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外宣英译策略的二元共存【中国翻译，2013（1）93-97】袁晓宁 东南大学摘要：目前我国外宣英译中存在着是采用“以我为准”还是“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翻译策略之争。本文认为，在进行语言表达层面的翻译时，应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在进行文化层面的翻译时，应采用“以我为准”的策略，实现外宣英译策略的二元共存。但译者在具体翻译中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前提下，提倡采用各种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关键词：外宣英语；二元共存；文化的多样性保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旨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外宣英译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在理论和实践
2、的结合上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外宣英译策略，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黄友义先生(2004 ：24) 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 ，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在翻译实践中主张以目的语为依归，使译文在语篇构成、句法结构、修辞方式、语体风格方面符合目的语读者的习惯，从而让其明白无误地获取译文所要传递的信息，达到外宣英译的目的(袁晓宁， 2010：61) 。外国人笑话我们浮夸，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早在清朝对外交往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林则徐手下的译员，还有从事 汉译英工作的。如在 1839 年 8 月 3 日，林氏曾将自
3、己草拟的致英国国王照会的底稿寄呈道光帝审阅。同月 27 日，道光帝批阅后认为“ 得体周到”，下旨“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 。林氏接旨后，便将照会文稿交袁德辉翻译成英文。为表示慎重，林氏还要求伯驾医生另译一份英文稿。后来林氏接 见杉达号医生喜 尔时，又征求喜 尔对英文照会的意见。喜尔曾有所记述：“他( 指林氏)交付一封给英国女王的函件，文词仍旧是一贯的浮夸口气，使我不禁失声而笑。他一看见这种情况，便问是不是不合适。我们说，我 们所笑的，只是文词上的几处讹误。于是他便吩咐我 们将信带入屋里，在那里修改我们所发现的一切错误，并在那里进茶点。”(见中国丛报1840 年 1 月号) 喜尔所指出的“一贯的浮
4、夸口气”，乃是照会中“我天朝君临万国”、 “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斯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一类盲目自大、不切实际的陈腐见解。 (马祖毅，第 331 页)当时中国人在中外贸易中，看到外国人需要大量的茶叶和大黄，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认为外国人吃牛羊肉磨的肉粉，必得用茶和大黄打食，否则胀肚而死。市中流传这种看法，封疆大吏如林则徐、琦善，乃至皇帝都持这种看法，动辄以停止贸易吓唬外国人，把茶叶、大黄视为“控驭外夷之具”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盲目自大、不切实际的陈腐见解”，属于无知，但它与我们民族喜欢浮夸( 无论事实上还是修辞上 )的风气是一脉相承的。在当代社会，我们仍然无法摆
5、脱这种浮夸作风。“外宣三贴近原则”虽然深受译界认同，但在实际翻译中还时常引起异议。有学者认为，在通过汉译英宣传中华文化时，应“以我为准”(李贵生、张德福，2011：84) ，即应采用异化的翻译取向，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这样才能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完整地介绍到国外去。似乎“以我为准”与三贴近原则所主张的“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翻译策略相悖了，形成译界的一个“二元对立” 。笔者认为，这一“二元对立”可转化为“二元共存” ，具体来说，在语言表达层面，应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翻译策略，这儿的语言表达层面应包括汉英翻译中意合向形合转换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语篇语段的构成、逻辑连贯、语体风格、意义层次 的句法表现形式
6、等方面的表达习惯；在文化层面即在文化承载词或语句的翻译层面上，应采取“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尽可能采用直译的方法(袁晓宁，2010： 85 )但在实际翻译实践中，我们常常遇到文化层面和语言表达层面交织在一起，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这时我们应先辨明有关词句侧重的是语义概论还是文化概念，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贴近英语表达习惯，用地道的英文译文，尽可能地去宣传中华文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1外宣英译中以目的语为依归的依据外宣英译是一种以汉语为源语，以英语为目的语的汉英翻译。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我们发现，汉译英包括外宣英译，与英译汉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不同的：汉译英时，在语言层面即在句法结构、语段语
7、篇构成、逻辑连贯、语体风格上一般是以目的语即英语为依归的；而在英译汉中，译者并没有刻意以目的语即汉语为依归，在语篇和语段构成上，在逻辑连贯等方面仍保留着英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英译汉和汉译英中并没有采用对等的翻译策略。为什么?这可能有以下两种解释：首先，由于经济和历史原因，英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对我们汉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语言文化对英语国家的影响。因此我国的读者总的来说对英美语言文化的了解远远高于英美读者对我们的语言文化的了解程度，这就造成了汉译英与英译汉所采用的策略有所不同。其次，英译汉和汉译英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可能还与汉英这两种语言的属性有关：汉语重意合，行文逻辑较松散，往往要靠上下
8、文来弥补逻辑松散、层次不清的不足，这些特征就赋予了汉语在语言表达上较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说，汉语能包容逻辑松散的表达，也能包容英语语言中的逻辑严谨等特点；而反过来说，讲究逻辑严谨的英语却不能包容汉语中逻辑松散的特点，这就造成了汉译英，尤其是外宣英译要刻意地去贴近英语受众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否则英语受众就无法听懂或看懂译文，汉译英也就没有意义了。可见，英汉这两种语言的不同属性而衍生的不同包容性，也可能是汉译英，尤其是外宣英译要在语言表达层面以英语为依归的根本原因乡一。2在语言表达层面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翻译策略外宣英译的目的是让其受者明确无误地理解和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起到对外宣传的效果。要达到这
9、一目的，译者应设法化解英汉这两种语言在逻辑、语言民族风格、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引起的理解上的困难，以目的语为归宿，使译文受者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不遇到障碍(袁晓宁，2005： 75)。然而，在目前我们的外宣英译中，常常存在着英语译文让读者不能理解的问题，因而也就达不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具体表现为：l)英文译文在句法结构上没有转化为英文的以形表意的结构。2)在语篇和语段构成上，忽视了由于不同的英、汉民族思维方式而产生的不同的构成方式。3)在逻辑连贯上译文没有将汉语的逻辑松散等重意合的特征转变为英语逻辑严谨等重形合的特征。4) 忽视了词语内涵意义和审美想象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存在着差异。ambitio
10、usliberation21 在句法结构上应转化为英文的以形表意的结构汉英语言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句式结构层面：英语倾向于用句式结构来表示凸显和弱化等语用意义，而汉语倾向于依赖上下文的意义脉络来表示以上语用意义(袁晓宁，2008：104；2011：106)。在汉英翻译中，译者应十分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并能熟练地进行汉英句式结构方面的转换。如：原文(1)：温家宝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搞好当前的抗旱救灾工作，对于促进粮食和农业稳定发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管理好通胀预期意义重大。译文(1)：The success of the ongoing drought-
11、relief campaign on the land along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an area that plays a strategically decisive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is key to boosting steady growth of agriculture, especially grain production，to maintaining the smooth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12、 economy，and to managing inflation expectation properly，Premier Wen Jiabao noted(袁晓宁译)在以上原文中， “长江中下游地区战略地位”是作为背景说明的次要信息，而“搞好当前的抗旱救灾工作，意义重大”则是主要信息。根据英文用句法结构表示语义层次的特性，翻译时应将主要信息放在主句中，次要信息放在从属结构中，即将“搞好当前的抗旱救灾工作，意义重大”作为主句译出，将上面作为背景说明的部分放在从属结构中翻译。如果按照汉语流水句，采取句句对应的翻译方法，就可能译为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13、 the Yangtze River plays a strategically decisive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the success of the ongoing drought-relief campaign is key to boosting steady growth of agriculture， 在这样的译文中，体现了汉语靠上下文来体现意义层次的特性，与英文形合中“以形表意”的特性相悖，因此读起来有很浓的“翻译腔” 。22 在语篇和语段构成上应以目的语为依归英汉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
14、念及思维方式，因而审美观和语言逻辑观不尽相同，因此，具有特定功能的语篇或语段构成形式也不尽相同。具体地说，汉语语篇或语段通常是先把思想发散出去，再收拢回来，喜欢从空泛的信息入手，由远及近，先分提，后总提，常在结尾时点题；而英语语篇或语段开宗明义，直点主题，一般是先总提，后分提(袁晓宁，2008：104；2010 ：91)原文(2)：南京的旅游景点很多，东郊有中山陵、明孝陵、灵古寺；城南有夫子庙、中华门、雨花台；城西有莫愁湖、朝天宫；城东有梅园新村、总统府旧址；城北有玄武湖、鸡鸣寺，形成了南京独特的旅游观光圣地。译文(2)：The plentiful scenic spots in Nanjin
15、g form her unique and famous tourist resortsSituated on the eastern outskirts of the city are Dr. Sun Yat-sens Mausoleum，Xiaoling Mausoleum of the Ming Dynasty，and the Spirit Valley；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ity lie the Confucius Temple，Zhonghua Gate (or China Gate)，and the Rain Flower Terrace (Y
16、uhuatai)；in the western part Muchou Lake，and Chao Tien Temple；in the eastern part Meiyuan New Village，and Presidential Palace；in the northern part Xuanwu Lake，and Jiming Temple(袁晓宁译)仔细阅读汉语原文后，我们可以发现，置于结尾的“形成了南京独特的旅游观光圣地”是主题句，这是汉语语篇的构成习惯。但在英文译文中，应根据英文的语篇构成习惯，将该主题句放在开头，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下面再对主题句进行一阐释，提供背景信息。23
17、 在逻辑连贯上以目的语为依归汉语是语义型、音足型语言，行文逻辑松散，往往靠上下文的语境意义来弥补意义模糊和逻辑松散的不足；而英语是形态型、形足型语言，用词简洁明快，层次清晰，注重逻辑连贯。在汉英翻译中，尤其在外宣英译中，译者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做出相应的调整变通，使英语译文读者能够明白无误地通过译文摄取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原文(3)：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和道理，人生原来是如此多灾多难啊!译文(3)：Having read the essay，I seemed to realize that，among other things，a mans l
18、ife was full of sufferings and misfortunes after all!(袁晓宁译)原文(3)中“人生原来是如此多灾多难啊! ”与“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和道理”是什么关系?根据上下文的脉络，仔细推敲，发现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内容。显然这两句原文之间缺少了适当的衔接连贯的成分，这在汉语中是常见的，是可以为汉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的，但如照原文形式翻译，便会译出缺乏逻辑连贯的英文，而这种英文是不能为其读者接受的。因此，在将其译为英文时，应补上逻辑连贯的成分：among other things，将隐含在汉语原文上下文中的意义显性化(袁晓宁，2011：92) 。原文(4
19、)：制造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 ，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力量，是扩大就业的关键行业，是保障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是缩小地区差距的经济载体。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了制造业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崛起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和做大做强制造业。译文(4)：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sta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at it is a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a main contributor both to the
20、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ing，and to the increase of employment；it serves a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helps to narrow gap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The vitally important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ve been prov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China，as a dev
21、eloping country，should strive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tor if she is to overtak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袁晓宁译)原文(4)是典型的按汉语行文习惯写成的语段，充斥着在形式上并立的小句，逻辑松散，意义层次模糊，如果在英译时按照汉语原文的形式，进行“照葫芦画瓢”式的翻译，英语译文也成了流水句，不符合英文以形表意、逻辑严谨的行文习惯，因此，翻译时应以目的语为依归，用句子结构将汉语原文中隐含的逻辑关系和语义层次表示出来，使之显性化。仔细阅读原文，发现“制造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22、”与“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 ，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力量，是扩大就业的关键行业”有着因果关系，可理解为：制造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因为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 ，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力量，是扩大就业的关键行业。24 在语言表达风格上应贴近目的语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风格有较大差别：汉语讲究声韵对仗、押韵对偶，为渲染气氛，强调语气，常用四字结构，语义重叠；英语讲究简洁明快、逻辑严谨、文风质朴。因此，在汉英翻译时，应根据汉英这两种语言的表达风格，作适当的删减，去掉那些重复、溢美之辞(袁晓宁，2004：95 0原文(5)：乐山水光山色独特，地理环境优越，素有“ 绿杨夹岸水平铺”之称，举行龙舟竞渡得
23、天独厚。(选自中国翻译 汉译英练习，l9922 ，P78)译文(5)：Famous for its tranquil river fringed with rich vegetation，Leshan in Sichuan Province has the ideal setting for its Dragon Boat Festival“乐山水光山色独特，地理环境优越”省掉未译，因为“绿扬夹岸水平铺”是省略部分意义的具体体现。根据英文的语言表达风格，这些过度的溢美之辞，如果译出，会给英文读者一种华而不实、结构臃肿、逻辑混乱的印象，因此将其省去不译。在实际外宣英译中，还有许多由于英汉语言表达
24、风格上的差异而引起的翻译困难，需要翻译工作者以“三贴近”的原则去化解。25 处理好词语的内涵意义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的差异在外宣英译中，英美受众往往由于文化的差异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对我们的译文会有理解上的困难或偏差，这就要求译者了解所涉及的文化、社会背景等要素，否则就会闹出误解和笑话。原文(6)：我们应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之跟上经济的快速发展。译文(6)：We should step up efforts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to keep pace with the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袁晓宁
25、译)我们常说的“精神文明”是指文化和道德水平上的进步，而英文的 civilization 往往是与“未开化” 、 “野蛮”相对应的，因此，如照其表面意义译为 spiritual civilization 就带有“我们目前在精神上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含义了。由于处于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一些词语所引发的审美想象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译者在实际翻译中应考虑这一因素，否则就会出现语用失误(谭载喜，2010：12)3外宣英译在文化层面应采取“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我国外宣英译的目的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增加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要达到这一目的，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首先应让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即
26、在语言表达层面要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但在外宣英译的文化层面要“以我为准” ，将中国文化完整地介绍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因此，翻译工作者就应将我们的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绍给世界，而不是改头换面，将其篡改成英美国家熟悉的“洋文化”的变体，或翻译成没有任何文化内涵的符号。 “以我为准”这一翻译策略也符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中提出的“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的原则，该公约指出，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关系到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问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尊重、和平共处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可见，该公约将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上升到延续世界文明的高度来强调了。31“以我为准”在实践中是可行
27、的就外宣英译而言，在涉及文化承载词句翻译时，采取“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不但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反对“以我为准”翻译策略的人往往担心由于英、汉语言文化语境的不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汉语文化承载词句给汉语读者的意象与其英译给英语读者的意象有所不同，因而会造成误解。其实这一担忧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在我们还在争论中国“龙”应该怎么翻译的时候，世界上许多西方英文网站已充斥着与Dragon 相关的报道了 (可在 Google 上搜索一下)，在西方主要报刊杂志上也不时出现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另外，我国读者熟悉的英文小说 Spring Moon 是一部涉及中国
28、社会和文化的英文作品，早在 1982 年就在美国出版发行，得到美国读者高度评价，并获得美国最佳首部小说提名奖，该作品在涉及中国的文化承载词时，采取了以汉语文化为准的策略，将“鼠年”译为 the Year of the Rat，将“酉时”译为 the Hour of the Cock，这里的rat， dragon 和 cock 在英美文化中含有贬义，但仍为英美读者所接受，因为一般读者都会意识到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因此，要准确地把握文化承载词的译文意义，就应将其放在源语的语言文化语境中加以理解，而不能放在目的语语言文化语境中去解释。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语境，去理解他民族的不同文化因子，会出现理
29、解上的偏差。在外宣英译中持反对“以我为准”态度的人往往会用“亚洲四小龙”的英文译文 Four Asia Tigers 作为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众所周知， “亚洲四小龙”是指亚洲的四个经济发展很快的小国家或地区，其中包括新加坡和韩国，这儿强调的是“龙”的语义概论而不是文化概论，况且用中国文化中的“龙”来形容涉及别的国家的发展状态也不合适，因此译者仅取其意，把“龙”翻译成英文的 tiger 是合适的，不会影响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没有关系。但是将中国的图腾“龙”译为 tiger 就不合适了，因为这儿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突出的是文化概念。在我国的古建筑的雕梁画栋上到处可到“龙
30、”的图样，我们不能指鹿为马地将其翻译成“虎” ，否则就篡改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歪曲了中华文化，违背联合国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的精神。当然，外宣英译中“以我为准”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不分具体情况一律采取简单直译的方法，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在坚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那些英美受众一时无法搞清的文化承载词句时，可采用解释性翻译(尤其在口译时 )或采用译文下面加注的翻译方法。如 “红灯记”可译为The Beijing opera of The Red Lantern 或 The Red Lantern，a Beijing opera。当
31、翻译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典故时，可借用英美文化中相似属性的典故做比喻，以使英美受众有一个感性认识，为今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做一铺垫。如可将“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a Chinese version of Romeo and Juliet。另外，在翻译涉及到含有文化因 子的句子或语段时，译文应尽可能层次具体清晰，逻辑连贯，避免语义模糊跳跃。如：原文(7)：时至今日，我依然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读了那篇文章。正如红灯记中主人公李玉和说过的一句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译文(7)：Today I still feel lucky t
32、o have read that essay at that time，and thus managed to survive various types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an experience that is analogous to protagonist Li Yuhes metaphorical line from the Beijing opera of The Red Lantern：“Having drunk this bowl of liquor, I can cope with any other liquor ”(袁晓宁译)以上原文中“
33、我依然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读了那篇文章”与下面一句“正如红灯记中我都能对付” 之间缺少了一层意义，不能形成完整的类比关系。从原文(7)上一段的上下文可看出(参见中国翻译 2011 年第一期第 92 页) ，这一层意义是“因此我得以成功地应对各种逆境” 。在表达中缺少某个意义层次，缺少衔接连贯的成分，在汉语中是常见的，可以为其读者接受的，因为汉语是可通过语境意义来弥补其语义层次不清、缺乏逻辑连贯的缺陷。然而在其英语译文中，译者就须补上缺失的成份，使译文语义层次清晰、逻辑连贯，让英文读者能够顺利地摄取英语译文中传达的文化因子。32 应把握“以我为准”翻译策略的“度”在外宣英译中，在涉及文化层面的翻译
34、时，应采取“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实现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的目的。但“以我为准”也应该有个度，这个“度”应该有利于达到以上的目的。目前，我国在一些地区流行用汉语拼音作为历史文化古迹和景点的英文名，一些大学也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其英文名（如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并将这种“拼音命名现象”说成是“自信心的表现”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以我为准”的极端表现形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不利于宣传中华文化，不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标识辨别功能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昭示功能应该是历史文化古迹名称的主要功能，将汉语拼音用作其英文名称只能实现有
35、限的标识辨别功能，而不能实现历史文化意义的昭示功能，可能就不利于宣传中华文化，不利于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就不符合文化的多样性保护的原则，与“自信心的表现”似乎没有关系。就拿我国历史上的六朝古都南京来说，除了中山陵风景区及夫子庙等的英文名还是按历史上一直沿用的以外(因为改动会影响全球华人的感情)，其他的文化古迹英文名称改成了汉语拼音，如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石头城”的英文名改成了 Shitoucheng，将文明世界的“中华门”英文名改成了 Zhonghuamen，将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山路”译成了 Zhongshanlu。汉语拼旨只能表示大致的汉语中的读音，不能精确的表示，因为汉语发音中有四声，而
36、作为英文名称的汉语拼音却无法标出声调，试想，如果 Shitoucheng 这一名称在石头城遗址以外的地方出现时，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这一组字母表示什么，这说明汉语拼音的标识辨别功能是有局限性的。另外，它既不是英文词语，也不是实际使用的汉字，不能负载任何意义，因此，它没有昭示功能。可见，仅用汉语拼音作为历史文化古迹的英文名称是不合适的。如果将“石头城”译为 Stone City，将“中华门”译为 China Gate(或 Zhonghua Gate)，将“中山路”译为 DrSun Yat-sens Avenue，那么这儿英文译名不仅有明确的标识辨别功能，而且有文化历史意义的昭示功能，对吸引外国游客，
37、宣传中国南京的历史文化是十分有益的。综上所述，就外宣英译而言，在语言表达层面坚持“以目的语为依归” ，在文化层面要“以我为准” ，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采用“二元共存”的翻译策略，在实践中是可行的，在理论上也是合理的，符合“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原则。术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才比准号：llYYB004。参考文献1】 黄友义坚持 “外宣三贴近 ”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阴中国翻译，2004(6)【2】 李贵生、张德福宣传中华文化应“以我为准” 【J】 中国翻译，2011(4)【3】 谭载喜翻译模糊法则信息熵【J 中国翻译，2010(4) 4】
38、袁晓宁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再思考兼谈韦努蒂在归化和异化问题上观念的转变J东南大学学报，2010 (4)5】 袁晓宁以目的语为依归的外宣英译特质J 中国翻译， 2010(2)6】 袁晓宁外宣英译的策略及其理据【J】 中国翻译，2005(1) 【7】 袁晓宁语篇翻译中的重构现象探讨J东南大学学报， 2008(2)【8】 袁晓宁汉译英中语言民族风格的功能对等转换J1中国翻译，201l(1)9】 袁晓宁谈形合与意合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叨东南大学学报，2011(5) 作者简介】袁晓宁，东南大学外语学院、东南大学翻译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语法学。作者电子信箱xiaoningyuan2000yah00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