1991 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2 年小平南巡，中国大力对外开放。恰逢全球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随着 ERP 等远程信息管理手段的推广，跨国公司跨地域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同时石油等价格非常廉价，1994 年仅每桶 14 美元。这使得欧美将制造业向外转移成为可能，因为中国劳动力充沛而廉价，珠三角农民工月薪曾长达 20 年被压在 1000 元以下，而且不必提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本基本无需投入改善劳动环境。这给资方提供了巨大的利润
3、空间。1997-1998 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东南亚的国家饱受重创，中国因为人民币固定汇率，资本项目未开放而受冲击较小，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令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更具竞争优势。第二次浪潮是由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资产泡沫狂潮。200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人民币开始单边升值，二是股权分置改革。前者意味着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无风险套利机会，由于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币内在价值增强，而长期固定汇率下，人民币的确被低估，这对国际热钱产生了巨大诱惑；后者意味着中国股市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国际热钱可投资的市场。于是乎国际热钱和海外华人资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涌入
4、中国，先是在 2007 年 10 月将 A 股上证指数推高到 6124 点的巅峰；再把楼市推到了 2010 年底的天高。然而，时至今日，当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均已在走向衰退或反面。从世界工厂效应而言：1，中国人口红利盛极而衰，1979年的独生子女已经 33 岁了，即按大学毕业 21 岁算，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工作 10 年了。与以前的劳动力是天壤之别；2，跨国公司早已渡过投入期，每年开始向外转移大量的利润；3，人民币大幅升值了 32%，中国制造的货币成本大幅攀升；4，资源由原来国内的廉价提供到不得不使用国际高价资源。石油最为典型，1996 年中国变成净进口国，现在 57%的石油靠高价进口
5、，100 美元的油价已经很平常；5，美国国策改变，开始鼓励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或美洲，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即使在亚洲也努力寻找对中国的进口替代。6，全球贸易保护升级，东亚政治局势不再安然无恙。资产泡沫的负面效应如今也全盘凸显。在股市和楼市的大博弈中，由于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以前并没有与国际投资者同台竞争的经验和能力，在股市 10 万亿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在楼市 100 万亿元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均成为输家，不仅将过去 20-30 年的财富积累基本亏在其中，更将未来 20-30 年的预期劳动收入深深套在楼市泡沫中。同时，楼市的大幅攀升也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让中国企业更难以负荷。与此同时，政府在长期的繁
6、荣周期中，逐渐扩大了财政胃口，以制定规则和手握分配权的优势，财政收入的增幅连续多年 2 倍于 GDP 的增长，加上国有企业在金融和资源的垄断，都成为中国制造业不可承受之重。一言以蔽之，中国过去 20 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均已盛极而衰，正面效应正陆续转为负面效应，即在旧动力机制快速衰退，在新动力机制未能再造之前，中国经济只能是继续探底，近期也只是很短反弹后，将加速探底。决定中国经济探底有多深的外部重要因素是美国竞争力再造的速度成果。中国上一轮的大机遇，与 911 事件后，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在石油军火寡头的诱导下，将战略矛头指向中东石油，从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有关，这让美国债台高筑，同时
7、在国内放任虚拟金融创新，结果诱发了 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那时在中美两大国的竞争天平上，第一次倾斜向了中国。但是，中国并没有抓住这次机遇，进行高新科技创新的产业升级，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未能大力推进环保循环经济，以降低对海外资源依赖；更未能乘国际 2008 年国际商品资产价格大跌而购买海外优质资产，结果以中央四万亿带动全国 18 万亿元大兴土木，推起了一个把所有刚需者，也把中国压的喘不过气来的巨大楼市泡沫。与此同时，美国却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地进行竞争力再造：先是稳定了美国金融系统；其后帮助大企业撇掉坏账；通过 QE1-3，同时打击欧元，推动热钱回流压低资金价格；通
8、过油页岩开发技术和支持新能源压低能源价格；通过加大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为美国再工业化创造条件。即在中国竞争力持续恶化时，美国竞争力在上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问题了，西方文明的根本性难题金融寡头利益扩张与选民福利扩张的冲突仍未能解决，它的巨大的虚拟金融泡沫仍将一直是“达摩克利特 ”之剑。因此，其即使是复兴也是一个阶段性小复兴。很显然，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困难要比美国更大的多，同时东亚地缘政治危机，也会让热钱如惊弓之鸟大规模撤离东亚，从而使中国的问题，如同潮水退却后那样，在海滩上显得更加突兀。在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将迎来一个中长期贬值周期。中国还有应对方法吗？有的，那就要竞争力再造。这至少包
9、括如下几个方面：1，政治体制改革，自上而下的机构精简和自下而上的扩大民主，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2，合理分配土地和资源财富，大部分转入社会保障体系中；3，凡是市场能做好的都交给市场，激发民间创造活力，特别是金融向民间开放尤其重要；4，A 股彻底扭转 “利益输送市”，变成真正优化配置资源的财富成长市，激励高新科技、新能源和环保循环经济。此外，遏制汽车等高耗能工业，大大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等等。坦率地说，从现实的困境到实现竞争力再造，将是极为艰巨的挑战，这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开明的领导权威，以推动变革。换言之，即便一切配合到位，变革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也至少需要 5-6 年才能初步竞争力再造。即至少未来 5 年中，中国人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