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 读王夫之 贪腐行为是封建社会政治中的顽疾。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虽然也极力打造吏治清明的形象，但少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书，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述公元前 403 年公元 959 年近 1400 年间的史实进行考察，分析了历代王朝反贪腐的情况及利弊得失，提出了自己的廉政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政治镜鉴。郭树伟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一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概括了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即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视廉洁政治为基本国策；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廉政应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
2、而朋、清而钝”；重视胥吏贪腐预防，提出“简法治吏”措施。本版从今日起，分三期刊发此文，敬请关注。 原编者王夫之（1619-1692）又称 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著述甚丰，读通鉴论、宋论是其代表作。读通鉴论一书对古代中国社会从秦汉到唐五代时期的政治举措作了考察。其中，对历朝统治者反贪腐、澄清吏治的措施和效果的考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该书所揭示的历代王朝在廉政方面的利弊得失，尤其是贪腐亡国的深刻教训和廉政主张，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一、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一）读通鉴论一书认为，统治者应把廉政作为国
3、家政治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在确立政治、经济、法制、思想 文化宣传等方面制度时，都应顾及廉政的内容。对此，王夫之揭示了隋唐两朝经济政策和廉政制度失误的教训。他指出，隋文帝“重税渔民、竭泽而渔、财聚民散”的贪吝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唐朝改隋朝“贪吝财政”为“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竞为奢侈”的官员文化风尚，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鲜明的警示。王夫之认为，隋唐两朝实行的两种财政政策最终宽严皆失，原因是国家廉政制度的缺失。隋朝实行贪吝财政政策的结果是“财聚民散”，并没有走向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初衷。而唐朝实行
4、“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竞为奢侈”的贪腐奢侈之风，最终导致国家覆亡。这两种财政政策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隋文帝奉行“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其财政政策最初设想是以富国为目的，却没料到过度的聚敛搜刮，竟导致天怒人怨、国家败亡。“大俭之后，必生奢男”。随后，隋炀帝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正是对隋文帝的贪吝财政政策的一种报复。而隋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对隋文帝贪吝财政政策极具讽刺意味。因朝廷过度聚敛，迫使老百姓啸聚山林，其聚敛的粮财反成为农民起义军的粮饷。而这批粮饷一直用到唐高祖李渊时期，诚可谓“多藏厚亡”。王夫之分析认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
5、而徒厚其财也。”隋文帝的“节约政策”不能说是节约，不与天下百姓共享其财，其实是一种贪婪和吝啬，亡国破家是其必然结果。继之而起的唐朝统治者，借鉴隋朝亡国的教训，采取“散财于民”、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盖唐自立国以来，竞为奢侈，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李林甫、元载、王涯之狼藉；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之豪华；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唐朝的财政政策虽然没有“财聚民散”之弊，却导致了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国家高层官僚李林甫、元载、王涯等贪腐事件层出不穷，而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等高层官僚，极尽奢侈浮华之能事，官员风尚败坏。即如该书所说：“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
6、凡三百余年，自卢怀慎、张九龄、裴休而外，唐之能饰簠簋（为官廉洁称为饰簠簋）以自立于金帛之外者无有。”唐朝官员的集体腐败，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王夫之认为，这是统治者在国家政策方面的缺陷导致的恶果。读通鉴论一书认为，如果整个社会贪腐之风盛行，各级官吏层层盘剥，老百姓无疑是难以转嫁损失的社会底层，最后为贪腐“买单”，进而引发社会动乱，最终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反贪腐、澄清吏治与国家政权存亡攸关。王夫之在此为我们描述了贪腐亡国的路径：先是老百姓为完税而疲于奔命，继而是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体家庭寅吃卯粮、财务透支，造成百姓居家生活艰难，即如唐诗所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
7、头肉。”其后是社会底层抗税的百姓，身陷囹圄、“死于桁杨（即套在囚犯脚或颈的一种枷）”。再其后是百姓“流亡日苦、起为盗贼”。这种不安定的社会局面，又进一步为官吏贪腐提供了温床：“墨吏得此以张其威焰，猾胥得此以雠其罔毒。”最后是“国日蠹、民日死”。隋朝的社会发展全局如此，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江南局势，亦复如此。因贪腐而亡国的情形，在历朝演变的路径大致相似。由此可见，廉洁政治是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应当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廉洁政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国家的财政政策、思想文化、官员风尚等，统治者应通盘考虑，切不可顾此失彼。王夫之总结了隋唐两朝财政政策的利弊得失，为统治阶级的廉洁
8、政治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二）读通鉴论一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贪腐现象的观察上。王夫之由表及里，深入挖掘了官员贪腐的思想文化根源，为廉洁政治建设开出了一剂良药。封建社会的“家天下”结构，使皇帝过分考虑皇族利益，为一己之大私。隋文帝过分顾及自己的“家天下”，厚敛于民，于是有了“贪吝”的报应。而官员则考虑自己“天下之家” 的利益，为一己之大私。唐朝大臣元载过分考虑自己的“天下之家”，则有“蝜蝂”之祸。王夫之从分析“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结构入手，揭示了官员贪腐的社会学原因：“故贪墨者，其人也；所以贪墨者，其子孙也。”王夫之认为，由于官员贪腐是为其子孙后代打算，所以，反贪腐应标本兼治，“拔本塞源，
9、施以禁锢之罚”。换言之，既要反贪腐，也要加强官员廉政教育，要对官员子弟的吃穿用度，从法制和道德等方面予以监督和制约，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一种廉洁的社会风气。应该让官员及其子弟懂得，如果自己享用贪腐之财，则将被社会所谴责。“为子孙者，虽拥肥奡立，而士类弗齿；人士羞与为朋侣”。在王夫之看来，如果官员子弟受到约束，“子孙先怵，妻妾内忧”，官员就不会有过分的贪念，贪腐行为就会收敛。如果官员没有贪腐行为，又会减少朝廷与百姓争利，“亦可藉手以寡怨于百姓”，造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采取这样的防治措施，可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对官员子弟的一种保护，是国家移风易俗、反贪腐、打造和谐社会的有益途径。“非但弭
10、生民之蟊贼，且以旌则善类，曲全中材，而风俗亦由之易矣”。（三）读通鉴论一书在建立高层廉政战略方面，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分配国家高层反贪腐所得的财货？而这类财货的数量往往很大。比如，清朝大贪官和珅贪腐事发，世人称之为“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皇帝这种处理贪腐财货的方法，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这虽然是王夫之以后的事情，但王夫之对此类问题确有先见之明。王夫之认为，国家反贪腐所得的财货，本是贪官污吏盘剥百姓而来，国家不应苟得，.应该还之于民，或减税于民。他在书中说：“乱国之财赋，下掊克于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国乃益贫，民罔不怨，天子闻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无不快其发觉者。然因此而句勘之以尽纳于
11、上，则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剧矣，是所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也。假公科敛者，正以不发觉而犹有所止耳。发觉矣，上顾因之而收其利，既无以大服其心，而唯思巧为掩饰以自免。”通俗地说，贪官污吏的“乱国之财赋”，如果被收缴上来，老百姓当然高兴，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不能据为己有。因为，这样做，很难赢得民心。如果皇帝经常以反贪腐之名增加国家收入，实际上是国家对老百姓的税外之税。朝廷又会形成一种印象：国家税赋已经收了一部分，而反贪腐又能获得这笔财货，看来，老百姓还能再拿出一些税。于是，统治者就会滋生增税的念头：“有句勘之赢余，列于正供。”这也正如俗语所说：“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者因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
12、，人家把牛抢走了。因为牛踩了别人田地，牵牛者确实有罪，但抢牛者的罪行更为严重。如果国家占有反贪腐获得的财货，实质上是在“抢别人的牛”，是变相鼓励贪腐。因此，老百姓会怀疑你的本意不是反贪腐，而是聚敛财货，会导致社会舆情恶化。政府贪恋小利，甚至将其作为制度来执行，老百姓就会苦不堪言。王夫之认为，如果国家得到反贪腐的财货，就应视其为“诚恶墨吏之横征”，这也是取之于民的财富。朝廷应该量入为出、为生民计，体恤百姓完税之难；应视具体情况，减少以后的赋税。“恤民困而念国之匮也，句勘得实，以抵来岁之赋，可以纾一时之急，而民亦苏矣”。这样做，既能取悦于民，又能减少百姓之困，从而使“民知税有定额，而吏亦戢”。让老
13、百姓知道政府没有额外之税，官吏的贪腐行为也会有所收敛，从而扩大反贪腐的社会效果。这才是处理反贪腐所得财货的正确方法。二、应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一）读通鉴论一书认为，朝廷官员（包括皇帝）的道德操守如何，始终是反贪腐的重大课题。“人之能为大不韪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故血气之勇不可任，而犹可器使；唯无所耻者，国家用之而必亡故管子曰：廉耻，国之维也”。基于这种认识，王夫之认为，统治者要对各级官员进行廉政教育，高层官员尤其要不贪苟得之财，注意自身的清廉。接着，王夫之阐述了贿赂公行的社会危害性：“贿行于中涓（亲近之臣），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
14、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这就是说，如果贿赂发生在朝廷，皇帝就应该惧怕；如果宰相收受贿赂，其臣下就不敢驳斥；国家行政系统普遍贪腐了，政务就会壅蔽，那么皇帝、宰相也无可奈何。书中说：“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唐朝的衰亡，贿赂公行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皇帝和权臣坚持清正廉洁，是对一般官员廉政教育的源头之水。皇帝和权臣不仅要自身清廉，还要选好身边的“十数人”和“二三人”，抓好身边官员的清廉。“上官则九州之大，十数人而已，司宪者弗难知也；居中司宪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难知也。顾佐洁身于台端（侍御史别称），而天下无贪吏，握风纪之枢，以移易清浊之风者，止在一人”。皇帝固然不能具体
15、抓每一起贪腐案件，但应选好身边人，抓好身边人的清廉。皇帝应从身边官员的选拔抓起。“顾佐洁身于台端，而天下无贪吏”，“举直错诸枉”，努力造成一种廉洁的风尚，取得以小搏大、以寡驭众的效果。所谓“慎之于选任之日，奖之以君子之道”，是说在官员选拔之初，就应以君子的标准要求他们，用道德廉耻观教育他们，引导官员走清廉之路。在这本书中，王夫之批评了东汉灵帝、北齐高洋帝“不教而杀”的反贪腐举措。“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灵帝之世是也。若高洋乐杀人以逞威，又无足论已”。灵帝、高洋帝.的反贪腐举措，在王夫之看来，并不值得称道，只是“以其非本治也”。这种临时性“不教而杀”的反贪腐举措，只是皇帝哗众取媚天下的噱头，并非治
16、本之策。只有平时加强官员廉政教育，才是反贪腐的正途。同时，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打造清廉大环境对吏治清明的重要性。“至乱之世，守宰专利于己，恶民之行赂属请而不存贿于己，则假秉公守法以总货贿于一门”；“至治之世，在官有养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贤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纳于垢浊”。王夫之认为，时逢乱世，官员会以秉公守法的名义，主动索贿；反之，如果形成了清廉大环境，官员就会远离贪腐、自觉“养廉”。由此而来，官员的清廉美德就会受到社会尊重，请托和受贿现象就会减少。（二）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官员铨选的三条标准：“论守令之贤，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尽矣乎？夫三者，报政以优，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贤，未有能置焉者
17、也。”也就是说，优秀的官员应具有三项操守要求：“清、慎、勤。”官员只有清廉、谨慎、勤政，才能取得好的政绩，获得好的官声。而舍弃这些标准，就无法对官员的作为进行恰当考核。不仅如此，王夫之还把清廉作为铨选官员的首要规范：“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强调“清其本”，是说清廉为政是官员铨选的第一要则。接下来，王夫之给出了具体的解释：如果一个官员能够清廉，而不能谨慎和勤奋，可以让他居于清要之地，其有可能举重若轻、删繁就简，避免陷入事务主义，更多地从战略层面思考国家问题，甚至可能成为社稷之臣（栋梁之才）；如果一个官员不清廉，同时也不勤奋、不谨慎，那么他犯错误所构成的危害相对会小一点，犯了
18、错误也容易被人发现。最可怕的是一个官员不清廉，却能勤奋和谨慎，其“乃为天下之巨奸”。朝廷对他进行考核时，还会因其勤奋、谨慎而原谅他的贪腐行为。实际上，这种官员的勤奋和谨慎是“勤者非勤”、“慎者非慎”，其是“孳孳为利”的“跖之徒”，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应将其剔除出官员队伍。（三）在考察官员清廉为政方面，王夫之深刻分析了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等不良现象，反映了他对廉洁政治的独特思考。王夫之说：“论守令之贤，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尽矣乎虽然，持之以为标准，而矜之以为风裁，则民之伤者多而俗以诡，国亦以不康。矜其清，则待物也必刻；矜其慎，则察物也必细；矜其勤，则求物也必烦。”
19、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的清廉有骄矜之气，人们就会怀疑他有沽名钓誉之嫌；如果一个官员表现为“清而矜”，也必然是“清而伪”，这种官员的清廉并非发自内心，一遇合适时机，其“清廉”假象就会褪尽。“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简，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无位外之图”。换句话说，官员的清廉应当出之内心自觉，不能有“位外之图”，不能沽名钓誉。王夫之还批评了东汉和宋朝某些官员的“清矜”行为。东汉时，有些官员以清廉自我标榜，其中虽然不乏清廉之士，但也出现了伪清廉的人。那么，后来到梁朝、陈朝时，就没有清廉的官员吗？不是。因为这时，朝廷并不对清廉官员特别褒宠，所以，那些“伪清廉”的人就没必要标榜自己了。清廉是官
20、员对自己的道德诉求，应以爱民为出发点。如果清廉仅仅是为了获取好名声，即如“清而矜”、“清而伪”的官员，其清廉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沽名钓誉，也就起不到劝善励后的作用。读通鉴论一书指出，在官员清廉为政方面，还有一种“清而钝”、“清而朋”的官员，这种人实为国之巨蠹。他们“抑大臣而以清节著闻者，类多刻核而难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亦非国民之利也。汉、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执竞而.不足以集事，其于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云屯结之不能雨也”。这种“清官”，以清廉为旗号，“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他们以清廉而标榜，引起党争，招致人们反感，其危害比贪腐之害更大。此类“清而钝
21、”的大臣，“以清节著闻”，对别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干扰国家政策执行，以小节害大局。他们除了“以清节著闻”外，还以结党内讧为能事，遇事则颟顸踟蹰，不能有所作为，甚至妨碍别的官员有所作为。这种大臣在“汉、宋之世，多有之矣”。王夫之指出的这种“清而钝”的官员，在后来的康熙年代得到了应验。康熙皇帝的用人标准是“节操清廉、最为紧要”。他重视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倾听民间舆论。康熙重视官员清廉的实践，收到了一定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然而，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即出现“清而钝”的官员，妨碍了国政的推行。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在纠正其父之弊的同时
22、，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雍正认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为了消除官员好名的恶习，雍正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禁止为卸任官员建祠树碑。他不仅贱视清官，且对沽名钓誉的官员深恶痛绝，反对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当时，像李卫等能吏，因敢于触犯各种人的利益，结果却“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对此，雍正认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廉者，必是沽名
23、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这可以说是“剥极而复”、“物极必反”。由此可以看出，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对事物发展的洞察力，对官员清廉的思考和辨析，是十分深刻的。（四）加强官员廉政教育，树立正面榜样，比单纯的社会批评效果要更好。为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指出，唐朝时的三位宰相可以作为官员的楷模。“唐多才臣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不然，则议论虽韪，法制虽详，而永徽以后，奢淫贪纵之风，不能革也”。宋璟、卢怀慎、张九龄以清廉立身，使“朝
24、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这三位宰相以自身清廉引导官员，纠正了永徽（唐高宗李治第一个年号）之后的奢淫贪纵之风，为开创“开元盛世”作出了贡献。王夫之同时认为，唐朝这三位宰相的清廉行为，有别于汉宋两朝时一些官员的“清而矜”、“清而伪”。这三位宰相清廉为政，不“刻核其下”，不“掣曳才臣”。他们“和者不流”，能主动搞好与同僚的关系，“故璟与姚崇操行异而体国同；怀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碍崇之设施；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与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终不与竞也”。他们不因清廉引起党争，而徒惹君主厌烦，秉素志以立朝，同心为国效力，君臣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同时，唐朝这三位宰相既有别于“汉、宋狷急之流，置国计民生
25、于度外，而但争泾渭于苞苴竿牍（苞苴指送礼行贿；竿牍即竹简，此指请托信）之间”的人，也有别于“为清而清”的骄吝的人。他们才是“真清廉”。王夫之于此称道说：“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学三子焉斯可矣。”唐朝这三位清廉为政的宰相，是官员学习的榜样。三、加强对胥吏的防治和监察，主张“简法治吏”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胥吏阶层是封建统治者用以亲民的一层。用今天的话说，胥吏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人，类似于水浒传中上梁山之前的宋江等官府人员。这类.人群有巨大的规模。王夫之形容说：“下吏散于郡邑，如彼其辽阔也。”意谓胥吏分散于民间、数量巨大，像郡邑一样辽阔。胥吏人群具有规模效应，他们贪腐足以影响世道人心。所以，如何加
26、强对胥吏的防治和监察，对于国家吏治清明具有全局性意义。为此，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简法治吏”的举措。（一）一般历史 研究者认为，秦朝是古代中国以法治国的典型。秦朝从立法到执法，都最为严谨。但王夫之指出，虽然秦朝法律严密，但实际上并没有收到所预想的效果，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凡几也。项梁，楚大将军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狱掾，驰书而难解。则其他位尊而权重者，抑孰与御之”。也就是说，秦朝立国之初，项梁是国家通缉的要犯，而任“狱掾”小吏的司马欣，只用一封书信，就放跑了项梁。王夫之由此推测，
27、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书的情况，肯定更多。“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王夫之指出了封建社会法制的一个弊端：“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为什么秦朝严密的法律条文没有收到所期望的效果？读通鉴论一书揭示了个中原因：“法者，本简者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析大纲以为细碎之科条，连章屡牍，援彼证此，眩于目而荧于心，则吏之依附以藏慝者，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从封建社会的客观情况看，因那时交通不便，朝廷的法律宣传很难遍及乡野，社会对话渠道也不像今天这样方
28、便。这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所造成的，也是当时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现实。秦国严密的法律系统，曾是秦国战胜六国的利器。然而，秦国统一六国后，面对剧烈的国家领土扩张、文化差异，以及巨大的人群数量，要秦国朝廷完成繁重的普法任务几乎不可能，客观上也造成了“无法可依”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胥吏阶层实际上成为法律的解释者和执行者。这就可能使胥吏“连章屡牍、援彼证此”，依附藏慝、眩目荧心，造成“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的情况，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的社会贪腐行为。“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显然，读通鉴论一书对“秦之法密”是持否定态度的。（二）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胥吏执法违法的操作空间、维护法律的尊严呢？王夫之提出了“
29、简法治吏”的举措：“宽斯严，简斯定。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何也？法定于一王，而狱吏无能移。”王夫之的这种“简法”，说白了，就是朝廷在执法时，应首先保证法律的宣传和普及，增加行政和法制的透明度、公开性，让老百姓知道国家的法文要义，而不至于在学法用法时，陷入法律的琐文。朝廷只有真正做到“简法”，才能做好“普法”。“惟简也，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则奸与无奸，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而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虽闲有疏脱，而受其愚蔽，不亦鲜乎”。朝廷应加大法律的普及力度，达到“民易守、官易察”的社会效果，减少胥吏执
30、法谋私的行为，使其“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同时，朝廷还应扩大法律解释者的范围，“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这样，就能减少胥吏释法的空间。这就是王夫之“简法治吏”、反贪腐的本意。朝廷只有做好“普法”工作，才能收到防治胥吏贪腐的效果。“夫奸吏亦有畏焉，呵责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诛杀犹非所畏也，而莫畏于法之简。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其违之者亦易见，上之察之也亦易矣”。换言之，贪腐的胥吏不怕处罚、不怕诛杀，只怕.法制得到普遍宣传。如果法令唯简，“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才能使“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杜绝胥吏“授受之密传”，“连章屡
31、牍、援彼证此”，借机贪腐害民。只有杜绝胥吏释法执法的操作空间，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的胥吏才能受到法律惩处。王夫之“简法治吏”的要害，也就是今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意思，可谓中的之论。（三）读通鉴论一书认为，治理胥吏的贪腐行为，应先从治理官员的贪腐行为抓起。首先，官员和胥吏在贪腐方面具有利益相关性。“上官之虐取也，不即施于百姓，必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下吏因之以雠其箕敛，然其所得于上奉之余者亦仅矣。而百姓之怨毒诅咒，乃至叩阍号愬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贼害之所自生。下吏既与上官为鹰犬，复代上官受缧绁（指囚禁），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王夫之认为，如果官员贪腐，势必“假手下吏
32、以为之渔猎”，即借助贪腐的胥吏来鱼肉百姓。而胥吏也会借机敛财。老百姓受到盘剥时，只认为这是胥吏干的，而不知道是其上司所指使。这时，如果只是“上官之鹰犬”的胥吏受到惩处，而其“上官”没有受到惩罚，结果是“法之不均，情之不忍”。这样做，有悖社会公平正义。抓好朝廷官员的清廉，是防治胥吏贪腐、树立正面舆情的有效举措。“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群有司众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惮而不敢，皆视上官而已”。通俗地说，如果只惩治贪腐的胥吏，而不追究其贪腐的上司的责任，法律越严苛，贪腐也会越厉害，甚至会导致“民益死，国乃以亡”的社会后果。如果上司
33、清廉，那些贪腐的胥吏也会有所忌惮。“严治官员”，是国家防治胥吏贪腐的一条重要途径。“故下吏之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宪者之所容纠也，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隶，皆喙息而不敢逞。君无苛核之过，民无讼上之愆，岂必炫明察以照穷檐哉？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王夫之认为，皇帝和高层官员很难具体掌握胥吏的贪腐情况，只有官员为胥吏做出清廉表率，才能对胥吏有直接的预防效果。如此而来，朝廷施政减少了监察的烦扰，老百姓也减少了诉讼的烦恼，才能收到社会稳定的效果。读通鉴论一书还肯定了唐朝刘晏“别分士吏”的廉政举措，称其是防范胥吏持权舞弊的有效方法。“抑考当日户口
34、虚盈之数，而（刘）晏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贪污之吏，举百费而一责之农民，猾胥持权，以私利为登耗，民不任其诛求，贿吏而自诡于逃亡死绝，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汇（刘晏）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权”。王夫之认为，当贪腐的胥吏执法时，除了国家税赋之外，他还会借机敛财，老百姓因无法忍受盘剥，便相继逃亡。刘晏用官员理税，胥吏不得参与其中。由于官员重名轻利，怕陷于赃贿而遭人唾弃，所以能够自我约束、保持清廉，而胥吏也没有从中舞弊的机会，百姓自然安居乐业，国家的税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正是刘晏为国分忧的表现。王夫之对刘晏防治胥吏贪腐的举措，是持肯定态度的。总之，读通鉴论一书详细
35、考察和分析了古代中国社会历代王朝反贪腐的利弊得失，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王夫之的廉政主张产生于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其论据是前人的反贪腐实践，其论断是建立在廉洁举措利弊得失分析的基础上。所以，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及其反贪腐措施，对于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作者 郭树伟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刘伯兰：王船山廉政思想述略 ，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第 2 期在王船山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中,廉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他在分析封建官吏腐败原因的同时,提出了“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责官廉”的主张,结合对吏治得失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廉政的政治法律
36、主张,并认为反腐倡廉的关键是严惩上官之贪,主张设立谏官,加强舆论监督。在读通鉴论 、 黄书 、 宋论等著作中,分析了封建官吏腐败的原因:冗员过多、过滥;贪污腐化成风;官员失德,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朋比为奸,结党营私,等等。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流品不清”,“铨选不审”,“秉宪不廉” 。而这种现象的总根子在封建朝廷,“源浊于上,流污于下,其来久也” 。王船山主张“公天爵于天下”,以消除这种弊于私门的封建官僚制度。“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责官廉” 。针对冗官多而事不理这一状况,王船山提出减员增效的主张,并建议把省下来的钱增加到在职官员的薪俸中,即“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责官廉” 。他说:省官以清吏治
37、,增俸以责官廉,开宝之制,可谓善矣。“将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依靠高级官员来严惩下级官员的贪污,“可是无所容其私乎?”王船山回答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群有司众矣,人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惮而不敢,皆视上官而已。 。 。下吏即与上官为鹰犬,复代上官受缧绁,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设立谏官,加强舆论监督。设计了一个“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的权力制衡机制。杜晓燕、宋希斌：王船山廉政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 廉政文化研究 2013 年第 4 期习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借
38、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认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传统廉政文化以明君贤臣为倡导和践行主体，既有对加强官员道德修养的经典表述，又有对廉政:勤政方式方法的理论探索与思考，还有对腐败造成国破家亡危害性的深刻剖析，对当今中国廉政建设有着借鉴与警示意义!船山先生曾官居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在职期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连续三次上疏弹劾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等贪赃枉法:结奸误国，几陷大狱!南明永历政权灭亡后，他誓不出仕!清康熙三年（$%宫之失德,宠路彭也,可不戒与?”(黄书。大正廉政的要害是要认真地贯彻“重民”思想,取缔“虐民” 、 “毒民” 、 “殃民” 、 “病民” 、 “城民”的政策。把培养官德
39、作为廉政的基本内容。培养“官德”,就是要培养官吏的廉耻心,从内正心、明志。王船山扬弃了传统的重内心意识的反省和身心灵肉的自我决斗的修养方法，倡导正志立诚和躬行践履的修养途径。在宋论中,王船山以宋太祖勒石绍后用为例阐明“求诸己”的实质及其重要愈义:“太祖勒石,锁里殿中,使阴君即位,人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架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赎。呜呼 1 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请己而已。舍己而求请人,名愈正,义愈伸,令愈挤,刑将愈起”一求民之利而兴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谓善而任民从之,取所谓不警而禁民蹈之,皆求诸人也,驳偷之所务,申韩之敝带也”(宋论券一)。把从严治吏的粉孟点放
40、在严于治上官。在“用人”与“行政”上,王船山认为“用人”比“行政”更为重要,“用人与行政,两者相扶以治,举行废一,而害必生焉”,“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亚乎,” “读通鉴论卷十)他对唐朝州县一级官吏“三年人执,因行大计之典”的考核制度备加赞赏。对明朝当时的规定,每月官伶不论多少都一律实支三石,折成绢纱实值连三石也不足持否定态度,而赞赏唐、宋实行的制度:即州县的“店舍、鱼步、园圃”都由各州县官吏自己掌握,其所获收益不上缴朝廷,同时朝廷还要从宽付给州县官吏“修理公康,铺程酒饭,心织油蜡”之费,且“不间其盈余”(公梦)。这些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擂学“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吕氏
41、春秋”的重视廉政、从严治吏的传统。谢汉东：儒家廉政思想对现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儒家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廉在执政中的重要性。 管子。牧民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周礼对官吏廉德的考核：“一 曰 廉 善 , 二 曰 廉 能 , 三曰廉敬 , 四曰廉 正, 五曰廉法, 六曰廉 辨 。 ” 就 是 说 , 一 个 官 员 必 须 具 备善良、能干、敬 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 “廉 ” 。廉政 , 归 根到底要通过 “为政者”的清 廉体现出来 。 “政者正 也 。 子 帅 以 正 , .孰 敢 不 正 ? ” 为政清廉不仅 自身廉洁 ,还要关心老百姓疾苦
42、, 为民兴利等。儒家所崇尚的 “以民为本”理 念 蕴 含 着 现 代 廉 政 文 化 的 人 本 观 。德治 文化 的恤民、爱民、重民 思想像 一条红线 , 始终贯穿在中 国传统文 化之中 。儒家所倡导的 “修身正己”品 德 蕴 含 着 现 代 廉 政 文 化 的 自 律 观 。儒家所重视的 “道德教化”作 用 蕴 含 着 现 代 廉 政 文 化 的 教 育 观 。儒家 以 “礼义 廉 耻 ”为准 则 的 政治 文 化 , 是 以 廉 德 为 核 心 的 廉 政 文化, 是中国古典政 治中廉政 文化建设的发端,黄义英 秦 馨：廉政、廉政文化和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内涵 ，2010 年第 9 期廉政
43、,就是指廉洁的政治生活,是廉洁的政府和廉洁的社会、廉洁的个人和廉洁的群体以及以廉洁为导向的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有机统一。噩梦：船山全书卷十二田地赋税政策之弊，土地兼并，豪强产生。P554“唯强豪者乃能与墨吏猾胥相浮沉，以庆无诣之征。 ”赋要有成法而不任其轻重。P553：嘉庆间，言得之小人始兴。万历继之，崇祯又继之，日期为裁减。为之说曰：“非勘合火牌，不许应付。 ”而实则大不然，水帽掳船，陆则派夫，县不给则委之殷实，委之行户，已而全委之里甲。孰为作此俑者，流毒无穷，则何如加赋之犹有定额也。P565 严于督民而宽于计吏，则国必无以立。史称元政不纲，唯其宽也。郡县长吏应入觐受计，赴部考满。严吏不得不严。提升官吏薪金之策。571：抑贪勸廉，唯在进人于有耻，画一以严劾之，则吏之不犯者鲜，更无廉耻心可恤而唯思巧为规避。贪赃者不数量之多少，但论其枉不枉法，枉法之中又分所枉之重轻，但除因公科敛，因所剥削之多少，分等定罪。其他苟非枉法者，但付吏部记过，伍士大夫之名节于竿牒饮食之中，而重之于箕敛渔猎之条。王船山还主张从优支给官俸，避免官吏因俸薄而搜刮人民，他说：“今俸入不堪，吏莫能自养。其始也亏替公费，耗没祭祀、学校、夫马、铺递民快之赀以自入，而一责之民。其既也，则无所不为成乎豺虎矣”，这与现代社会对国家公务员高薪养廉政策如出一辙。王船山手稿噩梦著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年他64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