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模仿行为生产行为模仿包括生产产品和生产技术的模仿，这类模仿行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比较多，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或比较容易掌握的技术。先动企业的创新产品一旦研制成功，并投入市场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后动企业随后就会进行模仿。如 1987 年彩虹电器集团研制的灭蚊器投入市场后非常成功，其他企业立即进行模仿；各种儿童塑料玩具、新款式的服装、鞋帽等的模仿生产也十分普遍。与产品生产相关联的是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模仿。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创新不仅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有可能产生新的产品。因此，后动企业对先动企业所采取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的模仿，是企业生产行为模仿的重要部分。管理行为模仿包括
2、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和管理制度。管理效率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由于企业经营内容的复杂化以及市场竞争日益加强，现代企业管理活动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一个好的管理者总是具有明确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通过一定的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和管理制度转变为具体的管理活动。对企业管理行为的模仿就是对一定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和管理制度的模仿。管理行为模仿是否有效，取决于管理人员对管理思想的理解。只有充分理解相应的管理思想，才能使具体的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和管理制度发挥作用，因此，管理行为模仿本质上是管理思想的模仿，这种模仿行为是否成功依赖于管理人员是否能够通过可观察的具体管理方法、手段和制度，理解和贯彻相应管理思想
3、。否则，即使可以得到所要模仿的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和管理制度，也只能是照猫画虎，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经营策略模仿包括产品策略、市场营销策略和市场竞争策略。经营策略和企业本身的经济实力、产品特点以及现有的市场状态等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和个性特征，因此企业经营策略模仿的难度相对较大。尽管如此，只要经营策略取得了实质性的良好经济效果，与之经营内容相似的企业就有可能采取模仿行为。这是因为，经营策略的出台一般基于周密的市场调查，而这需要一定的资本投入。后动企业可以省却类似的投入，通过仿效分享利润好处。如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红塔山”牌卷烟厂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后，将自己的产品定位
4、于中高档香烟，在国内市场独树一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随后各卷烟厂纷纷模仿这一经营策略，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中高档香烟，取得了良好的模仿收益。 企业对产品或技术的模仿行为一般发生在市场相对不饱和的情况下。新产品或新技术推出一定时期后，逐步得到市场的认同，销售状况良好，从而吸引部分企业加以效仿；管理行为的模仿，有助于普及新的管理思想，提高全社会的管理水平；经营战略的模仿往往发生在市场趋于饱和的状态下。这时，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或者为扩大利润空间，或者为新产品或新经营内容做准备，采取新的经营战略，挖掘市场潜力。企业模仿行为存在的原因利润的诱惑和驱动先动企业在生产技术、产品设计和开发等方面的领先，必然
5、导致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成本的下降，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而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适时的经营战略必然带来优势的市场局面，因此，先动企业往往会获得巨额的利润，从而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导致其他企业模仿先动者的行为。市场竞争的压力当一个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从而生产出新产品和提供新服务，或者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时，往往会开辟新的市场空间，或者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群体，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这会给同行业或可替代行业的生产者以巨大压力，使其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为使自己在激烈竞争中不致被淘汰出局，其他企业对先动企业的模仿就不可避免。节省研发费用，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研发费用是企业创新不可缺少的开
6、支，而且往往很大。无论是新经营战略的推出，还是新技术或新产品的问世，企业都需要数量可观的前期投入，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后动企业通过模仿成熟的技术和市场经营战略，不需要付出研发费用和承担风险，就可以很快取得经济效果。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说：“模仿是廉价的，只要可能模仿，其花费通常要少于有关的发明和革新工作。 ” 鉴于上述原因，企业具有强烈的模仿动机，它是企业回避风险，迅速取得经济收益的捷径。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技术模仿往往是技术创新的最初阶段。韩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首先是通过与外国企业合作，对其零部件加以模仿，不断提高其国产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实现自主技术创新，从而进入世界汽车生产领域。有人这样
7、说“在中国，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话虽简单，却道出了创新和模仿的另一层相依关系。现在， “创新”二字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并且大肆宣扬，大力提倡，已成为时下的流行词汇，而创新也真正成为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命题。但是“模仿”却不被人们提及或很少提及，不被现代企业和企业管理者所重视。甚至在多数情况下，还被贬义化了。殊不知，模仿也是学习，对于学习者或企业来说，模仿是避免企业多走路、走歪路的捷径。没有模仿就没有创新，不懂模仿就不懂创新。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创新就是一定程度的模仿，没有模仿，创新就没有基础，创新就是盲目的摸着石头过河。创新虽然值得尊敬，但是我们却不可小看模仿。人类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绩也不能
8、不归功于我们的模仿能力。中国的发展和对外的的学习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可以说是模仿过程。从 1949 年到 1960 年是第一阶段，政府战略重点主要在战后重建上，主要是在模仿苏联；1960 年到 1978 年是第二阶段，也是中国“自力更生”的阶段，主要对欧美和日本的硬件进行“反向工程” ，并设计制造自己的产品；自 1978 年 20 世纪90 年代，是中国学习和发展的第三阶段；改革开放时期，快速进行“现代化”引进了大量的外国设备和系统，以及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组装线，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走上现代生产的捷径，这是第四个阶段。从这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模仿也是学习、也是进步，没有模仿中国就不会
9、发展成为现在的强国。对于企业来说，模仿同样是一条安全而且高效的捷径，因为模仿走的是别人走过的成功之路，哪里有暗礁和危险，早已被前人指明了。任何一个企业，没有人会否认创新的重要性，可是当创新付出的代价和成本高于创新所创造的价值时，那就可谓得不偿失了。而此时，模仿却可以让我们的企业站的更稳、走的更快。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最能说明模仿效应的是联想。联系企业曾经是模仿的专家，杨元庆自己还说过“惠普是我们的老师” 。联想通过成功的模仿其成熟的 PC 技术、市场分销模式、以及管理模式，并通过引进国外投资本市场的最佳实践，联想最终做成了中国、亚洲的 PC 业强者。还有中国的吉利汽车，他们从模仿起步，用短短
10、几年时间超越了一些大企业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制造除了中国价格最低的经济型轿车。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挺进了中国的轿车市场，并结合中国的消费特征创新推出自己的二十多个系列车型，现在的吉利已经站在了国产车的排头队伍。可见模仿并不代表落后，而是创新和发展的基石和捷径。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康师傅集团模仿统一企业的“鲜橙多”并结合消费特征和产品特点，创新思维，绕其后路推出“每日 C”，并成功的占领了市场的高地；康帕克公司的成功也是由于模仿了计算机业的霸主 IBM 公司，每次在 IBM 推出新产品，康帕克就很快加以仿制，并结合自己的创新在市场上推出自己的产品。模仿不是一种落后，不是一种耻辱。模仿是为了超越，如果在模仿
11、中没有超越和创新，它就会给人带来负面的影响。模仿是前提，是基础，而创新则是一种提高，中国的企业要善于在模仿中形成超越，提高自己的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形成自己和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单单的模仿和人云亦云。模仿有理更有道不创新即灭亡！在形形色色的管理论坛上，演讲嘉宾们对创新的推崇如同膜拜神灵，对模仿却大加责难，好像企业模仿别人是因为缺乏创新精神，因此不得已只好模仿了。创新者意气风发，名利双收；模仿者亦步亦趋，仅分杯羹。然而，事实真的如此么？不是！没有哪家公司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创新，他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别人。那些我们眼中的“创新优等生” ，其实不过是一个优秀的模仿者。IBM 公司就被彼得.德鲁克称之为
12、“世间最优秀的创造性模仿者” ，当初他推出商用大型计算机就是模仿 Remington Rand 公司的。微软公司也是一个卓越的模仿者，微软公司的多数产品都是模仿别人的。即便是世人眼中最成功的创新者苹果，他的很多产品也都是现有技术的组装，在产品方面的创新并不多。不仅如此。事实证明，创新成功的概率其实非常低，由于技术和市场的不成熟，那些创新“先驱“往往成为了创新“先烈” 。与之相比较的是，由于有创新者开路，模仿者往往可以搭顺风车，不必支付高昂的研发费用，而且创新者已经教育好消费者，市场初步成熟，他们的成本要低很多。模仿者往往凭着“后发优势” ，发现创新者的产品缺陷，根据消费者需求做一些改进，利用更
13、低的价格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从而一举超越创新者，获得成功。当然，我们说的模仿，不是简单的抄袭和伪造，而是基于现有产品的一些细微改进，也就是“微创新” 。而且模仿也不是简单的复制，太多失败的模仿者往往没有打开并破译包含着模仿对象成功密码的黑匣子，只是简单地理解魔方原型，却未能领会该模式的复杂之处以及运行要求的基础能力。总而言之，失败的模仿者并没有把模仿原型转化为能带来同样效果的摹本，而成功的模仿者则充分地领会了模仿对象的精髓，并能有所改进，体现差异化的特点。这就是发表在最新一期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模仿战略的主要思想。作者石家安 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也是中国的世纪 的作者，长期研究中国企业
14、。他一反为创新高唱赞歌的传统，喊出了“模仿有理”的口号，而且为那些善于模仿的企业指明了路径，这就是“模仿战略” 。 “模仿战略”针对企业必须要解决五个基本问题：模仿那个领域？模仿产品、流程还是商业模式？模仿哪个公司？何时模仿？怎样模仿？这是一篇值得中国企业反复研读的文章。虽然中国政府和企业整天高喊创新，但创新现状并不乐观，而且还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石家安的这篇文章，指明了什么是“好的”模仿，什么是“不好的”模仿，为那些善于模仿的中国企业指明了方向。在这个模仿大行其道的时代，只靠无心插柳的模仿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只有将“创新”和“模仿”结合起来，打造“创新模仿”优势，有能力破译创新成功者的密码，还
15、能有力地遏制后来的模仿者。石家安还对前些年流行的“最佳实践”提出了质疑。在对他的访谈文章模仿有理这篇文章中，并认为学习“最佳实践” ，动不动就“对标” ，往往会导致“愚蠢的模仿” ，因为很多企业往往并不了解模仿对象真正成功的原因，即便成功也是靠运气。这个观点和管理大师:C. K. 普拉哈拉德的观点非常一致，他在刚刚发表的文章别迷信最佳实践一文中劝解大家，不明所以地学习优秀企业，往往会陷入一种东施效颦的误区。富有中国特色的山寨企业就是一种典型的模仿，甚至石家安的新书Copycatting翻译成中文就是山寨的意思。全球知名的咨询公司博斯咨询的中国区总裁谢祖墀博士撰文山寨企业异军突起也为山寨企业的创
16、新之路指明了一个新的路径，这就是“聪明地模仿” 。那些靠模仿起家的企业，往往在消费者需求方面做了一些局部的创新，就获得了很好的发展。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无论是“山寨之父”联发科的模仿战略，还是天宇朗通从山寨到品牌的崛起转变，以及被互联网界称之为“全民公敌”的腾讯，他们身上都体现了模仿战略的精髓。那就是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改进，以更低廉的价格，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所以，不要歧视模仿，模仿自有道理。企业要做的是，洞悉何谓正确的模仿，从而制定出自己企业的模仿战略。模仿有理，更有道，这就是这个专题想要传达的主题。模仿创新是可行之道，在日本,韩国成功了，在中国只要在模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企
17、业理念也一样可以。模仿有创新性的学习仿照，也有简单的效仿。若不能真正的将别人的长处和成功的经验融入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中，只是简单的照搬的话，这样的战略模仿注定会痛的！中国企业的后发优势就在于充分借鉴别人的长处，结合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创新管理和运作方式，待企业上了规模，提高水平之后，就会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这里我想讲个自己的故事，我喜欢唱歌，从 11 岁的时候我一直迷恋刘德华，于是我模仿唱他的歌，当我 20 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感情做事方式也变的和他有几分相似了，但是却永远不可能像他一样的出色，当有天我买了张张国荣的演唱会 CD 后，我喜欢上张国荣在表演中的洒脱和孤傲。因此到今天我一直在揣测怎样可以
18、将两者结合起来，树立起自己独特的主张和气质。我一直在想，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对的。以上就是我的想法， ，模仿+ 创新=独特主张，独特气质。 。企业发展可以模仿，却不能以模仿为战略！特别是当前已经加入 WTO，你拿模仿的战略去和别人打，无异于自取其辱！模仿是必要的，却不是生存之道，发展之路，成功是要有自己的东西！也许你可以模仿到比别人好，但试问真正模仿到超过对手的有几人！如果你模仿到超越了对手，则是有了创新！模仿不可以忘记创新！模仿不可以成为战略！我认为中国企业是可以模仿世界成功的企业的，但是要看怎么模仿，拿三星来说，以前他也是模仿索尼的，但后来他却成为数字领域的领导者,这就告诉我
19、们，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实力去开拓和领导世界的潮流，但是我们又不可以被世界甩掉，这时,我们需要模仿，我们只有生存了，才可以谈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两手准备,一手紧跟世界先进的公司,学习和模仿他们的特点，使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另一手就是自己研发，我们要学会在巨人的肩膀上开拓自己的核心领域,如果时机成熟，我们也可以突然一跃的成为行业领导者,我们不是不可以的企业如何在模仿中创新德鲁克说过，企业的两大使命是创新和营销，这句话被企业界人士视为圭臬，但是，人们恰恰忘记了德鲁克对于“创新”的要义是创造消费者。创新并不是革命，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一味地为追求创新而创新，成功的概率其实很小。企业并不
20、需要成为所谓创新的英雄，企业需要的是在市场上获得最终的成功。真正的成功者并不是创新者回顾“创新”的历史，福特发明了汽车，但时值今日，福特并不是汽车业的老大，金融危机的时候，福特甚至还在破产边缘挣扎；施乐创造出了全球第一台复印机，但它早就被佳能等日本企业打败；IM 的先行者是 ICQ 和 MSN，但在中国，行业的老大是模仿他们的 QQ；eBay 是全球电子商务行业的第一，淘宝只是模仿者和追赶者，可现在，eBay 在华的业绩根本无法与淘宝相提并论；同样地，雅虎也被中国模仿者们彻底击败。即便以国家战略而言，日本韩国的起步也是模仿欧美，日韩之前又发明了多少东西呢？在经济上大步追赶欧美的时代，正是模仿最
21、为疯狂的时候。中国的起步也同样模仿欧美日韩，并且做到了总成本领先。这样的策略其实已经证明了是最快成功的方式，现在甚嚣尘上的提倡“中国创造”是值得商榷的， “创造”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模仿都没学会，又谈何创造？模仿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学习，每个人从小学习，难道不正是模仿吗？模仿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恰恰相反，好的成功者，一定首先是个优秀的模仿者。当下，都在以乔布斯为楷模，为他的成功欢呼，实际上，乔布斯的产品走的都是模仿的路线，抄的都是别人的创意，在创业之初，甚至是个剽窃者。乔布斯的杰出之处，恰恰在于能在模仿中创新。凡客也并不是第一个通过网络销售服装的公司，在中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 PPG，他们
22、的商业模式曾经获得过不少和创新或是最佳商业模式有关的奖项，但 PPG 最终没有成功，失败在没有节制的广告费用上。凡客起步之初，产品和 PPG 极像，甚至广告风格也接近，但凡客在深度模仿的基础上，更加优化了供应链，并且在广告投放上，没有像 PPG 那样大量使用平面媒体，而是使用了 CPS。时值今日，PPG 烟消云散，凡客却是如日中天。凡客走的正是商业上的成功者通常所走的路子，首先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标杆，然后再进行深度模仿，再来，就是修改这位“先烈”的不足之处，加以改造，再诞生出更为卓越的产品和商业模式。在快速消费品领域，娃哈哈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但它们却向来是从不争当先烈的。娃哈哈在矿泉水、茶饮料、
23、八宝粥等等领域，都做到了翘楚，但它都不是第一个做这些产品的公司。模仿策略已经被娃哈哈视为致胜法宝，首先，不需要去试探所谓“创新”的产品能不能创造出新的消费者，其次，能在先行者的基础之上，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的改进，再次，能发挥自己所长，对先行者的软肋进行攻击。模仿和抄袭不同，抄袭只是邯郸学步地跟进，但模仿是一种深度的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讲，模仿也可以被看做是创新的一个必经阶段，或者说得更为干脆一点，大多数的创新，实则是在模仿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没有模仿，就不会创新。而创新的本质，也大多不是基于新技术，而是为了更贴近消费者，更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深度模仿者的特质商业史上大多数的成功者是深度模仿者，即
24、系统性的模仿，这和单纯的抄袭是不同的。一些不成功的中国服装企业，大多仅仅从款式、外观上模仿欧美领先品牌，这就仅仅是抄袭，并且，这些抄袭的公司只是盯着市面上的流行产品，什么好卖模仿什么，并没有固定的学习标杆，风格也因为什么都抄而显得很混乱。这些做法，都使得模仿只能停留于表面，并没有深入到这些领先品牌的核心供应链运营、品牌管理和设计理念。真正的模仿者在模仿之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模仿的目的是为了追赶甚至打败行业的领导者。之所以模仿，是因为前行者已经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如果硬要靠自己的想象去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成功的概率并不高。但深度模仿必须是整个系统的模仿，因为在没有进行系统性模仿之前，往往并不能
25、深入体会到成功者究竟成功在何处，以及还有什么是可以修正的。事实上，深度模仿者有时候甚至比被先行者自己还要理解产品的优劣以及企业行为的逻辑。先行者的成功也有可能是出于偶然的，而且这样的比例其实很大，其本身并没有去深入探究过“为什么会成功”这个问题，而是一直在寻求“如何能更为成功” 。并且，在成功之后，企业的惯性也往往会推动这种成功的行为方式，并且建立官僚管理体系以降低失败的风险。但模仿者不会有这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惰性思维，他们之间的企业 DNA并不相同，要学习成功者，思考为什么成功是必须做的事情，这就让模仿者能接触到比“成功”更为本质的东西，探寻到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优势并加以学习。而实际情况
26、也正是如此，领导企业里，探讨最多的往往是执行，但在追赶企业里，探讨最多的却是分析领导企业为什么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创新者被赶超之后往往就一落千丈，再也比不上模仿者的原因。模仿者身上有着更强的学习和研究基因，但创新者有时候却过于沉溺于标新立异，喜欢走弯路，没有像优秀的模仿者那样，善于探寻最简单解决市场问题的路径。所以，真正能后来居上的模仿者一定是有着是善于学习、研究并总结的基因的，并且立足于市场实际，渴望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商业回报。模仿产品还是模仿公司？模仿者的模仿策略，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模仿其他产品，一个是模仿其他公司。虽然，这两者都是可行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产品模仿是大多数公司干的事
27、情，但能出好产品却仍然是少数公司，这里面的问题在于，产品和整个公司的战略、品牌定位是息息相关的，单纯的产品模仿并不能造就伟大的企业，除非，这个企业有着自己的强大基因，能把它融入到模仿来的产品中去。苹果就是这样的典型，电脑包括 iPad 这样的平板电脑并非苹果所发明，但他模仿了其它公司的优秀创意，并且融入了自己的理念，使之在模仿的过程中实现了脱胎换骨。百事可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疑是模仿可口可乐的典型，针对可口可乐进行了系统性深入骨髓的模仿。但正是这样的模仿，使得百事可乐在努力了几十年后，终于超越可口可乐获得全球市场份额的第一。在这种模仿的过程中，模仿者越来越了解先行者，只要先行者出现一点错误，
28、就极有可能被模仿者所赶上，而学习的基因，已经使得模仿者本身也非常强大，这正是模仿者的可怕之处。模仿者在模仿其它公司之时，往往是哪怕缺点也要模仿，这并非是简单的亦步亦趋，而是模仿者需要时间去体会，什么是先行者正确的策略，什么是失败的。有时候，即便明知有错误，也需要进行模仿，因为在没有足够强大到有能力纠正错误之前，模仿错误比犯更大的错误也许成本会更低。承认模仿，正是一个企业开始学习优秀竞争者的的开始，事实也是如此，在高喊“创新”的时候，大多数企业实际上做的还是在模仿。这也许正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性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成功的模仿并不比空谈创新容易，通过系统的模仿，才能真正将后起的企业带入到正确的道路上
29、去。企业不应该为那些有关创新的激动人心的华丽辞藻所动，如果你想成功，首先就应该成为一个好的模仿者，99%的情况是，没有模仿，就不会有创新。中 国 企 业 家 模 仿 技 术 却 忽 略 制 度 长 期 或 导 致 失 败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历史总是相似关于中国私人企业家，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历史名词，是“黄金十年” 。这是著名的汉学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维恺拟定的历史学范式，他们将 1928 年到 1938 年这 10 年时间定为中国私人企业家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事实上，这样的历史考量拥有巨大的实证意义。至少在企业家的层面上，我们在这一段
30、历史风景里，能读到大名鼎鼎的荣氏家族、张謇，还有卢作孚。而在 1938 年之后，民族救亡不仅压倒了启蒙，也压垮了私人企业的步伐。中国的私人企业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期，一直到 1978 年，才如梦初醒。我无意去纠缠历史的弊端，相反，我甚至从“黄金十年”的历史范式里读到了中国企业生生不息的密码，并由此增添了对未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在“黄金十年”的历史里看到了今天中国私人企业发展的方法论，我也在今天中国私人企业家的思想中，读到了当年中国企业发展的轨迹。是的，历史总是有着某种相似性。我们所了解的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李东生，他们都起步于国有体制
31、，都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似乎都有着不错的政府背景，他们的市场遍及全球。他们管理的企业显然与彻底垄断的国有企业不同，他们的方法是自由竞争性质的，他们涉足的领域也属于非垄断行业。但他们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企业又有所不同，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小心谨慎地碎步前进，他们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我们所了解的任志强、王石，他们在有些时候甚至不太像一名职业企业家，任志强有时候像一名学者，思考着他热爱的市场问题和法治问题；王石则像一名行为艺术家，他的兴趣似乎在高山峻岭之间，在绵延的沙漠之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任志强应该去做一名不错的体制内
32、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王石应该去成为一名 NGO 的领袖。我们所了解的鲁冠球，他显然得益于浙江人精于商业的传统，他自己奉为经验的原则，竟然是从来不与政府争夺利益，政府做的他坚决不做。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差异化战略，让鲁冠球一路顺风顺水，成为改革开放 30 年为数极少的长青型企业家。我们所了解的陈东升，真正的经济学博士，统领着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公司，是国内为数极少的学院派企业家。他的工作一半是企业管理，一半则是对经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我们所了解的刘永行，一个真正的私人企业家，但却拥有众多红色冠冕，他是人大代表，又是纳税大户，这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躲过政府调控之手。而马云，这个互联网上的红人
33、，真正将中国电子商务引入正途的企业家，本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领域高歌猛进，却赢来了诸多政府领导对他的青睐，以至于马云看上去又红又蓝，就像香港市场上人气飙升的“紫筹股” 。回望荣氏家族的命运，我们是不是依稀也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的远景呢？中西企业家的最大差异毫无疑问，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
34、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门户网站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梦想
35、；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
36、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地认为，在 3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思想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当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
37、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相信，无论是学院思想家，还是企业思想
38、家，都必然来自历史，又将成为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某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之中。从洋务运动开始思考关于中国的企业家思想，我们所能追溯到的第一个历史源头，应该是清朝的洋务运动。现在看来，洋务运动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次彻底失败的企业案例。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经济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企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
39、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1872 年开办轮船招商局，1877 年开办开平矿务局，1878 年开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有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
40、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种政府大面积操纵的企业史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企业家立志介入民主立宪运动的足迹。侯宜杰的20 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是一本专门研究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家阶层成长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兼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
41、环境与政治组织”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企业家在各省谘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谘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于 1911 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 7790 万两银。在各地的谘议局中，企业家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谘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缴税”的原则。用于实验的一代人历史真是其来有自！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显然与历史有关，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可能我们的企业家一直在探索之中，或者说一直处在某种试验状态
42、。他们之中极少有人能最终成为大器，他们所管理的企业绝大多数将成为过眼云烟，他们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复杂的国家在通向自由经济的过程中必需的实验品。有一个常识需要重复：当我们有意识地违背一些普世性真理，我们就应该做好失败的准备。或者，当我们在一个落后的整体环境中，有意识地忽视常识，而用更多的力量寻求局部利益，那么等待我们的很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失败。一个现象摆在这里：在我们的企业家强调环境与战略要相匹配的时候，我们过多的是在思考战略，却有意识地忽略了环境。在一个模仿的时代，我们模仿了别人的技术，却有意识地忽略了别人的制度。经济学家沃森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 “Curse To The Late Com
43、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 。沃森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沃森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44、2002 年，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演讲，杨先生曾经援引诺斯和温格尔的观点，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 1688 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游戏规则。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的法国则明显不同，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必然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杨先生认为，在 20 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传统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
45、但是苏联 1930 年代却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法治的制度基础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致死。苏联的失败是一个“后发劣势”的典型例子。有意思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似乎并不了解。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 ，承包制( 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几乎成为当时政府最骄傲的政绩之一，很多乡镇企业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因为市场规律，那些曾经风光的乡镇企业，如今已经所存无几了，一批企业死亡，另一批企业被改组为民营企业。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企业家的思考总算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后来那些真正有思想能力的企业家，都是从这里出发。让我们把这样的进步看成是一个转折之地，过去是乌有之乡，而未来则脚踏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