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评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答：以治“春秋公羊学”而名闻天下的董仲舒在维护大一统思想原则指导下，融合阴阳五行之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董仲舒认为政治上的专制统治，需要以思想文化教育上的专制主义为辅翼，于是他从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立场上，论证了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的必要性。董仲舒的建议，正符合大一统政治的火候。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得以确立，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术为本，儒学成为统一为指导思想，并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去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对人民实行思想教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对中国古
2、代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独尊儒术”宏观文教政策的实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统于一尊，孔子成为知识界尊崇的偶像，儒家经典成为士人必读的教条。尽管从实质上说“独尊儒术”与秦代的“以法为教”都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都有限制学术文化自由发展的消极作用。但是，随着“独尊儒术”宏观政策的推广，儒家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逐渐深入人心，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并对封建社会的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逐渐成为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其次，随着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儒家经学也在教育领域取得绝对控制权，并且成为知识和修养的
3、象征。经学的昌盛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教学目的、内容及教材空前地统一起来，学校教育基本上成了经学的教育。这是汉代教育的重要特点，对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教育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次，“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使得原先的诸子百家之争一转而为儒家内部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学为古代篆文书写，其特点是按字义讲经，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偏重名物考证，未被立为官学，仅于民间私家传授。今文经学为汉代隶书所抄，重“微言大义”，多和谶纬结合，迷信、繁琐且多所穿凿，但它却为朝廷所提倡，立为官学。汉代文化教育领域虽以“独尊儒术”为旗帜，但在实际施政中推行的是“以儒为主，杂以刑法”的政策。董仲舒虽说要“任德
4、远刑”，但并没有贬低刑法的地位，他只是以春秋经义来折狱，在刑法上涂了一层神学化的儒学色彩。汉武帝也是既尊儒术，又重用刑法之士。此外，独尊儒术的路线建立后，诸子百家之学仍没有完全撤出社会意识形态阵地。汉宣帝曾对他的儿子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此，汉代虽极力推崇儒术，对百家之学并没有采取完全排斥的政策。二、评述蔡元培民国初年提出的五育教育方针。答：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是与他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的。他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现象世界是相对的，受时间、空间以及因果关系制约，是可以经验的；实体世界是绝对的，不受因果律制约，无时间、空间之可言，是超越经验、超越政治的。他认为沟通两
5、个世界主要靠教育：“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他把教育分属于两个世界：属于现象世界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属于实体世界的则有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前三者隶属于政治，是以追求现世幸福为目的；后二者超秩乎政治，以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为目的。“五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达于实体世界的最高境界，这样才能使“共和国民”具有“健全之人格”。军国民教育即军事体育。这一方面是当时“行举国皆兵之制”，外御列强，内抑军阀的需要；另一方面体育又是养成健全人格所必需，因为“健全之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 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它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主要给人以各
6、种普通科学文化知识、实业知识和技能，并训练学生积极思维，对事认真的科学态度。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军国民教育与实利主义教育虽是强兵富国之道，但兵强可能导致对内私斗，对外侵略；国富可能造成贫富悬殊，因此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公民道德的要旨，是法兰西革命所揭橥的“自由、平等、博爱”。公民道德教育崇高的目标是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公而忘私的思想。世界观教育被蔡元培视为教育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培养人们一种立足于现象世界但又能超脱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的观念和精神境界。美感教育即美育。“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感，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可以去私忘我，净化人的心灵；可以美化人生，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的享受，达到人生之最高境界。所以美育“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是一个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他曾经借用人体各种机能的协调作用，进行形象说明：“譬之身体，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于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于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