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域外漢籍與中國文學研究張伯偉（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謂域外漢籍，根據我目前的認識，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歷史上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的典籍；二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抄本、選本或註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本。經過前輩學者的辛勤收輯，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本通過翻拍、影印或撰寫目錄等手段，多已爲學術界所知見。但古代域外人士用漢字書寫的典籍，以及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或選註本，卻大量存在於中國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爲域外漢籍的主體。自 1992 年以來，我對域外漢籍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多次親赴日本、韓國、越南、沖繩（古代的琉球） 、新加坡等地收集資料，主持或參與了國內外的若干科研項目，並在 2000
2、年在南京大學成立了域外漢籍研究所。我深信，隨著有關文獻整理工作的展開，例如目錄、提要、資料彙編、文獻校釋等，一個新的學科分支域外漢文學研究即將誕生。這一學科分支直接涉及到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漢字文學研究；二是東方文學研究；三是比較文學研究。本文要談的主要是其中一個方面的研究，即漢字文學研究。漢字文學是以中國的漢語文學爲主，並包括周邊國家和地區歷史上的漢文學。以整體漢字文學爲背景，這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來說，到底會帶來什麽樣的變革，産生什麽樣的結果，這無疑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學術課題。我先來舉一個大家熟悉的例子。 文鏡秘府論是唐代日本來中國的空海大師（774835）所編纂，書中彙集了許多在中國已經失
3、傳的齊、梁以來至中唐的詩學資料 1。市河寬齋半江暇筆云：唐人詩論，久無專書。其數見於載籍者，亦僅僅如晨星。獨我大同（806809）中，釋空海遊學於唐，獲崔融新唐詩格 、王昌齡詩格 、元兢髓腦 、皎然詩議等書而歸，後著作文鏡秘府論六卷，唐人卮言，盡在其中。 2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十三云：此書蓋爲詩文聲病而作，彙集沈隱侯、劉善（經） 、劉滔、僧皎然、元兢及王氏、崔氏之說。今傳世唯皎然之書，餘皆泯滅。按宋書雖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諸說，近代已不得其詳。此篇中所列二十八種病，皆一一引詩，證佐分明。 31 有關文鏡秘府論材料來源的考訂，可參看日本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考文篇 （東京：講談社，1953 年版
4、） ，王晉江文鏡秘府論探源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 年版） 。2 轉引自池田胤日本詩話叢書第七卷文鏡秘府論解題，頁 215（東京：文會堂書店，1921 年版） 。案：林衡于文政三年（1856）所撰市河子靜墓碣銘列其著述多種，其中有半江暇筆五卷。至大正乙丑（1925）市河寬齋曾孫市河三陽撰寬齋先生著述解題云：“先生碑文尚載半江暇筆五卷，諸家著述目錄舉若干書名，皆未得見之。 ”（寬齋先生餘稿 ，頁 430。東京：遊德園，1926 年版。 ）如今在日本遍覓不得，究竟是亡佚或藏在私家，待考。3 光緒二十三年刊本。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 ，第十冊，頁 13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
5、社，年 2003 年版。2四聲八病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問題，但八病由何人提出？其含義又是如何？在沒有見到文鏡秘府論之前，中國人的論述是不明晰的。例如，紀昀沈氏四聲考卷下云：“按齊、梁諸史，休文但言四聲、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 ”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就是根據文鏡秘府論 ，得出沈約提出“八病”說的結論。這個結論，也就被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因此， 文鏡秘府論作爲一部非常重要的域外漢文學典籍，是廣爲人知並廣爲人用的。然而，這祗是在極其豐富的域外漢籍寶庫中的一種。在中國歷史上，漢文化曾給周邊地區和國家以很大影響，形成漢文化圈，除中國以外，主要還包括當時的朝鮮、越南、日本
6、、琉球等地。後者又可稱作“域外漢文化” 。直到 20 世紀初，漢文化圈主要以漢字爲書寫工具，知識人寫作了大量的漢文作品，因而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就保留下大量的漢籍文獻。略舉如下：1、韓國 漢籍數量驚人，僅以漢城大學奎章閣所藏韓國本爲例，據 1981年出版的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綜合目錄 ，就達 33088 種。其中除少數如小說類中的“國文”部分，絕大多數是漢籍。韓國的漢籍中，文集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如韓國文集叢刊已出版 350 冊，收文集七百多種；韓國歷代文集叢書3000 冊，平均以一集一冊計算，也達 3000 種。2、日本 日本的漢籍也極爲豐富，根據岩波書店出版的國書總目錄及古典籍總合目錄的著錄，即使排
7、除了其中的日文本，漢籍的數量仍然是驚人的。從文集來看，如群書類從和續群書類從的文筆部， 五山文學全集 、 五山文學新集 、 日本漢詩等，其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3、越南 根據由法國遠東學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於 1993 年合編出版的越南漢喃遺産目錄 （Catalogue des Livres en Hannom）著錄，越南的漢籍作品共有五千多種（其中包括一些喃文作品） ，其中集部類達一千六百多種。這還祗是越南北部（主要是河內）的藏書目錄，其全貌絕不止於此。4、琉球 琉球歷史上儘管頗多文學之士，但文集多未刊刻。朝鮮時代南公轍記琉球人語記載：“自古有學問文識之士，而俗不刊書行世，如有著書者，則祗謄傳於
8、子孫云云。 ”4所以經過戰爭的毀壞，其漢籍文獻保存至今者已不多 5。域外漢籍從其來源來看，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中國圖書，有些是中國的刻本，有些則是他們的翻刻或重抄本，其中部分圖書在中國已經失傳；另一類是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的著作，這是域外漢籍的主體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域外漢籍雖以漢文化圈爲主，但並不限於此。如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特藏的一批十九世紀在華新教傳教士的中文著作，就達七百多種，涉及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的內容。二十世紀是中國學術蓬勃發展的時期，造成其蓬勃發展的原因，如果從文獻角度認識，則要歸功於新資料的發現與運用，據王國維的概括，有殷墟甲骨、流沙墜簡、敦煌文書、內閣檔案、四裔遺文。
9、到了今天，學術研究工作者紛紛感到又有一些新的材料值得重視，如史前遺存、考古發掘、明清檔案、海外文獻和外銷遺物等。而域外漢籍也同樣是不可忽視的新材料。學術研究要重視史料，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新材料的發現與運用無疑應該4 金陵集卷十四。 韓國文集叢刊第 272 冊，頁 263。漢城：景仁文化社，2001 年版。5 參見高津孝、榮野川敦編琉球列島宗教關係資料関總合調查漢籍目錄篇 ，日本平成四五年度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總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1994 年印行。3得到學術工作者更多的重視。這裏，我想以自己的工作爲例，對域外漢籍與中國文學研究的關係略作說明。1、 全唐五代詩格彙考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
10、社，1996 年版；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鳳凰出版社，2005 年版） 研究古代文學的人早就感到，唐代文學號稱繁榮，但唐人的文學批評資料卻頗爲難得。明代以來就流行著“唐無詩話” （這裏的“詩話”是泛稱詩歌評論）之說，胡小石先生在中國文學史講稿第十章“唐代文學批評”節中也指出這一現象：“唐代的詩文，如日中天；而論文之著作，則寥若晨星。所以後人都說唐人祗知作詩，而宋人才專門出來替唐人作詩話。假使要編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各朝均容易收輯材料，祗有唐代較感困難，因爲當時論文書籍都未能流傳至今。 ”6但唐代文學批評的資料實際上並非如想象中那麽貧乏，主要問題在於資料的散佚和真僞的混雜。從詩歌批評來
11、看，唐代是詩格最爲發達的時代，但初盛唐的詩格集中在文鏡秘府論一書中，晚唐五代的詩格集中在吟窗雜錄 。前者是域外漢籍，後者自明代以來未曾再作刊刻（直到 1997 年才有中華書局的影印本） 。所以，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文鏡秘府論中鈎輯出上官儀筆札華梁 、佚名文筆式 、元兢詩髓腦 、佚名詩式 、崔融唐朝新定詩格 、王昌齡詩格等，並對其時代、真僞、書名、人名等問題作了考訂，彌補了初盛唐詩歌理論資料的短缺。又如，過去談到唐代的文章學理論，一般祗講韓、柳的古文論，而對於駢文和律賦的理論則多忽略。原因之一，就是現存材料的匱乏。但如果我們注意到域外漢籍的資料，如集中在文筆要決 、 筆札華梁 、 文筆式和帝
12、德錄中的駢文論，保存於日本的唐人賦譜所代表的律賦論，就可以爲唐代文學批評的研究增添新的內容。如筆札華梁 、 文筆式中關於駢文寫作的種種避忌， 文筆要決中關於駢文句端詞在起語、接語、轉語中的運用法則， 帝德錄對駢文句式和相應辭彙的歸類等。類似的書，唐人編過不少，據說陸贄有備舉文言三十卷， “摘經史爲偶對類事，共四百五十二門” 7；李商隱也編有金鑰二卷， “以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四部分門編類” 8。但皆已亡佚。同樣，唐人也編寫過大量賦格類著作，進士試律詩賦，也是“依詩格 、 賦樞考試進士” 9。此類書亦多亡佚。因此，日本所存平安末期的抄本賦譜就彌足珍貴。其中涉及的問題，有關律賦的句法、結構、用韻
13、、題目等，對於我們研究律賦的特徵並深化對唐代科舉考試的認識，意義重大。我在全唐五代詩格彙考的附錄中，就收有文筆要決和賦譜 ，爲今日唐代文論的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文本。2、 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 與唐代比較起來，宋人的文學批評，尤其是詩話類的著作，經過前輩學者如郭紹虞、羅根澤的全力搜討，基本規模已經具備。但如果將眼光擴大到域外漢籍，則仍有繼續補充的餘地。我編校的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 ，實際收錄了日本五山版冷齋夜話十卷、日僧無著道忠冷齋夜話考一卷、日本寬文版天廚禁臠三卷、明抄本西清詩話三卷、朝鮮版唐宋分門名賢詩話十卷、明抄本北山詩話一卷，共六種。茲就其中所涉域外漢籍略說如下：五山版冷齋夜話爲覆宋版，是
14、目前所存諸本中的最佳版本， 增訂四庫6 胡小石論文集續編 ，頁 1611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7 中興館閣書目 ， 玉海卷二百一辭學指南引，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8 同上注。9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二，頁 7695。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0 年版。4簡明目錄標註以“至佳”二字評之。與中國所存其他版本相比，五山版文字最全，同時也最爲準確。 冷齋夜話考是日本江戶時代僧人無著道忠所撰，是對冷齋夜話的惟一考釋之作，直接引用的文獻達四十三種。其基本特色是注重語句和典故的探源，兼及註解或辨證。寬文版天廚禁臠依循日本五山版系統，與中國所存明正德版相比，誤字較少。朝鮮版唐宋分門名賢詩
15、話是僅存孤本，中國早已失傳。原書二十卷，現存十卷。這是第一部分門類編的詩話總集，在中國詩話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全書分三十四門，略作比較，可以看出，後來的詩話總龜 、 苕溪漁隱叢話 、 詩人玉屑等著，皆踵事增華之作。此書的重新發現，使人們對中國詩話史的認識隨之而有所改變。以上所舉，有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有域外人士用漢字書寫的作品，這些資料的發現和運用，無疑將推動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中國文學是漢文學的主流，我們從主流去認識中國文學當然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既考慮到主流，又考慮到主流與支流以及支流與支流的關係，也就是說，如果能夠以漢字文學的整體爲背景研究其各個部分，我們對以漢字
16、文學爲基礎的中國文學的研究，就可望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從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到先師程千帆與同學程章燦合撰的程氏漢語文學通史 ，所寫的都是中國的漢語文學，如果結合域外漢文學，那麽，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漢文學史研究就可以真正展開。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的文學也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國文學的主流，仍然是由漢語文學擔當的。這一點在東方各國的文學史上，也有類似之處。漢文學在域外文學史上都曾經享有殊榮，一切正規的場合、一切正大的文體，都必須用漢字表達。在當時人看來，用漢字寫成的文學可以稱作文學，而用諺文所寫的祗是“俗謳” 、 “俚語” 、“方言” ，用假名或喃文所寫的是“女性文學” （這在今日成
17、爲時髦文學或熱門研究，但當時這一名詞含有貶義）等。因而研究東方文學，是離不開東方漢文學的。中國古代文學與域外漢文學，是既有著同源關係，又屬於不同國家的文學，是比較文學的合適對象。這一點，陳寅恪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已經指出：“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 ”10而在這種比較研究之中，我們對於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認識，也會進一步加深。以下從五個方面略作說明：1、文學典籍的流傳。我們要知道中國文學在漢文化圈內的文學中是如何起到種子和核心的作用，首先應
18、該弄清楚哪些中國文學典籍在何時、通過何種途徑流傳到域外，我們可以利用現存域外文集、書目記載、當時來華使者的購書清單、中國歷朝政府的賜書目錄以及各國間的海陸貿易（特別是圖書貿易）展開研究。我們大概都知道唐代張鷟，當時新羅和日本的使臣來中國， “多求文成文集歸本國，其爲聲名遠播如此” 11。例如他的遊仙窟在中國從未有所著錄，但在日本卻保存了多種抄本（一種有註）及江戶時代的刊本。我們也知道白居易生前其文集在日本和新羅已有廣泛傳播，林鵝峰本朝一人一首附錄云：“嵯峨帝（809823 在位）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傳來。 ”12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也指出：“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
19、10 金明館叢稿二編 ，頁 2232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1 莫休符桂林風土記 ，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 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影印原文本，頁 435。東京：岩波書店，1994 年版。5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13所以，在日本現在還保存著最好的白居易文集的版本。由於史書和筆記中有明確的記載，所以我們能夠清楚地知道白居易的文集是通過海上貿易的船隻在西元 815 年前後渡往日本的。但有的問題未必如此清楚，如文選何時傳入朝鮮半島，就沒有明確記載。但可以通過文獻考證的方式，得出離真相不遠的結論。日本第一個以“詩話”命名其著作的是五山詩
20、僧虎關師煉，這當然是在宋人詩話的啓發下出現的。我們如果要瞭解五山詩僧能夠讀到的宋人詩話有哪些，就可以利用他們的文集作一綜合處理。如以萬里集九的梅花無盡藏爲例，其中提到的宋人詩話就有十四種之多。日本江戶時代以下出現了不少“仿世說”的作品，如大東世語 、 假名世說 、 世說新語茶 、 近世叢話 、 新世語等 14，但這和江戶時代對世說新語的註釋活動是相聯的。江戶時代有關世說新語的註釋本甚多，如岡白駒世說新語補觽 （1749） 、桃井源藏世說新語補考（1762） 、釋大典世說鈔撮 （1763） 、恩田仲任世說音釋 （1802） 、釋顯常世說匡謬 （1810） 、田中大壯世說講義 （1816） 、秦鼎
21、世說箋本（1826）等 15。這些註釋本，對今天理解世說新語也有幫助。而且，我們還可以知道，日本人更重視的是王世貞的世說新語補 。2、文學人士的交往。如果我們把漢文化圈作爲一個整體，把漢字文學作爲一個整體，我們就應該注意到在這一整體中的文化人是如何交往的。我們需要研究域外文人、僧人來華的行蹤及與中國文人的交往，中國使臣與當地文人及外國使者與中國文人的詩賦外交，更擴而大之，我們還應關注朝鮮、越南、日本、琉球各國、各地區文人的交往。因爲漢字是當時各國的通用文字。如明萬曆二十五年朝鮮李睟光出使中國，就有安南國使臣唱和問答錄 ，至萬曆三十九年再到中國，又有與琉球、暹羅使臣的贈答錄（均見芝峰集卷九） 。
22、康熙五十七年越南使者阮公沆簡高麗國使俞集二、李世瑾詩云：“威儀共秉周家禮，學問同遵孔氏書。 ”16吳士棟贈朝鮮國使李珖、鄭宇淳、尹坊回國詩云：“敷文此日車同軌，秉禮從來國有儒。 ”17我們可以通過唱和詩、使者日記或旅行記錄以及文人筆談展開研究。在這裏，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應該重視“燕行錄”的史料價值。韓國林基中教授已經出版了燕行錄全集100 冊約 380種 58000 頁（在此之外我還收集了數十種） ，這是一個資料寶庫。特別是其中的文人筆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限於文學或史學） 。若就文學而言，則如現存朝鮮時代二十四種皇華集 ，皆爲中朝使臣與文人的唱和之作，雖然純粹從文學角度視之，未必說得上是精
23、品，但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視之，則是不容忽視的史料。而且，這種“詩賦外交”的制度，對於推動朝鮮漢文學的發展也是具有相當作用的。又如日本雨森芳洲所編的縞紵風雅集 ，是一部日本和朝鮮文人的唱和集。又其中芳洲筆談 ，也有與文學相關者，不僅討論朝鮮、日本的漢文學，對中國文學也有評論。元重舉的和國志 、李德懋的蜻蛉國志都專列有關日本文學及文人的章節，申維翰的海槎東遊錄中有對日本文人及漢詩的實地評論，都是朝鮮與日本文人之間交往的重要史料。13 元稹集卷五十一，頁 555。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版。14 參見 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
24、 Chapter 9, “An Alien Analogue: The Japanese Imitation Dait seigo”. pp. 319338.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15 參見大矢根文次郎江戶時代世說新語 ， 世說新語六朝文學 ，頁 89107。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3 年版。16 徐延旭越南輯略卷二“詩選” ，光緒三年版。17 同上注。63、文學讀本的演變。漢文學發展的社會基礎，有賴於漢文學啓蒙教育，中國和朝鮮、日本、越南等地的文學啓蒙教育各有異同，尤其值得重視。可以通過對啓蒙教育的一般內容、次第及文學教科
25、書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演變而展開研究。我們可以拿文選在朝鮮和日本作一個比較。從三國時代到統一新羅時代，經過高麗直至朝鮮朝， 文選可以說一直是漢文學的基本讀物。舊唐書高麗傳說子弟未婚之前，在扃堂晝夜讀書，對於文選 “尤重愛之”。統一新羅時代， 文選被立爲國學教材，與周易 、 尚書 、 毛詩 、 禮記 、 春秋左氏傳並列。又制定讀書三品出身之法，能通文選者可列爲上品，而中、下品就沒有對文選的要求 18。高麗時期， 文選是涉及國家大製作的典範之一。到朝鮮朝，雖然啓蒙讀物中增添了古文真寶 、 文章軌範 、 聯珠詩格等書，但文選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動搖的。反觀日本， 文選在推古帝時代（592628） ，即
26、隋唐之際已傳入日本，在平安時代曾被作爲樣板， 本朝一人一首附錄說，當時“詩人無不效文選 、白氏者” 。即使是編選本國的選本，也以文選爲典範。如懷風藻和敕撰三詩集（凌雲集 、 文華秀麗集 、 經國集 ） ，都受到文選的很大影響。但是到了五山時期，文學風氣改變，文學啓蒙讀物就不再是文選 ，而是三體詩 、 古文真寶 、 聯珠詩格等書。林鵝峰題侄憲所藏文選後云：“近歲少年叢偶學詩文者，狹而三體 、 真寶 ，廣而蘇、黃集而已，至如文選 ，則束閣而不讀焉。 ”19林道春三體詩古文真寶辨云：“本朝之泥於文字者，學詩則專以三體唐詩 ，學文則專以古文真寶 。 ”20到江戶時代中期，詩風由沿襲宋調轉爲崇尚唐音，於
27、是託名李攀龍的唐詩選甚極一時，重印次數多達二十，印數近十萬部。而且這類書上還往往印有“不許翻刻，千里必究”或“至於滄海，不許翻刻”的字樣，這種版權意識也正說明翻刻此類書的有利可圖。再往下詩風又轉，於是聯珠詩格又再次得到重視。山本北山孝經樓詩話卷上指出：唐詩選 ，僞書也；唐詩正聲 、 唐詩品彙 ，妄書也；唐詩鼓吹 、 唐三體詩 ，謬書也；唐音 ，庸書也；唐詩貫珠 ，拙書也；唐詩歸 ，疏書也。其他唐詩解 、 唐詩訓解等俗書，無足論也。特有宋義士蔡正孫編選之聯珠詩格 ，正書也。 21同屬漢文化圈，爲何文學啓蒙讀物不一？爲何文選的遭遇不同？這又是可以深入一問的。其實簡單回答，就是一句話，這與科舉制度有
28、關。朝鮮實行科舉制度，有科舉就要試詩賦，試詩賦就離不開文選的樣板。日本沒有科舉制度，所以詩風一變，文學啓蒙讀物便隨之而易。4、文學觀念的滲透。文學觀念不僅表現在對文學的認識、評價文學的標準、解釋文學的方法，也體現在文人的自覺、文人的出處和操守等方面。在漢文學圈內，這些觀念是以中國爲核心，滲透在域外漢文學及文學批評中。我們可以具體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批評著作在朝鮮、日本和越南（資料較少）文學批評中的回應和辯駁，廣泛利用中、日、韓的詩話、選本和文集，從理論批評和實際批評兩方面展開研究。從韓國和日本的詩話來看，資料豐富。據韓國趙18 參見三國史記卷三十八雜誌第七。漢城：明文堂，1988 年版。19
29、 鵝峰林學士文集下，頁 407。東京：社，1997 年版。20 羅山文集卷二十六。21 日本詩話叢書第二卷，頁 72。東京：文會堂書店，大正九年（1920）版。原文爲日語，茲撮譯其大意。7鍾業教授編韓國詩話叢編 ，所收詩話一百二十二種（其中有少數有目無書，另外還有少數遺漏，我已收集此外的韓國詩話七種） 。日本在大正九年至十一年，曾由池田胤編輯出版了日本詩話叢書十卷，收日本詩話六十三種，此外，我又收集了約六十種。可見，其數量是不少的。如果把三個國家的詩話作一比較的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首先，詩話體從中國發源，影響了朝鮮半島和日本。其次，在具體的詩歌作法方面，日本和韓國的詩話都遵循了漢詩的基本規則
30、。這在日本的詩話中顯得尤其突出，具有“詩格化”與“小學化”的特徵。日本詩話中以“詩格” 、 “詩法” 、 “詩則” 、 “詩範” 、 “詩訣”命名者頗多，正體現了這一特色。第三，在對待中國詩話的態度上，韓國詩話亦步亦趨，日本詩話則多有辨證。朝鮮半島文學史上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是徐居正的東人詩話 ，其內容不管是紀事、批評還是理論，即使所紀所評都是東國詩人之事之詩，但往往以宋人詩話記錄者爲引發，或類比，或評論，或考證。其批評與理論也總是以宋人詩學爲標準衡量，或對宋人理論命題作進一步闡發。反之，以日本第一部詩話爲例，虎關師煉在濟北詩話中既有對宋人詩學的繼承，也有駁難和辨證。這在日本詩話中幾乎可以形
31、成一個特色。在日本詩話中，有一部奇特之作，即劉煜季曄的侗庵非詩話十卷。從第三卷到第十卷，歷數詩話十五病，一一舉例以明之。對於今天我們認識詩話的價值和不足，很有參考價值。中國傳統著述中雖然也有對詩話的批評，如馮班的嚴氏糾繆 、趙執信的談龍錄 ，但侗庵認爲：“滄浪糾繆 、 談龍錄爲一人而作，私也；予非詩話爲詩道而作，公也。 ”22即便章學誠文史通義專列“詩話”篇，但其實針對的也祗是隨園詩話一種，而不是全面批判。這與日本詩話相比，又顯出同中之異。文學觀念也包括文人出處所應遵循的操守，中國文人中的一些典型往往成爲域外文人的行爲模範，如陶淵明、白居易、蘇東坡等。甚至在坐騎方面，也有深刻的影響。陸游在劍門
32、道中行時曾有這意味深長的一問：“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23金源詩人李純甫灞陵風雪中也寫道：“蹇驢駞著盡詩仙，短策長鞭似有緣。 ”24從阮籍開始，到唐代孟浩然、杜甫、賈島、李賀、鄭綮，驢成爲詩人特有的坐騎，同時，這也是具有象徵意味的坐騎。蹇驢與駿馬相對，這也是在野與在朝、布衣與縉紳、貧困與富貴的對立。吳師道跋跨驢覓句圖云：“驢以蹇稱，乘肥者鄙之，特於詩人宜。 ”25堅持騎驢，就是堅持席帽布衣的傳統，而偉大的文學，也往往産生於以“蹇驢破帽”爲象徵的坎坷生活之中。高麗、朝鮮時代的詩人，不騎驢而騎牛，雖然有這點差異，但騎牛也是與騎馬相對的。騎牛是脫俗、逍遙、隱逸的象徵，而騎馬則代表了入世
33、、躁進和名利場，這一價值觀念卻是相同的。高麗時期的詩人鄭樞東國四詠云：“何妨牛背覓詩來。 ”26朝鮮時代詩人成石璘有懷看花諸君子寄呈騎牛子云：“牛背哦詩野趣長。 ”27成俔皺岩云：“牛背吟詩乘雪去。 ”28朝鮮時期的文人寫了衆多的騎牛說和騎牛歌 ，充分發揮騎牛與騎馬的對立之意。22 侗庵非詩話卷二。東京：崇文院，1927 年版。23 劍門道中遇微雨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卷三，頁 2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24 元好問中州集卷四，頁 222。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 年版。25 禮部集卷十六，四庫全書本。26 圓齋稿卷上， 韓國文集叢刊第五冊，頁 196。漢城：景仁
34、文化社，1996 年版。27 獨谷集卷上， 韓國文集叢刊第六冊，頁 82。28 虛白堂集詩集卷五， 韓國文集叢刊第十四冊，頁 274。8因此，繼承的還是中國文人騎驢的精神。至於日本詩人，在王朝時代以貴族爲主，五山時代以僧侶爲主，到江戶時代才有較多的普通文人出現，但是，寫到詩中，詩人卻多是騎驢。我們知道，日本國中並沒有驢，因此，詩人寫自己騎驢，絕非寫實，這祗是一種詩人身份的自我認同 29。日本文學的政治性不強，所以，在日本漢詩中，也很少看到將騎驢與騎馬相對立的描寫。通過這樣的比較，能夠使我們從某一側面看到東亞漢文學中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從而加深對各國漢文學的理解。5、文學典範的確立。中國的漢語
35、文學對域外的漢文學具有種子和核心的作用，不同時期文學典範的演變，往往與一時文學風氣的變換相關。具體分析各類文學典範，有些是整個漢語文學世界中所共有的，有些則僅在某一國或某幾國的漢文學中存在。有些文學典範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很高，有的則評價並不高。站在漢文學整體的立場上看，對一些作品的文學史地位可能應該重新考慮。在漢文學史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經常爲人列舉，這就是十五世紀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 。這是一部傳奇志怪小說，此書出版後不到百年，就在朝鮮出現了仿作金時習的金鰲新話 （十五世紀） 。此後，又出現了朝鮮人所作的詳細註釋剪燈新話句解 （十六世紀） ，並在十六年間刻印了三版，反映了此書受到普遍歡迎
36、。現代韓國學者普遍將金鰲新話看作朝鮮漢文小說的起源 30。壬辰倭亂（1592） ， 剪燈新話和金鰲新話等書傳入日本，在日本出現新的仿作十七世紀的伽婢子和十八世紀的風月物語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將 風月物語中的一篇改成英文小說和解 （Reconciliation ） ，廣受歐美人士的喜愛。又明代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六提到安南流行的中國典籍，就有剪燈新話和餘話 ，所以，越南阮嶼的小說傳奇漫錄也受到剪燈新話的影響 31。在中國文學史上，剪燈新話可能祗是一部普通的小說而已，並沒有很高的地位。但如果將此書置於漢文化圈文學史上來看，則其地位顯然將大大提高。這是朝鮮、日本
37、和越南小說的典範之一。此外，中國宋代以下的一些文學選本，如文章軌範 、古文真寶 、 唐三體詩 、 聯珠詩格等，都曾在域外漢文學史上作爲典範而存在，而在傳統的中國文學史上，這些書向來被視爲俗書、陋書，或以便科舉，或以訓初學，地位頗低。如果站在漢文學整體的立場上看，這些書的文學史意義可能也將得到重新認識。漢文化圈的形成，與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作爲周邊地區文化宗主國的存在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存在著一個東亞文明。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著人種、語言、民族等方面的差異，但這些地區的文明卻又普遍存在著某種一致性，人們內心的感受方式、宗教的和道德的觀念、知識的結構等等，是根據某種基本原則展開的。然而不同的地域
38、所特有的區域文化，在文學藝術中所展現的心靈的豐富性，又使得東亞文明並非純粹而單一。這種統一文明中的多樣性，這種寓多樣於統一的文明，體現的就是儒家“和而不同”的大同思想。二十一世29 菊池侗孫五山堂詩話卷六指出：“詩中鋪敍不可失實，今日作者，殆不勝其病。年齒方奢，而動有衰頹之語；不出闉闍，而便發倦遊之歎；四面無山，強稱青岑；一時有雨，猶說夕陽；嘯此不傳，驢我所無，而屢言不置。凡如此類，隨手濫用，不覺自陷於欺罔矣。 ”參見本書收錄之騎驢與騎牛及再論騎驢與騎牛兩文。30 如崔溶澈指出：“金鰲新話一直被學者視為韓國漢文小說的嚆矢作品。 ”見氏著中國小說與文化，載中國小說論叢第 11 輯（首爾：韓國中國小說學會，2000 年）31 參見丁奎褔剪燈新話的激蕩 ，陳益源越南漢文小說傳奇漫錄的淵源與影響 ，均載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域外漢文小說論究 。臺北：學生書局，1989 年版。9紀的世界，隨著中國和東亞經濟的進一步崛起，漢文化的地位也必然會得到提升和重視，漢文化也因此而有可能對未來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間如何消除對抗，平等對話，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漢文學作整體研究，除了滿足學問本身的興趣之外，對於人類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處，最終實現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必然會帶來更多有益的啓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