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苏区土匪问题研究兼论中国共产党对土匪的认识及其对策 作者：陈 东 谢庐明 来源：党史文苑 2009-7-1 值班编辑：黄红梅 摘 要 中央苏区曾经罹遭匪患，是全国土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推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政权的巩固，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土匪采取了教育、争取、打击和消灭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土匪问题，为中央苏区乃至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关键词 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 土匪政策中央苏区曾经罹遭匪患，是全国土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闽西成了土匪世界”。解决好土匪问题成了中央苏
2、区除旧布新，开展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土匪采取了教育、争取、打击和消灭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土匪问题，为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史学界关于中央苏区土匪的研究已有所涉及1，但尚未进行系统、专题的论述，且主要集中宏观层面的把握，较少涉及微观层面的量化介入。本文拟采用历史文献以及地方志资料，对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的认识和政策进行探讨，以加深对苏区社会史的研究。一、中央苏区土匪问题的由来和土匪的类型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和闽西，地瘠民贫，民风剽悍，灾荒频繁，再加上战乱不断，自古以来就是“盗匪出没”之地。民国以降，中国政局
3、动荡不安，地方军阀政府横征暴敛,土豪劣绅残酷剥削，使赣南闽西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匪患猖獗。土地革命战争爆发后，位于斗争中心区域的赣南、闽西局势相当混乱，土匪也乘机蜂起。以闽西为例，闽西各县土匪约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实为全国农村之冠，“由龙岩至连城庙前这条大路是行不通的，土匪充斥了旅途”。日益肆虐的匪患连同连绵不断的灾荒、战乱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生一片凋敝。中央苏区境内的土匪数量庞杂、类型众多，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一)社会土匪：也属于侠盗型的，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宗旨是劫富济贫，这类土匪的纪律侧重保证劫富济贫宗旨的贯彻，而且执行纪律比较严厉。社会土匪“是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
4、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视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当作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赣西南的王佐、袁文才原就属这样的人物。 (二)积匪：是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的惯匪，他们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贫富良莠，浩劫一空，使百姓陷于悲惨的境地。积匪在中央苏区最为常见，危害也很大。在闽西，一些土匪也常常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到处横行霸道，如土匪在农村“牵耕牛，杀人放火，简直是很平常的事”；“农民最痛苦的是土匪豪绅的压迫，没有田耕，且不能耕田”。 (三)兵匪：大多是一些被裁撤或溃败的军队，或是哗变的士兵，因生活所迫而沦为土匪
5、。他们往往表面上是军队，或者白天是军队，晚上做土匪。如盘踞在福建长汀的郭凤鸣部、龙岩的陈国辉部都是为害一方、作恶多端的土匪。 (四)会匪和教匪：就是从事土匪活动的帮会教门成员和组织。中央苏区较为常见的是三点会、红枪会，常常也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但这些组织大多被地主乡绅所控制和操纵。二、造成中央苏区土匪问题的几个因素 土匪的滋生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现象。英国学者贝飞思认为，就民国时期而言，匪患主要是因为农村的破产，国家的分裂，政局的动荡，官吏的腐败，军阀混战以及外国势力的侵入等社会不良因素造成的。此外，地理、气候条件、自然灾荒、人口与土地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等，这些所谓纯自然因素，也与土匪现象有密切
6、关系。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酿成中央苏区匪患的因素，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战乱。匪患与战乱相伴，这几乎是个规律。军阀混战给赣南闽西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兵燹不绝。赣南和闽西的军阀其经济、政治背景的不同形成各派别，为了争夺地盘和扩充势力范围，勾心斗角，连年混战。据不完全统计，1922 年至 1925 年，闽西大大小小军阀混战竟达三十多次。频繁的战乱为土匪的滋生、发展提供了温床。首先，战乱打破了原有社会秩序的平衡，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使整个社会处于失范状态。加之战乱中“以暴制暴”成为社会通行的法则，给土匪黑势力提供了参与权力角逐的机会，他们于是趁机“崛起”。其次，战乱严重破坏了国计民生，增加了人
7、民生活的艰难。为了生存，少数人铤而走险或被逼无奈而落草为寇，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战乱中溃败的游兵散勇和难民往往成为土匪的主要来源之一。(二)灾荒。赣南和闽西在历史上就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之地，赣南和闽西的河流几乎是逢雨必患。1924 年 6 月 22 日，漳平县水位高达 109.07 米，流量为 6320 立方米/秒。上桂林、三公庙附近的两列木被冲毁，福满天主教堂以东和桂林坡尾，一片汪洋。在这次水害中，新桥珍坂冲倒房屋 706 座，死 6 人。1934 年 7 月，大雨倾盆，江水暴涨，沿江一带受灾 2173 亩，灾民多达 600 多人，损失法币 2 万余元。由于气候特点和卫生条件所限
8、，赣南闽西的瘟疫也时有发生。漳平县瘟疫受害最重，1926 年漳平城区流行鼠疫，日死多人。永福、城关、桂林等地为害最烈；其次为芦芝、和平、官田、溪南，计有 45 个村庄，染疫总数达 5981 人，死亡 5385 人，死亡率达 90.94%。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粮食歉收，乃至绝产，使得一些本来已经赤贫的走向了破产，当他们无以为生时，只有上山为匪或飘泊他乡，这无疑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严重的灾荒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变了土匪的行为活动。不少土匪都把粮食作为重要的抢劫目标。 (三)三点会的存在。三点会属于洪帮的一支，洪帮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秘密结社之一。三点会在赣南和闽西山区普遍
9、存在，历史悠久，势力强大。它在近现代史上作为下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的一种独特力量，曾取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其在思想与组织形式方面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及保守反动的色彩，三点会逐渐为敌对势力收买利用，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在赣南“带有社会性和群众性的三点组织，虽然有很大的工农成分，但它实际上都被不少豪绅地主所垄断和操纵，并作为庇护家财的护符”。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敌对势力的收买利诱下，赣南和闽西三点会中的“浑水光棍”纷纷出马，堕落为反动势力的帮凶，充当与勾结土匪就是他们扰乱破坏革命的主要形式之一。1927 年赣州总工会的领导人陈赞贤被国民党军阀杀害后，兴国一些反动地主资本家就不
10、惜资本，利用封建的家族矛盾，乘机收闽、赣边境上三点会头目，以及竹坎的部分落后农民，捣毁中共兴国县委的领导机关和总工会，随后其他的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会等革命团体也遭到严重破坏。毫无疑问，三点会反动分子的大肆活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区匪患。 (四)宗族间的仇杀和械斗。近代赣南闽西是宗族制度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当地百姓聚族而居，呈现出“一姓族”的居住格局，各宗族之间经常为争夺风水、土地和农村墟市等社会资源与生存空间而展开激烈的冲突，直至发生械斗。从辛亥革命初期到土地革命时期前，宁都县的大小宗族械斗达数百次之多。其中 1925 年湛田宋姓与吉富曾姓的械斗，历时 1 年有余，双方共有 300 多人死于械斗
11、刀枪之下，1000 多间民房被焚，数百亩田地荒芜，损失的财产达 35 万余元。民国 26 年寻乌乡土志载：“吾邑人民向称淳朴，勤俭是其本能，耐劳实出天性。有秉赋强悍，积习武功，流弊所至，易生械斗。然民性随环境转移，苟能施以教化，破除姓界，化私斗为公战，亦易无事，则以勇敢之性，乌足为吾民病哉。”11兴国籍将军陈奇涵后来也回忆：“人们聚族居，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占有很大部分土地，族绅、头人可以利用这部分土地为所欲为，在有事不离祖的宗法幌子下笼络群众，树立门户，党同伐异，寻找借口，挑起氏族或地方械斗。这种械斗有时连年累月，甚至结为世代恩仇。”12宗族间的仇杀和械斗，对土匪的活动有助长作用，它加深
12、了农村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关系的恶化，并迫使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走上非正当的求生之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就做了土匪。三、中国共产党对土匪问题的认识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区政府高度重视土匪问题的解决，充分认识到：能否成功解决土匪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央苏区的发展。朱德曾经指出：“只有肃清土匪，人民才能翻身，才能安居乐业。13”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出发，领导军民制定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的策略与措施。 第一，纠正党内存在的对土匪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加强对土匪的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党内很多同志认为土匪散漫，有“迷信仪式”，破坏性大，因此不愿对他们做耐心的争取和教育工作，甚至错误地认为流氓（主要
13、是会道门、土匪成员）“在不得已时可以投机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是动摇的，随时有叛变作反革命走狗的可能在流氓其有反革命阴谋时，或有反革命可能时，或妨碍群众，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14，后来又直接提出“打倒土匪”的口号。这一错误做法使得党无法开展对土匪的争取和教育改造，甚至原来一些业已被收编的土匪武装，也纷纷反水，对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巩固造成很大的困难。 中共及时纠正党内对土匪问题的错误认识，对土匪开展了广泛的争取和教育工作。1930 年毛泽东指出，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应对土匪成员主动实行“容纳训练”的政策，接着对他们以“教育训练”促成其思想向革命转化。中国共产党确定对流氓的总策略是：“把流氓从统
14、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予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16”在此之后，派党员加入或联络赣南、闽西地区的土匪组织，以争取改造其成为党的武装，同时在中央苏区内赋与广大“流氓”们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上也给予大力扶持，如分配给他们生产资料、土地和工作机会，经过强制性劳动和工作，使他们由原先的长期脱离生产返归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在结合过程中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苏维埃公民。 第二，对于中央苏区内的土匪武装，中共根据不同情况和对象，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力争把他们改造成革命的力量。1929年中共红四军党部就发表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广大“绿林弟兄加入红军”，“欢迎绿林弟兄加入土地
15、革命”17。中央苏区对土匪的策略是：“分析土匪情况区别对待，在政治上绝不丝毫让步原则下，对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与革命为敌的土匪，解除其武装，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对动摇不定者打入其间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将其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只有有革命事实表现的集团土匪才予以收编，收编后进行改造；对所有解除武装或觉悟来归的下层群众，与士兵一样待遇。”对少数为地主劣绅掌握操纵的土匪武装，采取慎重的态度，只镇压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目，决不能采取狭隘的报复观念而伤害其大部分成员，孤立了自身。因其成员多为普通民众，受到地主豪绅沉重剥削和压迫，有革命的要求，加上他们标榜“劫
16、富济贫”的主张，含有某些可以利用的因素，因此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组织他们开展斗争，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土匪的成员。18 第三，积极开展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打击、瓦解、分化土匪。1929 年 3 月 14 日凌晨，红四军兵分三路向闽西长汀长岭寨郭凤鸣部发起总攻，经过激战，歼敌两个团，俘敌 2000 多人，缴获枪支 500 多支，迫击炮 3 门。19在剿匪中，中央苏区军民把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有机结合起来，政治上争取不放弃，武力上进剿不放松。既重视消灭土匪武装，又注意采取政治攻势，瓦解与分化匪帮内部，在群众中揭露其阴谋罪行。对被俘的土匪处理得当，部分土匪弃恶从良，持械投诚。 事实证明，土匪问题顺利解决，
17、对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中央苏区的社会环境得到了净化。据记载：中央苏区内“盗匪绝迹烟赌肃清真是实现了夜不闭户野无游民的现象”20。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的方针解决了土匪问题，为中央苏区乃至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抗战时期中共对土匪、会道门的策略作者：梁家贵来源：近代中国来源日期：2009-7-10本站发布时间：2009-7-10 9:40:35阅读量：273 次土匪、会道门是影响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两大重要社会问题。抗战时期，中共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并结合
18、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需要，採取了积极、稳妥、灵活的策略，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社会问题。本文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对中共有关策略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具体操作方法等方面作一论述。一本文涉及到的土匪，就是指超越法律範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且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土匪是 1949 年前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人数众多，分布面广，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甚至能左右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从而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会道门是一种从事特殊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与政府抗衡的秘密团体。在 1949 年前的中国，所指的就是一些异端教派如黄天道(亦称黄天教
19、)、先天道 (亦称先天教)等( 此类组织主要颂经拜神、製造和传播迷信邪说，迷信色彩极为浓厚)和会门组织如哥老会、红枪会、大刀会等等(此类偏重吞符唸咒，练功习武，据地自保)，也就是统治者所说的邪教1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匪和会道门的活动一直是密切相连的。到了民国时期，它们的关係更加密切，已呈现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局面 2，对中国政治、社会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基于这个塬因，本文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史料显示，民国时期，东北的马贼、闽浙两广地区的海盗、太湖运河地区的盐枭以及苏豫皖、湘鄂赣、西北诸地区的土匪均以骠悍、善战而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保守估计，1930 年全国土匪人数为 2,000
20、万左右 3。山东是全国土匪问题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据统计，1918 年，山东约 30 个州县曾拥有土匪叁万多名，步马枪约 2.3 万枝，自来得枪3,000 余枝，他种手枪 2,800 余枝 4。而鲁西东昌一带就曾拥有 土匪一万余人，匪首300 余人5。到 1930 年，山东境内的土匪人数超过 20 万人 6。山东土匪都是有武装、有组织的，大的成千累万，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如刘桂棠部号称黑旗军，曾流窜整个华北)。1921 年 11 月，北洋陆军一营剿匪官军在曹州刘庄便被击败 7。至于发生于 1923年 5 月的临城劫车案更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民国时期，中国的会道门势力也极为强大。以当时山东的会道门为
21、例，该省会道门有的影响力遍及全国，如一贯道;有的在华北地区产生影响，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宫道、圣贤道以及以红枪会为中心的各种枪会;至于省内的会道门组织更是不胜枚举，计有 150 余种，据已知道的会道门就有：新民会(不同于汉奸新民会)、復兴会、保皇党、圣人道、斥堠队、黄天道、五道会、九宫道、万字会、先天道、黑旗会、红旗会、黄旗会、蓝旗会、白旗会、青旗会、皇天教、一贯道、八卦教、战坛会、道德会、红枪会、无极道、九宫会、同心会、快道万仙会、万国道德会、猴子会、大刀会、金鐘罩、大地坛、小地坛、皈一道、黄中会、小刀子会、孙膑大师会、眼光会、清真会(妇女佔多数)、西乾会、金丹会、青年会、老年会、金钱会、中
22、央道、圣贤道(又名一柱香、无形无像道)、秘密教等五十几种 8。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华北一些省区迅速沦陷。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后撤致使一些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千百万百姓彷徨无主，众多的杂色武装应运而生，如处于山东抗战前沿的鲁北(即冀鲁边) 之甯津、庆云、盐山以及惠民一带之乐陵、无棣、阳信、沾化、临邑、德县、商河、德平等县，处于战争的混乱状况，土匪也趋机而起;鲁西、鲁西北地区，土匪乘机蜂起9。一些封建迷信团体如会道门等，依仗其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也迅速活跃起来。据统计，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 1938 年已达 100 万之多10。这各色各样的民间武装多属土匪或会道门武装，按对日态度可大
23、致分为叁类：一类是属于不堪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他们以各种形式打击日军，并同国民党、共产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係;一类是被地主、豪绅组织、操纵的联庄会、会道门武装，其中有的已变坏通敌，成为汉奸，同我们作对，破坏抗日11。1938 年，山东莱芜中央道道首张无海自称铜头铁罗汉转世，纠集徒众万余人投降日军，被编为第九旅，即是典型事例;最后一类是抱有各种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名义组织起来的土匪武装，他们常常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横行霸道，穷苦百姓过着白天怕见人跑，夜间怕听狗咬的日子，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12。有的土匪武装公开叛敌，如土匪朱信斋，他本已被八路军收编，但又于 193
24、8 年 8 月率部叛变，一夜之间捕去中共党员、干部 200 多人，杀害近百人，製造了骇人听闻的浮鹏山事件。有位中共领导人在回忆录中不无忧虑地写到，这众多的土匪武装多为敌、伪、顽主要的直接后备力量。他们与我们争人、争枪、争地盘13。民间杂色武装的出现、发展，严重影响着中共势力在广大农村的存在乃至发展。山东国民党军队多为蒋系控制的塬地方土匪武装。继韩復 后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代表的派系，绝大多数是在山东本土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地方武装，如鲁中的秦启荣、吴化文、厉文礼等部，鲁南的申从周、王洪九等部，滨海的许树声、朱信斋等部，胶东的赵保塬、秦晋康等部，清河的何思源、张景月等部，冀鲁边的刘
25、景良、张子良等部，鲁西的王金祥、齐子修等部，湖西的孙良诚、朱世勤等部14。国民党也刻意利用和操纵土匪、会道门以达到反共目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就积极利用土匪吴德胜、刘景良、朱世勤等部反共 15;对于会道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制订的反共计划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份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不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份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不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叁，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
26、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復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 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 16。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认识到会道门的重要作用，并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利用汉奸会道门为其侵华反共服务
27、：一是创造会道门，这些会门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组织，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生会等;二是进行改造会道门，把旧有的会门加上伪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员) 使其质变名不变，如经敌改造了的安清道义会、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日本侵略者曾花了极大力量，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会道门，如将红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 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叁是利用会道门，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这些会门更多，如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
28、，据统计有二十多种。日本侵略者利用会道门主要做下面工作：(一 )在沦陷区，以会道门形式组织群众，提出所谓保家防匪的口号，阻止八路军深入其佔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範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 17。(二 )在边缘区，则以发展会道门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叁 )在抗日根据地，则利用会道门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 其次利用中共政策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 18。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土匪、会道门问题已对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构成
29、了严重威胁。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土匪、会道门问题并为抗日所用，成为中共能否顺利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乃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二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中共对土匪、会道门以及与这些团体有关的地方武装便广泛开展了争取教育工作。1935 年底，中共及其主力部队到达素以匪祸严重着称的西北地区不久，便着手解决该区的土匪、会道门问题。对于土匪问题，中共在艰苦、恶劣的武装斗争中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井冈山时期王佐、袁文才武装的改造便是典型事例。中共川陕根据地陕南特委将神团改造为游击队，也为中共解决会道门问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19。1936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
30、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等组织的宣言，号召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欢迎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自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20 。1936 年 8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办事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于同年 10 月15 日在陕西省志丹县的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也就是马头山开山堂。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努力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派各界各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为争取
31、、改造土匪、会道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每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口号，制订了团结、争取一切武装力量，发动武装起义的方针。鉴于山东的特殊省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要选择在韩復 溃逃，而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的时机发动武装起义，因为如果起义过早，则可能遭到韩復 的扼杀;起义过迟，日军则深入侵佔，会增加发动起义的困难，而且地方反动势力和土匪也会蜂拥而起，民间枪枝就会被攫取 21。在此前后，中共山东省委即以各地党组织领导成员为核心，以党员、民先队员、延安派
32、来的红军干部及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积极团结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各地方势力及土匪、会道门，不失时机地在全省各地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初步开创了建立山东根据地的局面。应该说，中共争取土匪、会道门参加抗战的决策并非一开始就为全体中共人士所接受。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他片面夸大统一战线的作用，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积极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这对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特别是江南新四军力量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深受王明思想的影响，曾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如拒绝批准新四军二支队收编土匪部队 22。当然，这种错误思想还来自于其他方面。中共军事领导
33、人罗荣桓就曾在回忆录中分析到：由于本身年轻，加上过去长期处于地下党的地位，缺乏执政经验，对政权的作用与认识不够，因此在政权的领导上也出现了偏差，从而障碍各种工作的开展，如在争取土匪、会道门工作上，突出表现为不敢发动他们，尤其是对于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党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因而往往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而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叁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23。中共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9 年底、1940 年初，中共中央、毛泽东两次指示山东的党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东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缺少
34、干部和基干力量，因此，要在山东全境大量发展军队24。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针对项英等人批评新四军招兵买马的言论，说：有马不好吗?为甚么要反对? 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 ?251942 年 3 月中旬，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时，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託，途经山东，代表中央帮助、指导山东工作。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改变抗战初期不敢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的做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通过对地方武装，尤其是土匪、会道门的争取，中共在山东
35、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 26。此外，中共也极力改变党内轻视争取会道门、土匪武装参加抗日工作的思想。最初，中共党内很多人认为会道门落后，有迷信仪式，土匪行动散漫，破坏性较大，因此，不愿对他们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为此，中共决定对根据地的全体党员干部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38 年 1 月 16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保卫河南的社论和怎样处理地方武装的文章，认为正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準备迎接中塬会战的时候，正确地处理地方武装，如红枪会、联庄会、民团、土匪等武装力量，是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彭真在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一文中指出，红枪会、大刀会等秘密会社，不但包括着最大多数的农民，而且拥有极大数量的新式武
36、装，这是一支极雄大的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团结他们，就会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关于如何对待会道门的迷信仪式和习惯诸问题，他指出 27：一切在会门中工作的同志，对于他们迷信的仪式和习惯，必须严格审慎的遵守，须知今天我们在会门中工作的中心问题，是红枪会能否抗日和能否争取他们进入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应把迷信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还要了解，我们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违反他们的习俗，是会惹起他们的反对，而被日寇和汉奸利用来反对我们。与此同时，彭雪枫也撰文强调争取绿林武装(即土匪和会门武装)的重要性，指出：对于绿林武装，基本上是由政府的力量争取他们走到抗日战线上来，在政治上对之宣传教育，在
37、斗争中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于会门武装，对他们应有正确的基本认识：(一 )他们是比较塬始的反贪污反土匪的民间自卫武力，( 二)他们的潜势力在民间广而且深，(叁) 战斗精神及战斗经验都相当丰富。倘若对他们诱导有方，在军事政治方面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武装了他们的手脚，我们相信在从前反抗军阀压迫的时代，他们能够大量消灭军阀的数万大兵，我们更相信今天他们也能够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28 此外，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也发表文章和谈话，号召八路军干部必须争取敌佔区的土匪，通过耐心细緻的组织工作，把土匪武装改造成为正规游击队 29。这些文章和谈话为中共各地方组织处理本地区的土匪、会道门问题指明了方向，从而将对会
38、道门和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统一到中共的方针政策上来了。1938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制订了山东省坚持抗战的塬则，即使山东完全变为日寇佔领区域，还能使我们的党坚持在山东，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保存党的力量，坚持的与日寇进行长期的斗争。为此，中共中央特别把土匪、会道门问题列为首要处理的工作，指出 30：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土匪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对土匪的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土匪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应当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他们的部队，并逐渐改善与群众的关係，与他们争取共同行动去反对日寇。当土匪为日寇所利用时，我们也不应当去积极反
39、对他们，而应当使他们中立，即是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按着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山东分局(中共山东省委于 1938 年 5 月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938 年底改为山东分局 )调整了塬有的有关政策，并结合本地区的特殊情况探索出一套针对本地区会道门、土匪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对于各种封建迷信团体，如会门、教门等，只要他们有抗战赤忱与抗战表现，而不是为了反对抗战，或被敌人利诱实行反动倒煺的活动，我亦应与之联络，如过去有误会，今后应设法解决疏通，即使为敌利用时，我仍应从各方面一致去争取，从事实上使其不再惧我，并注意对其下层群众的争取和团结，推动下层的进步，以使之不被少数上层落后
40、份子愚弄出卖，扰害抗战及群众利益，而对于土匪，应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抗战，参加农村生活，必要时政府应拨款予以救济及安插生活。但对怙恶不悛的股匪，应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根据地的民主秩序31。这便给中共成功解决山东土匪、会道门问题并动员组织他们参加抗战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1942 年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一批抗日意志不坚、见风使舵的土匪、会道门纷纷投靠日本。鉴于此，中共决定取缔根据地内的会道门组织。晋冀鲁豫根据地为抗战时期中共最大的根据地，也是其武装力量对日作战的最主要区域，因此，1943 年 3 月该地区颁布的取缔会道门政策颇具代表性。该政策宣布严加取缔一切受敌利用之秘
41、密结社，规定：(1)凡本地区内违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后迷信组织以算卦、孔子道还乡道等，或其变相化名之组织，一律取缔，并宣布解散。(2)受敌利用之各种组织会门造谣惑众，图谋不轨，破坏抗日秩序，执迷不悟者，凡经查获，均按汉奸处置。(3)假借会道门摆坛设祭，勒索人民财产金钞者，均以诈财处置。(4)曾塬在沦陷区(平津太塬等地)受汉奸所迫组织之佛教、道教，现不违反抗日利益，积极参加抗日建设工作者，得向抗日政府请求登记，悔过自新，不得再行活动。(5)凡参加会门道门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即煺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随后，中共在其根据地内大力打击汉奸会道门，如晋冀鲁豫边区便破获、瓦解
42、了世界普济佛教会、一贯道、万国道德会、大刀会、红枪会、九宫道、华北道德总会、混元门等组织 32。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矛盾日益激化。随着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会道门问题再次尖锐起来。为此，中共毅然採取坚决取缔的措施，并于 50 年代发起了一场举国上下、大张旗鼓的打击会道门的专项斗争，一定时期内铲除了这种组织。由于中共已积聚了充分的力量，加之其根本任务已由抗日救国转变为推翻国民党统治，故这一时期的土匪问题无论与国民党、豪绅地主有无关係，如其存在，均视为是同中共利益相对立的，在教育无效后，自然遭到镇压。叁抗战时期，中共在处理根据地的土匪、会道门及其他地方武装的过程中，依据制订的有关策略，视不同
43、情况、不同对象，区别对待，大致有以下几种操作方法：(一 )对人民群众为了抵御日伪军、土匪骚扰，保护生命财产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组织，中共採取积极支援、引导的方针。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人民纷纷组织自卫团体，并在抗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江南丹阳游击队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在中共的支援、引导下，以江南沦陷后各地为防匪抗敌而组织的自卫团为基础组成。山东安丘黄石坡自卫团，用塬始武器，抗击着上千的敌伪，坚持了五个鐘头，最后弹药断绝，才英勇突围而出，创造了群众浴血奋战，保卫家乡的战斗範例，给敌伪以严重的打击33。为支援引导这种民间自卫武装组织，中共制订了人民抗日自卫团组织条例，鼓励凡年在16 岁以上
44、、 45 岁以下无废疾者均应参加自卫团(妇女以志愿为塬则，其工作无基础之地区男子亦以志愿为塬则)以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或配合抗日主力军作战34 。此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联合发出为发动人民武装保卫家乡告同胞书，号召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日寇侵略。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2 年，山东民兵已发展到 17 万人，自卫团发展到 82 万人; 在 1939-42 年，民兵、自卫团同日伪军作战达 18,093 次，毙伤和俘获日伪军共 9,000 余人 35。(二 )对于根据地的会道门，中共派干部深入其内部进行争取教育工作。1938 年，毛泽东、洛甫等在致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的电文中指出，对于
45、会门、土匪採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打进去改造他们36。1939 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视察新四军工作时，对干部提出，要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37。刘少奇也曾撰文指出，不论红枪会、联庄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及土匪军队的骚扰，是单纯的武装组织，他们对于一切问题都是从本身利益出发，谁去骚扰掠夺他们，他们就反对谁，解决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中立的，因此，要动员、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领导他们对日作战 38。这便给各地根据地处理土匪、会道门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泰西( 即泰安县津浦路西地区)是山东省内红枪会最多的地区之一
46、。中共在处理这一地区的红枪会时，深深地意识到，多数红枪会头头虽被地主操纵，但其成员多为劳动人民，他们目睹日军烧杀姦淫的侵略暴行，有抗敌保家的要求;加上一部分地主有民族感、爱国心，也有联合抗日的可能。因此，中共採取了分化、团结、教育的方针，组织他们对敌斗争。泰西特委曾指派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张伯源专门负责做红枪会的工作，最大程度地团结了红枪会的群众，他们支援抗战，听从我们的指挥。在我们同牛希文部作战中有 2,000 多红枪会群众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对红枪会的工作是成功的39。1940 年 6 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派人利用与会首杨贯一的亲戚关係打入天门会，成功地利用、争取了天门会武装 40。(叁
47、)对于为敌特伪化所组织的会道门，必须尽力争取。抗战时期，日寇利用一些不满中共政策的土匪、封建势力，利用会道门在中国农村中广泛巨大的影响与群众的迷信落后心理，同时也抓住中共初期在边沿地区政策上的失误，操纵在各地普遍存在的会道门，从而造成了群众与中共的对立。对于这种为地主所掌握、所操纵，又为日寇所利用的带有群众性的组织，中共没有简单採取打的方法，而是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的塬因、对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41：塬则上应分化瓦解，争取其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中间力量，独立上层首脑份子，通过群众路线镇压个别汉奸头子，揭发其作恶的事实;对我如果在执行政策时发生错误而造成群众与我对立的地区，我
48、必须解释，收回影响;对少数为汉奸所操纵，反我最积极的会门，就是要予以军事镇压时，也必须异常慎重，这种镇压只是为了打击汉奸活动与争取会门群众的目的，决不能採取狭隘的报復观念而脱离群众，独立自己，而且我们的部队纪律必须严明，秋毫无犯，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新四军挺进江南后，日军曾企图利用江南普遍存在的大刀会打击新四军。为此，新四军对大刀会的迷信採取不干涉的办法，着重从政治上团结争取他们，结果大刀会也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 42。1938 年 5 月 11 日，河北南宫六离会趁八路军主力攻打威县之机杀害过路的八路军官兵，并扣押了前往交涉的八路军谈判代表。八路军 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决定，一
49、、为开展工作争取群众，决以主力集结南宫附近。在部队中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叁、对为首者镇压之; 四、散发告人民书，张贴布告，使群众勿生疑恐慌。5 月 12日，朱德、彭德怀指示徐向前，必须联繫检查地方党及我们军队在该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对该区伪组织内部，应灵活进行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自己以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43。根据有关指示，八路军在展开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对六离会进行反击，使其彻底覆灭 44。(四 )对于积极反共的土匪武装，会道门，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1938 年下半年，中共山东挺纵四支队、五支队铲除了对抗日危害极大的反动土匪武装刘彦臣、孙仲文、孙唐臣等，使边区部队和根据地迅速扩大。山东泰西昆山县徐楼村、耿楼村红枪会头目王明煌、徐四等惟恐中共及八路军宣传抗日主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