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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九女坟”宋代石棺的档案价值研究_张秀丽.pdf

1、 ARCHIVES WORK PRACTICE-169-张秀丽1 刘旭光2(1.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 250000;2.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摘 要:出土于山东省安丘市石埠子镇雷家清河村的“九女坟”宋代石棺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它既是国内首次发现有题记及纪年碑刻的宋代石棺,又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仿庑殿式宋代石棺,但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为了挖掘“九女坟”宋代石棺承载的档案价值,从墓志档案、民俗考古角度研究其档案价值,从而以纪年碑刻为文字档案来考证“九女坟”石棺的建造经历、主人生平以及宋代密州的地方建制和地名沿革,以石棺形制和浮雕作为文物实物档案来考证北宋的建筑文化、

2、雕刻艺术、丧葬文化以及宋代服饰和侍卫制度。同时,为了挖掘“九女坟”宋代石棺承载的文化价值,以儒家的“八德”融合新时代的“新六德”为价值导向,进一步研究“九女坟”宋代石棺体现的以仁爱和孝道为特征的家庭道德修养,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阐发其新时代文化价值。关键词:宋代石棺;档案价值;民俗文化;儒家文化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5-9652(2022)04-0169-006 山东省安丘市历史悠久,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置县,至今已2100余年。从考古角度讲,安丘的石刻历史文化非常厚重,至少有三处重要文物。一是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2013年5月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

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主人是东汉晚期豫州刺史孙嵩(?-195),224块墓室用石中有103块刻精美画像,涉及车马出行、拜谒、舞乐、杂技、渔猎等场景,以浮雕和阴刻手法呈现了汉代高超的雕刻艺术,是汉画像石墓的精品代表。二是建于清代道光九年(1829)的庵上石坊,1992年被山东省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堪称中国1400多座现存石坊中雕刻工艺最为精湛、工巧的一座,这座耗时14年建造的贞节牌坊,雕刻艺人独具匠心,采用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等多种艺术手法刻画不同物象,图案内容丰富,寓意深刻,繁而不乱,主次分明,条理得体。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安丘历史文化丛书(全12卷),其中卷九为董家

4、庄汉墓,卷十为庵上石坊。三是本文所探究的“九女坟”宋代石棺,1970年代初期发掘于安丘市石埠子镇雷家清河村西的“坟头地”,文献对其研究的较少,尽管从雕刻艺术角度讲远不及前二者,但究其档案价值,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树村2001年10月实地考察了“九女坟”宋代石棺,撰文浮雕人物的石棺刊登于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历史文物第十二卷第四期(2002.4.NO.105),对“九女坟”宋代石棺作了评价:“石棺上刻有题记及纪年的,前所未有。”“若从美术方面的学术价值而言:殿堂屋宇式的石棺上,以浮雕手法雕刻人物,堪称独此一品。它的可贵不只是空前绝后,而是它的雕刻艺术之高妙。”为保护这些

5、重要文物,九女坟宋代石棺和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早已迁移到安丘市博物馆。*【作者简介】张秀丽(1972-),女,汉族,山东济南人,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城建档案、实物档案的保管和利用;刘旭光(1962-),男,汉族,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文化。2022年第4期 总第264期-170-SHANXI ARCHIVES丧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农业文明“入土为安”的重要体现。安丘“九女坟”宋代石棺是其典型代表之一。现任北京大学艺术史系教授郑岩、安丘市博物馆贾德民1992年在安丘文史资料(第九辑)发表北

6、宋画像石棺述要,认为:“这种仿房屋形式的石棺,在全省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发现这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石棺的发现对于古代丧葬习俗和墓葬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墓志档案、民俗考古角度进一步分析该石棺承载的档案价值和文化价值。石刻档案主要指以文字形式镌刻在石质载体上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活动记录。1石刻碑文是重要的石刻档案,是解密胡琏家族的唯一历史档案,据此可考证石棺的建造经历、主人生平,以及密州行政区划的地方建制和地名沿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九女坟石棺有两处石刻文字,其一刻于南壁明间上部中间的“升仙图”,左下阴刻20字文:“此是儿女忽见父母尊灵乘云而去瞻仰礼敬

7、之处”。其二刻于“升仙图”右侧窗棂上方,为25行共260字的墓志题记:“大宋密州安化军诸城县来西坊保西清河村孤子胡荣,伏为先考讳琏,少年崇释,常持慈悲,抄讼金经,莫知其数,年五十有七而终身矣。先妣史氏生子五人:长男荣,次男温,三男琼,四男增。寿仁遂于住宅西建立万佛堂一所,永为供养。男五郎早亡,女大娘适事朱真。慈母在日,尚修功德,特舍财镌石像佛九尊,迎奉于李仗镇东西二僧院并只漆村僧院,安置讫,请僧转妙法莲花经一藏。所修功德,不可量数。洎年八十有三,令荣造棺,命工于山选石为室,至来岁正月末旬八日,忽大限至,而乃巫焉殓葬于内,以为棺椁。荣尚难报劬劳之苦,酬养育之恩,心中思之,何日忘,聊录此功德,伏愿

8、尊灵早上天界,题于棺之侧永记之。大宋绍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胡荣等建。”九女坟石棺是殓葬史氏的棺椁,墓志题记于北宋1096年农历6月28日。史氏(1013-1096)享年84岁,其夫胡琏享年57岁,夫妇育五子一女:长子荣,次子温,三子琼,四子增,五子尚未取名即早夭,嫁给朱真的女儿。题记首尾两端仅记载“孤子胡荣”、“胡荣等建”两处信息,难以推测史氏亡故时胡温、胡琼、胡增是否健在。胡琏夫妇均为虔诚的佛教信徒。观像念佛,颂法华经,加之石棺底部台基刻覆莲三层的雕刻风格,为笃信净土宗的印证。胡琏“少年崇释,常持慈悲,抄讼金经,莫知其数”,是一位有学识的仁爱之人。南齐书高逸传论曰:“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

9、舍惟机,低举成敬。”佛教中,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做慈,愿拔一切众生痛苦叫做悲,大同于儒学的仁爱。史氏在宅西建万佛堂供养,镌九尊石像佛捐赠三僧院,功德无量。史氏高寿去世,可谓寿仁兼得。大乘义章九定义“功德”曰:“言功德,功谓功能,善有资润福利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为功德。”天台之仁王经疏曰:“施物名功,归已曰德。”修心养性才能归己,不奢求,宋代平民百姓多以念佛、诵经、布施等为积德善事。儒家同样主张行善,荀子劝学提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安丘雷家清河村未流传除胡琏家族之外的其他富家大户的传说。其村东今称“破庄子”一带曾出土巨大的门枕石,当属胡氏故居遗址,距离石棺出土地“坟

10、头地”近1公里;该村一直沿用的花园、桃行、柿子行、桑行、杏行等土地旧名,应为胡氏园林的当初地名。该村临渠河,平原沃土,取山石的最近处约八公里,建佛堂,捐佛像,造石棺,其人工成本不菲,非富甲一方不能为。宋代乡村主户分为五等,一二三等为上户,尽管各路、府划分标准不一,宋初,乡村置户长主纳税,置耆长主防盗、理词讼,以一等户充当里正,二等户充当户长。王安石变法时于1070年颁布保甲法,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以此推理,胡氏应为 ARCHIVES WORK PRACTICE-171-宋代乡村主户中的一等户,充任主管基层税赋的里正;保

11、甲法实施后,胡氏至少应充任保长或大保长。碑文注明:大宋密州安化军诸城县来西坊保西清河村。宋哲宗绍圣年间,密州安化军,属京东路。宋初以密州为防御州,治所在诸城,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五县,开宝五年(972)升为安化军节度,以为军事重镇节度。来西坊保,地名无从考证。为加强赋税征收,宋代乡村设“坊”,多以草市或虚市演化而成,以酒坊或醋坊居多;保,即王安石变法后之称谓。西清河村,至今为雷家清河村的俗称,该村直到1965年随诸城县石埠子公社渠河以北16个大队一并划归安丘县辖内。碑文所称“李仗镇东西二僧院并只漆村僧院”,其中“李仗镇”应是往东12公里的诸城市石桥子镇里仗村,清版诸城县志记载:“李丈

12、东院金时奉勅重修,改名为寿圣;明正统四年重修改今名;按金时石刻部牒,寺改立于大定四年也。”据此可佐证“李仗镇东西二僧院”存在。宋哲宗时期,多数“镇”已经演化为县辖内的新兴经济中心,属于准行政区,宋会要辑稿职官中称“置监镇官一员,兼管本镇烟火公事”。里仗位于渠河沿岸,自古有渡口码头,是附近重要的商业中心。只漆村已无从考证,诸城和安丘两地均无这个谐音村名。九女坟石棺形制结构和浮雕画像,是研究北宋建筑文化、雕刻艺术、民俗文化、丧葬文化的重要实物档案。九女坟石棺通高2.27米,东西长2.40米,南北宽1.56米,系两块巨石雕凿后上下卯榫而成,上下部分层清晰,整体造型是仿庑殿式。屋顶为五脊庑殿式,刻有垄

13、瓦、滴水瓦,外露梁柱斗栱。造型符合宋代木结构房屋建筑的特点。由于山东境内仅存广饶关帝庙一座宋代木构殿堂,该石棺成为研究山东境内宋代木结构房屋建筑的重要实物依据。石棺坐北朝南,明间与东西两次间的大小差不多均分。南壁上部明间雕刻升仙图,次间为笔管式窗棂;下部中间刻有两扇大门,门扉各凿刻五路门钉共计五十四枚及门环,上槛刻有两枚长方形门簪,下槛两端刻出门枕。这种三间四柱的建筑结构,以及门窗制作的工艺,切合宋代北方民居的特点。由于宋代民居难寻踪迹,九女坟石棺的门窗画像具有研究宋代北方民居的重要价值。九女坟石棺出土后,因四壁下部刻有80厘米左右身高的九个男女侍从人物,村民误以为是九个女子,将其称为“九女坟

14、”。实际上,上述九个画像人物是六男三女,而非九女。相传,石棺西邻寺后村村前有“小儿寺”,系胡氏为早夭小儿所建。此系村民杜撰的谣传,并未体现于题记。“小儿寺”应为宵梁寺(音),遗址已出土的纪年残碑标注为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这是“小儿寺”唯一文字记载。石棺上的画像人物除了上述六男三女,还有升仙图七位,共16位。升仙图居于正面南壁中上部,祥和端庄的父母尊灵乘云而去,五位子女一跪两叩两立,瞻仰礼敬,悲痛孝道。史氏梳高髻,罩一褙子。褙子是宋代女子的典型礼服。侍从人物中,六名手持骨朵(俗称金瓜)、戴幞头、着袍紧带、露高靴的武士,东西山墙各雕两名,均侧身面南而立;北壁两侧各一名,侧身相向而立。骨朵,

15、原为兵器,唐代用为刑杖,宋代演变为仪仗。宋史仪卫志二:“凡皇城司随驾人数,崇政殿祇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二人,执擎骨朵,充禁卫。”雕刻手持骨朵的仪仗武士,彰显了石棺葬具的威严。北壁武士中间刻一双手相合、弯臂当胸的仕女,面人而立。南壁为正面,东西次间各雕一名为墓主2022年第4期 总第264期-172-SHANXI ARCHIVES敬茶奉水的侍女,隔门侧脸相对,均梳高髻,穿交领长襦,短摆开衩,着长裙,露翘首长鞋。西侧侍女平端盘盏至胸,侧耳恭敬;东侧侍女右手执八楞壶,左手舒袖托壶底,垂首伺服。这些梳高髻、罩褙子、着襦裙的穿着打扮,直观的再现了宋代的特征,体现了宋代女子崇尚的简洁质朴、婉约娴静之美

16、。该样式宋代石棺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宋代的丧葬习俗和墓葬制度有重要意义。唐宋时期,丧葬礼仪以法令被固定下来。丧事大体包括初终,立丧主,易服报丧,沐浴、更衣、饭含,设灵座,小敛,大敛七个环节。丧事完毕,组织葬礼。司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2但是,宋代迷信风水学说,葬礼由葬师主持“卜宅兆、葬日”,以卜日为准。安葬史氏,应是经过葬师“卜宅兆、葬日”。其一,史氏是在去世后五个月即墓志题记“大宋绍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安葬的。五个月安葬按律例为诸侯之礼,说明民间对法令并非贯彻执行。其二,墓地为风水宝地。晋代大风水家郭璞在葬书中曰

17、:“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石棺出土时位于渠河支流小清河北岸约170米,西邻汇入小清河的小河沟约50米,处于两河交汇处的平地,流水环绕,背向100米处为地势较高的土丘,隔渠河东南向望对岸山丘。马可波罗游记曾描述了南宋时期葬礼场景:“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及至,掷不少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灵魂将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尽管宋代屡屡下令禁止火葬,但是宋代民间火葬成风。从大敛到安葬的五个月,史氏的遗体如何处置是个谜。石棺出土后,并

18、未在棺内发现骨骼,笃信净土宗的史氏,不排除火葬的可能。宋代倡导“薄葬”理念,官方明令禁止使用石室墓。该石棺敢突破禁令,以厚葬父母彰显子女孝道。石棺有直径约40厘米的盗洞,出土时未发现其他文物。司马光认为“慎勿一金玉珍玩入圹中,为亡者之累”3。宋代随葬品大量使用了纸钱、纸质名器,不再流行古代的实物随葬。宋代提倡“厚养薄葬”,显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综上所述,安丘“九女坟”宋代石棺具有独特的档案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九女坟石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有纪年题记的宋代石棺棺椁,石刻题记作为直接的文字档案,呈现了石棺主人的生平,同时对于研究宋代密州的地方建置和地名沿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

19、九女坟石棺作为文物实物档案,其形制结构和浮雕画像是可供研究北宋建筑文化、雕刻艺术、丧葬文化以及宋代服饰和侍卫制度的可贵资料。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新六德”,以仁爱、民本为社会的伦理和政治基础,以诚信、正义为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和合、大同为社会的理想状态和目标。仁与义是儒家立人立德的核心,仁爱是儒家倡导的积极的道德标准。4九女坟石棺反映出儒家传统文化对世人的至深影响。辩证的看,九女坟石棺体现

20、的以仁爱和孝道为特征的家庭道德修养,时至今日,仍是需要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儒家的人伦哲学,到宋代从“五常”(仁、义、礼、智、信)演化为“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提出“家固而国宁”。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重新建构和因需发展,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内核,更注重自身修养,注重向人心“内求”。胡荣顺从母令建造石棺,ARCHIVES WORK PRACTICE-173-敢于违抗朝廷礼法以厚葬其母,彰显“大孝”。升仙图浮雕及题记,体现着父慈子孝;侍从人物仪礼,体现着孝敬父母的尊严;五个月的安葬期,体现着厚葬逝者的孝心。胡琏“常持慈悲”,史氏“仁寿”,“所

21、修功德,不可数量”,是胡荣对父母德行的高度评价,信奉国语晋语六所言“唯厚德者能受多福”。佛教之功德,功是指善行,德是指善心。这切合儒家的仁爱伦理观。宋代契嵩禅师(1007-1072)在辅教篇中将佛家的五戒比作儒家的五常,称两者均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论语雍也曰:“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者,好善乐施,父慈子孝,这符合儒家文化对普遍百姓的家庭道德约束。囿于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特性,儒学以“天仁性善”、“修身齐家”教化民众。民众信奉佛教,加强自身修养,尽管有历史局限性,但在宋代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提出的“新六德”,正是要求不断提升个人

22、素养,以自觉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语为政论及孟懿子请教孔子孝道时,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荀子礼论主张“君子敬始而慎终”,“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八十三岁的史氏自知大限将至,吩咐胡荣建造石棺棺椁,体现了史氏对生死的淡定。应该肯定的讲,高寿的史氏生前享受着胡荣的孝道,胡荣敢于违抗朝廷法令顺从母命建造石棺,对母亲“生、事之以礼”。九女坟石棺更采用仿庑殿式的建筑结构,门窗俱全,侍女、护卫皆在,为胡琏夫妇死后的“生活”安置妥当。这是孝子为父母“敬始而慎终”、“事死如事生”的张扬表现。宋太祖废止了后周世宗的毁佛诏令,

23、令佛教复兴;但因宋徽宗笃信道教,佛教又遭到破坏。理学作为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是宋代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宋儒理学既从佛教华严、禅宗思想汲取营养以补充儒家内容,又批判和排斥了佛教。北宋宰相张商英(1043-1121)以护法论创立三教调和说,主张“孔子之道与佛教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史氏笃信净土宗,此宗主张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然而,石棺“升仙图”和题记“伏愿尊灵早上天界”,体现着道教思想。佛教主张薄葬,而石棺无疑是厚葬明证,厚葬则是儒学的主张。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胡荣以违背

24、朝廷法令的方式为父母建造豪华石棺,标榜着“尊亲”之大孝。总之,“九女坟”宋代石棺因题记凸显了重要的石刻档案价值,其形制具备了重要的宋代房屋研究价值,其浮雕呈现了重要的民俗文化价值,其棺椁特征成为研究宋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物证;同时,石棺承载着深刻影响世人的儒家文化价值,特别是以仁爱和孝道为特征的家庭道德修养具有现实意义。档案价值,即档案对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有用性。5从国家层面而言,文物档案是对史实资料的忠实展示、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记载。文物能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的原因,在于透过文物能够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6作为重要的历史记录,“九女坟”宋代石棺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做好石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对于延续我国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意义重大。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层面而言,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该发挥其职能,做好文物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工作。鉴于“九女坟”石棺曾孤立地暴露于荒野原址20余年,浮雕画像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且存在盗洞,缺失对棺内文物的考证。尽管当地政府为加强保护,1995年将其迁移至安丘市庵上石坊公园院内,2009年6月再次迁移至安丘市博物馆院内。从个人层面而言,石棺承载着深刻影响世人的儒家文化价值,特别是以仁爱和孝道为特征的家庭道德修养,对于增强个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安丘“九女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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