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以俳句与周作人为例,小组成员：何静峰、曾峥、 落思静、马艳、袁志敏。,背景导入,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对20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曾有如下论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 芦沟桥事变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现代中国人中从事日本 研究的中心人物。“五四”时期俳句传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盛行的小诗以巨大的影响，其中郭 沫若、周作人所受影响最为明
2、显。周作人热心致力于日本 “小诗”（即俳句）的译介工作，为 “五四”时期中国小诗的生成及流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接下来我将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古典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俳句与“俳圣”芭蕉,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短诗，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诗。松尾芭蕉（1644-1694）被誉为“俳圣”，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诗人，在日本文学史 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俳句的历史沿革。和歌“短连歌“长连歌“俳谐连歌“发句（俳句） 俳句源于日本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和歌）的前三行，是俳谐连歌的发句，而最初俳句就叫“发句
3、”。日本的元禄时代（1688-1707），松尾芭蕉对俳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他“推翻了 纤巧诙诡的俳谐句法”，将俳句提高到艺术境界，“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 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 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芭蕉在俳句的创作和俳句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俳论包括俳谐的本质论和美学论，目前在国内的定说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在日本文学史中的论述。书中指出芭蕉的俳论主要内容由“风雅之诚”、“风雅之寂”、“不易流行”三部分构成。芭蕉以自己的作品为俳界树立了一个可供研究、效法的范本，指出了俳界的正道。,俳句与周作人,周作人与俳句的邂逅 。周作人19061911年赴
4、日留学，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中，都有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子。 1909年开始在 “寄席”听“落语”。从“落语”中，周作人惊奇地发现了日本民情与语言文字中的谐趣。从欣赏民间文学里的滑稽趣味开始，周作人逐渐转向对日本文人文学中的“俳谐”的关注。周作人在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的作品中“反复体验、吟味其中的俳境禅趣，陶醉其间，既不能自制。”他在苦竹杂记中说“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钱理群先生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俳谐对周作人的意义：“他正由此而进入了日本文化的 殿堂”。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 。在周作人各种译著中，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占五
5、分之三，是中国译坛上 “真正以严肃的态度对日本文学这座宝库进行有系统地发掘”的大家。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包括各流 派作家专著、各种题材的小说与诗歌。在诗歌方面，他就曾译介过俳句、和歌等。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小诗”的出现。周作人为中国文坛理解和借鉴日本和歌俳句起了重要的作用。,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俳句之“短小”（日本文学的传统形式尤其是俳句的简洁凝练对周作人创作的影响） 生活之“禅趣”（禅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生活之“苦味”（在文学创作中的“苦涩”之味和芭蕉的闲寂枯淡
6、不谋而合）,俳句之“短小”,日本的文学形式多短小且结构洗练，从上古的和歌到近世的俳句无不例外。即便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前后衔接松散。这种结构短小的特点，贯穿于整个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 “五四”期间，中国诗人从西方学来了长诗，以叙事或抒发复杂的情感。但一时的激动，瞬间的情感则需要更短小、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的古诗虽大都属于短诗，但限于文言和格律的束缚，不再适应新时代人们的表达需求。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形式短小，很适合抒写瞬间的情感，“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现在我们没有再做绝句的兴致，这样俳句式的小诗恰好来补这个缺，供我们发表刹那的感性
7、之用。”正如周作人所说，日本俳句对中国主要的影响在短小的诗形上，在俳句的那种凝练简洁的表达方式上。他在本色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单。”足见日本文学的传统形式尤其是俳句的简洁凝练对周作人创作的影响。,丰子恺译源氏物语（节选）,话说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更衣，出身并不十分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有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一进宫就自命不凡，以为恩宠一定在我：如今看见这更衣走了红运、便诽谤她，妒忌她。和她同等地位的、或者出身比她低微的更衣，自知无法竞争，更是怨恨满腹。这更衣朝朝夜夜侍候皇上，别的妃子看了妒火中烧。大约是众怨积集所致吧，这更衣生起病来，心情郁
8、结，常回娘家休养。皇上越发舍不得她，越发怜爱她，竟不顾众口非难，一味徇情，此等专宠，必将成为后世话柄。连朝中高官贵族，也都不以为然，大家侧目而视，相与议论道：“这等专宠，真正教人吃惊！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这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更衣处此境遇，痛苦不堪，全赖主上深恩加被，战战兢兢地在宫中度日。这更衣的父亲官居大纳言之位，早已去世。母夫人也是名门贵族出身，看见人家女儿双亲俱全，尊荣富厚，就巴望自己女儿不落人后，每逢参与庆吊等仪式，总是尽心竭力，百般调度，在人前装体面。只可惜缺乏有力的保护者，万一发生意外，势必孤立
9、无援，心中不免凄凉。,“五四”时期受俳句影响的新诗,（诗）和俳句对比。,生活之“禅趣”,在东京留学时期，他反复阅读了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等俳句、俳文大师的作品，并在回忆中写到，文字“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纵然飘逸幽 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周作人称芭蕉是 “俳句的正宗”，并在日本的小诗一文中写到：“芭蕉所提倡的句可以说是含有禅味的诗，虽然不必一定藏着什么圆融妙理，总之是充满着幽玄闲寂的趣味那是很明显的了。”周作人 对芭蕉的这种倾慕是建立在对“禅”的领悟的基础上的。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写给自 己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半是儒
10、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可见周作人对禅的喜爱。 周作人认为“芭蕉几乎是以禅与道做精髓的”。禅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离不开作家对禅的实践与皈依。芭蕉虽不是僧侣，但传说他在芭蕉庵蛰居时，曾随佛顶和尚参禅。他精心研究中日古典文学及禅师语录，又“悉心于俳句一道，精益求精，艺术上也渐臻乎或纯情的境界”，逐渐开创其独特的闲寂优雅的俳风。可以说，禅对芭蕉最深刻的影响在于艺术观的形成。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还在于“引禅兴俳”，由此看来，禅不只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周作人与松尾芭蕉及其俳句的交汇点。,生活之“苦味”,周作人的作品中有一系列带有苦味、药味的书名。如苦雨斋序跋文、苦茶 随笔、苦竹杂记、
11、苦口甘口、药味集、药堂语录、药堂杂文等。他不仅将自已的书 房命书为“苦雨斋”、“苦茶庵”，而且自称“苦茶翁”。周作人在喝茶一文中写道，“茶道的 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 在刹那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五四”新文化时期，周作人曾欣然为菜根谭作序，极力推荐国人阅读，还曾为日文版 的菜根谭作序。菜根谭书名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周作人在看云集苋菜梗中写道：“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 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这便是以后周作人对“生
12、活的艺术”的析，自然地简易地生活。这和芭蕉的闲寂枯淡不谋而合。,芭蕉也有关于菜根谭的俳句：,（富家肌肉、丈夫菜根、予乏。 . 雪朝 独干 得 意思是富家食肉，显耀财力，丈夫啃菜根，意在权力，而芭蕉对此皆弃而不取，甘愿作世外贫士，忍受孤独，过着安然自得、以苦为乐的草庵生活。在寒冷的大雪纷飞的早晨，独自啃 着干鲑鱼，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此句明显是受菜根谭的启发而作，表明了芭蕉清苦自律、安贫乐道、不羡慕金钱，不趋附权贵的高尚情操,结语,尽管日本文学自古深受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但时至近现代，日本文学却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松尾芭蕉及其俳句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而俳句对中国“五四”期间小诗的盛行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影响了周作人、郭沫若等 “五四”时期的文学巨匠。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性的。这种中日文学的互动对两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使东方文学更具魅力，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