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专利能否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专利资助政策视角的一个解释 张杰 高德步 夏胤磊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各省份 19852012 年面板数据,从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所蕴含的速度和质量两个视角来实证研究三种类型专利授权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作用效应。主要发现是:总体来看,发明专利对各省份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造成显著 U 型作用效应,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未产生显著的作用效应;以中国各省份出台专利资助政策为界限,发现 1999 年前后不同时期中三种类型专利对各省份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
2、性,且 1999 年后三种类型专利对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并未造成理论预期的促进效应;扣除专利资助政策信息后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对各省份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和经济增长质量造成了显著的促进效应。本文的经验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各省份竞相出台的专利资助政策可能造成专利“泡沫”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专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发生了扭曲效应。关键词： 专利授权量; 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 经济增长质量; 专利资助政策; 作者简介：张杰(1972),男,江苏兴化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电子邮箱:。作者简介：高德步(1955),男,辽宁辽阳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
3、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作者简介：夏胤磊(1993),男,江苏泰兴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5-11-10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专利、专利政策与专利泡沫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对策研究”(批准号 15JJD790035)Do Patents Driv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An Explanation Based on Government Patent Subsidy PolicyZHANG Jie GAO De-bu XIA Yan-lei Institute of Chinas Eco
4、nomic Reform Business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province-level pane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1985 201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three types of grant patent numbers o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al GDP growth ra
5、te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On the whole, innovation patents have a significant U-shape effect on real GDP growth per capita for each province,while utility and design type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By setting the time limits as the introduction of pa
6、tent subsidy policy for each province, we find significantly controversy effects of three types of patents on real GDP growth per capita in each provi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year 1999. In addition, the theoretically predicted promotion effect of patents on real GDP growth is not found after the yea
7、r 1999. Taking patent subsidy policies into account, the patents of innovation and utility have considerably promoting effect on real GDP growth rate per capita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for each provinc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validates such facts to some extent, the patent promotion poli
8、cies compet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may contribute to the occurrence of patent bubble, and even cause the distortion effect on the economic promoting role of patent.Keyword： patent granting quantity; real GDP growth rate per capita;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patent subsidy policy; Received： 20
9、15-11-10一、问题提出创新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一直是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热点1-3 。考虑到专利是作为衡量创新活动产出的核心指标,近年来开始有文献关注专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4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的快速增长,已经引起国内外媒体、学者以及各国政策制定部门的广泛关注5,6 。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现象是,为了响应中央制定的创新追赶战略以及专利推进计划,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均实施了以鼓励专利增长为目标的创新追赶战略,以贯彻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这集中表现为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省级
10、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鼓励本地区以企业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各种政府资金资助扶持政策7,8 。这种背景下,引发国内外媒体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中国各级政府专利资助政策所带来的刺激作用下,是否导致了中国发生了专利的“泡沫”或专利“创新假象”现象?由此,这也必然会引发研究兴趣并激发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情景下,受到政府政策激励推动的中国专利爆炸式增长,能否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相应的促进效应?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中国情景下如果并不存在专利的“泡沫”以及“创新假象”,很显然,中国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必然会推动经济增长。相反,中国情景下倘若专利增长的确存在政策激励的扭曲效应所带来的“泡沫”以及“创新假象”现
11、象,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必然不会导致经济增长。这种情形下,中国专利政策激励型的专利数量增长模式必然就会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各省份当前正在实施的专利资助政策也必然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整和改革。相对于既有文献,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1)与既有文献关注创新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角不同,也与既有文献仅仅关注中国专利增长背后动因的研究视角所不同,本文是从专利视角来研究创新活动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以及其中可能的作用机理。很显然,正如 Hu and Png4 所指出的,专利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一国企业的创新能力。针对中国背景的经验研究也发现,中国情景下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之间存在典型的不对
12、称现象9 。因此,本文另辟蹊径,在知识产权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下,从专利视角来重新审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这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增添了新证据;(2)本文不只是将研究视角停留在专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而是深入探索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资助政策可能对专利数量增长产生的激励效应,分析政策推动的专利“泡沫”现象对专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扭曲效应,进而为全面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追赶战略以及专利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一个以往文献尚未关注的新的研究视角;(3)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依据。本文的经验发现揭示了数量激励型的专利激励
13、政策已经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目标发生偏离的事实,从而提出中国当前的专利激励政策做根本性调整的必要性,也指明了未来中国专利制度可能的改革方向。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专利作为创新产出部分,高质量专利的创造以及专利自身所具有的创新技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运用价值,是专利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4 。然而,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创新竞争压力或者主动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追赶战略,各级政府可能会主动采用各种类型的专利资助政策来促进本国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的增长。这可能对微观层面专利活动、专利质量乃至专利产业运用行为产生一系列突出的扭曲性作用,既可能会导致大量自主创
14、新能力含量不高的低质量专利的产生,也会造成专利产业运用价值以及技术溢出效应的降低,从而造成专利“泡沫”或者专利“创新假象”的发生10 ,进而对专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造成扭曲效应。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依据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以及实地调研所掌握的资料信息,中国各级政府竞相出台的政府资助扶持政策对专利质量以及专利产业运用活动及行为可能会产生如下正负方面的两种作用效应。从促进效应方面看,可能的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1)创新成本降低效应。政府对企业专利申请和获得授权各个环节费用的部分或全额资助,可以降低企业专利申请、获得授权以及维护专利运行的成本,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的成本,
15、从而激发企业加大创新研发的投入,对企业专利质量以及专利产业运用价值的提升形成有益的促进效应。(2)优质企业信号发送机制。假如在政府能够有效甄别企业申请和授权专利质量以及产业运用价值的前提下,能够获得政府专利资助政策的企业,可能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企业拥有相当强度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较高质量的产品生产能力。因此,企业能否获得政府专利资助政策的扶持以及扶持金额的多少,就可以被视做是企业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实力、是否为优质企业的一个有效信息发送机制,这种信号机制就可以缓解乃至消除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以及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产品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以及获得金融机构更多的贷款资金,从而促进企业
16、发展;(3)知识产权缺位弥补机制效应。现阶段中国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执行机制的缺位,这会削弱企业进行专利申请以及获得专利授权的内在动力。政府通过对企业实施各种专利资助扶持政策,实质上起到的是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环境条件的一种弥补机制,激励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专利质量以及专利产业运用价值的提升;(4)政府有效控制效应。从中国专利的申请到授权的逻辑链条看,政府作为对企业申请专利的最后“把关者”和最终“守门人”,负责对企业申请专利质量的审查和核实,从而决定中国企业专利整体质量水平和发展空间。自 1984 年中国第一部专利法颁布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对专利法中专利申请和授
17、权的质量要求进行大幅度的提升与修改,而且国家知识产权局也一直在强化专利审查和核实的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因此,这也会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企业专利质量以及专利产业运用价值的提升;(5)技术溢出效应。政府的专利资助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申请和授权数量的增加,一方面,这可能会通过专利公开的技术创新知识的溢出效应激发更多的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保护期到期后的专利所包含的技术创新知识,会被别的企业加以直接运用或再创新,从而促使整个部门的生产效率以及创新活动的提升;(6)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由于专利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溢出效应以及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能力,政府将有限的财政资金运用到对企业专利活动
18、的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优化和提升政府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相反,从抑制效应方面看,可能的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1)逆向选择效应。在政府和企业对专利真实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中国各级政府实施的专利资助扶持政策对企业专利申请和获得授权各个环节费用的部分或全额资助或奖励,由于可以降低企业专利申请和获得专利授权的交易成本,会诱使企业通过低质量甚至没有价值的专利来主动申请的激励效应,从而导致中国企业的专利质量特别是申请专利质量的整体下降;(2)缓解融资约束信号效应。现阶段,中国普遍存在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和企业发展现实需求的金融抑制现象,从而加剧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约束问
19、题。一方面,企业拥有专利可以作为银行机构对企业发放贷款的有效信号甄别机制11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省份实施了专利的质押贷款政策,并且对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型企业用专利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制定了政府优惠扶持条件。专利作为缓解融资约束的信号机制,在特定的制度扭曲环境下,可能会对企业专利质量造成抑制效应。由于中国国内专利评估机构普遍缺乏权威性,只要企业缴纳一笔费用就会为企业专利进行虚假估值,这就造成不少专利评估机构为迎合自身利益需求而存在专利估值虚高的现象,从而造成专利估值背离了专利真正的市场价值。在普遍存在这种负向激励机制的环境下,企业可能并不会专注于高质量专利的生产与创造,这就会削弱甚至抑制企业提升
20、专利质量的内生动力8 ;(3)企业竞争优势市场信号传递效应。中国不少企业或者研究机构进行专利申请以及获得专利授权的目的只是把专利作为向客户或市场传递企业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信号机制。企业在宣传自身竞争优势时将拥有授权专利数量的多少,作为证明企业竞争实力的信号,而对于专利自身质量的高低以及专利的产业化运用价值并不关注。在政府部分乃至全额资助和补贴企业申请专利以及获得专利授权所需费用的情形下,由于企业并不会承担专利申请和授权环节的相关成本,这就会进一步激励企业通过低质量专利而非高成本的高质量专利的申请和授权,作为传递企业竞争优势市场信号的内在动力;(4)优惠政策攫取效应。中国所制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21、扶持政策中,将企业是否拥有不同等级专利以及专利数量作为重要的认定标准。由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可获得 15%的三年税收减免政策,这可能会极大地诱发企业创造低质量或者不具有产业运用价值专利的行为动机;(5)自我利益满足效应。中国情形下,由于研究机构和高校科研课题的申请与结项、科研人员的职称晋升评定均要求将拥有的专利数量作为重要的评审评测指标,这就可能会激励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研究者只关注专利创造的数量方面,而不会关注专利创造的自主创新内涵、专利质量以及产业运用价值方面,从而造成专利的创造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的以及微观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际需求相脱节,造成专利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扭曲;(6)合谋寻租效
22、应。为了促进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各级政府通过大量实施巨额的各种类型政府创新补贴资金来促进微观部门的创新研发活动。而企业或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专利数量,通常被作为政府机构甄别企业或研究机构创新能力以及政府创新资助项目是否完成或达到既有绩效的重要考核指标。在政府监管机制缺位的情形下,这就容易造成管理政府创新补贴项目的官员和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形成合谋,激励企业或研究机构通过制造低质量乃至虚假专利套取政府创新补贴资金,达到相关官员的寻租或腐败目的。事实上,本文发现,中国企业授权专利中高达27.6%的发明专利以及 30.9%的实用新型专利的非正常放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说明了上面诸多现象的存在。以上的对比分
23、析表明,在中国的专利激励政策如果能够促进高质量专利的产生以及提升专利产业运用价值的情形下,显然,专利的快速增长就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反,如果在中国可能存在专利激励政策所导致的专利“泡沫”的情形下,这就会导致伴随专利数量快速增长的是低质量专利以及较低产业运用价值专利的产生,从而在中国背景下扭曲专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对以上的对比分析加以归纳,便可得到本文以下两个相互对立的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假设 1:中国情形下,政府专利资助政策刺激了专利数量的增长,如果政府专利资助政策没有导致大量的低质量专利或缺乏产业运用价值专利的产生,专利作为创新产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数量的快速增长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
24、长。假设 2:中国情形下,政府专利资助政策若是负向激励了大量低质量专利或缺乏产业运用价值专利的产生,造成专利“泡沫”现象的发生,最终可能会导致专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发生扭曲。三、计量模型与研究策略1.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基于 Barro and Sala-i-Martin12 以及 Islam13 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与陆铭和陈钊14 、刘勇政和冯海波15 以及郑世林等16 的实证研究思路类似的是,本文将采用一个基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实证模型,在此基础上,增加中国各省份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类专利的授权数量作为解释变量。这个模型的基本形式可写为:其中,growth it表示省份
25、 i 在年份 t 的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本文以 1984 年作为基期,使用中国各省份的 GDP 平减指数计算各省份的真实 GDP,再除以各省份就业人数,得到各省份人均真实 GDP,最终计算得出各省份的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1)式的右边是一系列解释变量。依据既有的研究15,16 ,中国各省份的人均真实 GDP 增长具有延续的动态效应,在解释变量中,纳入各省份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的滞后一期变量。以上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各省份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专利的授权存量数量,分别记为 innovationit、utility it和 desig
26、nit。正如 Lederman and Saenz17 所指出的,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创新能力处于模仿和学习过程之中,专利可能更能体现创新活动的价值。考虑到中国情景下这三种类型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在(1)式中纳入了三种类型专利变量的可能的多项式形式,多项式的具体形式由各项检验加以确定。这里采用三种类型专利的授权量而非申请量作为反映中国各省份专利存量数量,原因在于:由于中国情景下专利申请活动中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虚假专利和不合格专利,而且专利申请受到中国专利促进政策的激励效应,可能出现专利的“创新假象”,因此,专利申请数量未必能真正反映地区的创新能力。相反,专利授权数量可
27、以避免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不同省份地区的创新能力差异。本文使用的专利数据均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数据库。(1)式中根据已有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既有文献的传统做法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资本增长率(capital)、劳动增长率(labor)、经济开放度(open)以及政府消费支出(govern)。其中,capital 和 labor 分别由各省份的新增固定投资增长率和年底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来衡量;open 由各省份的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很显然,经济开放度是影响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差异性的重要因素;govern 变量则由政府消费性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表示,中
28、国情景下政府消费支出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以及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在具体计算 govern 变量时,本文遵循陆铭和陈钊14 的做法,扣除了科教文卫这类具有较强公共品性质的支出。 it是随机扰动项。以上计算各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其中,在 19852012 年的研究中,四川和重庆的相关数据以各自的GDP 作为权重进行了加总合并;而在 19992012 年的研究中,四川和重庆数据则分开估算,力求保持样本信息的完整性。2. 估计方法要得到(1)式的一致性估计结果,需要不断
29、放松随机误差项 it的假设。首先假设(1)式中随机误差项 it服从独立同分布,此时,可以考虑利用传统的静态的面板数据模型方法来估计(1)式。然而,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状态均具有动态延续性特性;另一方面,特定时期的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当前的经济增速的冲击性影响,也会对后几期的经济增速造成冲击性影响,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需要在构造动态面板数据的结构下展开。不过,动态面板数据带来的问题是将滞后因变量作为自变量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这导致一般的适用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或随机效应计量模型难以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运用 Arellano and
30、 Bond18 、Arellano and Bover19 以及 Blundell and Bond20 提出的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作为估计的计量手段。此外,针对(1)式,还需要高度关注可能存在的两种类型的内生性问题:一是遗漏重要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专利变量和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可能由于逆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前一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在(1)式中控制了各省份的 growth、capital、labor、open 以及 govern 等一系列重要影响变量,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并不严重。对于后一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专利增长可能是由于
31、各省份出台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造成的现实情况,这种情形下,中国各省份的专利变化信息具有政策驱动的外生特征;另一方面,正如上述分析,特别是考虑到专利对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本身就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效应的客观事实,本文采取上述的两步系统 GMM 估计方法,通过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多重滞后项作为相互的工具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而且,对于控制变量中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的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经济开放度以及政府消费支出变量,本文在两步系统 GMM 的估计过程中采取内生变量的形式加以处理。四、实证结果与分析1. 专利对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的影响效应表 1 报告了中国各省份
32、的三种类型专利授权量对地区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影响的检验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假定三种类型专利授权量变量均是遵循二次多项式的形式,模型 3 和模型 4 报告了三种类型专利授权量变量的具体有效形式的回归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3 列示的是采用固定效应(FE)的静态面板数据方法的估计结果,而模型 2 和模型 4 列示的是采用两步系统 GMM 的动态面板数据方法的估计结果。对比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本质性变化。有意义的发现是,innovation 对 growth 的作用效应呈现显著 U 型关系,这说明,中国情景下发明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速的
33、作用效应似乎存在“门槛”效应,当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低于某一个数值,即创新能力低于某一个门槛时,发明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速产生的是抑制作用。这可能反映出两种作用机制:一种可能的作用机制是,在中国某些地区的经济处于起飞阶段且发明专利数量较少的情形下,发明专利的创造所占用的资本资源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大于其带来的正面效应,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效应。当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超过某一个数值时,其带来的正面效应大于占用资本资源可能的负面效应,发明专利才可以对地区经济增速产生促进作用;另一种可能的作用机制是,由于发明专利存在显著的专利“泡沫”现象,导致了这种 U 型关系的产生。在发明专利存在一定程度
34、专利“泡沫”的情形下,少量低质量或不具有产业运用价值的发明专利不仅不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相反还会造成资源错配,阻碍经济增长。只有专利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专利“泡沫”造成的这种资源错配效应才会被弱化与掩盖,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发现是,utility 和 design 对growth 均未产生显著的作用效应,这表明,中国情景下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的快速增长,并没有成为推动中国 GDP 增长的力量。这样的估计结果似乎说明,由于中国情景下微观主体获得发明专利的成本和创新能力要高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类型专利,因此,实用新型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层面可能存在更为突出的专利“泡沫”现象,这就更容易造
35、成实用新型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的扭曲性。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值得关注的发现是,capital 对 growth 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与既有研究的理论预期相符合,也与中国投资促进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现实情况相符合。labor 对 growth 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也与既有理论的预期相符合,表明劳动力增长是推动中国 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open 并未对growth 产生显著的作用效应,这个结果与刘勇政和冯海波15的经验结果相一致,表明经济开放度并未成为促进中国 GDP 增长的直接动力。govern 对 growth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与陆铭和陈钊14的经验结果有所不同,可能
36、与本文样本时期比陆铭和陈钊文章使用的样本数据时间跨期更长的差异性有关,说明中国庞大规模的政府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表 1 专利对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影响的检验结果 下载原表 2. 中国专利促进政策实施前后不同时期的影响效应分析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为了应对中国加入 WTO 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贯彻中国的创新追赶战略,自 1999 年上海首次出台专利资助政策以来,中国各省份纷纷出台各种类型的专利资助和奖励政策,着重鼓励本地区专利授权数量的增长,以此来激励本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这样的重要事实给了本文的研究工作一个重要提醒:需要考虑不同时期三种类型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速的影响效应是否
37、存在差异,从而检查在中国情景下各省份竞相出台的专利资助政策是否对专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造成了扭曲效应。表 2 汇报了以上海市开始出台专利资助奖励政策的1999 年为界限,在前后时期内,中国各省份的三种类型专利授权量对地区经济增速影响的检验结果。模型 5 和模型 6 的估计结果显示,19851998 年,innovation 对 growth 的作用效应呈现显著的 U 型关系,utility 对 growth 的作用效应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design 对 growth 也呈现显著的 U 型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模型 7 和模型 8 的估计结果显示,19992012 年,inno
38、vation 对 growth 的作用效应呈现显著倒 U 型关系,utility 对 growth 的作用效应呈现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而 design 对 growth 造成显著正向促进效应。针对以上存在显著差异性的检验结果,本文的解释是:在中国各省份没有实施专利促进政策的 19851998 年样本期中,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对地区经济增速之间 U 型作用关系可能说明,中国情景下,只有当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量积累到一定的门槛数量后,其内涵的创新推动力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才具备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功能,从而促进地区 GDP 增长。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直接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速的基本
39、事实说明,中国作为创新和技术引进、模仿和吸收的发展中国家,介于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之间的实用新型层次专利可能更适合中国创新能力的发挥。相反,在中国各省份积极实施专利促进政策的 19992012 年样本期中,发明、实用新型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速的作用效应则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具体看,发明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速造成显著倒 U 型效应的原因可能是,当发明专利数量超过某一特定“门槛”后,发明专利数量越多的省份中专利泡沫的成分可能越大,其对地区经济增速可能产生了抑制效应。实用新型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速造成显著负向作用效应的事实就表明,中国情景下实用新型专利层面可能存在突出的专利“泡沫”现象,导致了这种
40、负面抑制效应的发生。而外观设计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速造成显著正向作用效应的事实则表明,中国在外观设计专利层面的专利泡沫可能并不突出,相对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所内涵的自主创新能力可能处于相对较低层次。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专利资助政策、创新补贴政策以及研究人员的项目和职称评审评定过程中,外观设计专利往往并不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事实上,中国部分省份针对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和授权虽然也出台相应的扶持与奖励政策,但是,其扶持与资助强度和范围往往要小于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专利。而且,多数省份针对外观设计专利的扶持政策力度和范围一直有所弱化,某些发达省份的政府甚至已经取消了针对外观设计专利的扶持和资
41、助政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给出的一个初步猜想是,在 19851998 年和 19992012 年的不同样本组中,三种类型专利授权量对经济增速的作用效应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的显著差异性,很可能与1999 年后中国各省份普遍实施的专利促进政策对专利质量以及产业运用价值造成的扭曲效应密切相关。表 2 不同时期专利对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影响的检验结果 下载原表 值得注意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是,19851998 年,capital、labor 和 open 对growth 均造成了显著的促进效应,而 govern 对 growth 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19992012 年,capital 和 gover
42、n 均对 growth 造成了显著的促进效应,而labor 和 open 并未对 growth 造成了显著的作用效应。对比以上检验结果可以说明,在不同发展阶段,维持中国 GDP 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19851998 年驱动 GDP 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经济开放度三个因素,19992012 年驱动 GDP 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资本增长率和政府消费支出两个因素,而经济开放度和劳动增长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衰减与消失。3. 专利政策实施期内专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这里要建立的逻辑是,1999 年之后,如果中国各省份的专利促进政策对三种类型专利和地区 G
43、DP 增长速度之间关系造成了扭曲效应,那么,这种扭曲效应可能会愈加体现在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作用效应方面。如果存在专利资助政策所导致的专利“泡沫”现象,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可能并不会产生促进效应,甚至可能会产生抑制效应。为了验证以上的逻辑推理,下面着重分析 1999年之后中国各省份的三种类型专利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作用效应。类似地,依据既有的研究文献以及经济增长理论,本文把检验中国各省份三种类型专利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应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其中,quality it表示各省份 i 在年份 t 的经济增长质量,采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 年)21 中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该报告汇总了 20002010 年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排名,其质量指数由环境资源成本、福利收入效应、增长结构、增长的效率、增长的稳定性、国民经济素质六个方面的信息加总而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不同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性。在(2)式的控制变量集 Z 中,与(1)式中的控制变量略有不同,这里添加了人力资本变量(human),正如陆铭和陈钊14 所指出的,文献中常常用滞后的入学率作为中国
