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方东树的“近代”诗学批评 郭青林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 作为诗学理论的现实基础, 方东树对清代前中期诗学流派均有不同程度的批评, 其主要特征:一是立足师古, 崇雅贬俗、崇真黜伪;二是立足诗歌创作, 强调创作与批评相统一。方东树对“近代”诸家的批评, 虽不免武断, 但却体现了他对时代诗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商榷前藻, 发明诗学奥旨, 以期金针度人之心理诉求, 是其著述昭昧詹言的主要动机。关键词： 桐城派; 方东树; 昭昧詹言; 清代诗学; 作者简介：郭青林, 男, 安徽庐江人,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收稿日期：2017-06-10基金：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方东
2、树诗歌史论研究” (SK2015384) Received： 2017-06-10方东树一生主要生活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正值清季由盛转衰之际。此间诗坛出现的诗学流派主要有浙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桐城派等, 它们的诗论均针对时弊而发, 并力图解决所面临的诗学问题, 但因矫枉过正, 争讼不断, 对此, 方东树均作了或隐或显的批评。他认为:“近代真知诗文, 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者。”146 此话虽有尊崇桐城地域文学传统之意, 但也可见其对“近代”诸家诗学是经历过一个辨别、比较、反思的思维过程。任何诗学思想总是以对时代诗学问题的思考为基础, 否则就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方
3、东树的诗学理论就是建立在对“近代”诗学批判基础之上的。本文主要讨论方东树对“近代”诗学的批评, 并借其对时代诗学问题的回答, 揭示其诗学批评的一些重要特征。一、方东树对清前期诗学之批评由明入清, 因时势的动荡, 政权的更迭, 学术由空谈心性转向经世之学, 在文学上的影响, 就是对社会功用的强调。在此形势下, 诗歌兴寄讽喻传统, 在明代失落的诗歌政教精神又被重新倡导。遗民诗人们感怀念乱, 既有讽喻吟志, 寄怀托兴之作, 又有议论时事, 抒写怀抱之诗。“情以独至为真, 文以范古为美” (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2) 作为七子诗学后裔, 云间 西泠派论诗虽以复古为指归, 其诗歌抒写的却是自己在鼎革之际时的
4、“至情”。时势变换推动诗学倾向的转变, 正如叶燮所言, “明之季, 凡称诗者咸尊盛唐, 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 (叶燮三径草序3) 清初诎唐尊宋, 原是以宋诗救明人学唐之失, 也与明清之际文人的忧患意识相关。明诗以前后七子为主, 宗奉汉魏、盛唐, 清诗则流派众多, 虽有宗宋宗唐之争, 但大体趋势为祧唐祢宋, 就其有重大影响言之, 主要有虞山诗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等, 其开创者大多曾执文坛之权柄, 是方东树所关注重点对象。虞山诗派的开创者为钱谦益, 他被视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4, 是清代宗宋诗风形成的领军人物。乔亿说其“力抵弘正诸公, 始缵宋人余绪, 诸老继之, 皆名唐而实宋,
5、 此风气一大变也。”5牧斋论诗深受杜甫影响, 主张别裁伪体, 转益多师, 兼取唐宋, 重在变化, 反对七子派“矜声律, 较时代” (钱谦益陈古公诗集序 6卷十八) , 规模形似之习, 斥竟陵之作为鬼语、兵象, 以为“古今之诗, 总萃于唐, 而畅遂于宋” (邹镃牧斋有学集序7) , 肯定宋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他认为“诗者情之发于声音者也” 6卷十九“有真好色有真怨诽, 而天下始有真诗。”诗歌是性情的表现, 有真性情才有真诗, 否则便是“无诗”、“伪诗”。诗以性情为本, 却不离世运与学问的融合, “学殖以深其根, 养气以充其志, 发皇乎忠孝恻怛之心, 陶冶乎温柔敦厚之教。其征兆在性情, 在学问,
6、而其根柢则在乎天地世运, 阴阳剥复之几微。” 6卷十八牧斋生在明末, 论诗注重会通, 兼有七子“拟议变化”及公安“独抒性灵”之旨而无偏失。诗歌创作上, 牧斋出入中、晚唐及宋、元诸家7, 尤以杜甫、李商隐、苏轼、陆游为主, 诗风繁缛、宏肆、雄厚, 得杜甫之沉郁、李商隐之密丽、苏轼之豪迈、陆游之清新。方东树对钱谦益诗论亦颇有微词:钱牧翁讥山谷为不善学杜, 以为未能得杜真气脉, 其言似也。但杜之真气脉, 钱亦未能读耳。观于空同之生吞活剥, 方知山谷真为善学, 钱不足以知之。但山谷所得于杜, 专取其苦涩惨淡、律脉严峭一种平心而论, 山谷之学杜、韩, 所得甚深, 非空同、牧斋之抚取声音笑貌者所及知也。姜
7、坞先生云:“士衡拟古, 蒙所未喻。其于前人章句, 想倍诵有余, 何尝诣深妙也。往时钱受之诋李、何诸人, 形模汉、魏, 而举陆十二首, 为善学古人。”其徒冯班复云:“士衡学十九首, 如捕龙蛇, 博虎豹, 急与之角而力不暇。”一师一弟, 率皆盲语瞎赞。愚谓钱、冯所论, 诚如姚所讥。对山谷学杜, 牧斋以为, “鲁直之学杜也, 不知杜之真脉络, 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 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 以为得杜衣钵, 此所谓旁门小径也。弘正之学杜者, 生吞活剥, 以寻扯为家当, 此鲁直之隔日虐也。” (钱谦益读杜小笺序8) 方东树以为山谷学杜虽得其一端, 却是从自身才学入手, 取其用功深处, 故所得是为
8、“真气脉”, 钱谦益则把山谷学杜之“横空排奡、奇句硬语”当作旁门小技, 殊不知这正是山谷学杜“苦涩惨淡、律脉严峭”之得力处。钱谦益及其弟子冯班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 在他看来实为不得要领。对牧斋诗歌创作, 他以为:钱牧斋极服王简栖头阤寺碑, 故其作诗多用禅典, 最俗而可憎厌。其病亦沿于东坡, 而源于辋川。王为释氏作文, 不得不耳, 非以概施之也。阎百诗于文章之事无与, 然其言有精当可取者。如云:“古文宜本色, 而牧斋则点染矣;宜单行, 而牧斋则排偶矣。”此言亦可通之于诗。诗可以点染排偶矣, 然循而为之, 则入卑俗。148他批评牧斋诗歌多用禅典及点染、排偶之习, 认为其俗而可憎。“至佛典字宜戒用。
9、近日如钱牧翁, 则但见习气可憎, 令人欲哕。”“若使事重滞, 见事不见我, 如钱牧翁、王阮亭多有此病。”1377-378王士祯作为康熙诗坛“一代正宗”, 论诗独标“神韵”之说, 他本司空图、严羽“妙在酸咸之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旨, 主张诗歌朦胧含蓄, 有言外之意, 味外之味, 风格清远冲淡, 自然华妙。他以“典”、“远”、“谐”、“则”来概括“神韵”诗的基本特点, 即典雅、意远、音谐、绮丽而不失正。士祯论诗还重视根柢和兴会、学问和性情的关系, 他认为:“夫诗之道, 有根柢焉, 有兴会焉, 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 水中之月, 相中之色, 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
10、, 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 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求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 兴会发于性情。”9又说:“司空表圣云: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此性情之说也。杨子云云:读千赋则能赋, 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而行, 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 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 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10学问深厚, 才会有根柢, 有根柢才会有性情之表现, 兴会之产生, 四者是统一的。因为重视“神韵”, 王士祯作诗多取法于王维、孟浩然之山水田园诗, 又因重视学问, 诗中又多用典故。方东树对此深为不满, “王阮亭专标神韵, 此又非也。导人作伪诗懦词, 终生不见大家笔力兴象气脉
11、矣。如山水清音, 园中林下之秀, 岂足尽天地之奇观乎。”批评其诗缺少“大家笔力兴象气脉”, 只顾写“山水清音, 园中林下之秀”129。对于用典, 他说:“阮亭用事, 多出饾饤, 于读书有得, 溢出为奇者迥不侔。今人未尝读一书, 而徒恃贩卖餖饤, 故多不切不确;切矣确矣, 往往又磊磋不合。”认为其有堆砌典故, 使事不切不合之病。“作诗必用本题故典及字句作料, 乃是钝根。王阮亭乃一生不悟。”146 他批评“典、远、谐、则”四法, 认为“阮亭标典、远、谐、则四法, 求之小谢, 可谓尽之。然便专求之四法, 而略彼神明, 亦终是作伪诗死诗而亡。阮亭盖未能证是也。”1187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方东树对王
12、士祯诗论及其创作虽多有批评, 但并不是全盘否定, 在昭昧詹言中他对其诗学思想也作了批判性地吸收, 如其对于五古、七古的批评就是建立在王士祯古诗选的选本批评体系之上的。在清初诗坛, 朱彝尊与王士祯齐名, 时称“南朱北王”, 一般以他为浙派诗的开山之祖11, 论诗主张“言志”与“缘情”的统一, 合乎儒家诗教。“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 诗亦至焉。古之君子, 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 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 皆诗之不可已者也。” (与高念祖论诗书 12卷三十一) 又说:“缘情以为诗, 诗之所由作, 其情之不容已者乎!情之挚者, 诗未有不工者也。” (钱舍人诗序 12卷三十七) “且夫
13、诗也者, 缘情以为言, 而可通之于政也。其用情也挚, 斯温柔敦厚之教生焉。” (忆雪楼诗集序 12卷三十九) 他反对规模古人, 毫无性情之作, “今世之为诗者, 或漫无所感于中, 惟用之往来酬酢之际, 仆尝病之。” (与高念祖论诗书 12卷三十一) “三十年来, 海内谈诗者, 每过于规仿古人, 又或随声逐影, 趋当世之好, 于是己之性情汩焉不出。” (叶指挥诗序 12卷三十七) 他主张博学古人, “诗篇虽小技, 其源本经史, 必也万卷储, 始足供驱使。别材非关学, 严叟不晓事。” (斋中读书12卷二十一) “故予论诗, 必以取材博者为尚” (鹊华山人诗集序 12卷三) 。他虽重学问却反对学宋,
14、 “上舍务以六代三唐为师, 勿堕宋人流派” (李上舍瓦缶集序 12卷三十九) , 认为宋诗粗鄙不雅, “吾观赵宋来, 诸家匪一体纷纷流派别, 往往近粗鄙” (斋中读书 12卷二十一) 。从其诗歌创作来看, 朱彝尊前期抗清、游幕期间, 宗主唐音, 多写国运民谟, 身世际遇及豪情壮志, 情思浓郁, 意义深刻。后期仕清、归田时取法宋调, 但多酬唱交际、模山范水之作, 远离现实, 苍白空泛。方东树把他与王士祯放在一起批评, “阮亭、竹垞多料语亲贴门面, 肤滥不精, 苟以炫博而已。乍看已无过人处, 入而索之, 了无真情胜慨, 所谓使君肥如瓠而内实粗者也。大约其用心浮浅, 气骨实轻。”认为其弊同王士祯一样
15、, “引人作伪诗则有余, 导人以求古则不足”, 甚至以为, “若竹垞, 竟一无可取, 凡与余兹编所说, 皆彼所未闻也”145。二、方东树对清中叶诗学之批评格调派的出现主要是为矫正浙派末流学宋之弊、补充神韵之失及针砭性灵派之诗论。其倡导者为沈德潜。沈德潜论诗一主“温柔敦厚”之诗教, 一主“格调”之说, 其影响较大的是后者, 其所谓的“格调”说, 不外是宗盛唐之音、主复古之调, 较之明七子诗学, 几无创见13281。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云:“沈确士唐诗别裁, 取择既陋, 持论更伧, 其去三家村不远。又然其语亦有可采者, 须分别观之, 未可没也。如云:初唐事多而寡用之, 情多而简出之。特每篇结句, 不
16、无浅率之弊, 为风气所囿耳。此不易之论也。”1385 他认为沈德潜唐诗别裁选诗虽陋, 持论亦伧, 但也有可取之处, 因此, 他在昭昧詹言卷十二附论诸家诗话中, 共录其诗话 59 则, 占所录全部诗话四分之一强, 并且都不加按语相纠, 可见东树对其有关诗法及历代名家的评论多有赞同。他对沈德潜批评不似钱谦益、王士祯那样激烈, 原因可能有二:其一, 德潜论诗力主温柔敦厚, 不违风雅之道, 重视规格法度等, 多与东树相合;其二, 与其对袁枚的态度有关。他骂袁枚“如近人某某, 随口率意, 荡灭典则, 风行流传, 使风雅之道, 几于断绝。 (断绝下抄有“所谓向无佛处称尊”) 而后一二厌古者, 起而与之相持
17、, 而才又不能敌之”117, 而沈德潜就是这“一二厌古者”之一。汪绍楹以为方东树以“桐城文派”诗与沈德潜“格调”派相呼应1541, 如以此观之, 方东树对沈德潜批评不多自是情理之中。袁枚论诗主“性灵”一说, 持论多与沈德潜相悖。他说:“诗之为道, 标举性灵, 发抒怀抱。” 14卷十二其“性灵”本于诗人的“赤子之心”, “余尝谓, 诗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14卷三。“赤子之心”即李贽之“童心”, 故“性灵”说在精神上与李贽、公安派同质, 重视对自由性情的直接抒写, 不受正统观念的束缚。“余最喜言情之作, 读之如桓子野闻歌, 辄唤奈何。”14卷十“诗者, 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 而后有
18、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 莫如男女。”15526 因所言之“情”又多为夫妇、男女之情, 又与公安派俚俗之习相类。他说:“凡作诗者, 各有身份, 亦各有心胸。” 14卷四主张他认为“凡诗之传者, 都是性灵, 不关堆垛”, 14卷三又以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 主张“求诗于书中, 得诗于书外” 14卷四既强调读书问学的必要性, 又强调不被书所拘, 反对“抄书”而不写“性灵”之作。他认为关键在于要善学, “人能取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 则诸弊尽捐”对“神韵”说、“格调”说及翁方纲“肌理”说深为不满, 批评它们“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 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 谓之贫贱骄人;
19、故意走宋人冷径者, 谓之乞儿搬家;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 谓之骨董开店。” 14卷五“提笔先须问性情, 风裁休划宋元明。”1562 他以“性情”为标准, 反对以时代划分诗体, 区别唐宋, 他主变求新, “唐人学汉魏, 变汉魏;宋学唐, 变唐。使不变, 不足以为唐, 亦不足以为宋也。”15283 方东树曾说:“近世有一二庸妄巨子, 未尝至合, 而辄矜求变。其所以为变, 但糅以市井谐诨, 优伶科白, 童孺妇媪浅鄙凡近恶劣之言, 而济之以杂博, 饾饤故事, 荡灭典则, 欺诬后生, 遂令古法全亡, 大雅殄绝。则又不如且求合之, 为犹存古法也。”133 把袁枚、赵翼等称为“庸妄巨子”, 认为他们荡灭典则,
20、 败坏诗道。一般以为, 翁方纲的“肌理”说是对格调和神韵两派的改造, 是“以实救虚”。“实”即其所谓的“肌理”, 涵括“义理”和“文理”两层面13297。“义理”是对诗歌内容的规定, 主要指儒家伦理之学及其思想, “文理”是对诗歌形式的要求, 主要指语言运用, 结构布局等诗歌法则方面的东西。合在一起类似于桐城派义法理论中的“言有物”、“言有序”之说, 故“肌理”说在论诗旨趣上较“性灵”说与方东树为近, 都受当时宋学义理和汉学考据学风之影响。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 把方东树诗论作为“肌理”说的余波, 其根据即在此。翁方纲认为“士生此日, 宜博精经史考订, 而后其诗大醇。” (翁方纲粤东三
21、子诗序16) 在诗歌创作上体现为以考据为诗, 以学问入诗, 具有浓厚的学究气。方东树十分厌恶这种习气, “潜邱言:讲学问经济, 随地可以及物, 诗不中用。此言可以惊心。”150 诗是不可以表学问的, 以学问入诗, 自然不妥。“凡正发议正用事而又冗衍, 无不堕陈腐学究无味钝根者。”122 翁方纲的“肌理”诗正是以考证经史, 爬梳金石文字为特色, 缺少性情, 自然是“陈腐学究无味钝根者”。方东树认为, “君子取人贵恕, 及论学术, 则不得不严。”150 故对其所属的桐城派也颇有批评。他说, “姜坞所论, 极超诣深微, 可谓得三昧真诠, 直与古作者通魂授意;但其所自造, 犹是凡响尘境。惜翁才不逮海峰
22、, 故其奇恣纵横, 锋刃雄健, 皆不能及;而清深谐则, 无客气假象, 能造古人之室, 而得其洁韵真意, 转在海峰之上。海峰能得古人超妙, 但本源不深, 徒恃才敏, 轻心以掉, 速化剽袭, 不免有诗无人;故不能成家开宗, 衣被百世也。”146 他对姚范诗论评价极高, 认为其能得诗之真谛, 对其师亦不避讳, 称其才不如刘大櫆, 刘大櫆虽以才胜, 但诗不及姚鼐。对桐城派东树评论最多的是刘大櫆, 如其云:海峰才自高, 笔势纵横阔大, 取意取境无不雅, 吾乡前后诸贤, 无一能望其项背, 诚不世之才。然其情不能令人感动, 写景不能变易人耳目, 陈意不深而多诐激。此由其本源不深, 意识虚浮, 而其词又习熟滑
23、易, 多袭古人形貌。古人皆甘苦并见, 海峰但有甘而无苦, 由其才高, 亦性情之为也。 (条末抄有“海峰诗文, 深病在太似古人, 能合而不能离。姚姬传先生以此胜之”。) 147方东树肯定刘大櫆诗“笔势纵横阔大, 取意取境无不雅”, 诚然是“不世之才”, 但其诗“太似古人, 能合而不能离”, 只知学古而不能变古, 诗病如此, 也因才高之故。盖因其才高, 为诗无需多深的“本源”即可成就, 可是, 诗是写成了, 自家面目也没有了。诗只出自其“才”而非出自其“本源”, 此为刘诗之病根所在, 他对刘大櫆的批评正是立足其诗歌观念中的“本源”论。三、方东树对“近代”诗学批评的主要特征综上所论, 方东树对上述诗
24、家或诗派的批评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立足师古, 崇雅贬俗、崇真黜伪。在学文途径上, 桐城派是极其重视学习古人的, 他们编选文章选本即是明示学文之道, 方东树亦是如此, 但其如何对待古人又是和诗歌的雅、俗、真、伪联系在一起的, 一般而论, 能合于古, 虽不会失于雅, 却有可能失于伪, 反之, 不合于古, 虽不会失于真, 却有可能失于俗, 只有既合于古, 又不合于古 (即变古) , 才能使诗歌创作做到真、雅兼备。清人论诗较明人圆活, 往往学古和创新并重, 如虞山派钱谦益论诗注重会通, 且能唐、宋兼取, 诗歌创作却有禅典之俗。王士祯论诗学问和性情并重, 但其标举“神韵”, 固为雅音, 却易成伪诗
25、。朱彝尊论诗也是学问和性情并重, 诗歌创作同王士祯一样也易失于伪。沈德潜诗论类同七子, 但其诗歌创作如于古只合不变, 虽雅却不真。袁枚论诗虽唯“性灵”是举, 但也有学古之语, 诗歌创作却蔑弃古法, 虽真却俗。翁方纲倡导“肌理”一说, 以学问入诗, 但缺少性情, 自然不真。至于桐城派, 方东树也只肯定姚范、姚鼐伯侄诗论诗作, 对二祖刘大櫆则多有批评, 因其诗失于伪。在对待古人问题上, 方东树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 (答叶溥求论古文书17) , 但“师古”是为了“变古”, “变古”并不是“弃古”, 即其所谓的“变而不失其正”。由此出发, 他要求诗歌创作要“真”“雅”, 因为“师古”可以保证诗歌的
26、“雅”, “变古”, 可以保证诗歌的“真”, 他对上述诗家的批评, 正是基于既“真”又“雅”这一诗学理想。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概括明清诗学的特点时指出“明清诗学大体上是围绕真伪、正变、雅俗三对范畴展开的。”18上述诸家诗论之争就是企图解决诗歌的真伪、正变、雅俗问题。方东树对上述诗家的批评, 也不离这些范畴。但是, 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 “盖批评是作者理想的标准, 总是比较圆满;至于作者能否达此境界, 那是另一问题。后人以议其作品之弊而攻击其批评的主张, 似也未得事理之平。”19创作不同于批评, 它受作者的才气、学识时代风气等制约, 故要使创作达到与其诗歌理想完全相符的境界几无可能, 诗人创作再
27、怎么高明, 也有其可指摘之处, 而且, 理论之主张往往并不能在诗歌创作中贯彻, 如朱彝尊反对宋诗, 但其后期的诗歌创作却取法于宋人。这种情况在诗歌史上较为普遍。以作品之弊攻其理论之失自然不妥, 但是, 理论自身的不足以及这种批评策略的普遍采用, 必然导致诗学争论不断, 使得学诗者如堕雾障, 非陷于此即堕于彼, 殊不得真。至于真伪、雅俗、变复等诗学问题自无定论。方东树对此极为清醒, 这从他对上述各派的批评可知。二是立足诗歌创作, 强调创作与批评相统一。方东树对“近代”各派的批评主要在诗歌创作, 对其理论的批评并不多, 这是因为他立足的是诗歌创作而不是理论, 他以为创作比理论更重要。方东树认为理论
28、和实践不能统一, 是诗家论诗之主要弊端, 他说:曹子建、孙过庭皆曰:“家有南威之容, 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 然后议于断割。”以此意求之, 如退之、子厚、习之、明允之论文, 杜公之论诗, 殆若孔、孟、曾、思、程、朱之讲道说经, 乃可谓以般若说般若者也矣。其余则不过知解宗徒, 其所自造则未也, 如陆士衡、刘彦和、钟仲伟、司空表圣皆是。既非身有, 则其言或出于揣摩, 不免空华目翳, 往往未谛。若宋以来诗话诸书, 指陈偏隘, 雅俗杂糅, 任意抑扬, 是非倒置, 由己本未深诣精解也。131批评者于诗自身不能深造, 对诗歌创作规律不能熟谙, 论诗只能是“门外一条好汉”, 自然不能触及真谛, 至于“指
29、陈偏隘, 雅俗杂糅, 任意抑扬, 是非倒置”自是难免。他对“近代”诗派的批评同样采取由作品之弊论其理论之失的批评策略, 与其重视创作和批评的统一紧密相关。方东树把诗歌创作能力作为批评者的不可或缺的批评素养, 深知诗艺之真只能来自创作实践, 故批评者创作不能与其理论相配, 其理论只能出于揣摩。诗学理论上蒙昧带来的是诗歌创作不良现状, 他说, 愚观近代人诗文集, 除一二真作家外, 多是伧俗浅陋。或杂乱无章, 或用事下字, 不稳不确;或取境命意, 不切不伦。既无句法, 又无章法。其间有为众所推与称美者, 大抵亦是意词浅近, 习熟雷同, 为凡人意中所能有, 凡人笔下所能到。1222他把当代诗文创作弊端
30、归为三类, 一是伧俗浅陋, 二是杂乱无章, 三是习熟雷同, 分别涉及诗歌的雅俗问题、法则问题、真伪问题。这些问题, 正是“近代”诸家力图解决的, 并提出各自的诗学方案, 但因存在理论上偏颇, 为方东树所不满。他批评近代诸家, “既不能通其辞, 安能通其意。无怪其解古人则乱道, 自造者皆浅道虐俗也。”又说:“近人于用法一事全不讲。如朱彝尊、王阮亭、钱牧翁辈, 皆于此概乎未有所知也。”135 朱彝尊、王阮亭、钱牧翁均为诗学大家, 方东树说其不知诗法, 未免失之武断, 但亦可看出其“论学论文, 好刻酷求真, 语无隐剩”150 之话语风格以及商榷前藻, 发明诗学奥旨, 以期金针度人之心理诉求, 而这正
31、是其著述昭昧詹言的主要动机。参考文献1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 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2陈忠裕.陈忠裕公全集M.嘉庆八年簳山草堂刻本. 3叶燮.己畦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徐世昌.晚晴簃诗汇M.北京:中国书店, 1988:196. 5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1104. 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7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四部丛刊本. 8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9王士祯.带经堂集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
32、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2. 10丁福保.清诗话: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125. 11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179. 12朱彝尊.曝书亭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5. 13刘世南.清诗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4袁枚.随园诗话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15袁枚.袁枚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16翁方纲.复初斋文集集外文M.民国嘉业堂本. 17方东树.考槃集文录M.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18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782. 19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