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汉史四本论著各自特点四本著作分别为：林剑鸣：秦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吕思勉：秦汉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秦汉时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这四本历史著作由于作者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等原因，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在通读四本书之后，遂分别归纳其特点。 林剑鸣：秦汉史首先介绍一下作者。林剑鸣（1935-1997 ）著名秦汉史专家。1949 年 6 月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57 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61 年 10 月至 1972 年在西北政法学院任助教。1
2、972 年至 1988 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8 年 12 月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法律史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林先生自 70 年代初致力於秦汉史研究，著有秦史稿 、 秦汉史 、 简牍概述 、 秦国发展史 、 秦汉社会文明 、 汉武帝 、 法与中国社会 、 中国古代史第一卷（主编）等。1997 年 1 月 25 日，先生不幸去世，享年六十三岁。通读全书，可以看出林版的综合了当时秦汉史研究的一般性结论，并且书前附有出土文物彩图和各时期的形势图，图文并茂，最大特点是可以用作入门读物或是当教材使用。更适合入门读者阅读。
3、体例和编法方面，林版对秦汉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此书具有博大的涵盖包容性，不仅将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集于一体，而且大量吸收国外学者的精辟理论，是一部集大成式的断代史著作。本书在每章之后对一些学术性问题进行详尽的注释，这些注释融资料、考证和作者见解于一体，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考订的原始资料，而且可以了解其他学者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另外，作者运用简牍等考古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给长期不被重视的社会文明史以突出地位，对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和社会风气作详细描述，将潜伏于民间的“小文化系统”和上层的“大文化系统”提到了同一高度。史学观念方面，林版有极高
4、的思辨深度。作者力图摆脱以往那种“泛阶级斗争”的庸俗史观，而是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发展。本书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炼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使内容和思想得到升华。史料方面，大量运用了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理论和实证结合，表现出了编者对新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特别关注。 吕思勉：秦汉史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企、程芸、芸等，1884 年出生在常州以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世上曾有“四世科甲” 、 “五子登科” 。 高祖、曾祖、祖父、先父均读书至仕，使吕思勉自幼受到家庭浓厚书香气氛的熏陶，以及父母和师长的严格教育，他孜孜不倦，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学问。 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典籍，有 3259 卷，内容浩瀚，很少
5、有人能全部读完，但吕思勉“于四史、 史记 、 汉书 、 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 、 新唐书 、 辽史 、 金史 、 元史读三遍；其余都只读二遍而已” ，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吕先生对史料的掌握的娴熟。是四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各家秦汉史中最有功力的著作。体例和编法方面，吕版秦汉史有二十章，六十万字。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至第十二章，为政治史，按历史顺序编排，因事命题，叙其始末；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为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叙述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发展情况。这是一种以纪事本末体与典章体相结合的新体例。史学观念方面，长于制度考实，多在政治；长于琐碎的史事中出结论，归纳成分多；更多
6、的关注鲜活的普通人的生活。吕思勉在这一部分中下了很大的功夫，从社会经济到政治制度，从社会等级到地方风气，从婚丧礼俗到衣食住行，作者都以“人”为中心，作了全面、细致和深入的论述；吕思勉以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变迁，同时也注意渐变和缓图，认为突变无益于社会之治。但史事叙述基本基于正史，有流水账的感觉，剑桥史谓之“多少有点保守” ， “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 。史料方面，作者精熟文章典籍，功力极深，在史实考证、资料排比上，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把原来很分散的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做了很认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书中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叙述，扎实而有条理。在政治是部分，以王朝的兴亡盛衰为线索，将各
7、个时期的政治演变、各种历史事件，以及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贯穿起来，并对上述各方面的历史情况作出概括与分析。如对秦始皇施政的得失，陈涉起义的评价，楚汉之兴亡，王莽代汉及其改制等，均有深入的分析。典章制度，列有四十七个专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包括婚制、族制、户口增减、人民迁徙、各地风气等；二是社会等级，论述豪族、奴客、门生、部曲、游侠等阶级、阶层，兼及“君臣之义” 、士大夫风气变迁；三是社会经济，主要叙述各阶层资产的估计、豪富的生活、地权不均的情形、农工商业的发展情况，以及衣食住行及埋葬风俗等等；四是政治制度，分政体、封建（分封制） 、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诸
8、节加以说明；五是文化，其中“学术”一章讲学校、文字、儒家之学、百家之言、史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等， “宗教”一章讲祠祭之礼、诸家方术、五德终始之说、图谶、神仙家、道教之源、佛教东来等、书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例如在“刑法”一节中指出， “刑法至孝文时为一大变” ；在“百家之学”一节中认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未尝废绝” ；在“神仙家”一节中说，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尽虚幻，而与医学关系极密” ，等等。但是缺点是引证资料过多，给人感觉很繁琐。并且作者似乎对经济方面的考察，并不够多，并没有将社会与经济结合起来研究。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秦汉时期白寿彝（1909-2000） ，回族，河南开封人。中
9、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民族理论工作者。解放以后，白先生长期受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白先生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由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 ，是他学术成就的典型代表，也是 20 世纪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史学著作之一，受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史学界专家的高度评价。通读全书，觉得这部书确实是很有特色的通史著作。作为通史的一部分，本书很好的处理了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体例和编法方面，全书分序说 、 综述 、 典志和传记四篇，每篇又分章节。这种新的史书体裁显然有它的不少优点。第一，它所提供的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超出了以往一些章节
10、体的通史著作。第二，这种新的体裁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通史著作编撰中点与面的关系。第三，写史只见事不见人，这是以往一些通史著作的通病。 通史四卷专设传记篇，用全书将近五分之二的篇幅写人物传记，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通史四卷所采用的体裁，是一种新的尝试。既然是新的尝试，自然就不可能很成熟，而且还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纪传体史书的纪、传、表、志，其内容各有侧重，一般说来少有重复。 通史四卷用综述的形式对每个历史时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大事加以扼要的论述，看来是很必要的。但综述的内容如何与典志 、 列传有所分工，避免重复、脱漏或详略失当，却是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史学观念方面，以唯物史
11、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注重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史料方面，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相互结合，内容翔实。以往秦汉史的著作，对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和官制、兵制的论述较多，对法律制度论述较少。本书典志部分专门有刑法一章，这对于读者有很大帮助。 【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鲁惟一（Michael Loewe） ，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出生于 1922 年，先后就学于剑桥珀斯学校和牛津大学曼达琳学院。195
12、1 年凭借其对中国汉代历史的杰出研究获得了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最高荣誉奖，1963 年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他进入剑桥大学执教，直到 1990 年退休。曾任剑桥大学东亚系主任，现为剑桥大学荣休教授。 鲁惟一与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合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 。通读全书，我认为剑桥秦汉史在史料掌握上并没有多大的标新立异。他们应用的史料基本上是以正史和已经普及的考古成果作为依据进行写作。但是由于他们视角的不同和方法的创新，这个秦汉史读起来有些地方给了我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体例和编法方面，分为三大块：19 章为一块，论述政治及政治制度；1011 章为第二大块，主要内容为社会史和经
13、济史；第三块是 1216 章，写的是思想文化史。编者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来解读秦汉历史，其中思想文化史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三分之一，涵盖了宗教、哲学、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这部分在全卷中占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出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做法，这与我国通行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我国过去普及的历史教科书一般立足于社会批判，关注的是社会演化与社会进步，而本书的作者更立足于历史描述，关注的是历史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稳定；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作者不是严格按编年的办法进行描述，而是选取典型事例，跳跃性地描绘出趋向座标，不求面面俱到；此外， 剑桥中国秦汉史是一部集体创作的学术著作。因此我发现在不同的章节对
14、某些人物、事件的看法就显得不是很一致。史学观念方面， 剑桥秦汉史有一点启发也是相当的大，即对历史编撰的真实性他们带有一种很强的批判意思。其中有个词在书中他们是经常提到的：历史编撰学。对于史料作者的立场、动机的考察在文中也是随处可见。在阅读剑桥秦汉史时能够清晰的感觉到作者对史料批判利用的意识非常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角度与观点。它以其特有的批判性眼光来审视史料的记载，所以对一些的认识更胜一筹。史料方面，广泛应用文献材料，注意文献的考订和辨伪，引文大多使用了已经整理校订过的资料（包括中国、日本、西方学者的各类史学注释） ，引用的图表也有足够的文献依据。并征引大量的考古学成果，特别是在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方面引用了大量的秦汉简牍。80 年代以来出土了大量的考古新发现，众多的遗址、墓葬、简牍被发掘清理和公布， 剑桥编者做到了文献资料与出土考古资料相互应证。结语不同时代的秦汉史研究著作具有不同的特点，80 年代以来的秦汉史研究者运用了史论结合的科学方法，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汲取自然科学研究的经验，有选择的借鉴外来的研究方法，不断开拓新领域，使秦汉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