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宋仁宗中华文化论坛 2008 年第 1 期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李强摘要宋仁宗在位时期 ,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发展,“和而不同“ 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较和谐的文人社会,为北宋的“ 极盛“ 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本文对宋仁宗在其中的历史功绩,作了分析,评价.关键词 宋仁宗 ;和谐; 文人政治(中图分类号K87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 0139(2008)01001407宋仁宗赵祯(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他当政期间,北宋国威不振,长期处于契丹和西夏的威胁之下,只能委曲求全地用大量金钱来维持和平;文治方面似
2、乎也比不上父祖,太宗时的几项重大文化工程润泽百世,真宗东封西祀,亦足以夸耀外邦.天圣八年(1030),刚满2O 岁的仁宗在崇政殿主持“殿试“, 这一科录取了欧阳修,蔡襄,田况,石介等后来的名臣.殿试中仁宗并没有把已经连中两元的欧阳修点为状元,他更青睐于一个 19 岁北方少年的卷子,这个被仁宗点为新科状元的少年才俊叫王拱寿.仁宗亲自为他改了名字,这就是后来在庆历政坛上赫赫有名的王拱辰.这个事件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此时仁宗在刘太后巨大的政治阴影下已过了九个年头了,他为新状元王拱辰改的这个名字,究竟透露了什么玄机呢? 孔子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J.以政治上的“北辰 “自居,
3、行无妄为之德,不出其位而天下大化,这大概是此时青年宋仁宗在新科状元名字上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吧.宋仁宗在他四十二年14的政治生涯中,实现了“北辰 “的梦想,为我们奉献了一个璀璨的文化星空.宋仁宗与他的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至少在公元十一世纪看起来很完美的和谐文人世界,这个世界时时被后世文人所回忆,言说和塑造.本文从文人政治文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仁宗的时代,或许会发现一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一,宋仁宗和他的时代在讨论宋仁宗之前,先让我们从文人政治发展的角度对北宋历史作一个鸟瞰.首先是文人政治逐步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可从北宋肇始断至真宗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 “,经过四十余年的内外交战,这个年轻的帝国终
4、于开始过上和平的日子;第二阶段是文人政治高度发达的阶段,主要包括真宗后期和仁宗朝,文人士大夫在适宜的政治土壤中,培育出文人政治文明之花;神宗至北宋灭亡为第三阶段,彼时单制度层面而言,已臻古代文人政治之化境,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因为文人政治的痼疾党争,渐渐成为作者简介】李强,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副教授.上海 200433.果仁采北宋政治迅速崩溃的催化剂.宋史专家邓小南先生认为,北宋文人成为政治主角,并非开国者赵匡胤的天才之思,而与自唐末五代以来的社会大思潮密切相关,这样的看法给笔者很大的启发.中国专制时代文人政府之真正完善,断自北宋当无疑义,但这应该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
5、思想积累和政治准备绝非一日之功;正是大动乱大痛苦之后的沉思,以及自唐五代以来文人政治力量的逐渐成长,才使历史作出理性的选择.古代中国虽不乏文人政治的传统,但只有到了宋代,真正的文人社会才名至实归.一个良好的文人社会建立,不仅需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像被我们反复言说的北宋“右文抑武“ 制度,它还需要两个也许更为重要的条件,其一是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其二是文人独立人格的涵养.对于北宋来说,至少在前三朝,这样的条件还只是部分满足.赵匡胤的革故鼎新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到公元 979 年宋太宗的部队消灭了境内的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北汉,北宋已经在打打杀杀中走过了前二十个年头.然而所有这一切,又宣告
6、了另一场更危险战争的开始,宋太宗开始与北方的强敌辽正面交战.一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十二月,双方签订备受争议的“澶渊之盟“, 期问两国刀来剑往 ,战争实际上已经让这个年轻的帝国疲惫不堪.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虽然宋初统治者具有一统天下的胸怀和实力,但毕竟战争才是北宋前四十余年的主旋律,整整一代人,为这残酷的历史进程付出了代价.“澶渊之盟 “签订时 ,宰相寇准持反对意见,认为数十年后契丹又会成为宋朝的大患.但是真宗显然已迫不及待,他说:“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 冠冕堂皇话语中,透露出疲惫与急不可耐的心态.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澶渊之盟后的宋真宗是如何
7、志得意满,忙不迭地做些粉饰太平的事,他等待这个没有战争的日子已等得太心焦.澶渊之盟后,真宗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契丹既请盟 ,真宗于兵事尤所重 ,即有边奏,手诏诘难,致十余反“.当时有人建议袭击回撤的辽军,遭到真宗的拒绝.实际上,真宗澶渊之盟后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其后三四十年的国际政治格局,为北宋经济文化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问.真宗的执政方针不仅为刘后政权所墨守,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继任者宋仁宗.宋初几任皇帝,都注重文人在政权中的作用.五代至宋初,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论,确无可贵之士,但赵匡胤虽打心底里瞧不上读书人,却能够接纳,包容和利用他们,立“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激士自贵,以期士风涵咏百年之效,
8、确实有一代政治家的高明之处.宋太宗也十分关心文化事业,他曾对秘阁监李至说:“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樵书记载,“太宗阅太平御览,自巳至申始罢.有苍鹳自上始开卷,飞止殿鸱尾上,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问宋琦,对日:此上好学之感也.“,【太宗关注的虽然是与治术相关的书籍,但也确实引导和推扬了社会重文风尚.宋朝的三部大书策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也都是在太宗的操持下得以编纂.宋真宗亦是好文之人,贵耳集载:“ 真庙宴近臣 ,语及庄子,急命呼秋水 至,则翠环绿衣 ,小女童也,颂秋水一篇,闻者莫不竦异.“在近臣面前卖弄一下文学风雅,亦可见千年前的时尚.三任帝
9、王的不懈努力,为北宋文人社会从制度上和社会思潮上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虽然频繁的战争使文人政治还没有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问,但是文人这一阶层经过宋初四十年的人文涵养,已经逐渐具备了政治主体和人格主体的资格了,和谐文人社会确立的两个基本条件已大体满足,文人们还在等待什么呢?他们在等待一个相对完美的帝王合作者,与他们共同描绘和谐文人政治图景.天圣,明道年问是皇太后刘氏执政,刘氏也是有宋第一位当政的皇后,其当政也为涵养砥砺士风提供了现实的土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以敢于谏诤而闻名的士大夫,这无疑成为庆历士人最记忆犹新的从政道德旗帜.如宋史所论:“章献太后称制时,群臣多希合用事,鲁宗道,薛奎,蔡齐参预其问,正色
10、孤立,无所回挠.宗道能沮刘氏七庙之议,奎正母后衮冕为非礼,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真所谓以道事君者欤!“r“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15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之.知白,衍劲正清约,皆能靳惜名器,裁抑侥幸,凛然有大臣之概焉.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璩,杨绾,岂得专美哉!“8j“章献太后称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吴)遵路条奏十余事,语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即使是在后人眼里名声并不是特别好的吕夷简,章得象,也在与刘太后政权
11、合作的过程中表现出凛凛风节,为自己在仁宗亲政后的政治舞台上继续发挥作用,奠定了舆论基础.这些或明或暗的刘氏政权之反对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刘氏特别严厉的打击,反映了刘氏尚宽厚稳重的为政特点,这极大地影响了仁宗,为士风在仁宗一朝的张扬提供了空间.在宋人的记忆中,如果不讨论女后主政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刘后的“天圣明道 “之治是值得回忆与艳羡的.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去观察这一时期,或许我们会认为它有些保守,持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天圣明道之政恰恰为文人社会发挥到极致作了物质,思想和人才的准备.仁宗朝跨越北宋文人政治确立和发达两个阶段,其交界点在明道二年的仁宗亲政,因为以此为分界线,仁宗朝的政治开始发生巨大的
12、变化,这样的变化不仅仅对仁宗一朝有意义,也关系到整个北宋历史的发展.南宋刘光祖被光宗选为殿中侍御史后,所上谢表有日:“本朝士大夫学术议论,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韦占盛矣.“【l 叫而正是宋仁宗完成了“盛矣 “的工作 .邓小南先生认为仁宗朝是宋朝“祖宗之法“ 形成的重要时期,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恰恰在仁宗时期,文人政治发展到其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许多文人政治体制在这一时期完成,台谏制度,考试制度得到改革与完善,“ 和而不同“ 的庆历士风得以树立 ,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张方平,包拯等一大批庆历名臣成为这一时代
13、舞台上的主角,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也在仁宗朝崭露头角,在庆历士风的砥砺藻雪下,奠定了其在后仁宗时】6代的成就.当然,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符合理性逻辑,其中也存在深刻的悖论,北宋文人社会的和谐并没有保持很长的时间,就成为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朋党政治的出现使文人心理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这就使人们每当回忆起“庆历士风“,平添了一番复杂的意昧.文人政治发展过程中,既有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也历史机遇的偶然性.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理想文人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君主的素质.那么宋仁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能成为理想文人社会的重要缔造者呢?笔者认为,宋仁宗是个有着极强角色意识的君主.一个君主关注自己
14、的社会形象,这在政治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文人政治往往会藉此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如果翻看北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赵匡胤的时代,帝王的任性,无理与无赖还时不时地干扰着正常的政治生活,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会经常被滥用.但这这种情形到仁宗时代则几近绝迹,考仁宗四十二年的统治生涯,我们很少看到他滥用自己的君权,而是对文人臣僚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仁宗何以被称为“仁 “?范祖禹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写道:“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圣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比较全面的概括了仁宗帝德 .实际上人们更认同仁宗的宽厚仁慈.
15、周正夫日:“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 .“.其言颇能道破仁宗帝王之道的天机.纵览其四十二年在位时间,确实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即使是在身后,士人们还是念念不忘他的种种善政.其为人比较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执政期间,朝无巨奸,亦无重大冤案发生,朝野上下多见忠义之士.虽因积弱之军事,在与西夏的交锋中屡遭败绩,和辽国的外交也从没得到什么便宜,但是社会经济文化毕竟在逐步发展,宋代的各项政治制度进一步成熟,朝政没有形成大的动荡,涵养了一大批文化奇才,为宋代文化的登峰造极准备了社会条件和人才条件,这在两宋是非常难得的.现在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仁宗的持重因循的主流政风,是造成北宋社会问题的关键时期,笔者认为这或
16、许成立,但仁宗难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他无法超越一个本身就不理想的政治体制.我们或许应该分清社会问题哪些是体制造成的,那些是不合格的管理者造成的,这样的区分在政治史研究中很有必要.在北宋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仁宗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坏,这已经值得尊重了.考察北宋九个皇帝,处在仁宗的时代,会有人做得比仁宗更好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假设 ,而是历史研究中应具有“了解之同情 “的研究心态.细细研究仁宗的执政经历,笔者发现其自有发展脉络.在亲政初期,仁宗似乎急于表现自己的执政能力,两次大的人事变动显示了他欲在朝臣面前表现自己的果敢,急于树立威望的心态.如第一次罢免吕夷简时,事颇出夷简意外.仁宗甫亲政,吕夷简即手疏
17、陈八事,并在罢免太后任用人员上与仁宗有所讨论,表现出极大的合作真诚.有人认为此次罢吕夷简事出于郭皇后,如北宋名臣司马光就这样写道:“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简由是恶郭后.“【】 但这种说法更可能是人们倒果为因,把吕夷简此次被贬和半年后的“废郭后“ 事件联系到一起,实际上仁宗和郭后琴瑟不和,且亲政之初的仁宗对后宫干政极为反感.笔者以为,这次吕夷简的意外被贬,更可能是仁宗向朝野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权威,是对自己亲政形象的在乎.我们看看除吕夷简外,其他几个因所谓“太后之党 “而被贬大臣们后来的政治命运.景辛i 元年(1034)八月,夏竦加刑部尚书;景辛i 四年(1037)四月,以夷简之密荐,用王随,陈尧佐
18、为平章事;宝元元年(1038)四月,晏殊兼御史中丞;范雍后来也在与西夏的战事中得到重用;除张耆年老,未有大用外(但是他得到了仁宗的尊敬),其余诸人都很快重新获得起复,在仁宗政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张一弛之间,显现出仁宗用人之术,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仁宗对太后旧臣的大规模罢免,是向人们发出青年皇帝的权威必须得到尊重的信息,并非出自政治上的报复.仁宗在亲政之初,力图扮演一个刚毅决断的有为之君角色,同时也要示人以仁,因政治问题被贬斥的大臣往往不久就得到起复.在一些生活中的细节上,他却精心塑造出仁君的形象.仁宗曾经对辅臣们说:“春夏久雨,朕 Et 蔬食,夙夜祷于上帝.倘霖淫未止,当去食啜水,冀移灾朕躬.然不欲使外闻之,嫌其近名耳.“【l东轩笔录载:“ 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人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至于仁民爱物,孜孜惟恐不及.一 Et 晨兴,语近臣日: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日:何不降旨取索? 仁宗日: 比闻禁中每有取索 ,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时左右皆呼万岁,至有感泣者.“ 【】 该书还有一条类似的记载:“ 仁宗尝春Et 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日: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日: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 仁宗日: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