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沙村田野调查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余年历史。但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上的沙村，改革放开的历史却只有十年。在 1991 年沙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作为一个新开发区一部分前，沙村仍然是中国大陆农村最闭塞、愚昧、落后的地区之一。征地后，到手的真金白银、走入城市的梦想、继续发大财的幻觉，曾引起村民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使人感到可怕的是，村民的这种热情和希望只维持了约三年时间便转为忧虑和失望。 本项调查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例，说明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在某种情况下，从希望转向失望的过程中，普遍的愚昧落后、简单幻想、特别是干部的低能腐败及权力网络的非法运作怎样起作用。其中可以看到，宽容与社会公正的重要概念，在这一变
2、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也看到，正是市场经济要求向新的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时候，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却瓦解了，又没有新的经济力量将农村经济组织起来的预兆。这不得不令人感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还何其漫长。 沙村现在册的村民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有小部分人出外就业或做生意，很少生活在村里。沙村姓氏杂乱，有程、褚、张三大姓，其中只有张姓出自同一家族。程姓和褚姓派系甚多，来自不同地域，同姓之间有时也以结义或认干亲的方式联谊，但并没有某个姓氏修祠认宗。 历来沙村所在地区的地理优势都未被人发现、利用。十年前，沙村所在地区还被水网隔离，半岛内没有公路，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而且没有土地，只
3、有烂泥滩和乱石岗。54 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有 40 多个打石场。如此破落闭塞的地方，在当时政府眼里完全没有投资开发价值。如果不是一个著名外商经多番考察后，决定在这里投资进行整体开发，这个地区不会有现在的繁华富裕。外商于 1991 年底征地后，经十年的努力，沙村所在地区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在原来烂滩乱石塘上，一座美丽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悄然屹立。 沙村就依在新城之旁。村内新楼鳞次栉比，争相比高斗靓。窄小的村道上摩托车川流不息，私家小车往来穿梭。村民欣喜结束了艰苦的农耕生活，可以一啖城市人的安逸。不过，村民没有了土地，户籍身份又属农业人口，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福利。沙村也改制为沙村管理区，但
4、其权力组织结构并没有变化，只是换了块招牌而已。 新城有步骤有节奏地建设着，并不像中国其它许多新兴城市那样轰建楼宇商场厂房来吸收外来人流。新城的建设，远远没有村民所设想的那么快。随着村集体经济在几年内迅速萎枯，村民开发初期的热情渐渐冷淡下来，失望和迷茫也渐渐加重。他们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一夜暴富，永享安逸。 种种复杂有趣的故事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 一、外商征地：那时候村里有钱 沙村原有耕地 1123 亩，加上河滩烂地、山地等，共征用土地 1362 亩，沙村所在的镇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按1992 年沙村所在市发放的文件规定，每亩补偿 12000 元，其中包括土地赔偿费、青苗赔偿费、和
5、劳动力安置补助费。沙村共得征地款 1634.4 万元，除支付青苗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5,020,582.09 元外，还有约 1132.3 万元。经过村支部会议决定，社员大会通过，先一次性发给村民每人 4000 元，从 1994 年开始，三年内成人每人每月 300 元，16 岁以下 200 元生活费。发放的资金来源除征地款外，还有村所属的四个石场的承包金，村自留地的转让金。 沙村有自留地约 230 亩，按照村 1995 年前公布的数据表明，共转让自留土地 110 亩，每平方米价格从 250 元到 450 元不等，应收金额 22,077,804 元，实际收到 10,702,604 元，尚欠收10,
6、875,200 元。欠款的追回情况以及 1995 年及以后的土地交易状况，直到 2000 年才公布出来。2000 年，管委会要求所辖的各个管理区成立财务公布栏，公布建筑工程、固定资产、收益分配、征地情况等。沙村 2000 年 11 月的征地补偿费收支情况公布表中，征地应收金额为 15,085,040 元，表中没有标明征地时间，所以征地的历史情况不清楚。经过与 1994 年的征地公布表相对照，发现原来已收到的征地金额在新表中没有反映出来，这 15,085,040 元中，有9,270,200 元是 1994 年公布表中的拖欠款。按正常理解，沙村从1995 年至 2000 年期间，卖出 20 亩地，
7、应收款 5,814,840 元。（据办事处 1994 年 10 月 30 日的南沙东部七个管理区征地及相关情况一览表显示，沙村于 1992 年以 250 元一平方米的价格转让土地50 亩，于 1994 年以每平方米 450 元转让约 120 亩，共计 44,289,000元。与村 1995 年前公布的 22,077,804 元相差一倍多。文中取用村公布的数据）。 从 1992 年到 1995 年间，沙村实际从土地获得的资金有27,046,604 元。村民每月的生活费从 1994 年初开始发放，至 1996年中就因村无钱而终止。据有些村民估算，自 1992 年之后到现在，每个成人从村得到的资金是
8、一万三千元左右（除青苗赔偿费），现任村委妇女主任认为有一万六千元。因为财务收支的实际情况在沙村很敏感，做干部的都会回避有关资金的话题，连村民推举的理财小组都不能轻易查阅村的财务帐，本文就只能以估算的方式来测定村集体资金的提留状况。以每人 16000 元，全村人口不分老少 1200人计，村分配给村民的生活费约 1920 万元。四个石场 1996 年度交承包款 1,789,333 元，占当年村总收入的 56%左右；1997 年度石场向村缴交 1,587,000 元，占村总收入的 42%左右。可以说，石场是沙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从可以搜集到的公开数据分析，沙村至少从1996 年起就已经入不敷出，石场承
9、包款及其它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支付村的日常事务和村民公共的教育、医疗福利。所以，村集体掌握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数目就是征地费用减去分配金额。以 1996 年前实收的征地款 27,046,604 元计，村集体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大概为784.66 万元，加上尚未收到的 1087.52 万元，共计 1872.18 万元。 搞清楚了这个数目，就可以理解沙村人在征地后的 1993-1997 年间的一系列投资行为。这些投资，都是依赖于有雄厚资金支撑的心理，拿句村里人的话来说就是：那时候村里有钱。 二、投资黑洞：集体没有钱了 沙村被外来资金推动着，不觉意间戏剧性地走上现代化之旅。大笔资金如梦降临，沙村人从来没见过这
10、么多钱，也没有安排使用钜额资金的经验。那么，沙村人是怎样运用这笔钱的？又得到了甚么样的结果？ 一开始，村委会就给了村民一个重诺，提出除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还有每人 20 平方米的住房补贴。村委以这个为目的，开始招商兴建商住楼，全村没有一个人反对，以为将来一定是路路通顺，有资金又正逢开发，肯定会发大财，个个都沉浸在轻松富裕起来的美梦中，没有仔细思量投资的风险。 商住楼的底层设计为独立商铺，第二层为大商场，三楼到六楼为住房。村委以 760 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承包给了外地建筑商，这个价格还只纯是土建承包价，并不包含填土、水电、设计、管理等各种费用。要实现对村民的承诺，村委至少要补贴 1824 万元，这
11、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尽管干部们信誓旦旦，村民们满怀希望。承诺还是不能兑现。A、B 栋商住楼在 1996 年底完工时，村委的财政就已经外强中干，一句集体没有钱了，打算将商住楼卖出去，村民的 20 平方米就泡汤了。村民顿时一片哗然，但也无计可施。 商住楼虽然没有带给村民普遍的收益，但却让小部分村民轻轻松松地赚了笔。商住楼出售之初，村里无人问津，书记很是着急，后来一位在外做生意多年的村民程苏回到村委做事，向书记保证一个月内全部卖出去。他认为商住楼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环境好，价钱又低，没理由卖不出去。程请了几位外地朋友去商住楼转了几圈，又特地在村子里走走，遇到有村民问，他就说是来买楼的。这一招还真灵，
12、他带来的一位朋友买了一套，村里人听说这件事就纷纷来讯问。一时间，众人都认为会有外地人来买房。村委趁机出台另一个政策，鼓励村民订购商品房，只交房款的四层，另外六层可以等到村民找到外地买家之后再补齐。两栋楼很快以每平方米780 元的价钱订购一空。买楼的村民除了两、三户是自己住的外，其它的都在外面找买家，这些村民与外界交往相对多些，人面广，大多在村里做过干部或是干部的亲戚，通过关系介绍把楼转手卖给了香港、广州等地的客人，平均一套房净赚一万元。村长的儿子订了三套进行转手交易，不到一月时间全部卖出赚了三万多元。 村里人又见到发财的机会，争着落订金订购未完工的 C栋，但这次却没有交上好运气，遇上了烂尾楼。
13、C 栋至今还留着门窗未装，一直搁在那里。村民说，村里拖欠承包商工程款，承包商顶不住，在 2000 年时撤了出来。C 栋的业主很多是外地人，又交了房款，几年来一直不能入住，意见很大，但也无可奈何。村支书对此也回避不谈，并不十分理会。 承包商从村委拿不到应得的工程款，私下里将建楼的内幕爆给了几个村民。他揭露说表面上他以每平方米 760 元承包，但实际村里只给了他 500 元一方，且现在还拖欠工程款。商住楼投标伊始，村里就在传说商住楼的承包做了手脚，实价只有 500 元。牵涉其中的干部个个守口如瓶，财务室的会计和出纳都是支书的亲戚，村委不让村民理财小组的人查帐，使得这种传说犹为诡秘，更象真的。承包商
14、泄露的口风证实了村民的猜测，却没有可得到手的真凭实据。不过，商住楼投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A、B 两栋楼共支出6,297,664.20 元，C 栋已支付 1,506,748.94 元，至少还要付 93 万元才能结算。三栋楼已支出 7,804,413.14 元，卖楼（包括住宅和商铺）的总收入才 3,859,911.82 元，回收金额还不到支出的一半。虽然每栋楼的第二层还有待销售，但目前不太有希望卖出去，因为这层是按大面积商场来设计的。在沙村这样一个既非商贸区又非娱乐点的村落，如此的设计令人啼笑皆非。 沙村的干部将房地产投资失利归咎于搞得太迟。每每提到邻近的金村房地产搞得风风火火卖价高达 1200
15、元一方，他们都遗憾没有把握住时机，似乎没有人反省过投资的严肃性。倒是一班村民觉得当初不该搞房地产，但也不是从投资风险的角度来检讨的，大多数人认为搞房地产垮了是因为干部贪污，另有极少数人认为当初应该投资厂房。 沙村另一个至今让人非议不解的，是与江西某企业合资的地毡厂。地毡厂从 1993 年 10 月至 1994 年 10 月一年内，共投入资金 1,624,669.38 元。1993 年的一天，管委会的一个干部带了个江西老板来沙村，老板表明有意与沙村合资建厂，招商心切的沙村村委干部很是欢迎。老板在东莞有一个地毡厂。村委很快组织党员去东莞的地毡厂参观，稍后村委干部又去到江西的总厂考察，一回来就召开党
16、支部大会，决定上这项工程。合同签定沙村出场地出资金，江西厂家提供技术和工人。还有一个香港股东，香港股东没有真正投资金到地毡厂，地毡厂借着他的名成为中外合资企业，以图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沙村将原来的大会堂改为厂房，又从江西购进一批设备。设备运到了才知道是些旧货。地毡厂还是开工了，由沙村和江西厂派来的人共同管理，沙村村长兼经理管理日常事务、财政和销售，江西人负责出产品。这个半手工业的小工厂很快就因销路不好而关闭。投入去的钱没见到效益就不见了。村里花了十多万元的诉讼费与江西厂打官司，最终将设备材料报废，180 多万元的投资，一年间便剩下一万余元。 村民眼见着钱象丢进水里一样不见了，当然不肯罢休。理财
17、小组多次要求查帐，村委以理财小组无权查帐几番拒绝。村民据理力争，指责干部如果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查帐。村民与干部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村委干部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指示财务室拿出部分帐目。理财小组发现一笔 38 万元的材料款不清楚，钱是付给江西厂的。理财小组的人申称没见过这批材料，不明白为甚么还要付钱给江西厂。 1993 年，沙村专门成立了发展公司，由支书兼任总经理，其它支委兼任副经理等其它职务，又在党员村民中招聘了几个职员负责具体事务。发展公司的支出收入都要经过书记签名。商住楼是发展公司负责的其中一个项目。此外，还有道路修建、规划、填土量方等，都由发展公司负责。村先后向发展公司投入 94 万元，
18、又向村民募股集资 31.3 万元购买了拖车和桩机。 1993 年时，建筑业很热，村委认为拖车和桩机的出租前景好，发展公司也可以揽到些工程。1994 年时，经济过热，国家紧缩银根，市场开始疲软，建筑业受的影响尤其剧烈。沙村拖车和桩机的租赁大受影响，1996 年底，拖车和桩机就开始停放在村委前的空地里日晒雨淋，变得锈 斑斑。 从 1993 年 5 月到 1996 年 12 月，发展公司收支相抵后只赚了 183，349.16 元。几年来共付给村和村民股息 25 万元。入股村民的损失，最后由村出钱补贴了一部分。 沙村还开办了其它如水电公司之类的小公司，但目前幸存的只有发展公司。发展公司的命运也好不到哪
19、里。自从 2000 年 3月石场被统一关闭之后，村委决定裁员，在发展公司做事的聘用职员现在只剩下两个。 折腾多年，沙村所做的投资血本无归，更不要说为集体和村民带来收益。真正为沙村持续带来收入的还是村集体的传统副业：石场、荔枝林、鱼塘，加上计生罚款和土地转让。石场是高度污染环境的项目，但其每年的收入却占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2000年 3 月，石场关闭，沙村的集体经济更是跌入低谷，基本的福利开支都难以应付，参加合作医疗的村民看病后迟迟不能报销药费。面对这种困境，村委表示要积极想办法增加收入，并号召全民支持村委的工作，共同捱过这两、三年。但村民却十分怀疑村委的承诺，对集体经济的去向并不乐观。沙村的经
20、济危机没能唤起村民共同进退的集体精神，相反，让村民更加感受到不能依靠集体，要靠自己。沙村还有几笔不太清楚的自留地交易款，共有15,085,040 元，这笔钱不知有没有收到。如果没有收到，这笔已经拖了六年之久的资金不知甚么时候能收回来；如果已经收齐，那么，集体经济至此可谓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悖论：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必须向新的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时期，正好是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解体的时候，而且既不能用过去的行政强制方法重组农村经济，又没有看到市场的力量能够把农业经济向现代集体型组织起来的前景。关键是资源散失、产权模糊，又还未有创新的力量。三、八仙过海：贫富开始分化 村民并不十分清楚
21、外商的征地款赔偿的是哪些田地，也不清楚外商以甚么价补偿给政府。村里传闻，征地时把优质田当一般地收，高尔夫球场征去的林地至今没有补偿。所以，沙村有部分失业的村民对外商不满。尽管外商在沙村所在地区的投资普遍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而且沙村的劳动力已有约 80%在外商投资项目中就业。 根据外商与沙村所在市国土局 1991 年拟定的预征土地协议，外商以水田每亩 66000 元，旱地每亩 33000 元，山地每亩10000 元的价格补偿给国土局，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青苗补偿、劳动力安置补助费、附着物补偿费、农田水利集资费、定购粮基金、口粮差价基金。实际情况如何，因为资料不齐，不得而知。集体投资连
22、连失利，使一部分人的村内收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又使一部分人多了选择机会，增加了收入。特别是有些人增加了水平不低的来历不明收入。沙村村民的生活逐渐出现贫富分化。目前，沙村有用二百几万修建祖屋的富人；也有月底要去小士多店赊口粮的贫民；只要夫妻中有一个找到工作做的，三餐也不忧；两夫妻都有工做，日子就过得平稳安乐。 村民还是喜欢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可以八仙过海各现神通。只要不犯法，抓住机会就上。机会要靠广泛的关系网络才能抓住。一些胆大聪明勤快的村民主动出击四处联系交朋友，以期获得信息或是分享各种资源。村中的几个首富都是从包工头做起，有长年在外包工程的，有承包沙村石场的，也有在征
23、地中获得钜额青苗赔偿费后从事工程业的。做工程，一时间成为赚钱的代名词。改革以来，工程的水分多，已是大陆民众的常识。只要有关系，就能揽工程赚大钱。揽工程就是拉关系。对农村来讲犹为如此，农村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于城市，除务农外的技术性工作，农民懂得最多的还是盖房子，这个传统行业在农村有一批熟练工匠。农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修新楼。征地的收入，使得沙村一带的农民有条件旧房换新楼、小屋变大厦。鹊起的建楼潮，忙坏了村里的建筑工匠，为应付越来越多的工程，工匠中有点资金和胆识的，就拉起了小队伍搞承包。村中最有钱的王氏兄弟和郭某就这样白手起家做起来。后来，郭将服务范围扩展到了外面，不再在沙村做工程。实际上最重要
24、的工作就是拉关系。沙村一个叶姓老板，近十年时间以低价承包了沙村两个石场。村中传说他与书记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往来，比如帮书记还赌债等。按理说，他利用各种手段借用权力资源获取暴利，在某种意义上侵吞了集体资源，村民在心理上也应该反感。奇怪的是，村民却并不怎么恨他，反而一些村民还对他有敬佩之意。大部分的村民靠打工、做小生意和跑船运积累家财，还有十几户人承包了村里的荔枝林。种荔枝辛苦一年赚得也不多，还要看老天爷。有门路找到工做，有稳定收入就最理想。1992 年、1993 年时建筑业很兴旺，石场生意很好，沙村人积极买船跑水运运送石材沙石很是红火，跑一次往返三天时间赚千多元轻易而举，有的村民说那段时间甚至
25、一天可以赚到三千元。1996 年后，运输业不景气起来，很多以前开船的男人找不到工程，就赋闲在家，这些中年男人不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平时就聚在一起打牌打台球赌博，家中女人有工作的，倒也没甚么，两夫妻没工做的，就只有吃老本。2000 年 5 月石场清场后，对大多数村民的经济都没甚么影响，村民认为不关也没钱发；对少数跑水运的家庭来说就是个打击，船空闲着没有用，男人也停工在家，主要收入来源被截断，一时间找不到其它事做，村委招聘干部位置有限，没有关系还进不去。有二十来家村民在这时掀起了个建楼的小高潮。一边听人叫穷一边见到这么多人新起楼宇，好不让人费解。村民却觉得很正常，平时很忙，没有闲工夫打点这些，现在
26、没事做，又有积蓄，当然要起楼啦！ 越是困难，如何赚钱就越变得让人费尽心神。村民做的一些小生意，显现出村民对投资的谨慎和计算的精细，这些品格与集体行为的草率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位原在村里做过多年会计又在村水电站做过出纳的老村民根叔，在村撤消水电站后，在牛湾码头附近开了个小沙场，投资才一万多元。他详细地对我讲述了开沙场的过程：他先联系在镇里做事的老朋友，征询各种意见，有朋友认为做沙场好，而且保证介绍人买他的沙。顶下别人的沙场要花多少钱，一方沙能赚多少，怎样请工人，怎样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用甚么方法可以节约成本，一月要卖多少方沙才能维持正常动作，他都一一计算过。沙场运作第一年，根叔赚回本钱，扣除日常开销
27、外，还赚了部手机。后来因为沙场所在地要建大工程，根叔退了出来，根叔停止沙场生意时，沙村还欠根叔万多元沙款。 大多数沙村人都很勤劳，舍得为家庭奔波。也有些好吃懒做，对工作又挑三捡四的，一旦村停止发放生活费后，就日显窘迫。有一位村民这样评述沙村村民：征了地有钱分，那些人不会想到，没眼光，也看不到这样的环境不会好长，拿着钱也不珍惜，大手大脚浪费得很，钱要珍惜的嘛，要投资才能钱生钱！有些人穷，抵他穷，他没工做，好心帮他在石场找到工作，他还摆架子认为自己是做技术的怎么可以做力气活。这个村民讲得也是事实。沙村在征地后的几年中赌博成风，大笔银钱输给外面来的人。沙村也确实有几个游手好闲，没有家底，还靠老婆养的
28、男子，这种人在村里不能博得其它人的同情。让村民同情叹息的，是那些已失去劳动力的孤寡老人，是那几家只剩些老弱病残没有能力挣取生活的穷困户。有一个老党员的凄苦景况，更成为人人都要引述的例子。村民引述他的例子，借此表明目前的沙村有多么不公平，集体有多么不关心村民，做了那么多年的党员还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太平盛世中，一般人很少会为银钱挺而走险。但现在，据说村里有人冒险运输走私油，有人在外省与人合作翻制三级片，有各种参与非法活动的人。有意思的是，村民对此倒没甚么意见，认为大家都是求生活。一位妇女讲，如果她老公不是在前年底找到份工，也只有跟人去走私油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村民的道德观与法律观念有出入。口头
29、上，村民也讲法，事实上村民对法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解。实际操作中，合法与否，不是决定行为的标准；可不可以做，才是决定行为的关键，这个标准与法的标准尺度不同，这个标准更为宽容。杀人放火做不得，走私漏税却可以悄悄做。为商住楼销售出谋划策的程苏说：一开发，我就主动找四个兄弟来开会，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即是共产主义时代，将来要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转变阶段属于混乱阶段，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找它一笔钱，将来就麻烦，当然不是打砸抢，在混乱阶段有好多东西，比如可以偷税漏税，但是一旦逐步建成了那个制度，找钱就比较艰难了。在开发时，就算打穿头都要在这几年找笔钱。这种心理已普遍在村民和干部心中扎了根。村民间形成的共同评
30、价标准，不仅适于个人行为，也适于集体行为。村民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评判事件，这使得法的监督力量在农村大打折扣。一方面掌权者可以瞒天过海肆意而为；另一方面村民虽然意见多多却依然容忍。只是，当各人掠食机会不平等，尤其是干部与普通村民间掠食机会不平等时，冲突就发生了。 或许有干部上台之初也抱着为民为社区报务的心理，并非一早就策划好怎样掠夺集体财产。但发生在沙村所在地区甚至整个大陆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得不让人拋开揣测个人本性善恶的问题，而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为甚么民众会认为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无论甚么人掌握权力，其结果大致都会差不多？ 村民共同评价标准的产生，可以看到沙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混乱不合理。
31、掠食在一般人心里成为可以做的事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出现这各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行为已相当普遍；二是对被集中的权力基本上谈不上有甚么监督约束力量。而这后一点，更隐藏着一个非理性的预设：集体的领导者本性公正无私、才德兼备。 四、基础破裂：村民对集体的失望 集体一直是农村社会主义的基础。村中干部就以集体的化身、代言人来体现党领导村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这一基础发生很大变化。 初入沙村，就闻到村民与干部间强烈的火药味。因集体资源分配而衍生出的冲突纠缠不清。征地之前，集体所有的船运业和石场承包给了个人，村民也包产到户各自单干，干部与村民在公社化高度集中劳动中形成的
32、依赖关系已经破裂，人与人之间轻松相处。群众有时也会对干部不满，但并不牵涉到普遍的利益，所以干部与村民之间关系还可以说是疏松中还有和谐。 然而一个原本可以为村民带来极大利益的发展机遇，却使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对立起来。原因是，征地所得的新财富将村民与干部重新绑在集体经济的船上，而权力的性质及其追求的目标已发生根本变化。按规定，村所得的征地款要提留 50%以上来作为发展资金。这个规定的前提是认为：农民自身处理经济的能力不强，钱分配后，资金分散不利于发展；也可以防止村民使用不正当；集体提留起来，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保障村民以后的生活。在讨论征地款分配方案的社员大会上，大部分村民也同意这个规定
33、，认为由集体来操作，赚了钱有得分，自己可以坐享其成。悲剧的前奏往往都甜蜜动人。沙村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如果不是当初将一切都设想得太美好，今天的沙村人也不会如此失落。这个有关今后幸福生活的规定，一开始就错在制订者、执行者和普通村民都低估了个体农民的能力而高估了集体的能力，没有认识到集体的领导者同样是没有做过大额投资的农民。 在对个人与集体能力的评价中，社会公正的原则就已经被历史遗留下来的偏见和习惯拋在了一边。 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重群体而轻个人，人是群体的人，是群体的财产，为了群体的利益应不惜牺牲个人。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需要，也促使官方文化大力宣扬集体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宣扬领导者代表集体，他们的
34、行为是集体行为，他们的能力和决定不容置疑，一切个人利益都要服从集体利益。这是一个系统的意识形态预设。它假设了掌握现行体制权力的领导者一定是社会中可信赖的精英，他们都公正无私且才德皆在普通人之上；领导决定是不能怀疑的；上级领导者选定的下级领导者必定是最佳人选。 既然集体的领导者都公正无私，法律和监督对他们来讲，就是多余。所以不难理解现实中司法力量的软弱。现行的法律实质上对打着集体旗号的种种行为无可奈何。集体的观念，在大陆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着思想领域的主流，在现实社会中更被许多人当作滥用权力的借口，而集体就为借用人带来无穷好处。 沙村村委领导下的一次次集体投资，都是在发财的激情锣鼓中开场，几个跑龙套
35、的才出来亮个相，就草草收场了，没有一次不蚀本。而沙村村民自己在外做生意的，大多可以得到些回报。村民在投资过程中谨慎精细又捱得苦，相比之下，村委的举动任性草率，似乎没想过投资也有风险，而且处处夹杂着个人私利的算盘。他们不是缺乏生意头脑，村委们自家搞生意成功的就不少。为甚么会这样呢？根叔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自己的生意，当然要用心机啦。为集体做，做了也不是你的。 集体的力量在许多时候强于个人力量，但集体力量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个体力量的叠加，集体内部的整合结果也可能是正负抵消。集体和个人在社会公正原则面前是平等的，不能藉以某一方控制压抑另一方。可惜的是，集体高于个人作为官方文化，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
36、，都铺天盖地摆设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 集体，其实是没有一个确定实体的虚词，最终仍以个人作代表，像一个实体似地做出决定或行使权利。在沙村，集体既实在又虚，甚么时候实甚么时候虚，就要看场合了。 五十多年来的农村行政体制都是书记说了算，一张嘴话事，第二把手只是个陪衬。这倒也培养出了书记或第一把手的主人翁精神。书记说：哼，他算甚么？我还有一百五十亩田时，书记全权代表了整个村集体。这个精神也表现在对村集体的投资项目做出决定的过程中。通常书记有了想法后，会预先与村委其它几个支委开小会讨论，然后召开党员大会或村民大会，将村委的决定知会村民一声。下面的人有没有意见不重要，因为村委干部认为群众的素质不
37、高，不一定能理解村委的决定。召开大会只是形式上需要。实际上是村委几个人甚或某个人代表集体做了决定，此时的集体是实在的，包含有几个或一个实体人物。 投资失败后，干部说这是集体的决定，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这时集体变得虚幻起来。在集体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为投资行为负责的实在个体，集体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推辞。在一个现代企业中，项目的负责人可能因为某个项目失败而被追究责任。但在我们的体制中，因为集体领导正确的预设，所以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除非发生重大事故，上级指示追究领导者的责任。至于投资失败，在投资有风险的掩盖下，鲜有被追究责任的。在农村，向一个虚词集体，追究投资责任，得来的也只是无关痛
38、痒的几句检讨。 无法追究集体责任，实际上是掌权者利用权力来遮闭自己、隐瞒真相、推御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集体高于个人实际上成为权力者制造社会不公正的籍口。集体的投资行为成了干部用来掠食的手段。但在没有外来力量追究干部掠食前，掌权者依然可以在集体的掩体里进进出出，演一幕幕投资闹剧。比官员掠食更为可怕的，是长期依赖集体的民众对集体失去信任。沙村人为集体高于个人的逻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眼见着一笔笔资金落花流水般不知所踪，村民对集体的依赖就转变成极度的不信任，表面上是对现任村委干部不信任，实际上是对进入集体领导中心的任何人都不予以信任。 对集体的失望，慢慢演变成对干部的反感，甚至产生对抗情绪。干群关系日
39、趋恶化。无论干部还是村民，都生活在远离理智的社会不公正里。在这样的环境中，村民很少能分享权力的掠食机会，而干部的行为也受到村民夸大的指责。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村民开始有意违反公正原则来评价干部的某些行为。对村民刺激最小的一项大工程，是 2000 年建成的广播电视大楼。这个名最初由村委干部叫响，后来普及全村。所谓广播电视大楼，实质上是由广州某电视台一个中层干部牵头，组织一批广州人在这里出资修建的住宅楼。沙村卖土地，负责代理建筑事务等。建楼的钱不由村里出，村民也就不太关心。即使如此，村民在大楼建成后也颇多微词，嫌村里赚的钱太少。有党员讲，在党支部大会上讨论时，书记提出这幢楼准备以 1300 元一
40、平方米的价格来计算。其时，沙村所在地区住宅的建筑成本在 500-600 元之间，书记夸下的海口，当然不能被投资者接受。经过磋商，双方订下包括土地等所有费用在内的价格：每平方米 1000 元。这个价位比预期的少了 300 元。本来，市道的情况村民也清楚，卖 1300 元是不可能的。但多年来的积怨、生活中出现的艰苦，使村民再次指责村干部不守信用，欺骗群众。村民这次的指责，可以说是强词夺理。当问及几个村民是否了解建筑行情时，他们都表示很清楚，但那些干部说过要卖 1300 元的，没有卖得到，就是欺骗。这些村民并没有失去理智，这只是村民在无奈中采取的策略，以期加强外界对书记或其它甚么人的不满。以不公正来
41、对付不公正，让人觉得可怕。当一个社会处处都充斥着这种戾气的时候，就已经危机四伏了。村民对干部行为的不满情绪，衍生到村的其它政策。只要是支出的项目，从村委管理费、公款吃喝费，到教育福利支出，都会有人提出批评。管理费、吃喝费用高是事实，批评得有理。对教育福利支出的批评就颇让人费解。 随着新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才的涌入，沙村村民已意识到自身文化技能的不足。现在村民一致认为教育重要，中青年一代的父母也愿意为子女教育花钱。但在评论村对教育事业的支出时，他们却普遍抱怨村每年用于小学校的钱太多，教师工资太高，有一千元那么多。事实上，村用于小学校的资金（包括聘用教师工资及各项费用在内），一年十五万左右，199
42、6 年度对小学校的支出只占当年总支出的 3.63%，1997 年为 4.12%。 近期，村民对教育支出的意见集中在新建教学楼事件上。2000 年 3 月左右，村集体囊中空空时，管委会教育办提出沙村小学与邻村小学合并，在沙村小学修建一栋新的教学楼，教育办出资三十万，管委会出资五十万，邻村几十万，沙村五十万。教学楼最初预算是一百七十多万，最后需要大约二百万。尽管改善教学条件对沙村有利，但对一些村民来说，这是笔无谓的投资。 村民对教育支出普遍抱有意见，一是怀疑干部在教学楼修建中获利，二是集体发的钱越来越少，想从教育经费中节约开支。后一个原因，让人觉得悲哀。一年十五万左右的小学教育支出，即使全部拿来分
43、给村民，一个人也只分得到一百二十多元。绝大多数村民生活也算小康，一百多元还不够交一个月的手机费。村民对教育支出意见的自相矛盾，主要是体现了村民对集体和当权者的不信任。 个人的行为自己可以控制，个体认为甚么事值得就做甚么，个体的投资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一定安全感。而集体的行为，村民个人不能控制，集体的利益分配也不能保证对个体公平。集体财产为集体所有，也即为集体中的每个成员所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者是一个个村民，它的使用权却是集体，行使使用权的是模糊不定的集体领导者。这有点像股份制。与股份制不同的是，不论大小的股东都有权选择参与或退出。集体财产不同，它是几十年来由村民不分彼此共同累积起来的，要公正地将股
44、权分还给村民很难，因为全村老少一千多人在财产的创造中贡献不同，政策也不可能允许村民瓜分，村民没有权利选择退股，除非自动弃权。所以，好的集体对村民来讲就是：有钱分。村里流行着一个有关集体的生动比喻：集体好比一家之父，村民是他的子女，父亲找得到钱，儿女才会去亲近他，他才能将儿女拉拢在一起；父亲找不到钱，当然就没人理他了。现在集体找不到钱，也就失去了亲和力。村民也像干部一样，应着不同的场景出入集体。做人有如斯的儿女，是大不幸。集体有这样的分子，是自讨苦吃。 村民不能自由组织经济活动的时候，只能从集体的大锅里分饭吃，这时的集体有号召力；现在村民知道集体靠不住，又各有赚钱的门路，所以分子并不都要依赖集体
45、，此时的集体不再是保命的米饭，而只是外带的一桌菜肴，不过有人手快抢了山珍海味，有人手慢只捡了条青菜，就此吵吵囔囔起来。集体在沙村已经失去它原有的含义，变成干部和村民根据需要随意进出的场所。一旦它手中掌握的资源枯竭，徒具一副空壳，就对分子们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有号召力。树倒猕狲散时，还高唱把一切奉献给集体，也无事于补。 集体高于个人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在现实中已很难再演绎下去，整个国家和普通民众为了这样的一种逻辑付出了何其惨痛的代价，而且代价还在继续支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用这个逻辑来支持。 不过，沙村村民觉醒到不能依赖集体，让人看到希望。当集体经济慢慢萎缩，集体经济时代产生的组织机构也会逐
46、渐失去力量，要么随着形势转变功能，要么被取代，要么放弃对富裕的追求回到集体的硬壳里。五、权力腐败：既然已经烂了，就让他烂到底 干部的权力在条文中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但权力在沙村，更像魔力。拥有它的人，不由自主滋生出魔性；受它感召的人，用尽种种手段接近。每向权力迈近一步，就多生出一分疯狂。每在这时，就不知是权力腐败导致混乱疯狂，还是混乱疯狂导致权力腐败。 权力本身没有正邪之分，只在被人使用时才具有伦理意义。换言之，使用者的行为决定了权力的正面或负面效应。滥用权力者，在不同制度的各个国家都不乏其人。一个社会，监督机制相对完善，制度、公众舆论和道德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迫掌权者规范自身的行为，可以减少
47、许多以权谋私的机会。倘若监督不力，有许多空子可钻，那么以权谋私、渎职掠食的官员层出不穷也不足为怪。沙村的权力组织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迎来了巨变。村民的经济活动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村的管理沿用的还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组织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机构已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了。但沙村仅仅是一个小村子，在国家没有颁令改制之前，它又岂能擅自改变现行的组织结构？何况，当权者也不愿意改变，因为，这个过时的组织，可以为他们带来掠食机会。当权者正是在这个漏洞百出、滞后过时的组织机构里，将权力变换成金钱、地位、方便和保护等种种实际利益。 沙村最平常、最公开的掠食行为，是用公款吃喝玩乐。吃喝风在征地后的
48、头四年最厉害。整个镇的干部都崇尚出去吃吃玩玩。上面一有人来，村委几个干部都去作陪。因为多数以签单的方式记帐，干部私宴几个朋友，签了单也无人知。膳食费签单累积起来，数目惊人。仅仅三、四个有权签单的要委，有时一个月签的膳食费就达十万多元。村里有三台车也都被酒店拖走用来抵帐。 公款吃喝风养活了许多餐馆，带旺了发廊和娱乐业。鼎盛时期，娱乐点金村的三陪小姐就达二千多人，当时整个镇的人口才两万多。吃饭要有小姐陪才有乐趣。请一个小姐陪吃，包吃包喝还要给一百元。村民说那时候掏一百元轻松平常得很，一点也不心痛。1998 年时，我与几个村民在南北台的船上吃饭，他们叫了两个小姐，一人十元。经济不好，小姐也降了价。
49、陪人吃饭，多数要请小姐的。外省来的女子漂亮，花点钱也值得。再说，多少生意和交易都是在歌厅里酒桌上达成。会玩会应酬，在男性村民眼里，是能力的表现。沙村的书记有一晚在某娱乐城的包间里，陪着一个年轻女子高歌之后，感叹道：男人连这些都不懂，成不了大事。以这种方式来成事，社会成本高得荒唐。 村民见到干部公款吃喝、出外旅游得厉害，很是不满，又担心干部们将村里的钱花了，就吵闹起来，要求村里把提留起来的那部分征地款发放给个人。其它村情形相似。条条村的村民都向管委会要求分钱。最后，管委会放开集体提留 50%的限制，让各村自行决定发放额度。沙村决定分配征地款的 80%到户。 吃喝在村民和干部的眼中不算是贪污。实际如何？从效果来看，吃喝和非法将财富纳入个人口袋都造成集体财产大量流失，都属于掠食。官员总是借口工作需要来把公款吃喝合法化。签个名，笔笔膳费就有单有据了。请了甚么人，花了多少钱，全凭口说，中间没有一个环节不可被人利用。披着合法外衣的背后，是连吃带拿、报大金额、甚至有人从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