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辽金夏思想史之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46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史学著述，历来是我国文化成就中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宋代史学，与同时期的儒学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宋代史学的繁荣及其特点宋代史学，是唐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但在史官制度、史学著作、史著体裁、史学大家以及史学领域等方面，都超过了唐代。宋代各朝对于修史的重视，宋人对于撰史的热衷，为前代所不及。因而，宋代史学成就非常突出。史著与史学史学，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历来为各朝各代所重视。宋代开朝，将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重新统一
2、，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为避免再度分裂，朝廷对总结历史经验十分看重。宋太祖始建朝，就下令修五代史 （后称旧五代史 ） ，着意从这段分裂割据的历史中寻找借鉴。史书修成，他很快批阅，第二天就发评论，有 昨日观新史 记载。同时，宋也十分重视当代史的记录，运用史学手段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宋代史官制及其职能的完备性方面。史官制起于唐代。唐以前，官私修史并存，尤其魏晋，私人修史很发达。唐建立统一政权后，为政治上的需要，加强了对修撰前代史和当代史的控制，尤其是当代史，中唐以后完全官修。私修必须经官审或有帝诏。唐设立了史官职务，负责 注记 、 实录 ，编修 国史.至宋，史官职进一步完善，由相应的实
3、体机构固定下来。主要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起居院负责记录皇帝每日对大小政事的处理及各种活动，即起居注和时政记。日历所负责将起居注和时政记按时间顺序编成日历。实录院负责将日历整理加工成编年体的一朝实录。国史院负责将实录进一步加工，以纪传体写成几朝皇帝的当代国史。玉牒所负责分类编辑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文件、政书，形成会要。正是通过这样一套分工明确、相接有序的修史体系和制度，保证了官修当代史的条件，也证明朝廷对修史的重视。从搜集史料、记录史事、整理文件，到编纂 实录 ，修撰 国史 ，使宋代存留下来的当朝史料之多，为前代不可比拟。宋代续修的前代正史主要有三部
4、：旧五代史 、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其他还有：北宋宰相范质据五代各朝实录简编的建隆五代通录卷，北宋路振据五代吴、南唐等个政权君臣事迹编的九国志卷，北宋马令编的南唐书卷，南宋陆游编的南唐书卷，等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旧五代吏卷，修于北宋开宝六年（公元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参知政事薛居正奉诏监修，参加者人。这部书采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为资料，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述起讫原委，各朝事实清晰不混。又分列天文、历法、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使纷攘错综的五代社会状况，条分缕析，清楚明了。但是，由于成书仓猝，资料剪裁不够，有臃肿繁褥的缺点。因而自从欧阳修重写五代史后，
5、 旧五代史便不再流传。直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又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新唐书卷，修于北宋庆历四年（年）至嘉祐五年（年）七月，历时年。当时，唐史已有五代后晋人所编唐书 （后称旧唐书 ）卷，宋仁宗认为其力度不够，文笔简陋，命宋祁和欧阳修主持重修，参加者人。 新唐书写成后，确有许多地方优于旧唐书 ，表现为：一是删去本纪中诏令奏议、华词浮句，删去列传中琐事遗闻，因而文字明达，义例有裁断。二是增加仪卫志、选举志、兵志等，结撰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四种史表；增写公元、藩镇、奸臣等项分类列传。所增部分，后成为历代正史必撰内容。然而， 新唐书亦有不如旧唐书之处。宋祁和欧阳修分工撰写，二人未能统一
6、意见，因而全书文风不能一致，史实也有很多疏略。新五代史卷，修于约北宋景祐三年（年）至皇祐五年（年） ，历时年，与新唐书差不多同时。这是一部宋代唯一列入正史 的私修纪传史著。作者欧阳修，因不满于薛居正旧五代史的繁琐失当，因而以其为基础，效法春秋 寓褒贬，别善恶 ，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重述五代各朝，将伦理纲常视为皇朝兴衰的关键。风格上， 法严辞约 ，于综述五代朝事中分述各朝。但是， 新五代史也因此而偏于主观见解，所删旧五代史的一些内容，如食货志、选举志、郡县志等，有失之过分之处。宋代官修当代史，主要有四部国史：仁宋时所编三朝国史 （太祖、太宗、真宗） ，神宗时所编两朝国史 （仁宗、英宗） ，孝宗时
7、所编四朝国史 （神宗、哲宗、徽宗、钦宗） ，理宗时所编中兴四朝国史 （高宗、孝宗、光宗、宁宗） 。另有宋会要稿 （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各会要残本） 。私人修撰的当代史，编年体史有十多部。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李焘所编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南宋李心传所编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南宋徐梦莘所编宋金和战之事的三朝北盟会编卷。纪传体有南宋王称所编北宋史东都事略卷，等等。总结历史经验，并不能限于续修前代史，而是要从整个历史中寻找借鉴。这一点，促进了宋代通史的发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作过这样的说明：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8、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正因为这一点，宋英宗读过前卷后立即下诏，命设书局，变私修为官修，编纂这部总结历代政治经验的通史。神宗即位，又要求进奉尚未完成的书稿，并以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赐名资治通鉴 。还亲自为书写序。 胡三省：新资治通鉴序 。宋代所修通史，主要有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卷（含目录和考异各卷） ，南宋袁枢所作通鉴纪事本末卷，南宋郑樵所著通志卷，南宋末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卷，等等。这里仅介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其他几部著作后面详细述及。文献通考 ，修于至元二十二年（年）至大德十一年（年）历时二十余载。马端临（- 年）为宋元交替时人，其书成于元代，但其学成于宋末，是南宋咸淳九年（年
9、）漕试第一。他编文献通考 ，受父亲影响。其父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他认为： 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主张编通史，又不满于资治通鉴 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唐杜佑的通典则 未明备 、 欠精审 ，因而下决心编一部典志通史。他仿照通典体例，作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是新创。全书自上古始，到宋宁宗嘉定时止，对通典未及的天宝以后吏事，详加叙述，占全书一半以上。其编纂特点也较通典更为条理化，分 文 、 献 、 注 三级，分别为叙事、议论、自论三项内容。书中所载宋典制甚详，为宋史各志所未备，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为在政治上保持高度集中，又要避免集中所必然带来的大臣专
10、权弊病，因而实行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的策略，也就是程颐所总结的 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之 深计 。这使人们对世事的评论议论，成一时风尚，于是，私人修史兴盛，由此也使宋代史学出现了新体裁，开辟了新领域。同时，宋代史著和史料的增加，也与印刷技艺的改善和提高直接相关。活字印刷的出现，缩短了文字刊刻时间，增多了印行数量。刊刻的简便，推动了印书业的发展，中央、地方官府、书院、私家的各类印书坊使印书不再是难事。在史著体裁方面，宋代出现了许多前代未有的新类型。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里曾将历来正史史著归纳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类，认为二体 互有得失 ， 各有其美 ，互相不可取代。然而至宋，不仅司马光资治通鉴妥
11、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二体之外兼有二体特点的本末体，其代表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还有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等。此外，地方志和年谱在宋代也大大发展起来。地方志是关于各地方地理位置、政治情况、人物传略、风土岁时、名胜古迹的记载。年谱是关于谱主身世与当时社会政治备方面关系的记载。这两类史体起源很早，但发展缓慢。至宋代，修撰者风起，尤其南宋，志书谱籍大量出现。全国总地方志有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王存编元丰九域志卷，欧阳忞编舆地广记卷等。分述各地区的州郡地方志中，著名的有范成大编吴郡志卷，朱长文编吴郡图经续记卷，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卷，潜说友编咸
12、淳临安志卷等。年谱中较有名的，有吕大防所作韩文年谱 、 杜诗年谱等。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刘知几史通 周礼？春官大宗伯言：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为 方志 一词最早记载。 隋书？经籍志史部毁传类中玄晏春秋三卷，即后来的年谱。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在宋主要是金石学，后代发展为考古学。宋以前，地下发掘出的金石文物仅是士大夫们赏玩的古董，并不用于史料考证。至宋，学者们把金石古玩的研究与文献考订结合起来，编成专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时这类书籍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对铜器铭文图像款识进行考订、记录的书籍，如吕大临编考古图卷、 续考古图卷，宋徽宗命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卷；第二种是对金
13、文石刻目录进行辑录和考释的书籍，如欧阳修编集古录跋尾卷，赵明诚金石录卷；第三种是对碑版石刻文字进行摹刻考释的书籍，如洪适编隶释卷、 隶续卷，刘球纂隶韵卷。此外，史料学在宋代的发展，还表现在出土文物的众多。除殷周器、兵器的大量出土外，古泉布的汇集、汉代竹木简书的发现、陶器种类的增加、古石斧与石刀的挖掘等，宋代均大大丰富起来。史论的发展史论，即对史事的评论，是评论者对历史的总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多种多样，但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关于历史的本质和治史的宗旨。这些看法，不仅见于专门的史论著述，如欧阳修的正统论 、章望之的明统等，而且散见于各位史学家的各类史著当中，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 臣光曰 注明的对
14、史事的评论，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皆以 呜呼 开头的史事附论等。宋代的史论还表现在一些理学家、文学家的文论中，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 、陈亮的酌古论 、 三国纪年 、 史传序和苏轼的后正统论等，都是史论专述。宋代史论在继承 寓褒贬，辨善恶 的论吏传统基础上，特别强调治史为现实服务。在历史观上则不承认汉唐史学的 天人感应 、 君权神授 说。治史宗旨，在北宋初年的石介唐鉴序文、孙甫唐史记中唐史论断里，就明确提出了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石介言： 夫前车复，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 他认为唐亡之鉴有三：奸臣专政，女后预事，宦官任权。这一总结，意在批评当
15、时奸臣 专政而乱天下 的事实，他的这种 指切当时，无所讳忌 ，招致了 人多指目 。孙甫也认为治史是为 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 ，但他不像石介从指斥奸臣来敲警钟，而是多论唐代任用贤臣来讽喻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以史为鉴在宋代，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一特点至北宋中期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晚唐的 牛李党争 作评论，说 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 ， 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 ，即在指责王安石变法及神宗对变法的支持。这一点，胡三省注一语道破： 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 司马光借晚唐 维州弃取 问题所发的议论也是如此。他说： 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
16、，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 因而，弃维州以全信义，他认为是正确的。胡三省在此作注： 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予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 宋文鉴卷八十六。 宋史？石介传 。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至南宋，治史服务于现实的观点，集中在治史为义理还是为事功的争论上。朱熹是 义理说 的代表，陈亮、叶适是 事功说 的代表。朱熹读资治通鉴 ，认为其褒贬不够，于是作资治通鉴纲目 ，明确提出 陶镕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 。同时，他在答赵几道一文中，批评事功派研史 务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 ， 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
17、古圣贤不过亦审利害之算而已.强调史学当以义理为指导，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 会归一理.他批评事功派不重义理， 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史迁杂驳之书钻研推尊 。在朱熹看来， 左传是只讲 祸福利害 、不讲义理的史著，因而不可抬高到与经学同样的地位。叶适则认为： 经，理也；史，事也。 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 主张 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 ，反对史学的理学化。陈亮更从北土沦丧、强敌压境的现实政治出发，愤恨奸臣误国，愤恨士大夫高谈性命义理，因而指责理学家 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主张史学为现实服务，认为 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以尽以
18、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以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 。这场争论，后来因宁宗、理宗、度宗三代皇帝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褒奖而使义理派占了上风。在历史观方面，两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说，逐渐向名分纲常说转变。宋代多数史学家不赞成以天命论解释历史，认为世事变迁受制于人，非系于天。如资治通鉴中不记载有关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一类的事情。司马光认为 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 。郑樵修通志 ，专作灾祥略 ，驳斥灾祥说是 欺天之学.但由于重名分，北宋中期以后，关于正统问题成为主要论题。较早的有尹洙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文，认为 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 。欧阳修正统论
19、三篇，称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认为五代十三帝为一统，宋承五代是继统而主。章望之为此作明统三篇，不同意欧阳修说法，认为宋当继唐为正统。苏轼又作后正统论三篇，反对章望之的观点，为欧阳修辩解。理学家对正统偏闰自然更为看重。如邵雍皇极经世以四季比附历史，说从三皇至五代，正是春夏秋冬一个循环完成，五代一过，圣人即出，春秋便来。宋朝正是圣人命世，王道再兴的时代。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 ，以凡例说明之，认为合 天理 才是正统。称自古至宋， 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 ，而夏、商、战国、三国、魏、南北朝、五代，为非正统。因此他认为司马光记三国时用曹魏年号不用蜀汉，是用错了。然而，司马光并不
20、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可见司马光不赞成正统论。用曹魏而不用蜀汉年号，仅仅出于事实本身，并不为正统。在正名分、辨正统的争论中，司马光的看法无疑更为合理。但与汉唐之际的天命论相比较，正统论毕竟抛开了历史系于天命的无稽之说。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序 。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 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 。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 龙川文集、送吴允咸序 。 晦庵先生集卷二十六答陈同甫书中引陈亮语。 司马光
21、：唯家集卷六十五葬论 。 河南先生文集卷二。宋代史学的特点宋代史学在整个古代史学发展中，并没有汉代那样的开创性之举，也没有魏晋那样的勃兴式高潮，但是，它在史著、史家、史体、史论、史料学等各个方面，确实达到成熟稳定的水平，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宋以后至清，史学基本上呈下坡路趋势，没有出现超越宋的成果。宋代史学，由于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条件影响，以及前代奠定的深厚的史学传统和基础，其丰硕成就中具有成熟期的疑古和考析的特点? 代考部巨著；而且，它也是司马光对古代社会统治经验和教训所作的政治总结。 资治通鉴的编修资治通鉴由人合力完成。司马光主编、定稿；刘颁、刘恕、范祖禹
22、撰写长编，即断代史初稿；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检阅文字。从正式设局编写到最后完成，历时年，浸尽了司马光等人毕生的心力。司马光（- 年） ，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因写有笔记书涑水记闻 ，人称涑水先生。死后皇帝追封为太师温国公，谥 文正 ，故又人称司马温公、司马文正。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仁宗到哲宗时期，经四个朝代。仁宗宝元元年（年）进士。此后从地方官到京官，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司马光一生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修史和反对变法。司马光好吏学，在长期的习史、研史过程中，鉴于以往史书 烦冗 ，编列了历年图卷，以编年形式将历代的治乱
23、兴衰写成大事年表，简明清晰。治平元年（年） ，他将历年图进呈宋英宗。然后，他又用两年多时间仿左传体载，写出通志卷，再呈英宗，得到赞赏。治平三年（年） ，皇帝命司马光设书局，选助手，续修此书。治平四年神宗即位，诏进此书，赐名资治通鉴 ，并为之作序。此后，司马光与他的合作者们，任世事变化、官职升迁，专心修撰不止，终于在元丰七年（年）大功告成。司马光于书成两年后逝世，而同修者刘恕于书成前年已逝。 司马温公全集卷七十四。 居士集卷四十三。 史记？伯夷列传 。司马光是一个踏实、谨慎、认真的人，性格倔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这一点，不仅通过他编修资治通鉴显示出来，而且充分
24、表现在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分歧主要在免役法和青苗法问题上，这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王安石试图通过有钱人出钱、无钱者服役的方式，改变原来的贫困户替富裕户服役的现象；通过向农户贷款，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户的生活生产困难。司马光却认为，免役法并不能改变穷人替富人服役的问题；青苗法也只能有助于富户的生产。熙宁初，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又欲提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以保持不同政见间的平衡。司马光拒绝升任，要求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 ，皇帝同意。后又迁知许州（今河南许昌） 、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十几年间，他专心修史。元祐元年，神宗死，哲宗立，新法罢黜，政局改变，司马光
25、应召入主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侍郎。一上任，他尽废新法，驱除新党，全面恢复旧制。可是，居相位仅个月，他因编修资治通鉴耗尽心力，溘然长逝。司马光的倔犟性格、踏实作风和他的保守政治观点都如实地反映在他的著作当中。他一生著述很多，约有二十余种，五百几十卷，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司马温公文集 、 稽古录 、 迂书 、 潜虚等。刘恕（- 年） ，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岁举进士。官任钜鹿主簿、和川令、秘书丞等。他博览群书，专精史学，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在与司马光合作的年里，刘恕不仅承编了魏晋至隋的长编和五代十国长编的大部分，共约卷，几近全书之半，其考证极为精详；而且，司马光敬重他的才智，全书中
26、纷杂错乱疑难的问题，都交给他解决。此外，刘恕在逝前两年里，偏瘫在床，口授其子，写成了通鉴外纪卷，记事从伏羲至周威烈王年，与资治通鉴衔接。他还想为资治通鉴补成后纪，但未如愿就逝世了。刘颁（- 年） ，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岁举进士，任多年州县官后，进京任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等职。后因反对新法被降为地方官；又于元祐时再起，任中书舍人。刘颁广闻博见，习知史学，王安石曾在诗中说他 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刘颁在书局约年时间，专职汉史长编。除资治通鉴 ，他还参与了当时官修魏书 、 北齐书的校勘。另著有东汉刊误 、 后汉书精要 、 五代春秋 、 内传国语 、 经史新义 、 汉官仪等书。
27、范祖禹（- 年） ，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范镇从孙，并由范镇抚养。岁举进士，任试校书郎、知龙水县，后又任秘书省正字、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等职。范祖禹在书局年，分撰史料繁多的唐史长编。又接替刘恕完成了五代史长编。 资治通鉴完成后，再与司马康重新校定全书。在修编唐史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唐鉴卷，用意与资治通鉴相同，但风格不同，叙事简略，议论独多。宋高宗读后曾说： 读资治通鉴 ，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 ，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此外，还著有帝学卷、 仁皇政典卷和范太史集卷。 司马光：答刘蒙书 。资治通鉴由刘恕、刘颁、范祖禹分写丛目和长编，共约六七百卷。其后，由司马光反复删削、考订、成
28、书卷。所参据的史料，有人据司马光写的通鉴考异统计，除史记至新五代史种正史外，还包括杂史、奏议、实录、笔记、文集、碑志等，至少种以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也说过： 遍阅旧史、旁系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因此， 资治通鉴是一部资料翔实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资治通鉴在编纂方式上，有许多特点，代表着宋代史学达到的科学化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可以与史记相比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籍。在内容上， 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 ，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年） ，包容了年的吏事，是史记后所记年代最长的一部通史。它以政治、军事事件的记述为主，也记载了一些重要人物及其言论，
29、与治乱兴衰相关的经济制度、礼乐兵刑、民族往来、社会风习、人口增减、典籍聚散、历法修删、水利兴修等等。记述时，无论史事还是人物，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扬其优，也鞑其劣。目的全在于为治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和教训。在形式上， 资治通鉴以左传 、 汉纪形式编年，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叙。同时，又突破左传等编年体的简略性，吸收纪传体写法，详写一些事件和人物。在文字上，简洁严谨，一贯到底。这与司马光在长编基础上的考订锤炼、反复推敲分不开。在风格上， 资治通鉴表现出严谨求实的作风。司马光在修撰的同时，写成通鉴考异卷，对所用史料的可信性进行了考证，对几种不同说法的史料，进行对比选择，逐条加以说明。考证当中还吸收
30、了兴起不久的金石学成果，以实物与文献进行印证对照。在重视客观展现史实的同时，司马光也对史事加以评论，表达自己的看法，目的在于影响读者观点。他既直接移用历来史家原有的评论，也以 臣光曰 开头，写下自己的议论。这些评论有褒有贬，表现出作者的历史观点和政治看法。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我国当代史学家柴德赓曾说：司马光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资治通鉴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书，一部经得起念的书。这评价也很实在、很中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明确地说，编这部书就是要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命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剪裁、安排，对史实的评论、分析，均从这里出发。由此可
31、见，他的治史宗旨是致用现实。从他运用史学方式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回答中，又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历史观，这就是他的 礼治 思想。 张瑞义：贵耳集 。 资治通鉴介绍 ，求实出版社。礼，即古代社会等级制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司马光认为，它是维系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可见，礼之于整个社会何等重要！ 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王制礼以治之。 在司马光看来，整部历史，就是一个礼乱兴衰过程，历史经验的总结，就是汲取以礼治国的经
32、验和丧礼失国的教训。以礼治国，即维持一种名分秩序，秩序顺，国则兴，秩序乱，国则亡。统治天下，非以礼为纪纲不能安定。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说：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司马光以名分等级关系说明了道德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同时也
33、说明了他总结历史的出发点。因此， 资治通鉴大量记载历史上读论语 、 孝经的事情，大量记录守礼失礼的事迹。全书断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也出于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自坏 了君臣之礼的缘故。书中论朝代之兴盛，归因于礼乐教化的兴隆，如关于汉、唐两代 治世 的论述；论朝代之衰亡，归因于名分纲常的沦丧，如关于战国、五代两个乱世的论述。礼乐教化的道德标准，成为司马光评价人物、分析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但他并不空洞地进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具体史实的记述表达出来。第一，强调君王的 德 、 道 、 才.司马光记汉事时评价： 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
34、也就是说，一朝之盛必须行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能否施行，又取决于君王。因此，君王自身的品德、素质至关重要。司马光把君王应有的素质总结为 德 、 道 、 才 三方面。他说： 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夫治乱存亡安危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 这是讲君王应有的自身品德和治理之方，君王的才能有五等，即创业、守成、凌夷、中兴、乱亡。创业之君，智勇冠一时；守成之君，中才能自脩；凌夷之君，中才不自脩；中兴之君，才过人而善自强；乱亡之君，下愚不可移。君王的德、道、才如何，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 夫道有得失，故政有治乱；
35、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 资治通鉴卷十一。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资治通鉴卷一。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传家集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箚子 。第二，强调用人要知、信。司马光认为，在政治之道中， 任官 最重要，任官即用人。 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 君王善于用人，决定了政治上的成功。 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 他一再说明，刘邦以年成帝业， 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 ；东汉能够 光复旧物 ，是因为刘秀 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 ；唐以年得
36、天下，是因为李世民手下 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杰，好用善谋，乐闻直谏 。关于如何用人，司马光认为，在于知、信、赏。 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而要知人，须从其实绩考察。 欲知治经之士，当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 这里的关键在于公明之心，即不以门第取人， 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 ，不以亲疏、新故衡量人， 己不置毫发之私于
37、其间 。信，指用人不猜疑， 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 。第三，强调安民、养民。司马光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礼治世，君王素质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心向背。 及夫逸欲以隳之，谗谄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怒于下，一旦涣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民怨亡国、民喜朝兴的史事。强调治世要 为民 、 安民 、 养民 、爱民 ，不可 劳民 ，使民生怨，以至反叛。所有这些，都具体说明了以礼治国的道理。同时，强调礼治，必是反对天命说。他认为 天道窅冥恍惚，若存若亡 ，因而 治人而不治天 。 稽古录卷十六。 资治通鉴
38、卷七十三。 稽古录卷十二 汉史论. 资治通鉴卷四十 臣光曰.稽古录卷十五 臣光曰.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 资治通鉴卷一百。 温公集卷八十。 温公集卷六十八。资治通鉴中，不别正闰，不信虚诞，不记奇邪，不奉佛老，这表明了司马光礼治思想的现实性和儒学特征。尽管他对历史发展根本原因的认识不够深刻，对道德作用和君王作用的认识有偏颇之处，但与汉唐之际的天命历史观相比，礼治思想强调名分纲常、礼乐教化，是一种更贴近现实、适于现实的历史观，无疑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司马光的礼治思想，与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观点集中在反对变法问题上
39、。他认为用贤是本，变法是末。 国将亡，必多制 ，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 。因而为政的关键在择人，不在变法。他的史学思想中强调用人，强调 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 ，正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同时，司马光的哲学观点是 中和论.他曾作中和论释中庸篇，认为：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合而言之谓之道，道者，圣贤之所共用也，岂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万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 既然 中和 是天下之根本，那么，以礼治世当然是保持社会稳定、等级秩序的为政之道。司马光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即赵宋王朝稳固的需要。可以说，司马光及其
40、资治通鉴 ，适应了这种需要，他的史学思想是对这种需要的解答。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他的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偏颇之处，但从史学发展角度看，司马光的主要思想是进步的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资治通鉴是中华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资治通鉴的历史影响资治通鉴完成以后，得到学者们普遍赞誉，尤其到南宋，读这部书成学界的一种风气，形成了史学领域的 通鉴热.具体表现为，涌现出了一大批与这部书相关的史书、史体。第一，以资治通鉴内容为史料的新史体出现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这两种新史体以袁枢所编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所编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袁枢（- 年） ，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殴县）人。岁中进士后，一直做官。
41、他十分喜欢资治通鉴 ，从历史上相类事件中汲取处理现实事务的经验。在他的蓄威养锐、等待时机、恢复北方等政治主张受冷遇的情况下，他愈加注重从资治通鉴中寻求借鉴。于是，以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军事事件过程为脉络，抄撮资治通鉴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共编个正目、个附题。通鉴纪事本末并非只是一部抄录作品，而是通过将典型史事独立列出，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使读者更便于了解历史事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既避免了编年体中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找的不足，也避免了纪传体的一事重复数篇，主次莫辨的缺点。因此，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独立史体。同类书在当时还有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 、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 资治
42、通鉴卷五十七 臣史曰.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 臣光曰.朱熹写资治通鉴纲目卷，不像袁枢从历史事实去读资治通鉴 ，而是从写法和观点去读。他认为资治通鉴记事太详，写法不完备，观点不够鲜明。于是从资治通鉴中节取事实，仿春秋列纲，仿左传列目，叙事先标提纲，以大字书之，再用小字分注，叙其细节， 纲举而不烦，目张而不紊 ，阅读起来简要醒目。同时，他意在褒贬，突出了正统观念和纲常名教思想，凡原作中与他思想不合之处一律删削，相合之处则大加发挥，因而，观点鲜明，借鉴之意突出。其书一出，即刻流行开来，被人们公认为一种新史体纲目体，同类书纷纷出现。如明代商辂资治通鉴纲目续编 、明代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清康熙时还有御
43、批通鉴纲目 、乾隆时有通鉴纲目三编 ，等等。第二，以资治通鉴形式为体裁的编年体史形成高潮。以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所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为著名。李焘（- 年） ，字仁甫，号巽岩，南宋眉州丹陵（今属四川）人。他耗费近年精力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共卷，以长编体裁记述了北宋年史事，主要取材于北宋实录、国史，并参考各类经史子集、笔记小说等，据说所引书名就有约种。因而此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李心传（- 年） ，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南宋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多卷，记述了宋高宗一朝年的事迹，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接，记事更详，取材于当朝官修日历、会要，并采野史、杂记等。以编年体续写
44、资治通鉴的书后世更多，如元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 ，明严衍的资治通鉴补 ，明王宗沐、薛应旂各自的宋元资治通鉴 ，清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等，都很有名。第三，以资治通鉴考证为方法的从实研史学风兴起。司马光研史方法，比前人进了一步，即资治通鉴考异卷所做的史实真伪考辨。前人修史，遇有史料不一致现象时，也有一定的考信，但不过是考论他们自己见解的合理性，并不考订史实本身的客观性。为此，司马光认为： 纪传之言，固不可据以为实。 他的方法是 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 ，即对史料进行考辨。据后人张须认为，司马光的考辨有几个原则：多种说法则从其长，两种说法若都有道理则两存，两种说法若都无道理则两弃，两种说法若有部分道
45、理则节取其部分，难于辨别的史料则存疑，等等。因而他选取史料，不限于正史、实录，因为 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这种优良实在的研史方法得到史界普遍赞许，考辨之风蔚然而兴。如北宋刘颁、刘敞、刘奉世所著汉书刊误 ，从文字考论汉书 。北宋吴缜所著新唐书纠谬 、 五代史记纂误 ，对新唐书 、 新五代史中讹误进行了考辨。再加南宋王应鳞所著汉制考 、 汉书艺文志考证 、 通鉴地理考 、 通鉴地理通释等，都是以考据为特点的史籍。 朱子年谱卷一。 今本此书仅五百二十卷，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缺佚。 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 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三） 通志和郑樵对史学的贡献
46、通志是宋代继资治通鉴后又一重要成果。这部书继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编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礼乐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通志的编撰通志卷，多万字，全出于一人之手。书成于绍兴三十一年（年） ，历时余载，尽作者毕生心血。这个人便是南宋初的郑樵。郑樵（- 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福建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县）人。因久居家乡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郑樵生活在宋朝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二十三四岁时，经历了北宋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浮，宋室南迁的时局动荡。当时，他曾与从兄一起致书南宋官员自荐，要求 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 ，未得推荐，便埋头著书，以学报国。晚年，因通志完成，朝廷任他为枢密院编修。然而未满年即病逝，终年岁。郑樵撰通志 ，缘于青年时的抱负。他岁时，父亲病逝。葬父后便谢绝人事，专心读书，立志 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读书研史过程中，深感史记以来，纪传体通史书被断代史所冲击，下决心 集天下之书为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