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魏 斌提要：大赦是由国家发布政令，对罪刑进行免除的一项制度。汉代以来，也常常伴有一些对臣民的赏赐和复除蠲免等内容。这些都属于皇帝“推恩”的性质。但在唐代，大赦的这种性质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赦书中开始出现大量与朝廷行政有关的申明和禁令，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推恩”范畴。唐代赦书内容的这种扩展，是唐代王言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差遣”做法，是唐王朝为了应对现实政治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法” ，具有制度变迁和政治控制两方面的意义。关键词：唐代 大赦 赦书 推恩 申禁 差遣 在现存唐代文献资料中，大赦文是十分特殊的一种。这种朝廷大赦时发布的诏书，所含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既有“
2、总的政策说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 ，1也涉及到王朝行政、军事和法制等层面的许多具体问题。这种情况显得十分特别。因为依据现代刑法学的定义，大赦作为赦免手段的一种，职能主要是对刑罚权的消灭。2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如西汉平帝诏书就说：“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絜己，全其性命也。 ”3那么，我们就要问，唐代大赦文为何会包含如此庞杂的内容呢？ 关于这一问题，学者虽然早有留意，但一直以来专门的研究很少。4章群先生曾说：“唐代历朝赦文，具存于册府元龟及全唐文 ，其内容颇能反映时势之变化，惟须诸1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 9 章晚唐的宫廷政治 （多尔比执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
3、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639 页。2 现代赦免制度包括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多种形式。其中，大赦以国家最高政令的形式颁布实施，赦免范围最为宽泛，意义也最为普遍。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569570 页；陈东升：赦免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138144 页。3 汉书卷 12平帝纪平帝即位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48 页。又，宋史卷201刑法志三载神宗即位诏亦云：“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5
4、027 页。4 最早指出这一现象的，应是明人丘濬。他在大学衍义补卷 109慎刑宪慎眚灾之赦中，曾注意到古代大赦的内容变化，尽管没有专门提到唐代赦文，但实际已触及这一问题，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71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280 页上。近代学术界对于古代大赦的关注，则始于沈家本的赦考 ， 历代刑法考 ，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21805 页。此后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徐式圭：中国大赦考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刘令舆：中国大赦制度 ， 中国法制史论文集 ，台北：中国法制史学会编，1981 年； Brain E McKnight ， The Quali
5、ty of Mercy ： 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 Honolulu ：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1981 。而专门针对唐代大赦的研究，以往 主要有根本诚：唐代大赦就 ，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6，1960 年；任大熙：从恩赦实施看唐代政治 ， 大丘史学第 40 辑，1990 年。但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大赦的刑罚免除职能，对于赦书内容的扩展问题讨论不多。2点指陈及分期比较，此一方面，似尚待学者作进一步之研究。 ”1近几年来，这一问题开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韩国学者禹
6、成旼女士曾对唐代赦文加以辑录和分析，对赦文结构和内容的变化，及其在立法上的作用等问题，有过细致探讨。2不过，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讨论。特别是这种变化的性质究竟该如何理解？其背景和原因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疑问，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大赦以诏令形式发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政命令，本文就打算从行政职能扩展的角度入手，对上述问题试加探讨。需要说明的是，大赦只是赦的一种，唐代就还有曲赦、别赦、德音等形式。其中，曲赦针对特定地区，别赦针对个人，意义均不能与面向天下的大赦相比。3就现存的唐代赦诏来看，其内容变化亦主要体现在大赦诏方面。德音作为一种恩诏，则始见于唐后期，其中有的与大赦相似，呈现出内容复杂的特征。4基
7、于这一考虑，本文考察就以大赦诏为主，有时也包括少量德音，其他暂不涉及。而为了行文方便，概称之为赦书。5一 大赦起源及其推恩特性赦出现很早， 尚书舜典：“眚灾肆赦。 ”周易解卦：“君子以赦过宥罪。 ”不过其最初含义较为简单。马端临指出：“按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赦之。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 ”6这种“议事以制”的做法，与后世的大赦之法相比，意义十分不同。马端临就接着说：“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所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 ”两者比较，赦是“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
8、 ，大赦则“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 ，对刑罚具有“根本消灭效力” 。71 章群：唐代祠祭论稿 ，台北：学海出版社，1996 年，第 100 页。2 禹成旼：唐代赦文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2 年。她最近刊布的成果有：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 ，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从改元光宅诏的结构与性质来看唐代赦文的变化 ，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云南昆明，2004 年 7 月；唐代赦文颁布的演变 ，唐史论丛第 8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除此之外，近几年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成果，还有陈俊强：述论唐代大赦的内容和效力 ， 法制史研究 （台北）第 2
9、期，2001 年；陈俊强：皇恩浩荡：皇帝统治的另一面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田红玉：唐代大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 年。他们对唐代赦文的内容扩展问题亦分别有所涉及，不过讨论重点并不在此。3 刘令舆：中国大赦制度 ，第 147149 页。4 徐望之云：“（德音）盖谓有德之言，用以为相称颂之语，不以指王言也。至唐宋之世，诏敕之外，别有此体，凡加惠寓内则用之，如后世之所称恩诏也。 ”公牍通论，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年，第 21页。关于唐代德音的进一步分析，参看禹成旼：唐代赦文研究 ，第 4150 页。5 大赦诏书在唐代有赦书、赦文和赦令三种
10、名称。关于三者之区别，史无明言。按照我的理解，赦令是汉晋以来沿用的惯称，而赦书和赦文在唐代正式场合中更为常见。其中，赦文可能指赦诏的正文部分，赦书则是包括赦诏正文和文后署位在内的整体。因此，从官文书的角度来说，称之为赦书可能更为准确。6 文献通考卷 171 下刑考十下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458 页中。7 刘令舆：中国大赦制度 ，第 143144 页。他还指出：“所谓议事以制，属于理论法则之范围，其无3大赦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马端临根据管仲论赦之语和楚国“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1的惯例，就认为春秋战国已有大赦之法。但由于资料缺乏，具体出现时间则不易考定。如清代学者沈家本认
11、为：“据通考之说，是古之赦者乃过失之类。如司刺所言者，尚无后世大赦常赦之事，惟春秋之肆大眚，似为大赦之权舆。管子言赦之害，其相齐亦在斯时，可见春秋之初已有此事，但不知实起于何时耳。自汉以后，遂为常法矣。 ”2他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大赦制度的最终确立是在秦汉之际， “自汉以后，遂为常法” 。3不过，其渊源显然要追溯到西周以来“明德慎罚”的思想。4同时也有现实政治考虑，荀悦就说：“大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5按照他的说法，大赦制度的确立，正是迎合了汉初的统治需要。 汉书卷 6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前 12
12、8）三月赦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 变，物不 畅茂。 易曰：“ 通其 变，使民不倦。 ”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 选。 ”朕嘉唐虞而 乐殷周，据旧以 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诏书中提到的“天地” 、 “阴阳”云云，很容易让人想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我们知道，汉初阴阳学说十分兴盛，后来更是援以入儒，确立起儒术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6而大赦制度正好具有燮理阴阳、调和社会的功用。所谓“与民更始”云云，就无非是意图通过这种普惠天下的皇帝之恩，涤荡原有刑罪，以维护王朝秩序的正常运作。7大赦本意是由皇帝发布诏令，对罪刑进行普遍免除。这是一种普惠天下的恩泽，所谓“皇恩浩荡”之意。明人丘濬曾云：“赦
13、而加之以大，始见于史，后世遂以为故事，一遇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则形于王言，颁之天下，不问情之故误、罪之当否，一切施以旷荡之恩。 ”8即是概括说明。而大赦的这种恩泽色彩，使其很快推广到其他领域。马端临指出：“赦之为言，宥有罪之谓也。后来之赦，非独宥罪而已，又从而推恩焉。于是有罪者幸免，无功者超迁，刑赏俱失，皆由于赦，其无益而有害也明矣。 ”9根据他的意见， “后来之赦”后世大赦之意时，尤可概见。 ”1 史记卷 41越王句践世家 ，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754 页。2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赦考一 ，第 526 页。3 刘令舆曾据现代法学定义，分析大赦之“要件”有三：国家元首名义所发布；
14、为行政命令；有根本刑法消灭之效力。以此衡量，结论是：“故赦与大赦，其意义各有领域，至汉初赦天下之赦，乃与之后世大赦同。 ”而“春秋之肆大眚” ，只是大赦制度之“滥觞与雏形” ，战国则为大赦制度之发轫期（中国大赦制度 ，第 145146 页） 。这是一个较为科学的意见。4 参见胡晓明：大赦渊源考论 ， 南京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5 荀悦：汉纪卷 22孝元皇帝纪中永光二年（前 42）大赦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388389 页。又， 群书治要卷 45 引崔寔政论曰：“大赦之造，乃圣王受命而兴，讨乱除残，诛其鲸鲵，赦其臣民，渐染化者耳。及战国之时，犯罪者辄亡奔邻国，遂赦之以诱还
15、其逋逃之民。汉承秦制，遵而不越。 ”（丛书集成初编 ，0203 号，第 789 页）其意与荀悦大体相似。6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4 页。7 此点还可参看陈俊强：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第 3334 页。8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 109慎刑宪慎眚灾之赦 ，第 277 页上。9 文献通考卷 173刑考十二 ，第 1495 页中。4的“纵而推恩” ，有“刑”和“赏”两个方面。其中， “刑”是指大赦对罪刑的普遍赦免；“赏”则指“无功者超迁” ，即赐爵、泛阶等做法。很明显，这类内容源出于大赦“一切施以旷荡之恩”的性质，是
16、大赦罪刑的衍生和发展。马端临的这一看法是颇富启发意义的。大致说来， “刑”和“赏”两方面的“推恩” ，即是汉唐间大赦的主要职能，所谓“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负者蠲之，有滞者通之，或得以荫补子孙，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概如是而已耳” 。1当然， “推恩”在汉唐间也有一个变化过程。这在“刑” 、 “赏”两方面都有体现。其中“刑”的方面，自沈家本以来，法史学界讨论的很多，这里不想再多说。2下面主要对“赏”的方面稍作考察。 需要说明的是，现存唐以前赦诏多有删节，内容并不完整。不过，基本条目的变化还是清楚的。总的来说，汉初赦诏“赏”的内容较为简单。如汉书卷 4文帝纪文帝即位赦，主要是“赐民爵一级、女子百
17、户牛酒，酺五日” 。此外，据前引汉武帝元朔元年赦，还有“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的规定。这种主要是针对全体民众的赐爵、赐牛酒等做法，根据西嶋定生的解释，可能有西汉朝廷对民间秩序的考虑。3大约自西汉末期开始，对官僚贵族的赏赐开始被单独提出。如西汉哀帝即位赦和东汉孝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赦，就分别提到了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和赐吏更劳。4另外，有时也包括赐钱物和荫子等内容。5这一现象魏晋以后继续发展，赦书中出现了官僚层普遍泛级、进位的规定。如南齐高帝即位赦和北齐孝昭帝即位赦，就分别提到“文武进位二等”和“九州职人，普加四级，内外百官，并加二级” 。6赦书对官僚贵族的恩赐被单独列出，是一个重要
18、的发展，体现出朝廷对此阶层的特殊照顾。汉初大赦的赐民爵、赐酺等做法，后世大都存在。不过多已流于形式，意义不大。较可留意的，是对“逋租宿债”的放免。汉晋以来此类内容一直较为简单，多只一句“逋租悬调勿收” 。这种情况在南北朝后期有所变化。如文馆词林卷 668北齐孝昭帝即位大赦诏云：“凡诸赋税悬在人间，及逋租悬调，负贷官财，主掌自盗，悉亦不征。 ”除“逋1 文献通考卷 171 下刑考十下引致堂胡氏语，第 1488 页上。2 汉唐大赦诏书中赦罪条令的变化，主要是条例规定的逐渐严密化。其中，特别体现在对生效时间和对象的明确区分。关于此点，可参前揭陈俊强：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 ，第 166167 页。陈
19、氏所论为魏晋南朝，而北朝也大致如此。这些赦例在唐代基本上被沿用。沈家本指出：“唐代赦例甚繁大抵盛时赦少而例严，及其衰也，赦多而例已宽矣。 ”（历代刑法考赦考八 ，第 720 页以下）这是一个简明的概括。关于汉唐赦例的具体演变，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赦考讨论甚详，可以参考。3 西嶋定生：二十等爵制 ，武尚清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年，第 273279 页。4 汉书卷 11哀帝纪 ，第 334 页；后汉书卷 7孝桓帝纪 ，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89页。5 如后汉书卷 5孝安帝纪：建光元年（121）二月， “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
20、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第 232 页。这类内容东汉以后很常见。6 南齐书卷 2高帝纪下 ，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32 页；文馆词林卷 668北齐孝昭帝即位大赦诏 ，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 ，罗国威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344 页。这种做法大约始于东晋，如晋书卷 9简文帝纪简文帝即位赦，就有“增文武位二等”的内容，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1 页。关于南北朝大赦泛级和增位问题，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401 和 570 页以下。5租悬调”外，还增加了一些内容。另外， 梁书卷 3武帝纪下
21、太清元年（547）正月南郊赦：“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所讨逋叛，巧籍隐年，闇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流移他乡，听复宅业，蠲课五年。 ”在免除“尤穷者”租调外，另有对浮逃户口的处置。这是一项新的规定，可能是在当时“大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1的情况下，朝廷所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魏晋以后，大赦推恩还有一些新的内容。如晋武帝即位赦提到：“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 ”2这是对有罪官僚的优待。比较特殊的，则是对“犯乡论清议”者的原免，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关。根据周一良先生的意见，说明皇权压过了乡里清议的力量。3此外， 文馆词林卷 668北齐孝昭帝即位大赦诏中，还提到
22、对“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道著丘园者”的旌表，也体现出朝廷对儒家道德观念的提倡。这种“推恩”作为赦诏主要内容的情况，一直到唐初都还是如此。例如唐大诏令集卷 2 所载太宗即位赦的条目，就与北齐孝昭帝即位赦大体相似。除去赦罪条目外，诸如对官僚层的优抚、对鳏寡孤独者的“量事优恤” 、对孝子义夫和“贞顺之妇”的旌表，以及对高年硕学的荐举等等，大多都是承袭前代而来。其中较为特殊的是给复的规定，与以往的“逋租悬调勿收”不同，是朝廷一项新的推恩措施。4总的来说，汉唐间赦诏内容有一些变化，其主要的趋势则有两点：一是推恩对象的逐渐分化；二是大体呈现出愈晚内容愈多的特征。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变化均未超出“推恩”的
23、范畴。事实上， “推恩”一直都是汉唐间大赦最主要的职能。徐式圭说：“春秋以降，刑政失宜，人君每假大赦之名，以上结人心，下要民誉，历世相因，遂成定例。 ”5他的意见是中肯的。大赦的特性原本就是“推恩”天下。二 从推恩走向申禁赦书内容在唐代起了显著的变化。原先的推恩内容更趋细化；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一些政务性的处分开始出现。明人丘濬曾说：赦 之 为 言 ，释 其 罪 之 谓 也 ，后 世 之 赦 乃 以 蠲 逋 负 、举 隐 逸 、荫 子 孙 、封 祖 考 ，甚 至 立 法制 、行 禁 令 ，皆 于 赦 令 行 焉 ，失 古 人 眚 灾 肆 赦 、赦 过 宥 罪 之 意 矣 。臣 愚 以 为 ，赦
24、令 之 颁 ，宥 罪之 外 ，蠲 逋 减 税 、省 刑 已 责 、弛 工 罢 役 、宽 征 招 亡 ，凡 宽 民 惠 下 之 道 ，因 赦 而 行 可 也 。非 此 属1 何之元：梁典高祖事论 ， 文苑英华卷 754，北京：中华书局，1966 年，第 3950 页。2 晋书卷 3武帝纪 ，第 51 页。3 周一良：两晋南朝的清议 ，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41442页。4 太宗即位赦给复内容较为简单，仅为：“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率土，普给复一年” 。 唐大诏令集卷 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6 页。而文馆词林卷
25、 669载唐高祖武德年中平王充窦建德大赦诏 ，对给复年限的规定则要细致一些。不过这也可能是国家未定之时的特殊做法，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 ，第 359360 页。5 徐式圭：中国大赦考 ，第 2 页。6也 ，一 切 付 之 有 司 行 焉 。1丘 濬 所 云 “后 世 之 赦 ”， 主 要 即 指 大 赦 而 言 。 他 指 出 “后 世 之 赦 ”在赦罪之外还 有 两 种 职 能 。其一是“蠲逋负、举隐逸、荫子孙、封祖考” ，实际即是“推恩”职能的延伸；其二则是“立法制、行禁令” ，这类内容显然与“推恩”有异，主要是一些涉及朝廷行政和法律秩序的条令。他 还 特 别 指 出 ， 那些属于“宽
26、民惠下之道”的内容，是可以在大赦时发布的；而不属于此者，则应通过正常的行政途径来实现， “一 切 付之有司行焉” 。丘 濬 对 大 赦 职 能 的 这 一 区 分 ， 是 颇 有 见 地 的 。 不 过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后 世 之 赦 ”的 这 种 职能 并 非 一 直 存 在 。 特 别 像 “立 法 制 、 行 禁 令 ”之 类 ， 要 一 直 到 唐 代 才 得 到 发 展 。 最 早 出 现 此 类内 容 的 赦 书 ， 可 以 追 溯 到 唐大诏令集卷 3 所载的唐 高 宗 改 元 弘 道 （ 683） 诏 ， 其 中 有对 “天 后 事 条 ”的 申 明 。 而 真 正
27、 标 志 性 的 起点，则是同书同卷所载的武则天改元光宅（684）诏 。关于此诏，禹成旼女士曾有专门分析。她指出，与以往赦诏相比，此诏新增了十八项内容，其中许多都属于立法和政务性的处分。这种在赦文中集中立法和发布政令的现象，显然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2改元光宅诏的主要条令，除去赦罪之外，禹女士曾将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并企图改朝换代的内容；二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对制度的调整；三是属于对老百姓以及官僚的恩典。其中，除临朝称制内容较为特殊外，另两类与前述丘 濬 对 大 赦 职能 的 区 分 ， 大 体 上 是 一 致 的 。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第三类内容再加上赦罪条令，即是马端临所说的大
28、赦“推恩” 。而第二类内容中，有些是对制度的调整。如改元光宅赦书对旗帜、官服以及更改官名、州县析分等的细致规定，即属此类。这类制度性的申明条令，亦即丘 濬 所 说 的 “立 法 制 ”。还有则是一些禁断条令。例如：“又比来诸道军行，叙勋多滥，或端居不出，以货买勋，真伪相蒙，深为巨蠹。自今以后，所司宜明为条例，务令禁断。责成斯在，可以不勉欤？如更有违越，必法科处分。”本条指出行军中存在的“叙勋多滥”问题，并对此加以整饬，下令主管者“宜明具条例，务令禁断” ，就是典型的“行禁令” 。很明显，这些制度申明和禁断条令有别于大赦的“推恩”特性，特别引人注目。对此，我们不妨合称为“申禁”条令。其中“申”即
29、“申明”之意，是指对制度法令的重申和补充；“禁”则指“禁断” ，是针对相关政治积弊而发布的禁令。3改元光宅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在武周新建的背景下发布，其中兴造变革、 “厘革旧政”的色彩十分明显。然而它所体现出的大赦职能的扩张倾向，此后却被继承下来。以改元光宅诏为起点，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的赦书中，申禁条目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内容。而到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赦书内容更在“推恩”和“申禁”两个方面均出现了更为显著的扩展，并最终在贞元、元和以后，达到了其顶峰。4文苑英1 丘 濬 ： 大学衍义补卷 109慎刑宪慎眚灾之赦 ，第 280 页上。2 禹成旼：从改元光宅诏的结构与性质来看唐代赦
30、文的变化 ，第 10 页。3 “申禁”一词，曾见于全唐文卷 2 唐高祖申禁差科诏 （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此外则很少看到。不过， “申明”和“禁断”却都是唐代诏令的习见用语。本文使用“申禁”一词，主要是作为两个独立词语的复合，并非另造新词。7华卷 427 敬宗宝历元年（825）正月七日赦文云：朕即位之初，已有赦令，至如损徹服御，止绝他献，限 丧葬以息淫费，禁奇靡以 专女工，隐实版图，谨守储备，及从他徭擅赋， 闭籴禁钱，吏行奸欺，人冒依庇，僧道踰滥，流贬重轻，钱币利害，军屯侵占， 车马衣服之制度，公坐入己之赃私，悉令条疏，贵欲该备。本条所提到的赦书条目，从“损徹服御，止绝他献” ，到
31、“他徭擅赋，闭籴禁钱” ，再到“车马衣服之制度，侵公入己之赃私” ，等等，所涉及的内容之广令人惊讶。其中多数条令均属于“申禁”范畴。这种将行政事务“悉令条疏，贵欲该备” ，并加以申明或禁断的做法，就概括说出了当时赦书的职能特色。再以穆宗长庆元年（821）正月南郊改元赦文为例。根据我们初步的分类，其中就包括差科、榷酒钱、赋税纳钱、京城坊市、边镇事宜、河北事务、州县并省、地方行政、官员除授、百姓田产、义仓邮传等数十种“申禁”条目。1这些都是朝廷对相关行政事宜的处置，所谓“生人之积弊尽除，有国之颓纲必举” 。2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条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国计：如赋税纳钱、坊市、逋欠追征、差率等等
32、；二、民生：包括百姓田产、闭籴禁钱、典契、官健贷粮等等；三、吏治：这方面内容甚多，如官员的考课迁转、御史访察等等均是，其中刺史县令的选任更受到特别重视。三方面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要素：朝廷财入、官僚制运作和民众生计。这些都是王朝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保证。长庆元年南郊赦文体现出的，是唐中期以后赦书内容的一种常态。自此以后，申禁条令日渐繁复，所占比重甚至超过推恩条目，日渐成为赦书重心所在。至少就现存较为完整的唐中期以后赦文，如敬宗宝历元年南郊赦、文宗大和三年（829）南郊赦、武宗会昌二年（842）册尊号赦、会昌五年（845）南郊赦、宣宗大中元年（847）南郊赦、懿宗即位（859）赦、咸通七年（866
33、）大赦、僖宗乾符二年（875）南郊赦、昭宗改元天复（901）赦等来看，情况是大致如此的。3而且，上述一些赦书中的申禁内容，甚至占去了全文篇幅的一半以上。如会昌五年南郊赦文，全文约五千多字，申禁条目就有两千五百字左右。乾符二年南郊赦，全文七千字左右，申禁条目更占去近五千字。这种情况，正所谓“往典之4 关于唐代赦文内容的具体扩展过程，可参禹成旼：唐代赦文研究 ，第 12 页以下；拙撰：晚唐大赦申禁职能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4 年，第 1732 页。我的看法与她稍有差异，具体下文将有说明。1 文苑英华卷 426长庆元年正月三日南郊改元赦文 ，第 21592162 页。2 白居
34、易：为宰相贺赦表 ， 白居易集卷 61，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276 页。此表题作：“长庆元年正月，就南郊撰进。 ”3 文苑英华卷 427宝历元年正月七日赦文 ，第 21632166 页；卷 428太大 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 ，第 21672171 页；卷 423会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文 ，第 21432146 页；卷 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第 21722177 页；卷 430大中元年正月十七日赦文 ，第 21772182 页；卷 420大中十三年十月九日嗣登宝位赦 ，第 21242128 页；唐大诏令集卷 86咸通七年大赦 、咸通八年五月德音 ，第 4884
35、92 页；卷 72乾符二年南郊赦 ，第 400406 页；卷 5改元天复赦 ，第 3133 页。敦煌所出 P2696 号唐中和五年三月车驾还京大赦诏残卷，由于内容残破，现存多为推恩条目，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四，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第 263267 页。8所未举，前代之所未该，莫不悉出宸衷，咸归圣政” 。1 与此同时，推恩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知道，推恩的演变，主要是条目内容日渐细化。但在唐中期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这主要体现在逋欠减免条目方面。 文苑英华卷 422元和十四年（819）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其等九道，今年秋税钱合上供者，每贯量
36、放三百文。度支其今年秋税留州留使钱，并鄂岳共十道，每贯量放一百文。度支元和五年已前，诸道州府监院送省，除前制放免外，诸色欠负逋悬钱物等，共四百二十八万八千八百 贯 石等，监院盐铁使从贞元五年已后至元和五年已前，制疏理量放外，应负诸色钱物斛斗，共三百三十二万二千一百五十一贯石等，户部从建中三年已后至元和九年已前，除前制疏理外，诸色欠负钱物，共计五十三万九千四百六十四贯石等，并委本司疏理，具征可放数闻奏。本条有关蠲免的处置就颇为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对减免时间的限制，如“贞元五年已后至元和五年已前” ；二、税钱名目，如对秋税钱“合上供者” ，每贯量与减放；三、关于“诸色欠负逋悬钱物” ，则
37、要经过本司疏理后， “具可放数闻奏” 。这种对减免条件的细致区分，与以往“一切放免”的规定有很大的差异，是一种新的动向。类似元和十四年赦书这样的规定，在唐中期以后是极为普遍的。张宇在讨论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的相关内容时，曾认为：“和放免百姓逋欠时政府往往慷慨宣称并宜放免不同，赦令对官吏欠负的放免是有条件限制的。赦文经常用的词是对这类欠负要疏理减放 ，疏理者，即检勘帐簿，对可以放免者与不能放免者加以区分，可放者才放，不能免放者依然要准条处分 ，继续追征。 ”2她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种对百姓和官司欠负的区别对待，并对不合条件的官司欠负者“继续追征”的做法，表明大赦发布的已不再是无条件的蠲免条令了，
38、而显示出一定的现实政治考虑。由此看来，赦书内容在唐代确实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申禁”内容的出现和发展。这一变化自武则天时期开始萌芽，中经安史之乱的影响，到唐中期以后逐渐定型。与此同时，部分“推恩”规定也体现出一定的理性考虑。这些都是唐代大赦职能变化的标志。我们知道，尽管按照现代法学的观点，大赦以国家政令的形式发布，原本就属于行政命令，有别于一般法律规范。3但唐代大赦的职能权限，却远远超出了“推恩”的本意，延伸到对朝廷政务的干预。这种干预较之原先的“推恩”职能而言，显然更具有行政运作的意味。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三 赦书内容扩展的性质和“差遣”问题1 吕温：代杜司徒贺
39、赦表 ， 吕衡州文集卷 4， 丛书集成初编 ，1854 号，第 45 页。2 张宇：从乾符二年南郊赦看唐后期对逋悬欠负的追征与放免 ， 武汉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另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 2 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1311144 页。3 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第 569570 页；关于行政命令和法律规范的关系，参看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 ，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33341 页。9按照我们初步的理解，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乃是赦书在推恩本职之外，出现的一种行政“差遣”倾向。它是唐代王言系统中出现的一种重要变化，体现出
40、唐代朝廷利用赦书“差遣”以应对新形势的意图。唐王朝的政治行政运作，本已有一套完整的诏令体系，诸类“王言”各有其职。赦书作为“制书”之一，本无制度申明和禁断职能。 唐六典卷 9 中书令职掌“凡王言之制有七”条，曾具体记述了诸种王言的职能分工。大体来说，册书用于一些礼仪场合，慰劳制书和论事敕书用以慰劳诫谕百官。朝廷用以处理政务的，则主要是其他四种。其中，制书用于较重大的场合；日常政务中最常见的是发日敕、敕旨和敕牒。1而仔细分析唐代赦书就可以知道，赦书申禁条目与这几种“王言”的职能，常常会有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一道赦书中可能同时具有册书、制书、发日敕和敕旨等数种“王言”的职能。2这显然就是由于赦书
41、职能“差遣”的结果。这种“差遣”的做法并非特例。我们知道，职官系统中使职差遣制的流行，正是唐代出现的重要变化。 新唐书卷 46百官志序：“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则罢；或遂置而不废。其名类繁多，莫能遍举。”其出现按照陈仲安先生的说法，原是为了应付临时需要，兼补职事官制之不足。3而唐前期由于临时需要而出现的差遣使职，安史之乱以后曾受到了特别重视。这种情况与唐代赦书“差遣”职能的发展，颇有可比之处。只不过唐后期的使职差遣，已逐渐取代原三省制下的职事官制度，而赦书的本职推恩却并未废除，申禁职能只是在此之外的发展。赦书也并未取代其他“王言”的作用，而只是并行不悖。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却并不妨碍它
42、是本职之外“差遣”的性质。4我们认为，它正是唐代王言系统中出现的“差遣化”倾向。赦书职能“差遣”的出现，与使职差遣制的流行一样，目的同样是为了应对王朝统治中所出现的问题。禹成旼在讨论改元光宅诏时，曾指出其与武则天改制的关系。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并非根本原因。我们知道，唐王朝建立以后，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生息，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均田制的逐渐破坏，朝廷掌握的户籍出现了松弛的现象，浮逃户开始不断增多，由之也带来了朝廷财赋和徭役征发的诸多问题。同时，由于边境战事的增多，大军区开始逐渐形1 关于唐代的诏令系统和公文运作，中村裕一成果最为丰厚，主要
43、有：唐代制敕研究 ，东京：汲古书院，1991 年；唐代官文书研究 ，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 年；唐代公文书研究 ，东京：汲古书院，1996 年。国内如刘后滨也有系列研究，成果大都收入其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济南：齐鲁书社，2004 年。另有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 ， 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此外，内藤乾吉、大庭脩、楼劲、雷闻、游自勇等许多学者也都对此有所涉及，相关成果很多，兹不备举。概括性的论述，则有中村裕一：文书行政 ，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基本问题 ，东京：汲古书院，1997 年，第 303337 页。2 禹成旼对此曾有举证，可以参看， 唐
44、代赦文研究 ，第 3136 页。3 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 ， 武汉大学学报1963 年第 1 期；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27 页。4 当然，皇帝发布诏令对政治事务加以干预，本身就是一种“权宜” ，参看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吴玉章、周汉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4 页。不过，赦书申禁职能的出现，相对于普通诏令而言，显然更是一种“权宜”中的“权宜” 。10成，原有的征兵制度也出现了崩坏的迹象。1这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大都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显现，要求朝廷采取新的措施加以解决。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许多权宜之计都在
45、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如职官系统中的使职和差遣，所谓“多差别使” 、 “越守侵官” ，2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孟宪实先生曾指出其产生原因：“新的形势产生新的需要处理的事，在唐朝这就为差遣准备了条件，一旦这样的事情需要长期处理，使职于是诞生。 ”3与此同时，中枢体制也出现了变化，由三省制向中书门下兼掌决策行政的体制转化。玄宗开元末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即标志着决策行政合一的新中枢体制形成。4这些变化都是出于现实的统治需要。这就提醒我们，赦书职能在此前后出现的“差遣”倾向，可能也是适应这种需要的产物。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朝廷要适应“国家多故”的局面，各种权宜做法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唐书卷 56刑法志云
46、：“自此以后，兵革遂兴，国家多故，而人主规规，无复太宗之志。其虽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讲考大法，而性有宽猛，凡所更革，一切临时苟且，或重或轻，徒为繁文，不足以示后世。 ”即是一个概括。这也就是皇甫湜所谓“开权宜之道，行苟且之政”5。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差遣”做法都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使职行政体系不断发展，并逐步取代原先的尚书六部行政系统，就是显著例证。唐后期赦书职能的“差遣化” ，同样也是更加流行了。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同样是统治形势变化的产物，赦书内容扩展与政治体制变化之间，其关联度如何呢？关于唐代政治体制的具体演进过程，学界见解尚不一致。综合目前一些较新的意见，大致似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
47、宗以前，以三省制为主；第二阶段自高宗至玄宗，使职差遣得到发展，中书门下体制亦逐步建立；第三阶段为安史之乱后的肃代德时期，是政治体制的调整发展期；第四阶段为德、宪以后，使职行政体系得到确立，中书门下体制亦进一步巩固。6同样，根据我们对唐代赦书内容的分析，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宗以前，内容以推恩为主；第二阶段自武则天到玄宗时期，赦书中申禁内容开始出现，但所占比重很小；第三阶段为安史乱后的肃代德时期，申禁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但所占比重仍不明显；第四阶段自贞元、元和之际一直到唐末，赦书中申禁内容比重增大，有时甚至超过了除罪和推恩的篇幅，大赦“申禁”职能达到顶峰。7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
48、史三论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56 页以下。2 唐大诏令集卷 2中宗即位赦 ，第 7 页。3 孟宪实：唐前期使职研究 ，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255 页。4 刘后滨：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 ， 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15230 页；同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第 168181 页。5 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 3制策一道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18 页。6 相关成果很多，此处主要参考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隋唐五代部分（刘后滨执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33206 页；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第 136 页以下；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第 195197 页；袁刚：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47444 页。 11很显然，赦书内容的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