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权益保障机制”，对公民的权益保障工作提高到机制建设的层面进行总体规划。党的十七大强调“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将依法逐步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而切实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权益保障机制是面向全体公民的。虽然目前迫切需要向困难群体倾斜，特别保障其合法权益，但“共享” 的观念却不能仅仅在这一群体内普及，必须要争取所有社会阶层的认同。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EB/OL. 新华网 http:/ 2007 年 11 月 14 日 14:03 新华网 建立健全的权益保障机制，进一步保障人民权益，是发展中国特色
2、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维权”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热门词汇。随着公民权益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拥有哪些权益，通过什么方式、哪些渠道来保护权益，以及国家和政府应该对公民的权益保障承担何种责任。与公民权益保障意识的觉醒形成呼应的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权益保障机制”，对公民的权益保障工作提高到机制建设的层面进行总体规划。党的十七大强调“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将依法逐步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而切实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由于权益保障的综合性强，涉及范围广，内容多，其机制的建设必将在十七大之后的若干年内持续进行
3、。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表示，在权益保障机制建设的起始阶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使“共享”的理念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并以此作为机制建设的思想基础，始终严格秉持“公平”、“正义”的制度原则。权益保障重心不断延伸在近 30 年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中，我国部分公民的一些基本权益受到了侵害，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公民对权益保障的要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域也是各异和动态的。因此，权益保障的水平和侧重点也须随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具体要求，不断调整和延伸。如果粗略地划分，公民的权益可以分为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四类。
4、就目前的发展形势而言，经济权益中的就业权、收入权、财产权，政治权益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文化权益中的受教育权、文化生活权，社会权益中的社会保障权、基本公共服务权、资源环境权、公共安全权等，是最为重要的公民权益。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公民的就业权在众多经济权益中居于首位。当前，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速同时出现，新增劳动力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就业领域还存在就业歧视、劳动合同不规范等侵害劳动权益的现象，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公民能否顺利就业、体面劳动，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收入权是经济权益的另一面。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
5、拉大，收入权的被关注度明显提高。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保持中高位运行。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青连斌教授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这说明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应有的收入权益没有得到很好地保障，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发展不再是中国发展的全部。全社会对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公民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保障的重要性也水涨船高。政治权益，主要体现为公民依法享有以民主的方式参与国家经济、社会管理的权益。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表示，最为重要的是公民对于政府、用人单位有关政策的出台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居民也依法享有参与其所在
6、的基层组织自治的权利。从现状来看，有效的民主实现形式有待扩展，公民的民主权利还有待落实。在文化权益中，受教育权受损的现象最为突出。教育不公是其主要表现，特别是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这些地方的教育水平、教学设施等与城市和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青连斌教授指出，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公平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将造成社会结构的刚性复制，即通过“教育”将“贫穷”转移给下一代，导致“起点”不公平。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权益的保障一直是弱项。虽然近年来这方面的建设步伐加快，但是缺口仍存。比如社会保障存在着覆盖不全、保障水平不高的缺陷。时至今日，9亿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还没有得到制度性解决；由于参保门槛较
7、高，农民工和灵活就业群体也长期游离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城镇职工参保个人负担的比重过大，也影响了参保热情。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任务艰巨。此外，资源环境权受损的情况近年来也尤为突出。经济高速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伤害，不仅降低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生态文明”位列“五大文明”之一，可见资源环境权的地位明显上升。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权益保障水平也参差不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某些领域的权益保障水平将比以往更加关键和重要，需要在权益保障机制的搭建中予以优先考虑。首先是就业权。保障公民的就业权益不仅是
8、应对就业压力的需要，同时也是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差距拉大趋势的措施之一。促进就业必然是系统工程，因此当务之急是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要将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使就业政策成为一个综合的政策体系。青连斌教授说，今后的重点是真正将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落到实处，特别要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其二，受教育权。在知
9、识经济时代，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受教育权益的保障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后劲和发展质量。专家指出，当前首先须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逐步促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 4%。应着力于促进教育公平，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其三，社会保障权。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社会保障这一社会发展的“安全网”、“缓冲器”的作用更显突出。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
10、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青连斌教授表示，今后尤其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免除人民最迫切的后顾之忧。其四，基本公共服务权。保障这一权益就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须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青连斌教授表示，今后尤其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事业经费和固定资
11、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要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可能缩小城乡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其五，政治参与权。十七大报告强调，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权，实际上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近年来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和各种形式的听证会等，都是在落实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方面作出的尝试和努力。专家表示，要保障公民拥有良好有效的政治参与权利，还须注意其在各领域的民主权利的发挥。比如发展民主协商，协调各方利益；加强民主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12、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范围和使用方向；推进基层民主，保障公民的参与权。通过逐步丰富和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追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质的落实。普遍认同“共享”观念是关键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构建权益保障机制要在各方利益不断博弈的过程中，促进各项保障措施和制度不断成型。为此，需要突破更新观念、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和综合决策机制三大难题。更新观念主要指在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中深化“共享”的观念，使之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利益主体增多，利益诉求多元。在不断的利益博弈中，一部分强力群体和既得利益群体，囿于自身利益，对于侧重保护困难地位群体的权益
13、保障机制的构建，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各方对于“共享”观念的深刻认同，权益保障政策的制定就会遭遇阻力。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中，各利益群体对于立法保护主体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权益保障政策如何在实践中的落实也是未来权益保障机制建设的重点。最低工资、农民工社保、劳动监察等权益保障制度在实践中，也靠各地的细化和均衡把握，在具体执行中离开了各方的支持也很难推动。权益保障机制是面向全体公民的。虽然目前迫切需要向困难群体倾斜，特别保障其合法权益，但“共享”的观念却不能仅仅在这一群体内普及，必须要争取所有社会阶层的认同。青连斌教授说，所有社会群体都共同生活于同一社会中，只有和
14、谐的社会才能使每个群体都从中受益。如果短期的受益造成了长久的不和谐，那么对既得利益群体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因此，只有社会各阶层都更新理念，确立“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观念，才能使全体人民都汇拢到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思考问题，使权益保障机制在构建的过程中尽量少地遭遇掣肘和阻力。而政府作为执政者，不是运动员而是裁判员，因此也须从纷繁复杂的利益博弈中超脱出来，站在裁判者的角度，促进各社会群体对“共享”观念的认同。这既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公民权益的保障几乎都是综合性事务，在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中涉及很多部门的配合、协调和衔接。而多部门协调
15、机制又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比如在社会保障领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和福利等处于不同部门管辖之下，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必然是浑然一体的。那么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何调动多部门的积极性，参与机制的搭建，形成有效的制度衔接就非常关键。丁元竹教授在安徽淮河流域调研“新农合”过程中发现，当地一些困难群众无力参保时，民政部门就会出面给予资金帮助。丁元竹表示，民政部门介入卫生部门主管的“新农合”建设，制度上的创新为困难群众提供了有效服务，但是对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性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条条”的划分，还有“块块”分割的问题。权益保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不同贫富程度
16、的地区之间的利益调整。丁元竹教授表示，面对复杂的权益保障事务，应当建立起一个多部门的协调机制。此时，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都要服从大局利益。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这正是在社会事务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背景下，着眼于增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所提出的改革方向。由于权益保障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决策的透明度、利益相关方诉求的充分表达十分重要，因此综合决策机制也必不可少。专家表示，建立综合决策机制，首先要求政府决策的过程和内容要透明，实现政务公开、阳光决策。其次，要保证诉求表达的渠道通畅。综合决策机制实际上是民主协商的一种方式，要保证全面地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全面地听取“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以避免政府决策只反映少数人的利益，确保公共事务决策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丁元竹教授指出，目前尤其迫切的是，要让困难群体拥有自己的利益表达渠道、社会支持系统和争取合法利益的能力。比如涉及农民工的公共政策，政府一方面要深入调研，另一方面也应请农民工或能够代表农民工群体利益的组织参与政策的制定。让公民参与决策，有利于政策的实施；同时，参与的过程也是监督的过程，可以防止政策制定中出现偏差，使权益保障机制的建设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民意基础。(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